走出永夜的房间？ ｜ 1919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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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过去东西方推崇过的思想在他们的脑海中挤压激荡。他们对于这些庞大的思想体系并没有深刻研究，但对于所信仰的却具有无比热忱，就像一个人从一间永夜的房间走到阳光之下，发现每一样东西都很新奇。
在这些年中，中国经历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彻底的改变。那个时期兴起的潮流依然是主流；而那时提出的问题依然有待思考和解决。
1919年，那场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独一无二地位的抗议游行本计划在5月7日举行，但情况太紧急了，游行最终在5月4日爆发。这既是中国知识分子首次觉察到有必要彻底改革中国文明，也显示了中国人对民族独立和个人人权观念的迅速觉醒，“它通过从思想和行动方面团结群众的方法，加速了中国循着‘民族国家’制度形态而达到统一”。
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任总统的中华民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其接受“对华二十一条要求”，这一系列条约表面上是日本“愿承担与中国合作防止中国内乱及外国侵略的责任”，希望中国在“国防方面给予日本以特别的便利，或者保护日本的特殊权益”，但实际上是要求中国移交部分如领土、贸易等主权。
交涉之后，北洋政府对外宣布接受其中部分要求，袁世凯称此为“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并书密谕，要各省文武长官勿忘签约的5月9日为国耻日。
1919年初，为商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问题，胜利的协约国集团召开巴黎和会，同样作为战胜国的中华民国代表团要求取消日本强迫中国承认的“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但提案被否决。虽然中华民国代表团没有在合约上签字，但这一惨败的消息在四月底传到北京，衔接上四年前因“二十一条”而引起的愤怒情绪，社会各界，包括学生社团、学会等团体纷纷召开会议，决定在5月7日举行民众示威大游行。
当年5月1日至3日，从巴黎传来的消息和关于外交的报道一再激起民怒——提案难于被接受是因为“卖国贼”同意换文的阴谋、政府将更换掉原本态度强硬的代表……爱国学生团体、商会和其他社会、政治团体更加紧密联系，寄望于向政府施压，要求山东问题得到合理解决，否则拒绝签字。
巨大的公众舆论压力之下，政府却用严厉的措施镇压骚动，民众更加愤慨，一些人认为有必要把已经准备好的游行提前。5月3日，最活跃的一群学生在国立北京大学贴出通告，召集所有北京大专学校学生代表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当晚1000多人参加会议，于11点通过一项决议——将原定于7日举行的群众大会提前至当晚次日，以抗议政府的外交政策。
5月4日，学生们开始游行。游行前期，“队伍给北京的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观众静静地站在街上，认真倾听学生呼喊的口号，热泪盈眶。许多西方旁观者向学生们喝彩、脱帽，或是摆动帽子以示支持。……甚至连政府派来巡逻的警察和密探都没发现学生方面有任何蓄意使用暴力的征兆”。
但到了游行后期，队伍行至东交民巷，因为事先与美国公使馆有过沟通，顺利通过了美兵营和美使馆，但因为当时是周日，一些国家的公使馆公使不在，学生们无法获得行经东交民巷游行示威的许可，加之警察和军队已经包围东交民巷的入口，并试图强迫学生退后，“在这种双重失望和压力之下，学生队伍——现在也有其他民众加入了——变得懊恼和愤怒。他们发现，现在国家还没有亡掉，自己的国土已不能通行，而且自己的政府还要来阻碍；将来亡国，更何堪设想？”
在呼声之中，队伍转向外交部，去曹汝霖的住所，五名学生跃上围墙，跳进了曹宅，当着被吓住的警卫的面，搬开堵门的石头和木块，把前门打开，大批学生涌进曹宅。最后少数激进学生走进车库，捣毁汽车，取了几桶汽油，放火烧了曹宅。
当天共有32名学生被羁押到警察厅，学生被捕以后，东交民巷周边戒严，救火队赶往曹宅，学生放火烧卖国贼房子的事迅速成为市井谈资。
“五四”事件以后，学生们立刻开始组织全国新式知识分子支持他们的运动，同时用宣传、集会和游行示威等方式，赢得普通大众的同情，开始与不识字的人群建立了更近的关系，并且争取到了新兴工商业者和都市工人的支持。“因此学生的新思想以不可思议的广度传遍了全国各大都市，而古旧的文明体系也开始崩塌，新社会政治的发展也开始加速。”
在周策纵看来，这不仅是一场学生运动，背后还有新式知识分子，如教授、教师、作家等积极提出各种主张，以支持学生。这场游行示威“可以说是这些新式知识分子领袖倡导的必然结果”。
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知识分子首先在社会学意义上开始逐步走向“边缘化”，成为一个“自由漂浮”的社会阶层。但至“五四”，知识分子又爆发出了强大的影响力。在这期间，中国大地上经历了新政、割让、革命、战乱、复辟……一些知识分子远赴重洋，电报、邮船通往世界，各种思潮自四方陆续涌入，碰撞着旧传统中的文化。旧文学渐渐让位于新文学，人道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新思想猛烈冲击着旧思想，自由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功利主义……
