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迈，南昌大学法学院教授，中美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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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一个高度强调个人价值和奋斗的国家，美国梦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无论每个人有怎样的出身，都可以通过个人的奋斗和努力取得成功。这种奋斗依靠个人的勇气与毅力，面对自然和社会中的不利条件永不放弃，西部牛仔就是这种奋斗人物的代表。
虽然美国是世界第一科技大国，但过去一年多的新冠疫情，清楚地暴露出美国社会中存在着一种“不信任科学”的情绪。上至推荐人们给自己打消毒水以治疗新冠肺炎的总统，下至拒绝戴口罩的普通民众，他们对科学家各种苦口婆心的劝告置若罔闻，以致疫情最终发展到了失控的局面。科学研究不反对质疑和讨论，因为这样才能趋近、取得真正符合科学标准的结论。但是美国社会中对科学和科学家的不信任，有时已经演变为对科学和科学家本身的轻蔑。各种质疑的目的，不是以开放和中立的态度来讨论问题，而是从根本上否定科学研究对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促进作用，极端到了一种反智主义的程度：只要科学家说的，就是错的，只要科学家提倡的，我们就要对着干。实际上，美国社会的这种反智主义传统由来已久，其中有着深深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原因，只不过这一次的新冠疫情及其引发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使它更鲜明地进入到了人们的视野。在西方国家中，美国可能是基督教宗教传统最强的国家。历任总统就职都会手按圣经宣誓；在美元纸钞上印着“我们相信上帝”。时过境迁，许多人可能都忘了，在西方，基督教与科学家的恩怨由来已久。早至在中世纪的“地心说”、“日心说”之争中被教会烧死的布鲁诺，因为科学研究被判有罪的伽利略，到19世纪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科学的每一个进步、科学家影响的每一次扩大，看起来都是在动摇着基督教教义的根基。▲ 克里斯蒂诺·巴蒂1857年所绘的《伽利略受审》。 © NewScientist美国立国史的宗教背景，又加强了它对科学不信任的倾向。英国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到达北美洲，就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其后，欧洲大陆许多逃避宗教迫害（尤其是天主教会迫害）的移民，也不断来到这个自由的新世界。当时天主教会对人民精神和教育的垄断性控制，被认为是教会迫害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也使得逃到北美大陆来的新教徒们，对与国家走得很近的教育机构表现出一定的敌意，服务于教育机构的知识分子、科学家们，也不幸地成为这种宗教敌意的受害者。虽然北美的新教徒们也创建了自己的教育机构甚至大学，但最初目的是为了让民众更好地去学习基督教的教义，而不是从事科学研究，更不是为了将人民教育成质疑宗教教义和宗教信仰的科学家。在西方社会几个世纪的世俗化进程之后，宗教与科学家们的恩怨其实已经消解了很多。虽然创世论与进化论的争论一直存在，但是宗教界与科学界互相牵制，保持着一种“心照不宣”的和平状态。例如，在这次新冠疫情中，欧洲国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反对疫情治理措施的反智主义情绪表达，政治家与科学家们基本上是以合作的态度来共同治理疫情；没有哪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像特朗普这样，公开反对疫情治理措施。美国与众不同、区别于其他西方国家的原因，还在于它独特的社会文化，尤其是美国强调的个人奋斗、多元自治与人人平等。美国是一个高度强调个人价值和奋斗的国家，美国梦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无论每个人有怎样的出身，都可以通过个人的奋斗和努力取得成功。这种奋斗依靠个人的勇气与毅力，面对自然和社会中的不利条件永不放弃，西部牛仔就是这种奋斗人物的代表。至于那些只会在书斋中皓首穷经，或者在实验室里按部就班，从事看上去没有多少危险的工作来获得知识、取得成就的科学家们，他们的气质看起来与无所畏惧、勇于冒险的美国精神不大相符，甚至是一种软弱的象征。在好莱坞的电影中，科学家的角色经常带有些神经质，成为被调侃的对象。美国作为一个由移民建立的年轻国家，极为尊重多元自治的思想，认为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这种多元自治思想被推到极致后，就是人们也有权利选择过一种“不科学”生活方式。