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摄影人都爱叫她“苗姐”？ | 他们为什么要摄影Vol.13 王苗
三个女孩
王苗，中国影像革命之初重要摄影组织“四月影会”领袖之一。参与创办的《中国旅游》和《华夏人文地理》，为中国大陆有志从事人文地理探索和实践的摄影人提供了平台；而王苗为中国摄影做的更大贡献是三十年如一日地关注、提携全国各地的摄影者。大家都喜欢叫她“苗姐”。今天，请看“苗姐”和陈小波之间的谈话。
新疆塞里木湖
《早安中国》，杭州西湖，1988年。 清晨6点，一位穿着西装的老人在西湖边自在地阅报，不远处是白雾缥缈的湖景。这张照片深受外国读者喜爱，可说是外国人眼中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的写照，被许多外国媒体引用过。
小雏菊的剪影
伤痛内心隐藏
王：我的父亲是山西垣曲人。爷爷是当时的开明绅士，父亲很年轻就到太原读书、投身革命，18岁回家乡创建中共党组织，抗战打日本，性格刚毅。母亲江苏籍，外公是民国时期的高官。她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文学系，真诚、热情、脆弱而刚烈。“文革”前在北京的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因在解放前夕去过台湾半年，运动中被关起来一个月。母亲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你们害我，我就死给你们看！她做出惊人之举，从六楼上跳下来。去世时年仅45岁。我们三个姐妹，苗、蕾、果，当时分别是17、15、11岁。我最大。
父亲被通知去收尸，他带着我去了八宝山。一屋子全是尸体。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我妈妈，想给她换衣服，人家不让，说自杀的人没资格换。我那时没哭，人在这时很镇定。出去时，父亲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大手帕，让我进去给母亲盖上脸。我去盖的时候，看到妈妈的脸很平静，但腿明显摔断了。
回到家，家已经被红卫兵抄了，所有的墙、地面、楼道都刷上了黑色的大标语，劫难在所难逃……
（我没有想到，王苗一上来就和我谈生命中这样一段尘封岁月，吃惊的程度使我一时间不能有任何问话，王苗却神情淡淡，甚至看上去没有伤恸。）
王：知天命之年，我终于可以坦然面对这些时，几十年已经过去了。现在我好象能很平静地谈论这些尘封的往事，这只是表面上，其实心里的伤害是无底深渊。我已经习惯了自己有多苦，从不示人。
我惹的第一个祸就是照相引起的。 妈妈去世后，17岁的我带着15岁的妹妹到山西临汾插队。原以为到了一个谁也不知道我们家事的地方。那时因备战备荒，一个部队的军部设在我们北王村。有一天下雪，我拿着城里叔叔的破相机，拉着妹妹去照雪景。还没照几张，就被军队的保卫处发现，我们竟被怀疑在“刺探军情”！把我的相机和胶卷没收了。因为这事，有人还到北京外调我们，终于了解到我爸爸是“叛徒”、我妈妈是自杀。外调的人回来，我们不想让别人知道的痛苦，周围的人便都知道了。
《帕米尔高原一户人家》，新疆塔什库尔干，1987年。
故宫学艺
陈：你曾提到，金伯宏应该是影响你走上摄影道路的第一个人。
王：1971年病退回北京，我家在建工部大院。看到和我住一个楼的金伯宏背着摄影包出出进进——他在故宫当摄影师——给小姑娘拍照，说摄影的事儿，让我感觉摄影是这么好玩、这么神奇，羡慕得不得了。受金伯宏的影响，我迷上了摄影。当时我的父亲和我未来的公公凑钱给我买了一台360块钱的相机。我就天天在家里鼓捣，给我周围的女伴们拍，拍了自己冲洗，买的相纸全是那种论斤称的。
陈：那时信息匮乏，你们怎么学习摄影？
王：哪里学？我们那时能看到的就是“文革”前出版的《中国摄影》，自己还没有，全是借的，借来就翻拍。其实那时《中国摄影》也一张外国照片没有。我还有一个本子，专门贴着胶卷盒。我把自己用过的胶卷标志全剪下来，也成了我的学习资料，太珍贵了！
陈：第一次的学艺生涯是在故宫，就是俄日故宫馆藏拍照留影。
