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岱
何振岱（1867～1952）字梅生，号心与、悦明居士、龙珠居士，晚号梅叟、觉庐老人、圆修老人、南华老人等，晚年自号梅叟。侯官县（今福建福州市区）人，祖籍福清南华。近代诗歌史上，著名诗人，学者，同光派闽派殿军人物。辛亥革命后在福州主纂《西湖志》兼《福建通志》。
1897年中光绪丁酉科福建第四名举人。1898年入名儒、词学家谢章铤门下。3次考进士均落第。科举废止后，被江西布政使沈瑜庆（沈葆桢之子）聘为藩署文案。沈离职后何振岱到上海柯鸿年家司笔墨兼教读其子女，不久结识了老乡陈衍。辛亥革命后，与陈衍同回福州。何振岱应聘为福建省盐运使刘鸿寿西席，居住光禄坊与陈衍对门。1915年，福建巡按使许世英建西湖公园，倡议重修《西湖志》，何振岱任总纂。1916年，何振岱应聘编撰《福建通志》的《艺文》和《列传》部分，历八年至1924年完成。1923年何振岱应老朋友柯鸿年之邀往北京任柯家教读。20世纪20年代后期旅京期间曾参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选目工作，名列编委名单之中。1936年，日本侵扰北京，何振岱回榕，从此再未离开。
“来从霜后看湖天，碧不如春净可怜。六扇晴窗生潋滟，数株红叶作风烟。”这首绝句名叫《西湖观濮轩》，出自清末至民国时期福州一位文豪之手。近一百年前，一个主张学诗“以学宋为主，而不以宗宋自限”、名叫“同光体”的诗派席卷全国，该诗派中最重要一支力量的“闽家军”里，有两位是邻居的诗人，他们都从福州三坊七巷文儒坊大光里走出来。一个叫陈衍，一个叫何振岱。
何振岱究竟是何许人也？“诗书画皆称绝一时”“其培养的十才女个个不凡”“是个有气节的正直文人”……这是民间对何振岱为人及其一生成就的评价。何振岱究竟心中墨水几何，有个小故事可见一斑：帝师陈宝琛晚年垂暮力衰，在应付不周时专门请何振岱代笔弄墨。
古人将“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视为才子的标准，而何振岱恰以“诗书琴画”享誉于世。其诗作深微淡远、疏宕幽逸，在“同光体”闽派中独树一帜；其深研各家书论经典，书法融碑帖于一炉，极具清刚之气；其善绘画，所做山水、花鸟画清隽飘逸，称绝一时，尤好画梅，以“梅叟”自居，所画梅花清雅淡丽、栩栩如生；其还好琴，工七弦琴，最擅《高山流水》《平阳落雁》，琴艺中阳刚中和之美，音色明亮饱满，高朗纯粹，与被誉为民国古琴第一人的杨宗稷齐名。
何振岱还是一个爱憎分明的性情中人。其秉性刚爽，当时的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拟请代作贺蒋介石六十大寿文章，送润笔3000元，谁知何振岱，宁守贫不奉承，坚辞不为；其又古道心肠，时人冲他“心好”，常把弃婴放其家门口，何振岱常是先嘱人喂养，接着再花钱送到“上门奶妈”处喂养。尤值称道的是，他在大是大非前立场分明，在抗战期间，福州沦陷，他卖文的生计中断，日军曾慕名托人聘他为顾问，但纵使贫病交加，何振岱也严辞拒绝，拒当汉奸，尽显一代名儒风骨。
1936年何振岱（左）与诗人陈三立合影于北平海甸。
“布帆一片是渔艭，天捲长虹入小窗。枫叶芦花都未有，只凭寒日看秋江。”
这是何振岱最为推崇的绝句诗之一，选自《闰七夕洪山桥酒楼》四首之三。该绝句四首，因风神酷似清初杰出诗人、以写七绝著称于世的王渔洋《真州绝句五首》，被陈衍与钱仲联分外推崇，两人先后编纂过《近代诗抄》，《闰七夕洪山桥酒楼》皆一首不落地入选。
写诗成就了何振岱，诗歌不仅成为他生命不可分割一部分，更是其毕生事业。他一生著诗百余首，其早期作品充满幽僻、清冷、峭厉之感的意象，大量使用诸如“绝壁”“幽亭”“寒涧”“寒松”等词语。其实不然，他诗中花草树木、琴棋茗酒、大川大河、风景名胜比比皆是，甚至生活琐碎也别有情趣。
其诗学主要观点是：论诗崇尚性情，不喜用典，为诗之道不当专求之诗而归重于为学为人，诗贵有独知独觉忌模仿，诗之为道以雅洁为先、雅而洁则离俗远、离俗远则去古弥近。
以性情为例，他认为好诗皆从胸臆中流出：“总以自写胸襟、意与造物者游为最上乘耳”。但又不认为不等于写性情的诗都是好诗。何振岱在《北游纪略》里写到：“诗言志一语，引而未发，人苟性情不凡，即是诗之根本，失其不凡之性情，安有不凡之言语？鸱作凤鸣，豕具麟彩，不几于妖乎？”。他认为，不凡之性情，不凡之言语，正是诗人之诗的标志。
