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让中国政府第一次说了同性婚姻

采访、撰文 | 王大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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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2001年，我国婚姻法经历了第二次大修，李银河等社会学家也参与了修法的研讨，并首次提出了同性婚姻入法的意见。但直到2001年我国新婚姻法修订草案的通过，全世界也只有荷兰这一个国家实现了同性婚姻法制化。随后将近二十年，国际上实现同性婚姻法制化的国家越来越多，国内呼吁同性婚姻法制化的声音也迅速由学者专家扩展到了普通公民，呼声越来越响亮。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三审稿于2019年10月31日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征求公众意见，并于2019年11月29日截至。期间，公益团体爱成家发起倡议，号召社群以邮寄信件或网上提议等方式表达“将同性婚姻纳入民法典”的诉求。据爱成家统计，截止2019年11月29日，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三次审议稿)》的公开意见征集中，共有188383名网友参与，并提交修改意见222395条。

燕子与灯塔

燕子也没有想到“会有如此多的人参与”，但另一方面，“这件事情更加说明，推动同性婚姻，不仅仅是法律上可以结婚，而是可以通过结婚这件事达成很多意义，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自己不想结婚，或者不需要靠这个保障就认为整个同志社群都不需要，实际上你要去看一下很普通的这些同志伴侣就知道。他们需要婚姻的，我觉得想不想结婚是个人选择，有没有婚姻的权利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律保障。”

大众认识燕子是在2014年“反扭转治疗”案件胜诉后，12月的北京，他一只手握着正义女神像，另一只手举起一面巴掌大的彩虹旗，官司赢了，在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判决文书里清楚地写明——同性恋不是疾病，更不需要被治疗。

“反扭转治疗”的诉讼从决意立案到开庭，前后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如何收集有效的证据，如何通过案件来进行法律倡导，在等待开庭的日子里，从原告到律师，每个参与者都曾陷入进退两难的状态，付出了那么多辛劳，万一败诉了怎么办？

远在2005年，燕子就遭遇过类似的困境。他已经在如蛇的山道上前行了五里路，一侧山壁如刀削，而另一侧百丈深的悬崖虎视眈眈，绵绵黄土高原，来时的路早已躲藏在群山中，能不能顺利抵达目的地仍是个未知数，他有些懊恼，干嘛费力跑到这地方来。

此前他只是一名理工科的大学生，2002年来到广州，他求学的日子还算稳定，不出意外，毕业之后他能顺利找到工作。广州的大学向来是有些自由气息的，听过了一堂关于乡村教育的分享课，支教的经历将他深深吸引，与孩子打交道比整天面对仪器和实验有意思多了，更何况自己从小就有一个当老师的梦。在一个多月的暑假里，燕子初次体验到了支教的生活。也遇到了影响他后半生的导师朱建刚。

他说过，“我们很喜欢用这么一个比喻，每一个人都像一颗种子，不需要教导他如何成长，我们只需要提供适合的环境，可能是鼓励，机会和陪伴，他就能成长为属于他自己的那棵树。教育是一朵云触碰一朵云，一棵树触碰一颗树的过程。”

作为中山大学的老师，朱建刚长期关注乡村教育，为此号召大学生在边远地区支教，去思考“教育的意义是什么？”“人的价值应该发挥在何处？”燕子被这个项目打动了，他不顾家人的劝阻，办理了一年的休学，全心投入到支教的工作当中。在他22岁的夏天，只身来到了陕北黄土高原上，成了一名初一第二课堂老师。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学校以外的社会。”出生潮汕的燕子看到陕北的环境之后，还是吸了一口凉气。“学校的课桌椅非常简陋，小孩子们很容易就因为各种原因辍学，而女孩子就更难了。”

其中一个“调皮捣蛋”的男孩子引起了他的注意。燕子打算在周末去做一次家访，在城市长期生活的他，对行路之难完全没有概念，“这些学生住的地方都非常远，就像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的歌里一样”。每走几里路，他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

那个男孩在半道迎接燕子，带着他参观自己家的窑洞，后山上的果树，尽管在课业的成绩上表现得不怎好。“但他给我的感觉是他是一个非常会照顾别人的人。”

曾经人们只拿学习成绩论高低，而人性的其它优点通通被忽视了。燕子不断地鼓励和培养这些“问题孩子”。“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有一种被需要的价值。”因为他的工作也逐渐认识到，“我们的教育还存在各种各样的不足，这需要通过更多的参与者来改变。”

这就是他所参与的“灯塔计划”。灯塔计划不是一个大学生组织，但大学生成员却是灯塔计划的主体。他们拥有梦想、激情，比其他任何社会阶层都更关注中国社会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正如朱建刚所说：大学生在灯塔里找到了大学缺乏的激情、理智与责任心，灯塔本身就是一所大学。