王：1972年文物局的谢辰生叔叔介绍我到出国文物展览工作组义务帮忙。也没工资，就给买张月票。尽管这样，我干的很高兴。我遇到了几位国宝极的老师：吴伯寅、黄翔坤、罗哲文、王发塘……他们在故宫的武英殿给文物造册、给出去展览的文物留照片。我刚去就做最简单的活——上光、显影、把盘子。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我每天要把最珍贵的文物抱在怀里，穿过武英殿的院子到拍摄室。也就是在这些老师拍文物的时候，我学会了极其严谨的构图、曝光——看他们用不同的光线，竟把没有生命的文物拍得栩栩如生。
而最重要的是我从这几位前辈身上学会了一种做人做事认真的态度——哪怕是做一件小事、做不被人关注的事，都要一丝不苟。
陈：能在故宫工作，还在这样一拨国宝级人物身边，听上去这太令人羡慕了。
王：20世纪70年代初，一切还笼罩在“文革”阴影中。我记得当时有暗房两个老师傅对我很好，一个叫周洁清，一个是陈健秋。尽管她们把我当女儿般看待，但我仍不愿意把自己心底的任何东西暴露出来。在一起呆了两年，她们居然都不知道我没有妈妈。
当时又无端出了一件事：“黑画事件”。我姨妈的朋友柯犁叔叔手上有一张黄永玉画的一只眼睁、一只眼闭的“猫头鹰”，武英殿有师傅会裱画，他们就托我找人裱出来。在这么清净的故宫，也会有人告密，我被人“揭发”了。一个20出头的女孩子就整天在这样的担惊受怕中过日子，无时无刻不承受压力。无形的迫害老跟着你。在那样一个环境里，我变得沉默寡言、封闭孤僻，更不愿意把内心的任何东西表达出来。其实这两年我只干活，一分工资没拿，还是被人告发“走后门”。我只得离开。
1974年，文物局招工，那些同我一起工作了两年多的叔叔、阿姨们毕竟还惦念着我这个只知道努力干活、从不多言多语的小姑娘，我被正式招进位于沙滩红楼的文物出版社，成了正式职工。从此暗房一干就是7年。你知道我在暗房干什么？那时候要印线装毛主席诗词，不是一般印刷，每一个字要用宋版水印本。60岁的老师傅把这些字一个个照出来，我在暗房把字一个个洗出来，编辑后再贴出来制版。后来出版竹简的书，那些竹简也是我一条条洗出来的。
《插花节》，云南楚雄大姚，1989年。 插花节是彝族节庆，村民们带着录音机来歌墟，录些山歌回家闲时放来欣赏，作为娱乐消遣。当时流行军装打扮，身穿少数民族服饰、头戴军帽赶时尚的彝族人一派喜气洋洋。
拍摄了敦煌所有重要壁画
陈：接着的经历仍然让我羡慕，你有机会连续几年拍摄中国的石窟，敦煌所有石窟你都进去过。
王：干了几年暗房后，我有了一个机会------跟着老摄影师彭华士拍中国石窟，连续拍了龙门、云岗后，1978 年开始拍敦煌石窟。常书鸿恢复工作刚回到敦煌，他的儿子常嘉煌是我的师兄也正好在那里。研究所把一大串钥匙给了我，可以打开所有的门。所有的石窟我们都进去了。我和彭老师一个一个拍，先是我给他打光，后来爬上爬下我自己都包了。那次，所有重要的壁画我们都拍了。后来出的几本敦煌画册，很多就是我拍的。
记得我在那里碰到作家黄宗英，她在采风。她很奇怪：嗯？这么个瘦瘦小小的姑娘在这里干吗呢？我在那里还遇到我的忘年交：画家庞熏琴。庞老那时已经七十多岁，是留法大画家。刚被解放出来做了工艺美院院长。他恢复名誉后的第一件事就到了敦煌。
我拍照，庞老就借我的灯光临摹。他每天跟着我：“发现跟着你，洞里特别亮，看着完全不一样。”我还给他拍了工作照——满头白发的临摹敦煌壁画的老画家。晚上，我干完活没事，他就教我临摹飞天。庞老后来送我两幅画，一张是白描北魏菩萨，他在上面题字：“此乃菩萨非苗也。”还有一幅是敦煌的外景，几棵大杨树，他题词道：“昔日的苗苗长成今日的大树，高过莫高窟，气死如来佛。”
陈：你比同时代太多的人都要幸运！遇到故宫，遇到敦煌，遇到高尚的一群人。
王：在我的成长中，有幸认识了很多像庞老这样对人生、对艺术认真又品行高尚的老人。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财富。我特别要提到的是黄祥坤，他《人民中国》的摄影组长，印尼归侨，翁乃强、沈延太的老师。他开朗乐观，热情执着，他一再告诫弟子：谁也不能摆！而那时大部分照片都是摆拍。1974年春天，在动物园，我跟着他进了猴笼，拍了那张《笼里笼外》。
陈：就是那张被批判为：“影射社会主义将人关在笼里没有自由”的照片？
王：其实我哪里想那么多，连表现什么都谈不上，就是觉得影象有意思。黄老离开大陆去香港时，在火车上给我写信，谈归侨的痛苦和失望，沉痛中仍流露爱国的拳拳之心。1981年，老人去世。他送我的印尼木雕现在我还珍存着。黄先生对我的摄影道路影响甚大。
