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18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9.58％，并且人口会进一步往城市流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曾经回顾其家庭的变迁史，描述了1980年代的农村包产到户的改革，当时“家里一间屋子堆满了谷子，养的十几只鸡给父亲换烟酒也已绰绰有余……”后来一家人陆续到北京谋生，村里的绝大多数年轻人也都外出打工了，整个村庄处于了无生气的静寂之中。（刘守英自述家庭史：四十年的历程见证改革真义）这种“凋敝感”被很多走出农村的年轻人提及，在四川的一个藏族乡村，务实的年轻人们年复一年地外出，汽车和火车把他们送往成都、广州、内蒙古……运气好的，在外吃几年苦，挣点钱，回乡到山下买个房子，运气不好，落下一身病痛，甚至命丧他乡。（川西藏乡年轻人：打工染发搞直播，哪个还回山上住啊）而因为种种限制，一些农村孩子只能留守在家，不能和父母在一起。去年夏天，生活在浙江淳安县的留守儿童章子欣被一对夫妇带走，人们后来在一片海域中找到她的遗体。当时有评论称“不要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但在媒体人纠纠看来，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在客观现实面前，这既是城市中产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精英言论，更是对无数留守儿童父母的话语讨伐——认为让孩子留守这件事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罪恶。”纠纠承认那些阻碍孩子随父母进城的客观现实（如孩子入学的行政门槛、城市中的高消费、不好的住房条件等），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需要探讨一些眼下“治标”的方向，“乡村基层组织仍然强有力运行，其组织能力、动员教化群众手段都很高效，而且在基层组织内仍有不少有道义责任的村长书记，如让他们通过调动乡村社会资源来保障留守儿童安全，效果可期。”（留守儿童章子欣死亡之后，我们该如何纪念她？）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及其团队自2015年开始在云南省勐腊县的一个瑶族村落开展扶贫工作，村落位于国家级贫困县，背靠雨林，没有一条好路，一下雨，村民就被水堵在家中。经过几年和村民共同的探索，村民们陆续修建起了新房屋，开始发展旅游业。后来成立了创业小组、合作社，在李小云看来，“让年轻人回村不是‘种地’搞农业，地也要种，但是这么多年轻人不能都种地，乡村要有新产业，三产融合乡村才能振兴。”（让年轻人回村，不只是种地搞农业 ｜ 一个大学教授的扶贫实验）有人认为贫穷的原因是因为懒惰，是个人的失败，在河边村几年后，李小云认为从某种角度来讲，“贫困是因为懒惰”是一个谎言，这种观点忽视了制度和结构在财富、资产、教育和机会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条件下对贫困的决定性影响。“在低收入的条件下，现代消费文化不断推高农户的实际支出，致使相当多农户依靠债务维持消费。现代性的福利要素如教育、医疗等又继续构成农户的刚性支出内容，加之农户传统的支出，使得河边村农户陷入了‘三重性’（低收入、高支出、高债务）的贫困陷阱。”（李小云：贫困是因为懒惰吗？）在这种结构性的困境面前，穷人的发展机会被极大的压缩，李小云认为以“尊重穷人的选择”为理由对其不管不顾是在逃避责任，扶贫者止步于“尊重”这个道德屏障，就形同于把穷人推向深渊。真正的扶贫既不是强加给穷人一些简单的所谓的“方案”，也不是以“尊重穷人的选择”为由来掩盖扶贫者的无能和冷漠，而是让贫困之人真正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李小云：穷人的生活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在北川，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一个民间志愿者团队慢慢在当地扎下根来，从最初的救灾，慢慢扩展到助学、办农场等事务，其负责人之一高思发回忆最初“简单粗暴”的发钱助学，再对比后来更繁复的经营农场，说：“虽然我们自始至终都在谈赋权，但是很少有人感受到什么是赋权。我们没有和他们一起共事，只是站在一个高地上说，‘咱们要赋权啊，咱们要民主啊’，但是没有和他们共同去做一些事情。只有我们真正一起做事了，共同去做赋权、做民主的时候，才终于感觉到彼此的关系不一样了，什么东西都不一样了，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差异。”（地震后，北川的“妈妈农场” ｜ 留守在家的妈妈们；救灾、助学、办农场，北川公益组织的十年探索）
▲ 新一年春种，“妈妈农场”从附近农家新租了一批土地，团队成员大多都有不同的种植经验，厨房也有不同的需求，大家一起开会讨论需要种哪些蔬菜。 © 南都观察
经济学家罗斯高（Scott Rozelle）曾经在一次演讲中公布其团队的研究成果，称“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原因包括儿童早期营养不足，影响智力发育，并且提出了“让妈妈留在农村养育孩子”的解决方案。其实农村学生考高中、大学这件事，不仅和早期营养有关，还和教育资源的分配有关，“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不是仅仅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关心，也需要发展农村经济、改变资源分配不公平的局面；解决农村学生高辍学率，低学历的问题，不仅仅要将眼光放在教育的内容与水平之上，而且要打破城乡二元对立的资源分配格局，促进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与抚养职能的社会化……”（把妈妈叫回家，农村孩子就能考上高中？）而教育及其实践这个话题太大，我们单独用了一个专题来回顾过去一年的观察和反思，其中既有乡村一线老师、校长的努力，也有外部社会资源的注入。
如果说中国的乡村需要振兴，核心的参与者当然应该是各地的农民，只有农村本身就有足够的发展机会，农民在故乡就能看见希望，才会形成一种内生的动力。而对于那些已经去过“外面世界”的返乡青年来说，需要更多的引导和帮助，才能免于孤军奋战，推动农村的发展。（90后返乡青年：离开还是留下？）中国正在飞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这一过程从来离不开农村和农民，2019年夏天，在南都观察的“我们还需要城市化吗？”夏季论坛上，刘守英提出：“在与城市的互动融合中，中国乡村正发生重大变化：自然村在空间上开始适当的集聚，类型不同的村庄逐渐分化。中国乡村虽然在变化，但可能不会像英国的乡村那样消亡，因为中国乡村不是简单的空间概念，而是一整套制度的集合。”刘守英说：“今天，农业正在经历一场产业革命。产业革命的源头来自于城市的需求，随着“粮食安全”概念的转变，农业逐渐变为可以有回报的行业，资源得以进入乡村。农业的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与第二三产业的结合度也在提高。如果中国这轮农业的产业革命成功，那么乡村还是有希望的。”（我们如何从“乡土中国”跨越到“城乡中国”？）点击关键词，阅读更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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