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焦点 | 浦捷、陈思学：哈里森夫妇的生态艺术

海伦·哈里森（Helen Harrison）和牛顿·哈里森（Newton Harrison）是最早从事关于环境介入方面的实验的艺术家之一。在生态艺术发展的过程中，哈里森夫妇一起工作了近五十年，也和来自不同领域的人一起合作，包括生物学家、生态学家、建筑师、历史学家、外交官、调查员、城市规划师和其他艺术家。

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以一种协作对话的方式关注生态环境的变化，并为生态破坏等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以此来支持生物多样性和社区发展，还包括提出解决方案来应对全球背景下的环境问题。这不仅涉及公共讨论，还涉及来自艺术的参与方式的讨论，如通过绘图和记录的方式，提出针对流域恢复、城市重建、农业和林业等问题的建议。

同时，他们的作品也被许多博物馆收藏，包括蓬皮杜艺术中心（Pompidou Center）、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内华达艺术博物馆（Nevada Museum of Art）和芝加哥当代艺术博物馆（Chicago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等。

▲海伦・哈里森与牛顿・哈里森，图片来自哈里森工作室, © The Harrison Studio

哈里森夫妇的作品经常涉及一些在此前未被探讨的问题，而这些富有远见的项目也经常影响政府对于城市规划方案的制定。作为生态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案例，哈里森夫妇近五十年来的艺术创作，展现不同时期艺术家对于艺术应该如何介入环境的认识。

一、艺术的界限问题

在早期的艺术实验中，哈里森夫妇和其他的大地艺术家一样，所研究的方向主要是关于艺术的界限问题，认为自然中的事物和日常生活中的现成品一样可以作为艺术创作的材料。

在1971年的作品《天空、大地、水的界面》（Air, Earth, Water Interface）中，牛顿·哈里森将植物的种子种植在画廊内一个长2.44米、宽1.83米的箱子内，这使得来来往往的观众可以持续关注这些植物迷人的生长过程。

《可携带的鱼塘》（Portable Fish Farm）是同年的另一件引起了极大争议的作品。在这件作品中，牛顿·哈里森在画廊中喂养了许多鲶鱼，并标出它们成长的每一个过程。而在展览将要结束时，艺术家则声称将公开宰杀这些鲶鱼，作为作品的最后一个步骤。这一举动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人群中的骚动，迫于观众的抗议，艺术家最后只能作罢。

▲牛顿・哈里森、海伦・哈里森，可携带的果园，图片来自哈里森工作室, © The Harrison Studio

而在之后持续进行了一年多的艺术项目《可携带的果园》（Portable Orchard）中，哈里森夫妇在博物馆里种植了一个果园，灵感来自于他们在加州奥兰治县的所见所闻，并在之后解释道：“我们做到了，橘子郡所有的橘子树都在消失，果园正在被砍伐。所以我们为博物馆做了一个果园，那将是橘子郡最后一个橘子果园。”

事实上，当观众在餐桌上享用美味佳肴时，绝不会想到要站出来反对宰杀，更不会意识到那些普通橘子树的重要性。哈里森夫妇总喜欢把艺术藏在事实之后，通过这些计划项目引起人们对生活和生态问题的关注。而哈里森夫妇的举措，无疑使得观众们开始意识到作为艺术作品的果园，其意义并非只是存在于视觉上的审美功能，这当中存在着一种对公众的警示，它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们那些正在流失的土地、消失的自然，以及随时可能不复存在的物种。这也奠定了哈里森夫妇之后的创作基调。

▲ 牛顿・哈里森、海伦・哈里森，可携带的果园，图片来自哈里森工作室, © The Harrison S tudio

二、生态艺术对于环境的介入

在随后的十年里，哈里森夫妇开始将注意力逐渐转向对于生态环境的关注，试图以自身特有的方式进行对环境的介入，并为生态破坏等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以此来支持生物多样性以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1972年的作品《礁湖循环》（The Lagoon Cycle）是一个以生态为基础的研究计划。在这个项目中，他们收集锯齿礁湖的寄居蟹，并用它们来进行一系列的实验。在加州大学校园里的佩珀（Pepper）峡谷研究室中，这里的生态环境以及水槽系统被设计得尽可能与这些寄居蟹原来所处的环境相同，包括泥浆吸管、红树林植物树籽、泥床、动物头骨等都从斯里兰卡运送过来。然而，哈里森夫妇却惊讶地注意到，身处此地的寄居蟹表现得有点沮丧。一开始，生态学家觉得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水质问题。在经过一次次无功而返的尝试后，他们却发现导致寄居蟹不愉快的原因居然是季风。在此后出版的著作《蟹书》（The Book of the crab）中，哈里森夫妇强调了季风的作用，而这是以前人们在养殖生物时所忽略的。