欧阳哲生提出现代性的确认是伴随着新思想的解放才完成的，这也与儒家传统的分化、颠覆分不开。他把那视为一个“主义”奔放的时代，主义制度就像行船的方向，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方向和努力缺一不可。“五四”时候，知识分子开始寻求各种主义，因为主义是儒家伦理的替代物，在世俗化的知识分子群体里，寻求一种新的思潮成为主流，所以各种主义应运而生。“主义”成为引导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主潮，政党组织与主义结合，组织的社会化成为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升级的特征。各个政党都和主义结合。
周策纵认为，虽然新式知识分子在过去的反抗中增强了团结，但是很难找到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积极理论。直到1917年之后，“似乎有一个原则大致上逐渐被默认为他们的行动准则，即通过重新估价中国的传统和介绍西方的思想观念，以创造一个新社会和新文化。事实上‘五四’时期在中国历史中，被认为是‘重估一切价值’的时代，这正契合了这个时期本身所倡导的精神”。
在宋宏看来，大体在1920年之前，至少在《新青年》同人或北大新派知识分子之间，尽管内部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分歧与纷争，但基于相同的启蒙立场，仍能保持联合的姿态以张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
但争鸣也带来淆惑，周策纵还说：“其实当时北京学生群体的思想和活动都很复杂。所有过去东西方推崇过的思想在他们的脑海中挤压激荡。他们对于这些庞大的思想体系并没有深刻研究，但对于所信仰的却具有无比热忱，就像一个人从一间永夜的房间走到阳光之下，发现每一样东西都很新奇。”
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开始建制，知识分子们有了一个独立于官方势力的空间，其学术研究、思想创发和社会影响力的施展也有更自由的环境。彼时成立学社、社团的浪潮迭起，通过结社的方式，知识分子之间的交往和联系大为增加，“突破了以往基于私友性质的交往方式，师生的参与热情被动员起来，整个校园变得空前活跃”。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新闻及公共舆论事业迅速发展，周策纵比较其前后的报纸杂志，说：“后来的报纸杂志无论在制作技术还是在思想内容上都有了巨大的改进。这类出版物数量的增长更是史无前例的。其受众数目也在激增，政府和公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新闻。”
普及教育开始扩展，学校越来越多的讲授现代知识，工业培训开始和新兴的民族工业建立起更为密切的联系，社会科学和新的史学编纂法得到迅速发展，现代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开始在中国生根。
社会变革也随之发生，传统的家族制度逐渐衰微，青年们竭力强调他们在社会中的独立人格和权利，女性也开始从传统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事实上，这场运动发起并推进了一场‘家庭革命’。”
孟子曾把中国历史上的大乱比作洪水猛兽，蔡元培借以用之，将新思潮也形容为洪水，如果可以疏浚河道，阻挡物被冲走了，洪水的冲击力量就可以被控制，用于灌溉，让人民受益。而猛兽则被他用来比喻军阀，“有人能把猛兽驯服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
但另一方面，彼时的争鸣似乎却正受益于这种“混乱”，当时的中国已是南北对峙，军事和政治派系之间尚处于一种相互制衡的状态。自段祺瑞政府的地位因为“五四”而受损害之后，不久便被其他势力更大的军阀力量所取代，“知识分子却从此再也无法寻得那样有利的客观环境了”。
1959年，周策纵写完《五四运动史》，在结论处写道：“五四运动已经过去40年了。在这些年中，中国经历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彻底的改变。那个时期兴起的潮流依然是主流；而那时提出的问题依然有待思考和解决。”1995年，该书再版，他在序言中补充道：“‘五四’有点像可以再充电的电池，即使时代变了，它还有可能有它无比的感召力。”
参考资料：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M〕．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后浪，2016．
黄纪莲 编．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M〕．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唐德剛．袁氏當國〔M〕．遠流出版公司，2002．
李洁．1912-1928：文武北洋〔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许纪霖 等著〔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