在美国新冠疫情中，出现各种反对疫情治理措施甚至反对疫苗接种的集会，他们经常打出的口号是：“我的身体我做主。”在一些人看来，不戴口罩、拒绝接种疫苗、批评疫情治理措施，甚至成为有个性的体现。强调个人奋斗与多元自治的文化相叠加，使得美国社会形成了高度强调个人平等的社会文化。这种平等不仅无关财富，同样无关知识，换句话说：我的无知与你的有知一样有价值。非常尴尬的是，在美国目前的知识文化界中，强调平等和扶助弱势群体的左派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就使得知识文化界无法公开反对和批评“以无知为荣”，消除或者至少抑制这种无知文化的影响。或许正是深刻了解这种无知文化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特朗普有时会故意装出一副无知无畏的样子，以获取民众的支持。例如2017年日食期间，特朗普一家三口在白宫的阳台上与民同乐，一同观察这一天文奇观。身边的第一夫人和他最小的儿子都戴上了护目镜，特朗普却反复祼眼直视太阳，故意做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2017年特朗普和妻子梅拉尼娅在白宫阳台上观察日食，特朗普被指用双眼直视日食。© 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自于宗教传统和社会文化两方面对科学的敌意相互影响、加强，再加上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反智主义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被披上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成为区分民主与共和两党的一个重要标志。例如美国在这次新冠疫情中，多次民意调查都显示，共和党的支持者对疫情治理措施，例如戴口罩这种问题，会表现出更强的排斥和反对态度。特朗普迟迟不愿戴上口罩，很大程度上有迎合这些共和党选民的考虑。强调变革与发展的民主党，与强调传统与保守的共和党，双方对待科学立场的差异同样由来已久。自1950年代，美国兴起的黑人民权、妇女解放以及反对越南战争的各种社会运动中，年轻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成为中坚力量。伴随社会的动荡，美国左右两派开始在对待科学和高等教育的问题上形成泾渭分明的不同立场。当时这些运动的许多主张，在今天的美国保守派看来，很多都是“不道德”、“否定美国传统精神”的。从那以后，在美国的保守派群体中，一直存在对学者们“没有信仰、不讲道德”的敌意态度，这种敌意也反映在共和党领导人的态度上。像二战之后的第一位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他在竞选活动中就开始使用一些对科学家表露出敌意的言辞，例如宣称知识分子们是一些夸夸其谈的人。其后各位共和党总统都延续了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不信任态度，到特朗普这里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自由市场主义也开始显露出它越来越多的软肋，造成了贫富两极严重分化、环境污染等等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学者们给出的药方是政府的主动干预，但是在信奉自由市场、最小管制的共和党人看来，政府，尤其是受到民主党人控制的政府，依据这些学术研究的结果干涉市场运行，限制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行为，不过是民主党人以科学之名，行其“大政府”之实的借口罢了。近年来，两党对待科学的不同态度，也反映在两党对待环保问题的不同倾向上。作为一个地大物博、自然资源相当丰富的国家，美国一直对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等问题不大热心。但近年来，气候变化现象越来越明显，绝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人类过度使用化石能源、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是造成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民主党开始重视环保问题，听从科学家的建议采取了许多举措，例如限制国内化石能源的开采和使用，引入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很多欧洲国家的国内化石能源已经基本开采殆尽，这使得欧洲国家乐于推动世界能源结构向新能源转型。但是美国境内依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近年来随着页岩油开采技术的应用，美国也从过去的石油进口国变成了石油出口国。