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年里，很多人依然热衷于用“社畜”调侃自己。身处“全员加速”的社会，从风雨无阻的外卖小哥、日夜不休的电视民工，到以车为家的卡车司机、常态加班的打卡白领，每个人似乎都被紧紧裹在以工作和劳动织成的大网之中，逃无可逃。2019年上半年，马云关于996的激情言论刺痛了大众的神经，“996.ICU”的讨论也如火如荼。133年前，美国工人力争的八小时工作制影响了全世界。可一步一步，技术越来越发达，我们却没有迎来“有钱有闲”的理想时代，反而看到“过劳死”从一线劳工向白领阶层蔓延，“亚健康”成为工作族的常态。（我们如何一步步走向了“996”？）因此，当一个人发出了抗争的声音，这个场域立刻充满抗争的声音。在赵旭东看来，一场有关于人的劳动与生命价值的颠覆性的社会运动正在当下的中国乃至于整个世界发生，而在此过程之中，一种旧有的生产和劳动价值也必然会被一种新的价值逐渐替代。（马云的“刚性建议”为何被怼？一场劳动价值的文化转型）马云或许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众矢之的，而仍然想要抗争的“社畜”们或许从群情激昂中也看到了星星之火。
曾被捧上神坛的共享经济再一次被摔在地上。越来越多的劳动人口涌入共享经济行业，但缺位的法律规范和劳动保障使得伤害一旦发生，平台企业就轻易把风险外包给劳工个人甚至社会大众。接连倒下的共享单车、被迫下线的顺风车……“在不断增长的就业人口和‘我国共享经济将保持年均30%以上的增长速度’背后，逐渐显现出的却是不断增高并且转嫁给全民的风险。”章罗储林如是说。（风险增高、责任不明，“共享经济”会变成“共享惨剧”吗？）这一年，外卖小哥不断出现在热搜头条，有令人称赞的，也有令人心痛的。2019年庆祝中国国庆的群众游行中，14名身着制服的外卖骑手出现在“当家作主”方阵中。最初，相比于被固定在流水线上劳动，外卖配送被看做是更自由的工作。其实不然，许辉在解读外卖骑手的工作模式时指出，在算法支配的模式下，骑手的自主性被剥夺，也失去了对时间的控制，无奈陷入了布洛维所说的“赶工游戏”。（送外卖是一个“自由”的工作吗？）而在这样的“赶工游戏”中，八月的台风天，一名外卖小哥冒雨送外卖，涉水行驶时不慎触电身亡。
▲ 在大雪中送餐的外卖员。 © 摄图网
他不是第一个倒在路上的，而全网悲痛后，平台为了效益最大化依然会超量分配订单，顾客依然会在等待中按下“催单”的按钮，会在骑手迟到、餐品洒漏时给出差评。顾客评分机制的初衷或许是督促骑手提升服务品质，但某些情况下，它成了顾客的议价筹码，也成了压死骑手的最后一根稻草。频发的骑手伤人事件不断警示着我们，善恶之间仍有大量的灰色空间，而仅仅指责人性的恶并不能驱散阴霾。透过田野研究，沈锦浩解释道，骑手伤人事件背后反映了一个共同的本质——外卖平台将其与骑手关于报酬分配的矛盾转化为顾客与骑手关于服务体验的矛盾。原有的劳资矛盾转化为劳客矛盾，想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指责骑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给外卖差评会有什么结果？｜ 来自田野研究的观察与思考）在10月，一个长期被忽略的群体——卡车司机——也以一种惨痛的方式突然进入我们的视野。因为货车超载，江苏无锡一座高约5米的桥梁发生侧翻，事故造成3人遇难，2人受伤。看过视频监控的网友都唏嘘不已，指责司机枉顾生命、超载运输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也有不少人义愤填膺，要求加大惩处力度，甚至应该将“超载”入刑。可冷静下来，深入了解现状下的货运体制后，就会发现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不解决背后结构性的难题，不解决司机“不得不超”的难题，只是简单粗暴地将问题丢给更厉害的惩罚，无疑是在推卸责任。（“无锡垮桥”事件之后，将“超载”入刑就有用吗？）根据2018年发布的《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No.1》，当今中国约有3000万名卡车司机奔波在路上。他们常年穿梭在各大高速中，进入城市有着严格的时间和路段限制。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并没有很强的存在感，但小到我们手中的一个快递，大到我们驾驶的汽车，背后的运输链上都有他们的身影。常年以车为家，除了身体上的病痛，社会认同的缺失也是他们的痛楚。沈原认为这背后代表着一种“得到承认的诉求”，而“作为一个稳定的、和谐的社会秩序，在一定意义上是由相互得到承认的社会群体构造出来的。”（卡车司机的“自组织”，嫂子和微信起了关键作用）在愈发激烈的有关“过劳”、“社畜”的讨论中，常被冠以“光鲜亮丽”之名的演员、明星也未能幸免。2019年11月27日凌晨，演员高以翔在录制节目过程中猝死，舆论哗然。电视行业或娱乐圈的“二八定律”再一次登顶舆论议程，然而，正如吴畅畅所言，“当前网络舆论的悖论就在于，它仅仅停留在言语的层面，而无法上升、或者说落实在行动的层面。”而在资源匮乏，“僧多粥少”的现实中，除了在聚光灯下能被大家看到的明星，更多的是同样受迫却不被看见的导演、摄像、场记等其他工作人员，他们都“主动自觉地显示出一种‘歇斯底里症’：超负荷劳作，积极性过剩。”（演员高以翔猝死，“加速社会”中人人皆社畜？）
▲ 《追我吧》是浙江卫视推出的一档都市夜景追跑竞技秀节目，节目设置的环节很有难度。在录制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参与节目的嘉宾需要全程奔跑，对人的体力及耐力有较高要求。 © 《追我吧》
过去的一年中，劳工议题的场域里，性别议题依然不容忽视。职场中，除了贩卖劳动力，我们有时也被迫“贩卖”身体的某一个部分，而这当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尤为明显。2019年1月24日，日本演员、自由撰稿人石川优美推动发起“#KuToo”运动，捍卫女性工作中不穿高跟鞋的自由，要求政府禁止公司把高跟鞋纳入职员着装规范。（高跟鞋穿给谁看？｜ 职场着装背后的劳动权益与性别政治）除了更严苛的外表规范，长期以来，女性的劳动也很容易被习惯性地低估。2019年发布的《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No.2》中，研究者专门研究了更常被忽视的群体——“卡嫂”，发现她们有着相同又特殊的处境——被隐性的劳动、被规训的身体。（到底谁在“养家”？｜ 被隐形的照顾劳动）当然不止于货运行业，在很多行业中，女性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性别的桎梏。以上是南都观察过去在劳动、劳工领域的部分观察和反思，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人生有大半的时间在工作，甚至几乎全部的人生都在加速奔跑，由于惯性，提速后就很难停下。不过，低头看自己的步伐，抬头看更多人的遭遇，始终值得且必要。新的一年，南都观察将继续关注劳动、劳工领域中出现的压迫和争议，看见、理解，并且试着做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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