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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喝的水安全吗? | 他们把污染信息写成明信片寄给市长

南都观察 南都观察家 2020-08-25

全文4100余字,读完约需8分钟

“有时候职能部门也会邀请我们去治理后的区域回访,他们也希望我们能向公众说明这些问题被解决了。”王慧鹏说。清蓝环保将这种回访、反馈当作一种工作机制,既出于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也是自身的一个记录——不仅机构可以继续向公众汇报进展,参与调研的志愿者也乐意将亲身参与的改变传递给更多人。这样也许就能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创造更多的改变。


▌到取水口的上游去


孙水河流过娄底城区的南部,拐出一个小小的弯,抱着近300亩的孙水公园。公园东侧的两栋平房被围墙围住,管理着娄底市第一水厂取水口,供应约5万人的日常用水。更东侧是一架双向六车道的宽阔高桥。站在取水厂紧闭的铁门前,颜芳南举着喇叭问:“这个水源地的环境问题是什么?”铁门旁边立了一个牌子,写着“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


“有个高架桥!”同行的志愿者回答。几位组织者来自娄底市环保志愿者协会,借着名为“上游一公里”的活动,他们带领来自湖南其他地区的三十余名“河流守望者”一起,巡护一段水源地附近的河流。


“这座桥在我们取水口的下游,离取水口只有83米。但是相关条例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里出现这样的桥梁跨越。而这是一架很重要的桥,连接整个城南片区,一些危化品运输曾经也会经过这座桥。”颜芳南边走边对着喇叭说。


环境保护部于2018年发布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中,将河流型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的划分范围确定为“取水口上游不小于1000m,下游不小于100m范围内的河道水域”,这一标准与2007年的版本中表述相同。湖南省则于2018年开始施行《湖南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其中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划定前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2013年3月,这架位于娄星南路的孙水河大桥开始动工,总投资近8000万元,最终在24个月的合同期内实现全桥贯通,如今却成为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的“无关建设项目”。


“自来水厂的建设先于高架桥,当时在规划桥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取水口的问题,所以现在要把取水口移走。”颜芳南说。如今取水口将迁至更上游几百米的地方,他带领着队伍继续去上游。


为了防止居民下河破坏水源地,河道边拉起了一道漆绿的铁网,高约1.7米 ,间断留了几扇门,方便工作人员到河边监测水质、清理垃圾。门边挂着蓝底白字的告示牌,“饮用水源地保护区,禁止游泳、垂钓、种菜”。但门开着,三个志愿者钻进门,下到河岸,看到零散的垃圾。辣条包装袋、卫生纸、生日红包……“谁再下来搞一下,这里还是有河滩垃圾。”其中一位说。

▲ 志愿者在水源地附近清理河滩垃圾。© 南都观察


没有垃圾袋,他们徒手捡起尽量多的垃圾,扔进了步道旁的垃圾桶里。路边立着几个宣传牌,上面印着“水污染防治法”的条例,颜芳南带领众人分别朗读了一遍,捡了一些路边的垃圾,又走了600多米,到了上游的一处水坝旁。“如果带青少年活动的话,我们会带领他们做一些和水相关的小游戏和水质测试,相互分享,把这里作为活动的结束点。”合影之后,一次“指导版”的“上游一公里”结束了。



▌从取水口到水龙头,完成一次“水拼图”


类似的活动,王慧鹏在株洲带了三年,他来自株洲市清蓝环保志愿者协会(以下简称“清蓝环保”),一般在周末、暑假带领市民到临近的水源地,沿河一边徒步一边观察,取水并做简单的污染测试,如果发现有排污或者水质有异样,便会举报给当地环保部门或市长热线。参与者中很多是亲子结伴,孩子们有时候会把自己的观察和感受写成明信片寄给市长,也得到过市长的书面回复。王慧鹏觉得这是一套有顺序、有逻辑的整体流程,在参与过程中,市民们能自然地将自家的水龙头和水源地的水质联系起来。


集合之后,他和同事会先介绍一些水源地的知识,从法律法规到划分标准、水质要求,并在行走的过程中和市民们一起观察,记录下可能出现的河流垃圾、排污口等现象,还会在不同河段取一些河水样本,简单测试之后记录下河水的氨氮、溶解氧等数据。他们还会介绍水源地的河水如何一步步进入自来水厂、净化、最终流入每个人的家里。“自来水拼图”渐渐完整,过去不易被感知的水环境变成了每个参与者在乎的问题。