▲牛顿・哈里森、海伦・哈里森，蟹书，图片来自哈里森工作室, © The Harrison Studio

1982年，哈里森夫妇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沼泽地区拍摄了一组照片。这组照片中记录了一种从澳大利亚进口到佛罗里达，用于美化景观的松树。在很短的时间内，这种外来植物就像野草一样疯长，最后几乎完全破坏了当地的生态栖息地。哈里森夫妇通过对这一地区的记录，向观众阐释了物种入侵对当地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这是第一件处理生态殖民的艺术品，在这件作品中，艺术家试图警告人们：“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审美的决定会毁掉一个景观。”在哈里森夫妇的作品中，艺术甚至可以以一种科学的方式介入自然环境，并且还能发现许多连专业的生态学家都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牛顿・哈里森、海伦・哈里森，艺术公园：垃圾堆填区，图片来自哈里森工作室，© The Harrison Studio

对于废弃用地的改造，也是近年来较为热门的实践方式。这在哈里森夫妇早期的艺术实践中也可以找到案例，例如《艺术公园：垃圾堆填区》（Art Park: Spoils’ Pile Reclamation）项目。该项目由一个基金会委托制作，项目所在地原本是一个采石场，里面装满了建造尼亚加拉发电厂时产生的垃圾，当地社区提供了大量的泥土和堆肥来覆盖这个垃圾处理地。在这项长达两年的项目中，哈里森夫妇和他们的团队装载了大约三千卡车泥土和有机物碎屑（树叶、树干、草岩屑、污泥等），创造了一个艺术公园。在这里，一片几英亩的松树林被种植起来，作为边缘的防风林和松树锥盆的聚集地。在哈里森夫妇的号召下，当地年轻人把收集的当地植物种子在此地播种。公园的西坡则种植了大量原生树木，并将森林形态引入坡面，以此加大防风林的覆盖面积。在山坡，他们通过种植原生浆果的方式保持土壤不受泥土流失的侵害，并持续将此地作为浆果的种植地点。他们还在肥沃的土壤中种植了一块苹果树试验田。当地青年还特别组织了人力，把收集起来的当地植物种子播种于此。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景观修复（实际上是一项三千桩土方工程，后来演变成一片开花的草地）的成本远低于通常为修复受损场地而进行的密集修复。

▲牛顿・哈里森、海伦・哈里森，艺术公园：垃圾堆填区，图片来自哈里森工作室，© The Harrison Studio

三、生态艺术对于政府城市规划方案的影响

哈里森夫妇的作品还经常涉及一些在此前未被探讨的问题，而这些富有远见的项目也经常影响政府对于城市规划方案的制定。

1995年，在《荷兰绿色心脏的愿景》（A Vision for the Green Heart of Holland ）这件作品中，哈里森夫妇建立了由瓷砖、地图、绘图、视频和文字构成的一系列图像。这是他们为荷兰的“绿色心脏”和“兰德斯坦德”规划项目提出的设想。在方案中，他们提出了新的边界概念，以清晰城市、生态和农业社区的作用。该作品于1999年由荷兰农业、环境和林业部策划展出，而这些作品中的很多概念都直接影响了政府日后的城市规划方案。2005年，由欧洲区域发展集团资助的《欧洲西北部可持续开放空间的最终报告》宣布，荷兰的绿色心脏地带是这个大区域中七个最有价值的开放空间之一。

▲牛顿・哈里森、海伦・哈里森，荷兰绿色心脏的愿景，图片来自哈里森工作室, © The Harrison Studio

艺术与环境作为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有机统一体，本就是不可分割的存在。而哈里森夫妇也最终通过自身的艺术实验，改变了人们看待环境的态度。他们最早的作品之一《猪牧场》（Hog Pasture: Survival Piece，1971），是为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名为“大地、空气、火、水：艺术的元素”（Earth, Air, Fire, Water: Elements of Art）的展览而特别创作的，这个展览也是大地艺术在早期发展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展览之一。当哈里森夫妇试图在博物馆里还原一个真正的牧场，并希望在里面有一头真正的猪时，该方案却最终被相关工作人员拒绝。多年后，据他们回忆说，当时博物馆方对牧场这个方案很满意，但却不愿意在作品中再多加入一只活生生的猪。

▲ 牛顿・哈里森、海伦・哈里森，猪牧场，图片来自哈里森工作室, © The Harrison Studio

2012年，他们在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Los Angeles）重新创作了这件作品，一只名叫威尔玛（Wilma）的猪得到了美术馆的许可。在好奇的观众面前，威尔玛来到牧场，急切地在泥土中寻找它想找的东西。这一次，无论是观众，还是美术馆都对这件作品非常满意。正如哈里森夫妇在采访中说的那样：“突然之间，人们开始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看待环境，而且他们的眼光也不一样了。”

▲牛顿・哈里森、海伦・哈里森，猪牧场，图片来自哈里森工作室, © The Harrison Studio

总之，哈里森夫妇在近五十年的创作中，通过不断的探索及实践扩展了人们对于艺术定义的普遍认知。此外，当生态环境、社区平衡以及物种的多样性遭到威胁时，哈里森夫妇展示了艺术家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并且证明了艺术与生态之间并不是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而是可以相互联系的。同时，这种介入方式的来源也值得我们学习，它并不只是依赖单一的固定思维模式，而是一种全方位多角度的思考方式。PA

浦捷，上海美术学院教授；陈思学，上海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略）

本文节选自浦捷、陈思学《海伦・哈里森和牛顿・哈里森夫妇的生态艺术》，全文刊载于《公共艺术》2019年第1期（总第58期）。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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