《阅读经文》，云南西双版纳，1988年。 开车路过西双版纳时，以长镜头远拍认真读经的小和尚。墙面、光影与红袈裟协调、平和。
永远的四月
陈：“四月影会”和“星星”画展、《今天》诗刊一起被看作20世纪80年代重要文化事件。这三个组织是80年代开端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民间团体和组织。由此生发而出的一系列文化事件与创作“不仅对此后文化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穿透了专业领域直接与社会生活发生了紧密的关系。”在王志平那个著名的小屋里，“四月影会”发端。
王：二月，北京的天气还很冷，在东四三条王志平的小屋里，聚集着一群参加过"四·五"运动"人民的悼念"的热血青年摄影者——“四·五”纪实浪潮的出现标志着新时期纪实摄影文化的开始——除了金伯宏，几乎都是业余的。但我们的背景大抵相同：当过知青、工人、年龄差不多、有共同的理想……我们这伙人的中心人物是王志平和赵介轩，赵是清华附中才女。我们叫她 “小芹”，现居住在法国。
“四月影会“这个名字是大伙起的，意喻大家相知相聚在四月，另外四月是早春，乍暖还寒，有希望同时也背对着未尽的寒风。《自然 ·社会·人》展览的发刊词是王志平写的：
“……摄影，作为一种艺术，有它本身特有的语言。是时候了，正像应该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一样，也应该用艺术语言来研究艺术。摄影艺术的美存在于自然的韵律之中，存在于社会的真实之中，存在于人的情趣之中。而往往并不一定存在于重大题材或长官意识里。“
大家都想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做个展览。我们这群人没有政治色彩，只是表达我们对艺术平实、普通的追求。虽然我们的照片有些幼稚，毕竟那是1979年。但在那个年代，摄影正在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这是第一次向图解政治宣战，向僵硬的摄影现状宣战，所以才能在社会上造成影响。这是对粉饰、摆布与虚假的第一次自觉否定，使中国的纪实摄影逐渐向普通、真实的生活靠拢，向人性自身价值回归。
陈：展出的500幅作品是谁决定的？
王：不瞒你说，没有评委，没有谁说了算，谁有照片就拿到小屋，围在一起，人七嘴八舌：这片子行，拿去自己做去吧！我自己的照片一下被选中20张。
陈：1979年4月1日，第一届《自然 ·社会·人》在中山公园的花房“兰室 ”举行。我在很多文字中描述拥挤的场面：“人山人海”一点不夸张，几乎挤得透不过气来。三分钱一张门票，好多人出来透口气再买票进去。有个人后来写文章，他自己一天进去了7次！
王：后来我先后在美国、香港、台湾搞过多次个人展览。但再没有超过第一届《自然 ·社会·人》带给我的激动。那种第一次被摄影同伴们接受、被每天成千上万人认可的感觉令人感到莫大满足。我们50多个人的近200幅照片，大部分表现的是北京都市生活，但风格各异。金伯宏、罗小韵、王志平、王立平、李英杰、李晓斌、池小宁、吴鹏、高强、呂小中、范生平、任曙林、李江树、任国恩、许涿……
陈：这些名字是中国摄影界不能忘掉的名字。
王：第二届在北海公园举行。参加人里有了王文澜、鲍昆。第三届进了中国美术馆，参加人中有了张艺谋。进了美术馆，四月影会也该寿终就寝了。
陈：“四月影会”为什么突然停止，这是一个谜。
王：我们笑称自己是“乌合之众”，只是想在那样压抑的时代抒发自己的艺术观念。“四月影会”没有会长、理事。所谓的“常务理事”就是积极分子——老来的那几个。也没有什么纲领、没有名分、没有利益，只有热情与真诚。王志平也从来就不是一个优秀的领袖级人物，他根本控制不了后面的局面与矛盾了。意兴阑珊，收摊算了。出现也自然，散的也自然。
陈：但是“四月影会”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谁也不能否定：“四月影会”参加者中很多成为中国摄影界的中坚。《自然 ·社会·人》展览成为中国摄影史最重要的展览之一。
