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距离彻底消除性别差距，预计还要99.5年。这比2018年预估的108年有了进步，但报告也揭露了在职场、经济和政治等领域，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依然困难重重。权力关系在多个方面构建了我们当下对于性别的认知，包括其对身体的规训和控制。一些文化中不允许女性抛头露面出席公共场合，另外一些文化中，则暗示她们要精心梳妆、穿着时髦地出现在街道商场和盛典红毯，并且被镜头记录，被观众欣赏。本雅明认为这些美丽的身体也是“城市游荡者”驻足街头欣赏“风景”的理由之一。在消费社会中，身体被物化成为一种消费符号，并在某种程度成为商品，变成被凝视的焦点。于是，诸如“街拍”之类的文化活动日渐流行，身材、妆容、服饰，甚至是鞋跟的高度都成为了被观看和评价的对象。在工作环境，一些公司对员工穿着和妆容也有特定要求。一位设计师曾说：“空姐制服如果无法引人遐想，就是设计师的失败”，“空服员必须要是性感的”。（高跟鞋穿给谁看？｜ 职场着装背后的劳动权益与性别政治）
可被凝视的对象从来不只是女性，也可能是——其他男性。媒体宣传打造的偶像形象聚齐雅痞绅士、硬汉大叔以及“可甜可盐”的花美男，通过广告代言转化流量推销商品，总有姑娘愿意为了自己心动的那一款买单。女性消费力的提升和媒体商家的促成，使得看的权力不再专属于男性。（从硬汉到“小奶狗”，娱乐圈男色审美进化史）▲ 如今，追星女孩“四大墙头”白敬亭，吴磊，刘昊然，易烊千玺四人在搜索软件里已经可以通过“白磊昊千”搜索到了。
因为描绘美男子间的纯美无暇之爱，耽美文化的言情剧集在过去一年走进大众视野。然而，这意味着大家也能接受现实中的同性恋了吗——那些年老的、弱势的、女性间的、不美不帅的、孤苦无助的……那些更真实普遍的状态，在这场热潮中，被更广泛的看见、理解、接受了吗？（《陈情令》热播的背后，耽美怎样影响性别文化？）我们是“看”的行为主体，但更多时候，我们是作为旁观者去审视周遭。在美剧《早间新闻》中，女主播作为既得利益者，对男搭档十几年间利用权力优势操纵的性侵行为置若罔闻，直到最后危及到自己才终于生出揭露的勇气。旁观者的沉默是催化剂，助长了性别不平等的文化氛围。剧中的一位女性在遭受性侵后状告领导，却因此获得晋升机会被迫封口，经过长久的自我道德审判，她最终敌不过内心的煎熬崩溃自杀。作为旁观者，我们也容易过于轻易地做出评论，舆论覆盖之处像激光大炮一般扫射到更多群体，男人、女人、男孩、女孩，无一幸免。比如，被欺凌的女性是因为衣着暴露行为不检，用“娘炮”、“女汉子”等刻板标签评价他人加剧性别偏见，甚至宣称未成年人感染艾滋，是因男同社交软件……（与《财新》商榷：未成年人感染艾滋，是因男同社交软件？）当然，也有一些研究者以冷静客观的视角观察分析了一些特殊群体中的女性角色。《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中，研究者关注了“卡嫂”（卡车司机的妻子）这一个更常被忽视的群体，她们育儿、做家务，通过“跟车帮忙”辅助丈夫的工作，提供情感支持……然而，她们长时间、高强度、内容广泛的劳动大多是隐性的，“在某种程度上以家务劳动的名义被消解掉了”。（到底谁在“养家”？｜ 被隐形的照顾劳动）在农村留守人口的研究专著《双重强制：乡村留守中的性别排斥与不平等》中，我们发现“农村留守妇女承受着商品化社会、传统性别规范的双重强制，这些制约因素对她们的生产活动、家庭照料、性别关系和能动性等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农大调查：留守农村的“注定”是女性？）同时，更多眼睛开始将公共的荧幕延伸到私人的家庭生活，公开讨论家务分配问题，观看他人的生活起居。曾经女人做家务是毋庸置疑的，正如“卡嫂”们勤勤恳恳又毫无怨言，但如今男人们是否会做饭和打扫房间已经成为一些新时代女性的择偶标准之一了。于是我们在《男人做家务，何以成为一个公共话题？》中追溯了历史上家务分工的转变，试图寻找不同地区里女性地位差异的背后原因。▲ 综艺《做家务的男人》倡导新家风，树立新美德，创领新传统，让“男人做家务”成为和谐共创的社会新风尚。节目以“有故事的生活”为创作理念，呼唤家庭责任，增进沟通方式，分享生活智慧，在平凡中刻画出温暖、美好、幸福的生活图景。 © 爱奇艺