参加完“灯塔计划”后，燕子也迎来了自己的大学毕业。他进入了广州一所职业技术中专学校当机械制图老师。“中专被认为是成绩不好的学生才去读的，然而跟学生们相处下来发现不少人都有很好的品质。”燕子的教师生涯只持续一个学期。因为他看到其他的老师们都无心教学，要么利用业余时间捞外快，要么准备跳槽。

“我不能在这里待下去，因为再待下去可能我也会变成他们那样的人。”朱建刚的出现再一次改变了燕子，他加入了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一面负责给各大公益机构的志愿者做培训，另一面负责协助与中山大学合作开课，介绍公民社会以及当前公益机构的发展。

在那里，燕子接触到了各式各样的社会团体，有关劳工超时工作却得不到相应补偿，有关残障人士、妇女和同志群体的正当权益得不到保障。燕子知道，靠单枪匹马解决这些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作为社会运动的一部分，他就像当初去支教那样，想着如何让更多人发现改变的可能并参与到社会议题的讨论中来。

2011年广州市建委拟投1.5亿元升级光亮工程，按市建委给出的光亮工程电费每小时5万、每天亮3个小时，光亮工程一年365天将产生近6000万元的电费，这不符合政府自身倡导的低碳节能理念。燕子在微博发布了文章，“是否需要光亮工程，花多少钱搞光亮工程，建什么样的光亮工程，都应该充分征集市民的建议。城市不是属于政府，而是属于每一个市民的。”

他颇有戏谑性质地剪了一个光头，还在微博上发布了照片，同时也征集更多市民的光头照。经过媒体的报道，灯光亮化工程被叫停。“这次行动给了我信心，也让我看到了可能性，我们每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产生巨大的改变。”

燕子觉得需要做点什么了，在乙肝反歧视领域上，法律倡导发挥了可见且显著的作用，而当时在国内的同志机构里罕有针对法律和权利倡导领域开展工作。“我之前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也不是法律专业出身，只是觉得这个位置在整个运动里面需要。”

爱成家

2013年燕子离开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他与朋友们一起发起了LGBT权促会，“当时我们讨论的结果是，从有条件的领域开始着手。”接着就是2014年反扭转治疗案件的胜诉，之后起诉广电总局的针对同性恋的歧视性条款；起诉心理学教科书出版社针对同性恋的污名化。无独有偶，孙文麟也加入到了同志运动的大潮里。

2015 年 6月 23 日，孙文麟跟伴侣胡明亮交往满一周年，他们前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民政局登记结婚，蓉区民政局工作人员在审查后，认为两人均为男性，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关于结婚必须是男女双方的规定。他对结果不服，于是在2016年孙文麟一纸诉状将芙蓉区民政局告上法庭，这被媒体称作“中国同性婚姻第一案”，“婚姻体现了最理想的爱、忠诚、投入、牺牲和家庭。我们要求在法律中获得同等尊严。”这是孙文麟的初衷。

2016年6月27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孙文麟败诉，这件事却因为媒体的报道而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孙文麟先后担任过“出柜吧”和“同性恋吧”的吧主，期间发了将近5.8 万的贴子，此外他还创建“平等家庭网”，关注中国婚姻家庭法制议题。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2018年，由于我国之前一直没有民法典，在推行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当中必然要出台更加完善的法律，民法典草案的编纂便摆到台面上。2018年8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对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民法典草案共7编，依次为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每一条内容的审议需要经过法工委的起草并向社会征求意见。

孙文麟看到了机会，2018年9月他拉起了讨论群，与有识之士一道讨论如何就把同性婚姻议题送达法工委。但是事情的发展很快超过了他的预料，讨论群里的内容越多，观点就越难达成一致。“现在的结婚年龄是男22岁女方20岁，然后我们一直拿不定到底是统一到22岁还是降低到20岁。”孙文麟通过个人渠道号召大家在草案的第一次审议稿征求意见里提出关于同性婚姻的意见，尽管响应者人数很多，最终官方并没有给出什么回应，第二次审议稿征求意见时孙又因为家事而错过。

与孙文麟合作多次的燕子用“坚持”形容孙文麟：“他在（同性婚姻）这个话题上做了很多的功课，明白自己要什么，也知道现阶段发生什么事。”