王：国家这个时候也良性地发展，走向了改革开放。“四月影会”这样的展览能进入国家美术馆，已经说明当时的开放与宽容程度，这些本来一盘散沙似的人中，很多陆续成了职业的摄影师，麻烦事也多了起来。我和罗小韵进了中国新闻社、王志平到农业出版社、李小斌到《新观察》，王文澜转业到了《中国日报》……
陈：没几年，还是你们这些人为主力，成立了“现代摄影沙龙”。
王：1985年春天，这帮人在我家，成立了“现代摄影沙龙”。积极分子成了王文澜、李晓斌、鲍昆等人。当时还为这个名字“吵”了很久。有一个插曲。当时《中国日报》总编冯锡良从国外回来，思想解放，建议王文澜把一些能给报纸供稿的摄影者组织起来。冯老反对叫“沙龙”，建议叫“俱乐部”，我们坚决不听。我们觉得叫“沙龙”是对现有形式的一种反抗。我们在我家与冯老争论。那时我们家成了大家聚会的地方。一来十几个人，放幻灯，还管饭。
陈：这个时候的“领袖”是谁？
王：是杨绍明。1985年中国摄影家协会代表团第一次出访香港，成员有吴印咸、吕厚民、徐肖冰、杨绍明、王文澜和我。二十多天的相处，我们和绍明熟了，他当时是新华社的一个普通记者，我们感觉他当时很沉稳、平实。我和文澜就建议他出来牵头，把青年摄影人再组织起来。他答应了。沉寂了几年之后，民间摄影力量再一次被组织了起来，这些正当年的摄影者手里又积攒了很多精彩的东西。1985、1986、1987年连着办了两届展览。有了“十年一瞬间”。之后，绍明把“现代摄影沙龙”变成了“当代摄影学会”。
陈：你说的这一段历史我听着精彩纷呈，起伏跌宕，实在是中国摄影界最活跃和最有意思的一段时期啊！
王：特别开放，空间很大。大家二十几岁年纪正当年，精力旺盛得不得了。也为艺术吵得一塌糊涂，但吵完了没事。那个时候我们聚会哪有什么饭局，就是骑车来了，看照片、讨论、争论，完了走人。
陈：“四月影会”、“现代摄影沙龙”、“当代摄影学会”虽然在北京“折腾”，但影响却波及全国。
王：是。云南摄影界德高望重的老编辑肖敬志把我们“四月影会”第一、第二届的展览合起来在昆明翠湖公园展览，影响了云南一批摄影人。肖老也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老朋友，他是新华社培养的一个好人。一生充满激情，鞠躬尽瘁为摄影一辈子，是典型的忠诚事业的知识分子。
陈：我读过肖老写给王志平的信，给予“四月影会”极高的评价。
王：我记得还有湖北武汉的于志坚……巡展了10个城市，得到的赞扬也狂热，批评也激烈。现在成立“四月影会”和“现代摄影沙龙”的土壤和基础都没有了。现在是产生像吴家林这样个体的优秀师的时候了。
当年四月影会的摄影展作品选，如今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已经卖的很贵了（图片来源：摄影教育出版交流群）
东山魁夷奠定了我的视觉基础
陈： 1979年，中国新闻社复社，你当了复社后第一批摄影记者。中新社当时担负着对海外发稿的任务，报道题材广泛，不那么生硬。能在中新社当记者，想必是所有的摄影记者都羡慕的。
王：中新社一复社，我就去了。当时的副社长吴江，新加坡归侨，他思想开放，一进去就给了我们一个宽松开放的环境。他给我们一人一台相机后就把我们轰出去了——-没有任何框框，自己找关系、找题材，给海外杂志、报纸供稿，一开始就给反转片，走到哪儿拍到哪儿，什么都行，回来能发一堆稿。我那时胆子也大了，什么都不吝，什么场合都敢进，没什么规矩。这种环境也培养了我，很快就有了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
《自然 ·社会·人》结束后，我在中新社找到了拍摄的感觉。也正是在中新社给我创造了起点更高、视野更加宽阔的环境。《野外拾回的小诗》就是在那种状态下开始拍的。
陈： 是在摄影艺术上思想解放最早的那批摄影者之一。《野外拾回的小诗》奠定了你在摄影界“先觉者”的地位。看你的“小诗”，就像看惯了风光摄影表现雄伟河山的照片，突然有了别样视角。
王：1980年，我看了一个展览，在北海公园举行的日本当代著名风景画家东山魁夷的画展。猛然觉醒：原来自然可以这样表现！
陈：东山魁夷的风景画疏简、静谧，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杰作。
王：那时侯，我们能看到来自外界的东西有限，没有资讯，脑子里一片空白。突然看到这样一个宁静的展览，一下打动了我、征服了我——它就是我内心想拍的东西！这个画展影响了我的摄影风格，奠定了我的视觉基础。
