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滴启示录：社会价值嵌入商业创新充满挑战，但这值得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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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滴的商业模式有着混合型组织的某些普遍特征，但其扩张速度与机构文化则与上述组织有明显差异。一般混合型组织的规模远没有水滴公司这样大，面临的资本压力也没有那么大。基于平台经济的流量逻辑和资本逻辑搭建混合型组织的商业模型，从而大规模解决（也制造）社会问题，这在全球范围都是新课题。
水滴的模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其中的焦点在于如何看待水滴筹所带来的“破坏式创新”。有学者试图以“营利与非营利”的二分法来解构水滴模式，并建议在水滴公司内部设置“防火墙”，将水滴公司与水滴筹拆分成传统意义上的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版块”。我们认为，这样的观点是不可取的，这有可能消解一个创新模式的动力机制。
毋庸讳言，新的模式在释放生产力、尤其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问题。但因创新而产生的问题，理应以创新的姿态去应对，而不能削足适履，总让新事物去适应旧规则。如今，新的知识生产方式是开放的，由许多人参与试错、参与创造。最关键的是，由此而产生的创新红利让我们大大增强了大规模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中国经济正经历一个“行业平台化，平台头部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集中在头部的互联网平台，这些机构越来越举足轻重，公共性越来越强、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其效应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但我们相信，中国企业在创造社会价值方面有巨大空间，存在一种既增进社会福利，又保证商业效益的可能，把社会价值嵌入商业创新、科技创新诚然充满挑战，但潜在的可能性依然值得我们为之冒险。
▌大病恐慌——水滴回应的社会问题
中国有微信、有微博，美国有推特、有脸书；中国有淘宝，美国有亚马逊；中国有支付宝，美国有PayPal。但凡在中国风生水起的互联网平台，都不难在美国找到对应物。唯独水滴筹、轻松筹等大病众筹平台是例外，说这样的大病众筹平台是中国特色的产物，应称恰当。
为什么美国纵然医保问题严峻，时至今日仍没有诸如水滴筹这样的大病众筹平台出现呢？答案很简单：美国看病难，难的主要是中产阶级。在美国这样的橄榄形社会，橄榄两端即富人和穷人规模有限，居于橄榄中端或者说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是体量最庞大的群体。他们既无力承担天价医疗费用，又不能主要指望政府救济。但中产阶级都要体面，而且非常注重个人隐私，像水滴筹这样公开向社会伸手，尤其需要筹款者“公开病历”的操作，不太可能被接受。
从这角度，或许不难解释大病众筹平台在中国的崛起。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转型社会，或者说发展中国家，仍不是橄榄形社会。即使过去四十年经济高速发展，中层和底层的大多数中国人仍难以独立承担医疗费用，能从政府获得的支持也有限——截止2018年2月，中国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了超过13亿人，但公共医疗卫生仅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1%，平摊到13亿余人头上，杯水车薪，依然很难。
对大病的恐慌，催生出一个巨大的市场，水滴筹、轻松筹等形形色色大病众筹平台之应运而生，也就不足为怪。
▌营利和非营利双管齐下——水滴提供的解决方案与成绩单
水滴公司向我们展示了借助互联网平台解决大病恐慌的勃勃雄心，他们不但试图用商业手段回应“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社会痛点，也希望从中直接或间接地，获取利润以满足资本增值的渴求。
按照官方说法，水滴公司目前的业务结构包括“事前保障”和“事后救助”两大部分，所谓“商业板块”水滴互助、水滴保险商城属于“事前保障”，“企业社会责任板块”水滴筹、水滴公益提供“事后救助”；保险经纪是水滴公司的主要商业收入业务，旗下的水滴保险商城是一家持有保险经纪牌照的互联网平台，目前已与多家主流保险公司进行合作。
此一模式的特殊之处在于，水滴筹在帮助大病家庭筹款的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流量，客观上提供了一个高效的保险教育和销售场景；与此同时，因大流量而积累的用户消费行为、标签和画像数据也可以帮助保险商业和大健康行业等反向定制产品，在商业上有许多想象的空间。
风险资本对水滴青睐有加。过去3年半，水滴公司累计获得4轮融资，合计金额超18亿人民币，包括IDG资本、腾讯投资、高榕资本、创新工场在内的10余家知名VC都押注水滴，创下近两年互联网健康保障领域融资的最高纪录。
资本助力之下，属于“企业社会责任板块”的水滴筹发展极快，自2016年6月上线，至2019年10月底，水滴筹已累计帮助近100万人筹得超过235亿元的医疗费。