那些具体事件的亲历者呢？那些因性别劣势受到不公待遇，牺牲自己权益甚至是幸福和生命的受害者，我们看见他们了吗？2019年9月6日，中国第一个公布真实姓名和长相的性侵案受害人张蔚婷看到了正义的曙光，其房东楼家豪以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12月18日，日本# MeToo代表人物伊藤诗织长达两年的控告遭遇性侵案也终于胜诉。然而，更多被侵犯者不仅没有最终胜利的幸运，甚至从来都不曾有机会发声，而他们可能还只是孩子。或许问题还没严重到危害你的身体，但你的权益也正以某种方式被变相掠夺。平台基于“易受到侵害”等理由限制了所有女性夜间出行的权力，而不是对隐患做出调整加固安全保障。“如果以保护之名限制特定人群的行动自由，危险真的就不存在了吗？”这样的“保护”，甚至让社会错生“你选择不接受这样的保护，那受害就是你自己的选择”的氛围。（滴滴顺风车复出：谁来归还女性的“夜行权”？）同时，我们也可能失去话语权，或是被言语侵犯而无从反抗。避孕的手段被发现后，性不再只承担生育功能（被传统观念所承认和鼓励的），也可以单纯作为一种生理享受，借着身体的隐喻而出现的荤段子在生活中愈发常见。以尊重互动对象为前提，大胆公开表露自己对于情欲的渴望固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对于领导和广告，即使对表达内容感到不适，出于对权威的服从和对广告传播的被动接受，我们就没那么容易立马说“不”了。“在职场中看似其乐融融的游戏，实际上更加巩固公司里的各种性别区隔与权力压迫。”（马云开“黄腔”了吗？言语中的性别不公与性别骚扰）“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是久困现代女性的难题，事实上，拥有事业或美满家庭仿佛已经是一种“恩赐”了。安娜-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49岁成为担任国务院政策计划署主任的第一位女性，仅两年后她就主动辞职回高校任教。之后，她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女性仍然不能拥有一切》（Why Women Still Can't Have It All）的文章，认为“必须要寻找一种新的女性主义的落脚点”。她期待出现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和工作文化，能容纳职业女性解决困境。然而，“到底谁才有权、有机会谈判？才能获得她所倡导的那种更灵活、具有更多弹性的工作机会？”（淡豹：为什么总是女性难以平衡职业和家庭？）
▲ 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斯劳特说，“工作和生活两件事并没能和谐共存，突然之间，我发现，因为缺少弹性的时间，我两件事都不能处理好。” © The Atlantic
以上是南都观察过去在性别领域的部分观察和反思，并且分享了一份书单：《女性追求自由和平等的“脚步”远未停滞》。我们希望看见更多彩虹旗帜出现在紧握的双手，希望看见男人终于不羞于留下眼泪展示脆弱，希望女人可以大方站在舞台表达幽默而不只是性感，希望孩子享受单纯的友情而不是背负其他的什么恐惧和顾虑……新的一年，南都观察将继续关注性别领域中出现的压迫和争议，提供多元视角，关注不同群体。我们希望“消除性别差距”的时间变得更短，不再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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