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把广电总局推上被告席

采访、撰文 | 王大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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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2月23日，戊戌年第二个工作日，北京的气温仍在零度附近徘徊，阳光却昭示即将到来的温暖。那天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门前，三三两两的人在风中与法院门口的牌匾合影，他们的脸上没有因为无法旁听而感到遗憾，相反地，其中有不少参与者显得相当兴奋。这是一起典型的民告官案件，案件的被告有一个极其冗长却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府部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以下简称广电总局）。

孩  子

案件的原告小五回忆其整个诉讼过程，用了以上四个字来总结，案件能够进入审理环节，离2017年12月4日向法院邮寄立案告知书，仅仅过去了两个多月。“这比我出柜容易多了”，他说。小五的父母是属于连微信都不会用的人，即便如此小五依然在2014年选择出柜，深水炸弹投向了这个来自山西的农村家庭，在激起巨大的水花后，生活便归于平静，在他看来现在能和父母平和地交流，就已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三年后小五另一个选择，无形中也实现着这一目标。

时间回到2017年6月30日，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通过了《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以下简称通则），旨在进一步指导各网络视听节目机构开展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工作。其中第八条：“网络视听节目中含有下列内容或情节的，应予以剪截、删除后播出；问题严重的，整个节目不得播出（六）渲染淫秽色情和低级庸俗趣味……表现和展示非正常的性关系、性行为，如乱伦、同性恋、性变态、性侵犯、性虐待及性暴力。”将同性恋界定为“表现和展示非正常性关系、性行为”的“渲染淫秽色情和低级庸俗趣味”的“应予删除”的内容。

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的来头不小，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它的成员囊括了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国字头机构，也有如腾讯、优酷、爱奇艺这样的业界巨擘。本来协会作为一个民间团体，应该是自愿组织与服务的形式，不过按照协会自己的说法：协会自成立以来，不断推进行业自律，组织会员单位树立媒体责任，抵制不良和有害内容；积极推动版权保护，打击盗版盗链等违法侵权行为；积极开展节目评议工作，鼓励引导优秀内容创作，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产出如此大的能量和效果，与其背后的业务主管单位广电总局密不可分。

通则的出台无异于借官方之口吻，堂而皇之封杀了网络平台上所有涉及同性恋的内容，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同性恋在公共舆论之下一直处于暧昧地带，尤其是在影视作品领域，既有《霸王别姬》这样“我就是但我不说”的形式，也有《非诚勿扰》、《心花路放》里面半调侃的出现。但相应的也有很多专门反映同性恋社群的节目包括访谈、纪录片、网剧等等，它们为社会全面客观地了解同性恋群体在中国的生存境况提供的可能。

通则把同性恋列为渲染淫秽色情和低级庸俗趣味，这首先就与2001年4月我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中把同性恋从性变态条目中取消相悖，无论通则的制定者出于怎样“自律”的目的，这种公然冒犯的条文，马上点燃了同性恋社群。一时间微博、微信里都出现了大量的转发和关注，而这也进入了小五的视线。

出柜之后的小五独自在距离山西千里之外的上海打拼，每逢有新的国家通过了同性婚姻法案，电话那头的父母都是第一个被告知的对象，对他而言这是对自己身份的一种肯定。通则的出现让小五坐立难安，面对如此公然的“倒车请注意“”，这个26岁的青年人第一次产生了行动的欲望，但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参与了中国同性恋社群有史以来第一次主动对于来自官方歧视的回击。

起先小五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借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主管单位在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过程中获取和形成的资料文件属政府应该依法公开的政府信息”，向广电总局相关部门申请了政府信息公开，了解通则制定背后的依据以及过程是否合法，协会是否代行了广电总局的管辖权。2017年的7月初，各地申请信息的信件用快递的形式飞抵北京，其中也包括小五一连寄出的11封信息公开申请，到了7月19日，小五的申请就有了反应，广电总局在回复说：针对申请中《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制定的程序。”的答复为《通则》是由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制定发布，所申请的信息不属于我局答复范围。相对于其他小伙伴的申请石沉大海，小五回想起自己是非常幸运的，正是因为广电总局总局的回复，才为下一步行动做了铺垫。