二十年过去，东山魁夷对我产生的影响还没有磨灭。我曾在深圳无意中看到他的一套书《东山魁夷的世界》，二十多本，我毫不犹豫，全部买下。那里面是他的诗、笔记和艺术随笔，二十多年了，我终于有机会读到他《与风景对话》，终于与他与自然心灵相交。
东山魁夷画作
陈：你的“小诗”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觉角度来看自然，通过无名草木感受自然的魅力和灵魂。有人称你是摄影界“赋予草木生命的第一人”。
王：从看了东山的画展开始，我就对拍摄宁静自然产生了兴趣，行走在任何地方，眼和心就会感受这样的“小诗”。突然看见山头上的一棵树、脚下的一棵草，我会大叫：“快停车！”急不可待地奔跑过去，可旁边的人会认为平淡无奇。我那时喜欢上了简洁单调、形式感强的构图，颜色也喜欢单纯色彩。
陈：当时是朦胧派诗歌代表人物顾城为你的作品配诗。
王：当我拍了上百幅这样的作品时，有一次韩子善先生拿我的片子好像去讲课用。归还时告诉我，他的一个朋友顾城想为我的作品写诗。顾城后来为我的作品写了40多首小诗。我一看：傻了！他把我想表达的都写出来了。语言与视觉的感觉相通了。我用音乐做背景，叫我妹妹朗诵。1982年，中国摄影家协会举行全国青年摄影座谈会，把这个东西在会上演示，炸了锅。后来去找过北岛，又写了一批诗。
陈：你们那个年代，文化精英碰撞是常事。
王：对！“星星”画展，我们和阿城成了朋友。记得我到鼓浪屿还找过舒婷。她刚刚结婚，他们夫妇住的那幢老房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后来这些表现大自然、表达内心情感的作品在摄影界还引起过“自我表现”的争论，有人认为表现自我是资产阶级思想，不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但争论归争论，毕竟是政革开放的年代，政冶上的压力己没有那么大了。在今天看来，艺术作品如果不能感动自已，如何能去感动别人？
陈：80年代后期，你的照片在天地之间出现了壮阔的东西。
王：1985年，我从四川进西藏，深深感受到人的震撼，天地的震撼。我开始改变，从拍摄小品到拍拍摄壮阔大地。过去，我出去，满眼看到的都是小的东西。西藏没有小品了，看不到了，都是壮阔。我用了很多20的广角，同时敢用广角离人很近地拍摄了。1985年后，我才开始拍人，就有了《世间人》这本画册。
陈：我在西藏呆了近两个月，喜欢啊！如果只有一个地方可以重返，我愿意重返西藏。
王：我去的那么多地方，别人问我：什么地方是你最喜欢的地方，我一定会说：西藏。
我愿意做个搭桥人
王：1986年，我被派到香港《中国旅游》杂志工作。1986年至1992年，我没在家里过一个春节。1987年，做唐僧取经之路；1989年，做西南丝绸之路；1990年，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1991年，做马可·波罗之路，做一个个的故事。这个过程中，我学会了做报道摄影。
陈：《中国旅游》刊登旅游和人文地理的大型图片专题，报道摄影在国外已经有几十年历史，在中国却一直没有报道摄影的传统。你当时通过什么渠道学习报道摄影？
王：哪里有啊？就是自己摸索着干，拼命看国外画册。看《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为那里面的图片惊叹。还看法国和德国的地理杂志。可惜就是看不懂文字，真想知道人家怎么写的。看的多了，就知道了一组图片怎么拍，故事怎么讲。知道与人文地理有关的故事要有知识性趣味性，要生动丰富，要有内容和内涵。
陈：你不仅自己拍摄专题，还把更多的机会提供给国内的摄影家。
王：我这时结识了美联社的刘香成、台湾张照堂、阮义忠、《汉声》杂志的黄永松，香港的高志强、梁家泰等一批优秀摄影家，我们在香港开过中港台三地图片故事研讨会。不久台湾的《大地》杂志郑明华也来找中国题材。他们找我，我就把他们介绍给中国内地的摄影者。
陈：所以，国内摄影界“恩泽于王苗”的人很多。你到中国边远的地区去，常常是和当地摄影者一起，把你对报道摄影的独到理解及时告诉那些孤军奋战的摄影者。使很多不在主流里面的摄影者有了平台、有了出路。