有最新的观察记录,有不同水质的对比,还有小孩子们一笔一画认真填写的明信片,水环境不仅和市民们更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也顺畅地传递到了政府管理部门。“这是一种更柔和的方法。清蓝环保曾经只是直接把日常发现的环境问题举报给管理部门,发出一个文件,再从官方收到回函,但组织更多市民参与之后,“市民们的参与感也增强了。

▲ 2018年7月,清蓝环保带领公众探访水源地,图为志愿者向公众讲解水源地保护的相关知识。© 清蓝环保


2018年夏天,王慧鹏在日常巡河时发现了两处生活污水的直排口,就在渌口水厂下游的二级保护区的范围内。他将现场照片和数据一起整理成书面的报告文件,邮寄给当地的环保部门和人民政府,后来收到官方回复,回复称正在制定整改方案。但到了2019年春节后,他回到那处水源地,发现直排口依然在排放生活污水,并未被完全整改。


清蓝环保渐渐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活动流程,又有专业的环境知识,一些“班级家委会”会主动联系过来,开展环保主题的班级活动。到了六一儿童节,渌口区一所小学的20多个家庭和清蓝环保一起到了污水直排口附近,测了上游和排污口附近的水质,发现排污口附近河水的氨氮和溶解氧都属异常,氨氮值超过了试剂的检测量程。孩子们分别写了明信片,一起放在新一版的报告文件里,清蓝环保再次邮寄给了辖区主管环保的副区长处。



▌“财政根本支撑不了”


因为各种现实原因,并不是每个发现的环境问题都能被快速解决,可能涉及到巨额的财政投入,以及生活区、工业区各种基础设施的重新设计、建设。“过去没有(在环保领域)进入得这么深,有时候会觉得(一些回复)是在忽悠我们。但我们现在基本上能识别出对方是在忽悠,还是真实的有客观的原因。”王慧鹏说。


2017年,清蓝环保在一处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发现了两个排污口(实际上是一根排污管道,但有两个排污口),随即发文公开了这一情况,文章后来被环保部门的官网转载,最终当地政府投入五百余万元才将整治好。一些基础设施在早期建设时没有雨污分流等设计,历史的账单到现在才慢慢显露铺展开,更多的建筑叠加其上,时间仿佛索取着高昂的利息,治理的代价成倍增长。清蓝环保做了估算,如果按照这种投入去解决当地所有已经产生的雨污分流不完善现象,“财政根本支撑不了”。


也是因为雨污分流的历史账,污水管道的输送容量有限,污水平时尚能进处理厂,若遇暴雨,为了防止城市内涝,污水闸门也会被打开,污水“被迫”直排入河。王慧鹏以前不知道这个原因,就觉得职能部门是在趁着下雨天偷排污水,以减少污水处理厂的压力和成本。但相互之间的交往越多,获取的信息也越多,过去因为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一些对抗也变成了相互理解。“但如果是晴天,或者雨下得很小,那就肯定是不正常的。”


株洲属于工业城市,在近年的环保治理中,一些污染企业被关停,但其造成的污染依然存在。同样的现象在娄底也有,煤矿被关停之后缺乏对地下水隔离设施的维护,地下水涌出,连同矿层的重金属等矿物,污染了地表水。管理部门会优先解决紧急事务,如果因为处理资金欠缺、财政有限、事态不紧急等原因,一些污染暂时无法处理,管理部门在收到举报之后也会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回复部分信息。“我们(环保组织和公众)发现了问题,你们(职能部门)去解决,实际上这是一个很良性的东西,起码就不会产生什么冲突,觉得是找麻烦。”王慧鹏说。


但一定要“回访”,回到污染的发生地,去看到底解决了没有。举报之后,治理的任务会下达到基层部门,整改之后再汇报给上级,因为执行效率、不在现场等原因,最终回复的信息不一定准确,一些措辞上的表达也可以有多种理解。如果没有解决,就要再继续跟进,“不能不了了之”。