2019年11月，民法典第三次审议稿征求意见，有了前几次的行动做铺垫，燕子早已胸有成竹，他计划动员社群伙伴的力量尽可能多的向法工委提交意见，而爱成家这一组织在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它成立于11月3日，是多家同志组织搭建的一个公共平台，让同性婚姻这条看似遥远的道路逐渐清晰，并持续陪伴立法者与草根行动者走向婚姻平权的实现。发起人之一正是此前状告民政局的孙文麟。爱成家的出现成为了沟通的桥梁，避免了此前倡导行动时由于意见不同而造成的内耗。倡导行动一开，地无分东南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每个参与者所提交的意见都直指核心：

根据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对于婚姻、家庭的保护，和对“婚姻自由”的维护，同性伴侣的法律关系需要在婚姻家庭编中得到体现和保护。建议该编所有法条中的“夫妻”改为“配偶”，“男女”改为“双方”。以保障每位成年公民的平等结婚权。

为了让参与者能够更充分地了解同性婚姻的必要性，在发起倡导行动时，爱成家还征集到了很多同性伴侣故事，这一点燕子有深刻的体会：

“比如说财产，因为现在生活稳定了，两个人就肯定有很多共同财产，这些共同财产的确立就是婚姻很明确的功能，比如说我们有房子，那这个房子写的是我的名字，他出的钱。这房子是谁的？那如果我们在婚姻里面，这个房子就是共同财产，但是没有婚姻就说不清楚了，对吧？”

“包括我之前去英国读书。本来办理签证非常的简单，但是我就要提供各种各样的证明材料来证明我们之间的关系，他才可以办理，到最后他还是没有办理成功，但只要有一张结婚证，别的就什么都不用，这就是很实际的利益。”

2019年12月20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第三次记者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岳仲明表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三次审议稿征求意见过程中，“共收到198891位社会公众网上提出的237057条意见和5635封群众来信。意见主要集中在完善近亲属的范围、修改可撤销婚姻的撤销机关、进一步完善夫妻共同债务、同性婚姻合法化等方面。”

社群在充分动员后的行动力量变得强大异常，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三审稿于2019年10月31日在中国人大网公布，截止11月29日法工委收到的23.7万条意见当中，有关同性婚姻的意见足足有22.3万条！12月21日，《环球时报》2020年年会在北京召开。其中，在“民粹与全球化：水火不容吗？”的分论坛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谈到了同性恋婚姻的话题：比我们这一代人，换一波人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所以对这类问题要有关切关注。

孙文麟用了意料之外的惊喜来形容：“因为在第二次审议稿发布时，发言人对同性婚姻是持排斥意见的，但这次已经变得很中立，也可能是因为我们人数足够多到对方不得不回应。”他举了一个例子，就像孩子向出柜对象表明身份，可能第一次对方反应很大，但是第二次，第三次乃至更多次以后，对方的态度多多少少都会发生改变。

新闻一出，新京报、凤凰网等权威媒体在微博等平台发起投票，获得广泛参与。截止12月22日23时，仅凤凰网就有700万人次参与投票。

网络上发起的投票使得大众有机会对同性婚姻赞同与否进行表态。也引起了保守宗教势力的反弹。不同观点的碰撞不见得都是坏事，长期关注酷儿政治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魏伟提出自己的看法，“平等权益的获得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一定是不断斗争与磨合的结果，从短期来看这次事件并不能迅速扭社会对于同性婚姻的看法，然而从侧面看，它体现出同志群体在社会动员和行动力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我最后也有一个思考。”魏伟说，“我们社会包括公权力在内，总是把同志议题视作西方社会的舶来品，甚至在同志社群内部也不由自主地将追求同志权益当作西方价值观主导下的一项运动，如今中国在全球的地位和实力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通过中国自己的方式取得对同志运动的话语权？”

汉堡大学的阿尔布雷希特教授认为，当前世界范围内保守势力仍是婚姻平权所要面临的首要障碍，这不仅仅是在同性婚姻的议题上，在非婚生育、安乐死等议题上都存在着巨大的阻碍。“在中国，同性婚姻并不是同志人群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因为长期以来同性恋一直处于不可见的状态，能够公开身份并且有结婚意愿的同性伴侣更是少之又少。”

“同性伴侣在共同财产、子女的抚养和伴侣在就医时的签字权，这些异性伴侣也会遇到，婚姻实质上是异性恋的一种特权。”他认为在当前的状况下，同性婚姻的议题无疑会冲击到一部分人的观念。如果同性伴侣的诉求能够采用“民事伴侣”这样偏中性的称谓，赋予民事伴侣与婚姻同等的权利，既能满足同性伴侣之间的需求，同时避免直接使用婚姻二字也不至于刺激到保守群体敏感的神经。

“大家都觉得在中国推动同性婚姻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一个比较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反而是因为需要我们一步一步去推动，才能成气候，”燕子说，“既然大家都需要希望，我们就一起通过行动让希望成真。”

王大湿 |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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