王：我没有那么崇高，我做的事都是无意识的。我还算一个有激情的人，真诚的人。我也愿意做个能给别人一些帮助的人。 因为我有《中国旅游》这样一个阵地，很多题材不是自己去三五天就可以拍下来的，所以必须要有一支队伍，而且要和他们谈。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帮过很多人”也是我工作的需要。为了工作，我很快对大陆摄影者的资源从白纸一张到胸中有数。
陈：《中国旅游》和《华夏人文地理》在你和你的同事的努力下成为中国人文地理的权威。 你依靠国内雄厚的摄影师群体，让很多“身处一偶“的人感觉自己并不封闭。坚定自己走的摄影道路是一条正确不能轻易改变的路。恰恰又是你提供了平台，让他们拍摄的东西可以几十个页码地使用，使他们增加了自信：原来“土的掉渣”的东西是好东西。许多人感受过你超前的摄影观念，你提供机会使摄影者能有与外界交流的机会。使很多人及时看到中国摄影甚至世界摄影的全貌。胡武功对我说过：“王苗使我们坚持。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帮助，其实不在于给他多少钱，而是你给了别人认识事物、认识自己的平台。”
王：我只是告诉那些摄影者我已经知道、他暂时还不知道的一些东西。我出于一种“给别人看一点就会改变一生”的概念，给国内的摄影者一点建议。
上海的尔冬强现在出了很多书，还办了私人博物馆。最早时他拍舟山群岛，往《中国旅游》投稿。他那时知道做一张地图，拍不同角度的照片。但他因为没有机会看到好的报道摄影，犯了初学者容易犯的毛病：做作、摆布，把照片拍得很美却没有内容。我记得在他上海的一间小屋子里，我和他谈了许多次，一起看了很多东西，探讨真实、自然的摄影，组成故事需要的东西、不可缺的要素……后来还把很多关系介绍给他。
看到新疆赵承安的片子，他拍新疆风光拍的多好啊！但是制作有问题。我就迫不及待的把他约到我家里来，看国外画册。不厌其烦地灌输照片素质要好、站在更高的视野等观念。要不然你花了那么多辛苦，片子没有冲洗好，多可惜啊！还和他说：“你要是舍不得，就拿到香港来我帮你冲。”
当时台湾《大地》要陕西的稿子，我肯定先想起胡武功、侯登科、石宝琇——我的这些朋友。我相信他们的摄影能力和文化背景，但他们刚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做，我就会把我的一点点经验告诉他们，我也不是胸有成竹。后来就看到宝琇写给《大地》的一篇关于秦川大地的稿子，我很欣赏，以后有机会把他调到香港《中国旅遊》，一干十年，直今还是我们的骨干，其实帮了别人，不如说帮了自己。
我们那个时代看到一点好东西太难了，你比别人早看到一点，知道多一点。就有责任告诉他，想办法让他们看到，并提供平台。就这么简单，仅此而已。
陈：2003年因着你在摄影创作、社会贡献、出版展览、职业精神等方面有突出成绩，被评为年度摄影人物，评语写道：“一位有着丰富经验和广泛影响的大型摄影活动策划人”。
王：这个荣誉很高。我只是比别人多了些机遇。
《做油纸伞的老人》，云南腾冲，2008年。
大家来真诚地干起来一件事情，多好
陈：这些年，《中国旅游》一直不间断地在做“一日“的活动。每次参加的人数来自两岸三地达上百人。你付出的热忱和精力有目共睹。
王：搞这个活动也是一种真诚的初衷，目的性也不强，我又有这么个条件及机遇，更何况能让老朋友们聚聚是件多开心的事。有的朋友也会主动打电话给我：“王苗啊！下次活动别忘了我啊！”我就会不好意思，下次一定考虑。人家愿意来，我为什么不要。刘阳具体操作，他也是个很好说话的人。
陈：难得的是你举重若轻，别人还看不出来你做了这么多事。
王：我是一个喜欢简单、不喜欢复杂的人，想把一些事情做得简单。“二十四小时“这件事就是简单。找一帮朋友拍，拍完了就散。摄影者的片子冲洗出来后，刘阳先把能用的照片挑出来，我们俩再用几天的时间编辑成书。没有繁复的过程，也不要谁去审稿。现在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很有经验了。哪张好就放大，所以，拿到照片，分类、选照片、文字、编辑成书已经做的很顺手了。刚开始我们做了“香港回归日”、“澳门回归日”，做完就想：干吗不做大陆呢？就有了“世纪之交”。既然开了头就一件件做好。后来有了“台湾一日”、“澳门一日”、“北京一日”、“贵卅一日“、“西藏一日”……
陈：你做了这么多的大事，就是因为你周围总有这样的一帮人。