“绝句宜若仙露明珠，轻匀无迹”，这是何振岱向学生传授的绝句写作技巧，也是他绝句写作的经验总结。“仙露明珠，轻匀无迹”，八字自南宋诗论家严羽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沧浪诗话·诗辩》）来。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正是神韵派诗歌特有的一种境界，也是何振岱追求的境界。
除写作技巧，何振岱创作也讲究态度，要求自己一丝不苟。其师谢章铤1898年赠诗有“果能惨淡得生新”之句，惨淡者，苦心构思之谓也。其总角好友龚葆銮1893年写的《题梅生诗卷后》也有“冥心觅句时长哦”之言，冥心者，潜心苦思之谓也。师友的赠诗证明他年轻时即有苦吟之癖，不肯随便成诗。
何振岱临《石门铭》
“定无后悔惟勤学，各有前因莫羡人”这是何振岱写于书房的一对楹联。他以此自勉，哪怕求学路上荆棘丛生，也苦学不倦、百折不挠，终成就一代大家。
何振岱的父亲是个秀才，曾任县府幕僚，但家道贫寒。其幼时极爱读书，但因家贫，无法上学，差点到店馆做学徒。幼年何振岱求学心切，不从父命，加上其母重学，宁作女红、供子上学，何振岱最终进入私塾读书。
何振岱十二三岁便能熟诵《五经》《史记》《汉书》，出口成章，为文千言立就，深得塾师赏识。1897年，他考中第四名举人。但中举之后因不循八股文，在1898年、1903年和1904年，连续三年投考进士都未得中。不久以后，科举制度废除，从此他的进士梦彻底破灭。
虽然进士没当成，但难掩其才华。1887年，何振岱还未中举，没有资格进当时福州四大书院之一的致用书院，但他时常替该书院朋友代作课业，凡其他代作，都名列高等。到他中举、能名正言顺地进入书院后，每次作文，总是“阖市争相传诵”。
1909年，何振岱到上海，有友人请何题扇面，何振岱顺手摘录几首自己写过的咏西湖的诗。不料，上海名流见了，无不击节赞赏。当时，上海报刊杂志辟有“文苑”专栏，何振岱作品便常被选登，从此诗文享誉全国。
1923年，福建政局动荡，何振岱举家迁赴北京。时任末代帝师陈宝琛在京城文运亨通，总要请其撰文作句，笔墨生意十分红火。但此时的陈宝琛已届80高龄，垂暮力衰，应付不周，专门请何振岱为其代笔弄墨。任何文字只要是何振岱代笔的，陈宝琛便十分放心。
但提到何振岱的才华，有件事不得不提，即其培养了民国福州著名的“寿香社十才女”。1936年，何振岱从北京返回福州，以读书写诗作文表达自己对国家、民族及身世的忧思。此时，叶可羲、王德英、刘蘅三位女子拜学何振岱门下，学诗作画。后来这三位门徒又相继介绍同好拜何振岱为师，她们分别是王真、王闲、薛念娟、施秉庄、张浣桐、洪守贞，再加上何振岱其女何曦共10人。这10位女性皆才华出众，随后结成福州首个女子诗人团体“寿香社”并著有《寿香社词钞》，被誉为“寿香社十才女”。
何振岱抚琴照（1924年摄于北京）
何振岱虽然诗歌成就排第一，但其“书画琴”的造诣也同样出众。
何振岱酷爱书法，深研各家书论经典，上溯魏晋，下涉明清。他的书法融碑帖于一炉，功力深厚，自成一家。其书法极具清刚之气，大小字均佳。其中小字以欧阳询为底时掺魏贴笔意，结体中官收拢，四体开张，用笔简约随意，轻松自然。为练书法何振岱一生的勤学苦练，就算年届67岁，仍为自己定下日课，他在1934年农历八月初八日日记中写到：“自是之后，每日临古碑帖，皆写全本，留为成绩，以验进退。1940年他作有《临石门铭十年，忽有所悟，喜而书此自勖》一诗，既肯定了此前的“老来更力学，此志偏不衰”，也为当前的“一朝若有见”“苦心造妙境”而感到欣慰，同时仍不忘提醒自己：“微悟何足恃，努力须虔追。”
何振岱也擅画，所做山水、花鸟画清隽飘逸。尤喜画梅，他号梅生，老年自称梅叟，所画梅花清雅淡丽，笔触轻盈。他作画追求惬意自由，在诗中有著：“一凭孤赏随心写，何限秋光绕笔来。更为小斋添供养，装潢拓本古樽罍。”对于作画，他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提出文人画“画心高于画力”，以及文人画“能画诗”——即擅长画诗、以诗之意境入画的见解。并身体力行。陈曾寿题何氏画曰“梅生先生人品高洁，偶尔作画， 翛然意远，若不食人间烟火者，其妙正在不能甚工，全然士夫气，与时流相去何啻霄壤之别”，以示自己的敬仰。