妈  妈

其实早在小五寄出公开信的时候，就有人已经行动起来，这一次不是同性恋，而是范坡坡纪录片当中那些同性恋者的妈妈们，她们是潘妈妈、从容妈妈和红狐妈妈，红狐妈妈是北京本地人，在她的带领下母亲小分队出发了，她们特意把微信聊天群命名为“新时代的秋菊精神”，三位年龄在60+的母亲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景，让政策制订者听到同性恋社群的声音。

2017年7月5日，按照网上搜到的地址，一行人直扑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它位于一个被高楼所包围的大院里，三个人在协会里来回询问，得到的答案是“领导不在“，在留下信息以后只能无奈的在大楼下“合影留念”。

接下来三位母亲又去了协会的主管部门广电总局，这一次倒是见到了工作人员，在传达室里，三位母亲与一位中年男子有了短暂的交流，母亲们依旧是拿出准备好的公开信和个人信件，写上姓名、手机号，对方表示一定会负责转交给有关领导，他还非常客气地回复：“按理说，协会都不是政府部门，制定的这个《通则》也不是政策法规。”

潘妈妈在这场马拉松式行动之后接受访问说：“我想要做一件事，必须要坚持，不要为眼前的困难所吓倒了。我们三个妈妈，能把材料递上去，都是坚持的结果，小老百姓办一件事，非常的困难，我们是最普通的人，我们要做成功一件事情，你不坚持，不可能，我们昨天就是等啊等啊，都是在等待中度过的。门卫都不让我们进去，也不让在里面呆着，我们见人就问，见一个就问一个。我们比较幸运，遇到一位女士，刚好在里面工作。我们与门卫周旋半天，人家一直要轰我们出去。”

母亲们的努力并没有产生直接的效果，在另一边，小五收到答复以后立刻向广电总局申请行政复议。按照规定，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逾期未做出答复的，答复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应提起行政复议。这又是一场拉锯战，直到11月10日广电总局才发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在决定书中，广电总局陈述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在期限内向申请人进行了答复，答复内容全面、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维持原决定。

律  师

与其说这一切都在唐向前律师的计划里，不如说案件进展出乎预料。

此前唐律师并没有深入接触过性少数群体，尽管如残障人士、农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他略有了解，但是在代理通则案件以前，他并不了解中国还有这样一个庞大却长期处于沉默的群体存在，尽管它一点也不弱势。小五第一次收到的来自广电总局信息公开的回复之后，社群的伙伴就开始了法律研讨会，为接下来的工作准备着，研讨会上唐律师详细的规划好了接下来要走的路径。

行政复议申请的过程并不轻松，首先就是广电总局以内容复杂为由，把回复的时间延迟了，再然后申请信息公开和行政复议的对象，都是广电总局，既是运动员也是裁判员的现状，使得整个等待的过程漫长且无趣，只是结果出来以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这意味着针对广电总局之种种，终于可以按照法律流程，将其推上被告席。

收到行政复议的15天内，唐律师就开始组织诉讼材料，一直到2018年1月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才受理了案件，得益于2015年 “立案登记制”的全面实行，只要当事人提供符合形式要件的诉状，法院应当一律接收，并在规定的期限内依法处理。

到了2月23日，案件终于开庭，前来旁听的人纷纷在法院门口合影，其中就包括了当初给协会和广电总局递材料的红狐妈妈，特意披上一条鲜艳围巾的她，一出场就变成媒体的焦点，她说：“从《通则》发布就一直关注此事，我觉得《通则》对我的同志孩子非常不公平，当时和其他两位妈妈一起去了协会和总局送信，希望他们能修改《通则》歧视同志的内容，至今没有收到回复。庭审现场法律专业的内容听得不是很懂，但感觉国家目前没有对同志人群的反歧视法律，律师需要很辛苦的想办法找角度去问询对方，案件非常难打。不过只有一起努力，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

三小时庭审争议的论点，就是广电总局对通则的的信息公开回复以及行政复议的过程及内容是否合法。在对广电总局进行质询时，唐律师就协会在制定通则的时候，将同性恋界定为“表现和展示非正常性关系、性行为”的“渲染淫秽色情和低级庸俗趣味”的的法律、政策依据这一问题果断地抛了出来，广电总局倒是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复：没有相关法律、政策依据。