2018年，水滴公司获得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的“年度社会企业”大奖，推荐语中提到：“水滴公司是年度最具前沿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社会企业。”
▌混合且模糊边界可以吗——关于水滴的争议焦点
誉谤伴生，关于水滴的争议很多，诸如是否允许中产阶层甚至富人为自身家庭大病众筹，朋友圈压力，数据与隐私保护等等。但当下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其商业与社会价值逻辑上：用水滴筹的巨大流量撑起水滴保险的巨量客户基础以及未来商业想象力，可以这么做吗？
有评论认为，水滴筹模式激发了人性中的贪婪。大病筹款平台本应用于救急救难，但水滴筹“地推人员”以筹款顾问或者志愿者名义，“按单提成”，极具功利性，自觉不自觉地裹挟了许多也许并非急难的受助者，透支了社会爱心和信任。
同时，水滴公司在整合商业收入与社会价值的双重目标时，有意无意地模糊了一些关键问题——比如说，水滴公司究竟用什么办法让一线员工践行机构使命，这些细则和数据需要让社会了解吗？这些办法又是不是真的有效呢？水滴集团旗下的非营利机构与商业机构有什么样的利益相关性，这样的混合是促进了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共赢，还是伤害了公共利益？
不对这些关键问题作出澄清和认真讨论，必然引致公众拷问，直至生成巨大的舆论风暴。
同时，这其实不只是大病众筹的问题，也是中国新经济尤其是平台经济共有的挑战。譬如出行市场的滴滴及其顺风车等事件激起的大量社会争议。大量事实和证据表明，平台经济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可能制造新的社会问题。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水滴筹等大病筹款平台的出现大大降低了个人求助的门槛，在过去3年多的时间里，有上百万家庭通过水滴筹筹集医疗费用，他们的求助权、生存权不应被剥夺——如何更有效地为社会解困？这应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批评当然必要，但批评如果不能推动问题的解决，不能转化为社会创新的动力，则不免沦落为舆论场上喧嚣的泡沫。
▌不怕失败和挫折，须促进社会价值与商业创新的有效融合
水滴公司试图整合商业活动与社会价值的双重目标，这样的尝试在国际上其实并不罕见，包括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这已经是一种新型社会投资与组织发展的新趋势。比如，史蒂夫•乔布斯遗孀劳伦•鲍威尔创立的“艾默生联合”（Emerson Collective），eBay创始人皮埃尔•奥米德亚和妻子成立的奥米德亚网络（Omidyar Network），纽约惠及低收入移民妇女的“热面包厨房”（Hot Bread Kitchen），以及在国际上久负盛名的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BRAC）。
目前，无论是在美国、欧洲、南美洲、非洲或是亚洲，都有这样的新兴组织存在。哈佛商学院教授Julie Battilana将这种融合社会福利和商业创收功能于一体的组织称为“混合型组织”。她的研究指出，就像自然界中的杂交物种一样，混合型组织的模式可以成为社会创新的源泉。但他们也面临着诸如法律认可、融资、商品和服务定价以及创建平衡的组织文化等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可能会阻碍他们的发展。
水滴的商业模式有着混合型组织的某些普遍特征，但其扩张速度与机构文化则与上述组织有明显差异。一般混合型组织的规模远没有水滴公司这样大，面临的资本压力也没有那么大。基于平台经济的流量逻辑和资本逻辑搭建混合型组织的商业模型，从而大规模解决（也制造）社会问题，这在全球范围都是新课题。
目前，中国新经济正在经历一个“行业平台化，平台头部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集中在头部的平台型公司，他们越来越举足轻重，公共性越来越强，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有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这些平台公司正在为社会创造新的制度与秩序。这种情况下，如何把社会价值嵌入到新经济公司尤其是头部平台的商业和科技创新之中，使公共利益、社会价值与商业资本相辅相成，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业，是复杂性和难度空前的社会试验，显然并非易事，需要我们在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组织制度诸领域进行大胆创新。
没有谁能担保所有试验都成功，但其无限丰富的可能性激动人心。我们也并非从零开始，已经有丰富的国际经验可资借鉴。181位商业领袖在2019年共同声明转向“利益相关者经济”表明商业重视全方位的社会价值已成趋势；全球化和技术的发展，新一代消费者和投资者带来的可持续消费和影响力投资等运动正蓬勃兴起。这一切都在呼唤更多更好的社会创新知识创造和制度创造，以促进更多优秀的社会企业家，制度企业家的涌现，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价值的持续多赢。
当下的中国，企业创新具备商业与社会价值共赢的巨大试验空间，值得担当，值得冒险。推动社会与商业的力量共同探索混合型组织等创新之路，共创高商业效益与高正外部性的解决方案，共建本土化的社会创新知识体系，正当其时。
这是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