此外，何振岱还好琴，工七弦琴，长年以琴为伴，最擅长《高山流水》《平阳落雁》。自言“余初学琴，笃访琴人，无真正知解者”。他的琴艺中阳刚中和之美，音色明亮饱满，高朗纯粹，板眼则于净明白，已达刚柔相济、虚实相涵的圆熟之境。
有记载，被誉为“民国古琴第一人”的杨宗稷，将旧藏宋琴“松风琴”赠送给生前好友王式通，王式通敬慕何振岱才华，身后遗愿何振岱帮助订正文稿。王式通过世之后，“松风琴”被转赠给何振岱。而“松风琴”铭文中写到：“梅生（何振岱）世丈高亮渊静，喜弹琴，与九嶷山人（杨宗稷）齐名”。
何振岱喜梅，号梅叟，爱画梅。
何振岱在文化上的成就，不得不提其对民间教育的贡献。“愿松成盖笋成林，老去难消只此心。”这是何振岱写于1934年的一首诗，该诗表达了何振岱愿意传道授业、播撒桃李芬芳的伟大志向和态度。他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授学数十年，及他门者不下二三百人。他能培养出民国福州著名的“寿香社十才女”，正是对于其在教育上的独特理念和才华。
首先是对待学生都一视同仁。其学生王真《觉庐侍谈录》曾记录道：“师云：‘我于诸生无偏心，可质天地神明，有悦学者皆愿倾我所知以告之。’”他既授学生以诗、书、画、琴，也授以为人之道，强调“士先器识而后文艺”。
他讲究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其理念超前， 举凡当时中国高等学堂的研究生教学、函授教学，他都乐于借鉴和采用。据寿香社才女们回忆，老师何振岱从未给她们上过集体课。虽曾给个别学生说过书，但他依然主张应由学生自学，老师则为学生开列书单，适当指导，并批改作业。收在王真《道真室集》中由王真整理的《梅师读书举要》一文，就记载了何振岱为学生开列的书单。
他特别推崇一部指导读书门径的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在约写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与超农书》中写道：“读书先求其要者……（《四库书目提要》）凡数十类，皆有总提要，即总论也。草书抄，每日一篇，约二三月可毕……此为第一步入手之大道路。夫名为士人，而于古今经史源流不能明白，遑论其他？君诚有志，请先理此，以后应读之书亦不多也。经、史之数有定，人能熟一经一史，便成学士。子部要者亦不过数类，集部则当看者更不必多，直浏览足矣。大抵得要则易成， 泛及则虽勤不足道也。”
作为老师，何振岱十分尽职尽责。他给学生布置的作业是撰写读书札记， 写作诗词，习字习画，每隔一段时间就给予批改。有个故事，知者无不感动，尽显其崇高师德。1951年春，学生王真手抄诗作成《道真室诗》，呈交何振岱审阅。彼时何振岱不顾84岁高龄，仍以羸弱之躯对该诗作全面批改，并写序作跋题贉。他还鼓励学生从事国学研究，既当文人，也当学者。他提出：“约定三数人共治一经，或一子、史，以有札记批评为着实功夫，不特成己，兼可成人”
其学生叶可羲在《何振岱传》礼写到：“为父母者皆以子女得附门墙为幸”。何振岱对福州教育事业的贡献，早已载入史册，他的文化理念和师德也在学生及著作的代代传播下，不断影响着八闽子弟，造福后人。
各方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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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振岱著述甚多，代表著作有《觉庐诗草》7卷、《我春室文集》4卷、《榕南梦影录》2卷、《心自在斋诗集》1卷、《寿春社词抄》8卷、《西湖志》24卷传世。尚有《易学录》、《明诗话》、《词话》和《笔记》等未出版。代表诗作有《理安寺》《鹤涧小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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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福州新闻网
作者：王礼林
编辑：林少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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