最后北京市一中院宣布，案件择期宣判。

他  们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同性恋三个字都是难以被正面提及的词语，这种选择性失声有很大一重原因是媒体对于自身的风险规避，如曾经风靡一时的网剧《上瘾》被突然撤下，很大程度上就是收到了风声，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网剧，播放它的平台需要在利益和风险之间需要做到权衡，而下架就意味着百万的投资化为乌有。“要改变现状很难,有可能媒体在自我审查的时候就毙掉了。“唐律师说。

事实上，诉讼除了带来公众的关注，产生的实质效果有限。燕子起诉心语飘香以后，“治疗同性恋“的广告依然在网络上存在。秋白与教育部工作人员在开庭前进调解后撤诉，然而秋白联合其他人向教育部递交多份举报教材的书信，至今没有收到回复。范坡坡告赢了广电总局，《彩虹伴我心》在多家视频网站仍不见踪影。

但凡是也有进步的一面，唐律师说这次案件有两个主要的目的，第一是逼迫广电总局表态，明确同性恋不是性变态；第二是给今后公共领域规则的制定者制造压力，不能随意冒犯性少数群体。这两点意在通过缓慢地筑起一道篱笆，来限制公权力或强势的一方对少数人制造不平等的可能。

通则案可以说是近几年来中国同性恋社群最为主动的一次动员出击，其一发布就引起社群内部的讨论，其后到个体行动，再到法律维权，整个流程既有普通人关注，也有自媒体、网络媒体甚至外媒的报道。“大众不会关注这是不是行政诉讼，大众只会觉得广电总局说同性恋是变态被告了、败诉了，同性恋不是变态。”燕子更看重诉讼背后传播的效果，单从这一点出发他还是很满意的，当舆论可以越来越多的公开讨论同性恋的时候，尤其是社群当中的个体看到还可以用法律为自己同时也为整个同性恋人群维权的时候，社会环境才会朝着友善的方向走。

不难发现，包括同性恋在内的性少数人群在中国依然面临种种困境：婚姻、继承、收养、恐同教材、扭转治疗等等，唐律师举了一个更贴切的例子，原来大家对艾滋病都不了解，以为握手都会传播，而当时媒体又把艾滋病渲染为一种极度可怕的疾病。通过这些年相关NGO持续不懈地努力，促使政府用正面的态度来面对艾滋病问题，风向很快就扭转过来了。同性恋问题也是一样，也需要不断地把这三个字以适当的方式推到公共空间加以讨论，让社会看到同性恋群体面临什么困境，有什么诉求，尽管大家关注点不一样，但是最终的指向还是一致地——诉讼多了，关注同性恋人群的人也多了，解决的方式也就多了。

尾  声

小五说整个案件其实是有一大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在一起关注，自己只是微乎其微的一个节点，已经出柜的他生活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或者改变，他把案子的消息发给身边关系不错的朋友，也曾打电话告诉父母案件的进展，他们就是最好的支持和动力。

燕子在扭转治疗案以后，带领着社群的小伙伴持续践行着法律倡导的形式，那次研讨会就是燕子所在的同志权益平等促进会发起的。从当初的不得已到如今的主动出击，改变的不仅仅是行动方式，尤其是在如今社会运动愈发有限的今天，NGO仍然有活动的空间和存在的意义，尤其是法律倡导的形式，是诸多倡导方式当中有效且安全的一种。中国的NGO也不会因为环境的收紧就变得停滞，相反，也在朝另一个方向努力，而每一次案件判决结果的高调亮相，又会加速整个法律倡导的历史进程。

通则件还没有宣判，另一起因为恐同教材而起诉出版社的案件又要拉开帷幕。

“我是希望赢的。”燕子如是说。

参考资料

《专访范坡坡，第一个告赢广电总局的同志导演》

《中国法院受理女大学生诉教育部污名同性恋》

《同志妈妈进京，网络视听协会“领导没在”，广电总局传达诉求！》

《以讼发声：同性恋反歧视新形式》

王大湿 | 作者

我喝酒纹身拍裸照但我知道我是好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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