王：做一点事最重要的还是人。我是幸运的。从1986年到香港做普通的记者，做到总编、副社长，19年来，我周围总有一帮人。他们也不是帮我，而是大家一起做事。我幸运，很多朋友一直齐心协力地做事。刘阳、石宝琇、谢光辉、黄炎红、彭振戈、陈一年等都是一帮非常认真、努力做事的人。我们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做起事情来很轻松愉快。
我幸运有个好的帮手刘阳。他头脑清楚，宽厚塌实，实际操作能力很强，把很多事情处理地简单明了。现在“一日”的工作基本都是他具体操作。
陈： “一日”系列还会继续？
王：会！
陈：从一个个体的摄影家到成为一个摄影的推动者，你不会觉得浪费自己太多的精力和时间？
王：不会！我还会抓住每一个机遇，为大家尽可能创造机会。尽我所能，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朋友。
陈：什么样的人是你最欣赏的人？
王：我最怕虚伪的人，也怕浮躁的人。沉稳、平和、诚恳、遇事不惊、处世不慌、做人难能可贵的要大气、大度。一个人有了这么多阅历之后更应该宽厚、豁达，这是做人重要的品质和素质。我找朋友、合作者都会找这样的人。我已经不习惯和拐弯抹角的人打交道了。
陈：这么多朋友，他们对你意味着什么？
王：小时侯建工部大院的一堆朋友、插队时的朋友、“四月影会”的朋友、当代摄影学会的朋友、后来是香港的朋友，全国各地的朋友、那些在我生命中影响了我的老朋友，忘年之交，当然还有我先生的朋友……他们对我都很重要。比如文澜、延光、邓维这样坦诚以待的多年的朋友，一直给我鼓励和提醒，我很感激他们。
陈：你们这么些年一直没有发生过不愉快、分歧？
王：没有！就因为有共同的背景和经历，互相信任。有什么事也会问他们的意见。像延光，对政治一直保有激情，忧国忧民。我带着敬佩的心情去理解他！他这把年纪还这样拼命干活，怎能不出好照片？当然对他的敬佩不止在事业上，还在精神上。他与我先生更有话说，我先生是中美关系史的学者，他俩一见面就聊个没完。
我到哪里都有朋友。连我国外的朋友来了都会给我电话：“我要到四川了，我找你的哪位朋友？”我就说：“你找王建军吧！”到新疆，就找孙家斌、到云南就找冬瓜……反正到哪里都有朋友。这好象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陈：但是很多朋友会在你很亲切随和的外表下感到一种尊严，不能轻慢的尊严。
王：是吗？也许是太自立了、太要强了。
陈：那天谁说，叫了她半天“苗姐”，才发现我比她大。
王：哈哈！这苗姐是文谰叫出来，延光不叫。他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
陈：啊？这么巧！
王：朋友的关系就是给人方便，自己方便。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南怀谨先生教我“放下“
王：80年代初，我和我的同事在福建沿海采访，到了眉洲岛，台办的人说：我们遇到难事了。原来老有台湾渔民偷偷上岛，到妈祖庙烧香。而这个祖庙旁边有一个连队，部队决定拆这个庙，拆了台湾人就不会来了。
我去找了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把这件事告诉他；我还写了内参，结果是部队迁走，妈祖庙留了下来。现在这个岛上香火旺盛，还成了著名的旅游地区。后来，我在采访中好多次化险为夷，莫非瑟吉欧妈祖在保佑我？
陈：到香港工作后，你认识了南怀瑾先生。南怀瑾先生常和你说的话是什么？
王：南怀瑾是又一位在我生命中十分重要的老人。他住在香港半山上，无论什么时候见到他，都那样清明和宁静。我隔一段时间要去看他，已经成了习惯。
我有时办事太认真。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也会烦恼急噪。这时，南老师就会教我“放下”。遇到什么事情，老师总是微笑着说：“没事啦！放开点。”他教我遇到问题念“准提咒”。奇怪的是，念着念着，真的我就静下来了。我现在养成了一个习惯，飞机起飞和降落，我就不由自主地在心里念“准提咒”。
老师轻易不会给人提字，他不光给我题了《华夏人文地理》《世间人》，还给我写了一副字，录了王阳明的诗“险夷原不滞胸中，凡事浮云过太空。波静海涛三万里，日明飞锡下天然风。”我把它挂在办公室座位后面的墙上，时常看到它。人如果能够达到这样一种境界，还有什么事放不下呢。。我希望像老师那样永远平和平静。