蓬勃发展的能源产业为美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民主党人出于保护环境的需要，限制传统能源开采和使用，将严重打击这些传统能源产业和相关的就业市场。传统能源公司一直与共和党关系密切，两者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关联，像特朗普任内的第一位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就是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的前总裁。在共和党看来，民主党限制传统能源产业发展的举措，就是在损害自己的政治利益。“恨屋及乌”，共和党对主张关注全球气候变化、积极提倡新能源的科学家们，也表现出了很强的敌意。美国社会中的反智主义思潮潜伏已久。近年来，美国的一些社会矛盾更进一步强化了反智主义在美国民众，尤其是中下层民众中的影响力，并被像特朗普这样的民粹主义政治人物利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的复苏一直非常乏力，而且从复苏过程中受益更多的，是受过高等教育、在新技术行业工作的中上收入者，从事传统行业的下层民众，在危机之后与中上收入者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现在，知识不仅是力量，也是权势的代表了。在这种两极分化更加严重的情况下，普通民众的无力感越来越强烈。面对庞大的官僚体系、复杂的法律制度，普通民众感受不到自己的话语权。而这种复杂的国家结构的背后，往往有着“科学”的理由来证明正当性。在普通民众看来，科学家是和官僚机构站在一起的，越来越高深莫测的科学研究成果，本身就是造成这种无力感的原因之一，于是科学家们也变成体制的代表，反对科学家也有了反体制的含义。特朗普的崛起就利用了美国社会这种越来越强的两极分化现象。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从事传统行业的美国人是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投桃报李，特朗普在任时也不断发表敌视新技术公司的言论。在美国此次因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危机中，不同经济部门也再次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局面。疫情最初的冲击后，美国经济开始止跌企稳，以谷歌、亚马逊、脸书为代表的新技术公司，因为人们对于远程办公和线上消费的需要，赚得盆满钵满，而像餐饮、百货零售、航空等传统产业，则始终在低谷徘徊。那些在传统产业中挣扎的下层美国民众，面对风光无限的新技术公司，心情可想而知。而且科学发展本身是一个不断证伪的过程，科学家有时会犯错，在医学领域同样如此。例如1950年代，美国启动了针对小儿麻痹症的大规模接种活动，当时因为一家制药公司提供的疫苗存在质量问题，造成了超过200名儿童不同程度的瘫痪，10人死亡。其后因为接种疫苗而使得儿童受到伤害的事件还多次发生，这让普通美国民众对疫苗的质量始终存在着担心。在这次美国新冠疫情中，面对这种新的病毒，美国医学界也给出了一些看似前后不一致的解释和建议，在美国社会已经存在着反智主义倾向的时候，会给那些敌视科学的群体落下口实。在疫情初期，美国疫控中心不建议大家戴口罩。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福奇曾不断上新闻媒体接受采访，解释这一措施的原因，其中一个理由是“戴口罩有可能会加剧病毒的传播”。▲ 福奇在白宫新冠疫情发布会上发言。 © National Public Radio
过了几个月，当福奇自己戴上口罩的时候，福奇解释自己当初那样说，是因为美国当时口罩严重短缺，他想让人们把口罩留给医护人员。无论福奇当初公开不建议美国人都戴口罩的动机是什么，这些前后自相矛盾的说法，也会让原本信任科学家的人们开始心存芥蒂，原来不信任科学家的人们更有了新的证据。2021年，特朗普下台，拜登重新重用以福奇为代表的专家来科学治疫，似乎给了科学家们机会来重新证明科学和知识的力量，但是事态的发展却没有那么顺利。拜登上台之后，美国社会中针对各种治疫措施有效性的质疑声依然存在。当拜登想以大规模接种疫苗的方法来尽快遏制疫情发展时，各种针对疫苗的假消息甚至阴谋论却迅速传播。这些尴尬的情况说明，个别政治领导人的喜好，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助推或者遏制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倾向，但反智更深层的原因，却是政治领导人决定不了的。这可能是在美国社会里政治无法决定一切的表现。假以时日，美国社会反智主义的倾向依然会有兴风作浪的表现。*欢迎给南都观察投稿，投稿邮箱 guancha@nandu.org.cn；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东方出版社）图书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