▲ 2018年4月,清蓝环保在株洲县自来水厂饮用水源保护区内发现生活垃圾堆放,“在二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发现三处生活排污口,有一处氨氮超标大于1.5毫克每升,疑似是附近公厕流出的”。© 清蓝环保


▌成立一个专业的志愿者协会


虽然要深入现场,但第一步还是要“桌面调研”。在“湖南河流守望者2019年会”上,王慧鹏代表清蓝环保分享了他们在株洲的行动经验,最先强调的就是准备工作。从省级公布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标准(每个水源地的范围、边界各不相同),到相关的各层级的法律法规,再到地图软件上具体的取水口坐标,举报平台……广泛搜集饮用水源相关的数据和污染情况。


“一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污染问题会因为历史原因而无法解决,有些取水口就会迁移,我们在实地调研之前要把它辨别出来,不然你到了迁移前的取水口,还调研、写了报告,但那里已经不是保护区了。”王慧鹏说,“在地图软件上则能看到河流的大致情况,如果看到水是黄的或者黑的,卫星图片拍摄时附近就可能有排污。


如果涉及一条河流的整体调研,则需要更系统的投入。首先要在卫星地图上找到工厂、人口聚居地和河面颜色明显异常的区域,在实地调研时重点围绕这些区域。有时候会去河流上游处,几天都在外面。王慧鹏喜欢骑摩托车去调研,因为更灵活机动,视野也更宽阔。污染点则要用GPS工具箱App、巡河宝小程序等调研工具协助,将经纬度记录下来,这样更有助于回访,职能机构在治理时也能迅速定位。“当天一定要把观察到的整理出来,不然可能会忘掉一些信息”。


包括河流及污染情况、治理建议等信息,一整条河流的民间调研报告完成之后,清蓝环保会分别邮寄给环保、水利、住建、城管等部门,因为不同的污染现象可能由综合的原因所致,也需要不同的部门共同治理。


“有时候职能部门也会邀请我们去治理后的区域回访,他们也希望我们能向公众说明这些问题被解决了。”王慧鹏说。清蓝环保将这种回访、反馈当作一种工作机制,既出于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也是自身的一个记录——不仅机构可以继续向公众汇报进展,参与调研的志愿者也乐意将亲身参与的改变传递给更多人。这样也许就能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创造更多的改变。

▲ 2018年,清蓝环保调研了攸县的饮用水源地,并将调研结果撰写为建议函,于当年8月13日邮寄给攸县人民政府。28日,攸县环境保护局复函,逐一梳理、回应了青蓝环保的问题。针对“一级保护区内,攸县一水厂取水泵房下游10米处,大量不明水体外排,排水入江处水体浑浊”,复函称,“该排水是一水厂制水过程中产生的沉淀物(泥浆水)。县环委会已于7月底责成攸县自来水公司按规范进行整改,目前正在整改中”。© 清蓝环保


清蓝环保的前身是“河流守望者株洲行动团队”,最初由一些市民自发组成,在各自的工作之外,利用业余时间作为志愿者监督、举报工业污染等环境问题。2017年,团队成员以环保志愿者协会的名义完成注册,有了独立的法人身份,王慧鹏则成为一名全职成员。在这之前,他在株洲开了一家青年旅舍,并且做一些电脑维修的生意。


王慧鹏觉得注册前后是“天壤之别”。不仅在于能以“法人”的形式和政府互动、接受资助和捐赠,还在于终于有人把精力全部投入在了这里,而不单是“发现了污染就去搞一下”,或是为了做活动而做活动。全流域的调研、为了推动某个具体的议题而行动……环保志愿者协会承载了这些更复杂、专业的要求。


一个协会也更容易吸引普通公众的参与,清蓝环保和越来越多的班级一起去“上游一公里”,和其他志愿者协会一起“净滩百名米”,一些市民参与进不同形式的环保活动,反映的问题被官方回复之后,清蓝环保会再撰写更通俗易懂的版本,既有对事件的回顾,也有对参与各方的感谢或进一步的建议。


王慧鹏发现在这样的逻辑下,参与者转发相关信息的意愿会更热情一些,“大家会有一种‘这个问题是我参与解决的’那种荣誉感,也会促进更多人去关注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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