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也称“强基计划”），宣告自2020年起，不再组织开展高校自主招生工作。与自主招生不同的是，“强基计划”的分数比例中，要求学生的高考成绩所占比例不得低于85%，分数构成则包括高考成绩、高校综合考核结果及综合素质评价情况等。这一计划替代了渐受争议的自主招生，既有新的期待，也有新的担忧。高考被很多人视作当下中国最公平的考核制度，它让考生身处同一标准之下，凭着各自的努力获取分数。这种分数的“客观性”本身却确保了“公平性”——成绩如此，谁都没话说。但这也助长了一种思维定势，即习惯于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人，却很少意识到差异并不等于低劣。与此同时，这一学习机制在要求人“全面均衡发展”的同时，也可能造成个人发展的平庸化。因此高考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比如测试的单一性，比如人才的错误配置，使许多人读了其实自己并不喜欢也未必适合的专业。（高考只是“最不坏”的机制，仅此而已）看似公平竞争，但高考分数其实不仅来自于天赋和努力，还在于其他的支撑——教育资源、早期营养、家庭环境……“在应试教育的竞争下，成功者除了拼努力拼天赋，往往还得拼运气。运气好的，生在了付得起高价择校费的家庭、被选进了举全校之力打造的网班，就有更多的机会考进更好的大学。运气不好的，生在了隔壁县、交不起择校费、没进到网班，机会就少一点。可能仅一墙之隔，能获得的教育资源就是天壤之别。更别说东部和西部、城市和乡村这样的差距。”一些学生则直接远离了高考的“赛道”，去寻找别的出路。（“自主招生”被废除后，谁最不可能考上大学？；除了考大学，乡村教育还有别的出路？）▲ 理想状态下，如果公办教育的资源公平分配，大学里的城乡人口比例应该和全国的同类比例大致相同。但是对比城市化率和城市生源入学比例可以看出，至少在1989-2005年间，占总人口比例更少的城市学生获得了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为了弥补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客观现实，一些高校出台了针对农村贫困地区学生的专项招生计划，单设批次、单独划线，但在田方萌看来，这种补偿性的政策只关注了团体平等，却忽视了个体平等，专项招生这种配额制不仅会对大多数考生造成新的歧视，也不利于这一政策试图照顾的弱势群体。贫困生计划还可能会产生错配效应——把能力一般的学生硬塞进平均水平较高的快班，这个学生很可能跟不上老师的讲课速度。（重点大学招生应该照顾贫困地区吗？；北大录取低分考生，事件背后的“错配效应”不容忽视）关于高考的另外一个批评来自于大范围、单一化竞争导致的繁重学业，近年来各界则一直在呼唤减负。在林小英看来，素质教育政策出台后，出现了新的责任主体——校外培训机构，它出现于市场中，和家庭是直接的市场交易关系，它本来和政府没有天然的关系，可现在政府也要开始规范它的办学行为了。学校和校外机构之间则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只要学校空间被压缩，校外机构必然膨胀。因此政府与其严厉管控校外培训机构，不如着眼于学校内的规范性学习和闲暇活动的安排。（“减负”越减越重，我们缺了哪味药？）与此同时，教育焦虑正在向着乡村蔓延，一些农村地区开始有了辅导班，但质量并不能满足家长和孩子的需要，一些返乡的大学生想在村镇上做培训，面对着诸多阻碍。（教育焦虑下沉，谁为孩子的假期教育买单？）
▲ 2018年10月，西南地区一名退休老师在假期的时候为孩子们补课。 © 谢运
兰茜曾经在乡村教育类公益机构工作，她从很多校长和老师中听到过“职业倦怠感”这个词组，她认为现在的教育系统只是把老师作为一个工具，作为到达儿童教育的一个管道，而没有把他们当作主体的“人”。同样，大量的公益组织也是这种将教师过于功能化的思路。于是，即使是那些为教师提供的服务或支持，也都是局限在专业上的，比如教学方法、理念、工具等。城市白领的职业倦怠感可能只是会影响公司的盈利，但老师的职业倦怠感，可能会影响到一代人。只有当这些老师在整体上是一批有职业幸福感和获得感的人、有自洽而稳定的个人发展，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才可能得到更多保障。（没钱没地位，乡村老师能“拯救”农村教育吗？；一个小学老师的来信：办一场冬令营会有什么后果？）▲ 学校行政任务多、存在较大教师缺口、教师流动性高……在这几座大山之下，一些老师对工作的怨气非常大。 © 兰茜教育这个话题实在太大，关于教育公平，也分散在机会、过程、结果等等方面，是保证基础教育资源的公平合理？还是保证中考、高考制度的透明公正？还是在最后通过各种支持“计划”来确保固定群体的录取比例？虽然受各种现实掣肘，但在不同的地域，都有人在为各自的教育理想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希望过去欠下的“旧债”能被尽早补上，面对未来，希望创新者们能有更宽广的创新空间，得到更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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