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希望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中国这样最重要的经济引擎持续繁荣，才能让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受益。他劝诫美国人：“如果想要实现这些积极目标，我们必须持积极、坦诚并有时是强有力的态度同中国人打交道，同时寻求合作，协调政策，努力把他们融入到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中。”
最近几个月，海外版抖音TikTok持续面临困境，先是因为用户隐私等问题，特朗普计划通过行政命令将这款应用在美国封禁，期间微软、沃尔玛等公司陆续参与竞购，禁令生效的节点一再逼近。美国时间9月19日，特朗普表示批准了TikTok与美国公司的合作协议，随后，沃尔玛和甲骨文发布声明，称将持股TikTok在美国成立的新公司“TikTok Global”。包括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在内，三家公司达成“原则性共识”，并将提案交给美国政府，期望尽快达成中美两国法律规定的合作协议。TikTok最近在美国市场上所经历的封禁、竞购、合作等起伏，也是中美之间的一个缩影。早在1999年，乔良和王湘穗就曾提出“超限战”这一概念，二人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技术的全面进步，未来的战争会超出既有限制，即在原始的动能战争外，还会有贸易战、媒体战、文化战、甚至国际法战在内的大量新冲突形态。二十年后，这一观点已然变成了现实，并被前白宫对华鹰派头号人物班农所接纳。从最初的经济贸易冲突到如今中美两国开始更多领域的竞争，几年间，“超限战”的设想似乎正在成为现实，全球化这一愿景则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逐渐倒落。而就在几年前，在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鲍尔森等知华派（指熟悉中国的政治及文化，但不排除对中国持敌对态度对外国政治派系）眼中，那时，中美关系还有合作、试探，以及隐隐的博弈。74岁的鲍尔森，曾是美国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的主席和行政总监，后被前美国总统布什任命为美国财长。期间，他曾来过中国一百次，参与商务洽谈、帮助中国国企重组并在境外上市、建立清华大学MBA项目、完成粤海信托的债务重组……在中国面向世界进行市场化对接时，鲍尔森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二十五年间，凭借这些接触，鲍尔森得以近距离接触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王岐山等中国国家领导人，深谙与中国打交道的学问。2015年，他出版了400多页的回忆录——《Dealing with China》（中文译名：《与中国打交道》），回顾其与中国交往的半生时光。书的序言中，鲍尔森坦言，“世界上没有比美中两国更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他寄望中美两国的领导人、智库学者以史为鉴，为两国合作寻找共同利益诉求点，携手解决全球化问题。时间回到1997年，担任高盛集团高层的鲍尔森应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之邀，来华为重组中国电信及其上市计划出谋划策。彼时，中国电信还是一个极其分散的业务组合，隶属邮电部，有客户、有电话、有交换机，有小规模并快速上涨的移动电话业务。但作为一个不成熟的机构，它完全没有现代管理体系或管控体系。1992年以来，中国投资了350亿美元打造基础设施，但电话接入率仍然很低，12亿人口的国家，只有5500万地面路线订户。鲍尔森发现，当时的中国已经意识到现代化的重要性，国家领导人相当务实、精明，他们决意在经济层面展开各式各样的大动作。而第一刀便切在当时像中国电信这样低效、冗余的国企上。当时，中国四大商业银行其中一家已与摩根斯坦利达成合作关系。这意味着，高盛需要证明其实力足够强大，才有可能获得重组中国电信的机会。鲍尔森向中国政府细数高盛银行的优势：成功帮助德国电信完成了IPO，担任了近八年的德国政府顾问，并成功改造德国一个臃肿的政府部门。最重要的是，他特别清楚中国领导人的担忧——改革国企，意味着打破很多人的铁饭碗，一改过去“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失业率也会随之飙升，影响社会稳定。鲍尔森保证，他会以最大的努力避免这一切发生。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鲍尔森发现，信息从来都不是明确的，“你需要解读信号”。一个例证是，当他热情昂扬地表达了高盛对重组中国电信一事的信心时，只得到了些许来自高层的积极信号。“只要是事情还没做，就不是板上钉钉”，鲍尔森这样理解中国领导人看中的条件：务实、谨慎。他也明白，只有接踵而至的成功才能保证与中国可持续的合作。1997年10月23日，中国电信在香港上市。而这笔生意，也帮助中国获得了42亿美元，由此开启了高盛与中国政府的友好关系。最终，中国电信的成功上市为高盛赢得了中石油上市、重组粤海集团等或简单、或棘手的一系列大单子。