做事情不能光凭自信和热情
陈：说说你的遗憾吧。
王：要说遗憾，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没有经历系统的文化训练。虽然有自信，但常常会力不从心。我们这一代人，遇到的事情太多，真正遇到困难并难不倒我们，但是遇到知识上的问题，就力所不及了。
我先生的朋友说我：王苗想干的事情，一定能干成；她要不想干的事，逼她也没用。但我自己没意识：我是这样的吗？！我只是认定了就去干，不会受别人的推动，而是自己推动自己。是有自信和信念的人。我还是很随和的人，没有什么不可商量的事情。认定的事情就把它做好。但做事情也不是光凭自信和热情就可以的。
比如没有外语基础，我要是精通外语，能做更多的事，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看问题会更全面、立意更高；我要是受过严格的文字训练，会更得心应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遗憾。我对图片的编辑，故事的把握没有问题，可对文字把握不自信。这一点我特别佩服延光，他这么多年没有间断，不断地写。而我没有在文字上坚持，老不写就惧怕了。
陈：最近看你的《与马可·波罗同行》，你的影像还是那么细腻、博大。其实我最希望你找个很好的合作者，一本一本书的出、留下……
王：全身心地做一个题材、一个故事是我最向往的事，是最开心的事。虽然还在拍，但这个时候对自己的不满足，遗憾就出来了。
我近几年没有大块的时间去拍。既然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我就应该尽心去为杂志工作。其实也没有人这样要求我，但我不能又搞创作，同时还管理出版社。做任何事情都应该专心，一心不能二用。应该心无旁骛，应该放弃一些个人的东西。
我现在只要出门，一定还背着两个照相机，一定装着反转片，一个长头、一个广角，不会放掉每一个拍照的机会。去看一场芭蕾舞，没带相机，就像浪费一样，白来了！没带相机，我去干吗去了？相机就像离不开武器一样，不能割舍。
我最想做的事
（采访中，王苗的电话不断。恰逢周末，大都不是谈工作，而是约她聚会的电话）
陈：每次和你在一起，都感觉到你回北京有很多朋友等着和你聚会。
王：他们约我玩。我有一个充满亲情的大家庭，除了两个妹妹及她们的家人外，最令我牵挂的是83岁的老公公，我们叫他老太爷，他是我一生中最敬、最爱的人。，他待人宽厚、豁达，是世上难得的好人。在我这么多年离家在外疯跑的日子里，是爷爷、奶奶带大了我的儿子，并在我追求事业的路上给了我支持与关爱。他特别疼我，当亲生女儿一样。所以我每次有机会回北京，我都会住在家里多陪伴他，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
陈：除了摄影，还有什么兴趣呢？
王：我将来不会闷的，我有很多的兴趣。比如家居装饰。如果我不干摄影，我会是一个很好的家居设计师。
陈：我在香港工作时，到你家做客，那个家确实是令人惊奇，每个角落都整洁而富于想象。
王：我还喜欢京剧。小时侯我爸爸带我看过梅兰芳，但我睡着了。前几年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拍京剧，四天时间，近距离拍张学津、叶少兰等国宝级的演员，一下喜欢上了京剧，唱念做打，味道那么深；我陪先生打高尔夫球，渐渐也喜欢了； 我想为我们社长陈复礼先生做一个活动；还特别有冲动，想和建工部大院甲五楼的少年伙伴聚会，他们的名字我还记得：铁军、春江、猫咪……那时的友谊很单纯也很有趣，谁家都可以随便出入，有时进来什么也不说，遛一圈就走了；也想把插队时躺在一个炕上的伙伴们找齐……
我最想做的是我老的时候能自己弄辆吉普车开着，还像过去那样，想到哪儿就到哪儿，想拍什么就拍什么，全身心地做一个题材是我最向往和最开心的事。
陈：苗姐梦想成真！
采访时间：2005年
采访地点：北京中国大饭店
以上内容访谈部分节选自陈小波《他们为什么要摄影》一书，经陈小波授权发布，图片来源网络。如需转载请微信后台联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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