1997年末，王岐山卸下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一职，被任命为广东省常务副省长。那一年，广东深陷债务危机，隶属于政府的两家大型投资公司——粤海企业控股公司和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坏账高企，显然危及到政府的公信力。和当时许多银行旗下的信托公司一样，在没有任何债务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两家公司成立后，没有将重心放在投资基础设施的主业上，而是把投资导向房地产开放，最终导致公司项目五花八门，不堪重负，更是四处举债。以粤海公司为例——该家公司成立于1980年，目的是促进出口，进口关键材料。但在尚无监管的情况下，粤海的业务狂野增长，不仅收购了房地产公司，还经营了一个鳗鱼塘。在巴黎，它有一家酒店，在泰国，它还有常遭遇周期性淹没的房地产。此外，一些犯罪业务也相当惊人——粤海公司是当时一家名为广南控股公司的股东，广南公司为香港淡水鱼、禽类、蔬菜和牲畜的最大供应商之一，但同时，它也是一家充满欺诈的公司，一些经理合谋虚报利润，另一些则贪污。最终，16名相关人员被判罪。根据毕马威计算的情况来看，粤海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总共欠债60亿美元，债权人是170个国内外银行，有300多家债券持有者。在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委派下，他来到广东清理急骤增长的金融混乱。鲍尔森对王岐山的第一印象是阅读广泛、大有前途，处变不惊得令人难以置信。在香港一场关于粤海公司重组新闻发布会上，王岐山向咄咄逼人的媒体记者表示，省政府和中央政府全力支持粤海公司重组，并向大家保证，经济繁荣的广东具备充分的资源向粤海补充资本，这为债权人建立起了信心。而鲍尔森也明白，能否处理好粤海危机关系着王个人的前途，也关系着中国的改革大业。在高盛的帮助下，中央和广东省地方打出了一套组合牌：明确告诉债权人，中央政府不承担偿还公司债务的责任——这正是在彼时规则不明确的中国市场，大部分债权人的误区。此外，高盛团队评估了粤海的资产、决定哪些资产得以保留、哪些将出售或关闭。为了增加债权人的信心，政府亦注入有收益的资产重建公司，但也同时明确，不会负担所有损失，一部分将进行债转股。债权人不得不同意此方案。
从1997年到2015年，高盛与中国政府紧密合作了近二十年。二十年间，中美两国关系不断推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就是2009年确立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2006年，鲍尔森担任美国财长之后，便承接起搭建中美关系的使命。事实上，中美建交以来，两国之间的安全问题始终影响着彼此的关系，当时，中国与美国需要对方共同的对手——苏联。冷战结束后，两国关系的侧重点逐渐转移到经济上。“只要把两国的经济关系理顺，中美两国的其他问题也能迎刃而解。”鲍尔森写道。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SED）是一个囊括了中美两国最高级别官员的合作机制，首次对话由中方代表王岐山和美方代表希拉里·克林顿完成，规格之高，可见一斑。从2009年至今，两国共持续举办了6次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对抗贫穷、经济贸易、环保、国家安全，甚至食品供应，“SED应该包含所有问题”。鲍尔森写道，SED要解决的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中国压制人民币的价值，以获得不公平的出口优势这一问题。世界贸易带来了便宜的进口商品和低通胀好处，但公司被迫裁员，令普通家庭、商家、甚至一些地区的整个社区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谁也没想到，此一难题竟引燃了后来中美之间包括贸易在内的一系列冲突。2018年3月，两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此时，SED也早已于两年前暂停。剑拔弩张的两国关系也印证了鲍尔森此前的预言。在书的结尾，他也为中美僵局寻找解决机制。他理解全球贸易的不平等在美国激起的对抗和恐惧。一些人还质疑他作为一个美国人，为什么如此坚持不懈地希望中国成功？对此，鲍尔森为中美两国紧张关系的缓解提出了拳拳之言。中美两国几乎面临每一个重大全球挑战，只有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经济体互相协作，而不是对抗时，问题才比较容易解决。他希望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中国这样最重要的经济引擎持续繁荣，才能让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受益。他劝诫美国人：“如果想要实现这些积极目标，我们必须持积极、坦诚并有时是强有力的态度同中国人打交道，同时寻求合作，协调政策，努力把他们融入到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中。”鲍尔森显然是一个坚定的全球化支持者。与鲍尔森所期望的不同，现实却是如此起起伏伏，也正因为此，《与中国打交道》一书才显示出其历史的意味，它记录了一个充满互动、友善和合作的中美关系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