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铭传在台湾》：历史纪录片的影视史学实践与集体记忆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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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战争为何打响？
保卫台湾为何如此重要？
胜利的背后，谁在扮演关键角色？
贫弱的台湾是如何迈出现代化的第一步？
……
在台湾光复75周年之际，安徽卫视推出大型历史纪录片《刘铭传在台湾》，为观众解答了以上问题。
《刘铭传在台湾》分为《出山》、《较量》、《重任》、《遗恨》四集，讲述了1884年至1891年刘铭传从奉命抗法保台到最后辞任台湾巡抚的传奇故事。在影片中，主创团队带领观众站在新的视野，重新认识了刘铭传——这位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者、首任台湾省巡抚、台湾近代化之奠基人。作品本身也在历史叙事和影像呈现等各方面都做到了认真考究、精良制作，这不仅是一次对影视史学的有利实践，也是一次对“台独史观”的有力批驳。
影视史学的实践：
做好历史的影像拼图
1988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提出“影视史学”（Historiophoty，也被翻译为“影像史学”）概念，指的是以影视的方式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媒介发明的溪流连续不断，前所未有的大量信息滚滚而来，造就了新的感知模式和新的审美经验品质。”尼尔·波斯曼如此写到。随着印刷文化向视听文化转向，历史书写的方式也由文字向影像转化，历史学者不得不将书写历史的权利部分让渡给了艺术家及影视工作者。
相对于过往以书写论述传达历史的方式（即书写史学），在现代科技和影视手法的助力下，影视史学往往具有更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其受众阶层也更加广泛。因此，史学学者张广智认为，“影视史学的影响要远胜于书写史学”。
在影视史学的概念引入中国后不久，其实践也拉开了帷幕。自2000年《百年中国》播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历史纪录片进入到公众视野。
这些作品题材之广泛、内容之详，很大程度提升了新一代国民对国家历史文化的认知水平。
仅看台湾题材，近十年来就涌现了《海峡春潮》（2009）、《海峡攻心战》（2013）、《台湾光复》（2015）、《台湾·1945》（2017）、《过台湾》（2017）等一批优秀的作品，内容覆盖了台湾史前史、古代史、近代史、抗战史和光复史。
《刘铭传在台湾》2020
《刘铭传在台湾》这样一部以中法战争为历史背景、讲述台湾现代化如何发端的作品，其制作和播出就是为台湾的影像史填补上了一块相当重要的拼图。
为了真实还原了中法战争台湾保卫战的战事全貌、全景展现了刘铭传兴办洋务振兴台湾的艰辛过程，影片主创在越南、法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多地采访取景，收集了大量原始资料、引入大量最新学术成果。
在第一集《出山》中，为讲述“观音桥事件”始末，主创采访了法国法兰西科学院玛丽安·巴斯蒂院士、越南河内国家大学范青教授等权威专家，并配合独家收集的历史绘图，为刘铭传赴京描绘了宏观历史背景。
为还原一个多世纪前那场可歌可泣的反侵略斗争，本片还在严格考究历史的基础上，运用了当下流行的音效还原、动画制作等手段，最大程度上弥补了真实影像缺失的遗憾。
如第二集《较量》，主创利用资料图片与新绘制图片，运用蒙太奇手法将中法双方基隆港口对战的过程进行了动态化还原。
通过这样直捷的、具象化的方式，历史的细节才能如此生动地呈现在观众眼前。当观众充分调动起视觉、听觉，并沉浸于历史的叙述之中，他们对历史的认识和感悟也将会更进一步。影视史学实践的意义不言而喻。
集体记忆的建构：
对“台独史观”的正面反击
20 世纪 20 年代，哈布瓦赫在《记忆的社会性结构》一文中首次提出“集体记忆”概念，意义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而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
记忆不仅是被历史、文化、政治等外部力量“形塑”的产物，也是记忆主体“能动性”的“建构”的结果。在建构记忆的实践中，纪录片创作无疑扮演重要的角色，该角色的重要性也随着影视史学的实践而渐渐提升。
回到当下，在历史题材纪录片中，关于民族主义和集体记忆的讨论总是不绝于耳。当纪录片涉及到台湾题材时，讨论的声量通常会更大。当然，这里面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渊源，简单概括的话，无非是两岸长期的分离隔绝、加上台湾政党对思想舆论和文化教育的控制与扭曲。“台独史观”的横行、“去中国化”步伐的加快，两岸青年一代关于社会与国家的集体记忆开始出现了难以填补的真空。因此，上述那种单方面的自我文化阉割行为，在我们看来实在是荒唐无比又贻害无穷。
今天，以《刘铭传在台湾》为代表的历史纪录片，其价值正在渐渐凸显。当影片合法性受到广泛认可并形成的集体记忆时，其存在足以让一切试图美化日本侵略、助纣文化台独的言论显得可笑且苍白。
看完《刘铭传在台湾》观众能注意到，全篇自始至终都在传达一个信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第一集《出山》中，刘铭传被朝廷任命为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毅然肩负起了抗法保台的重任。
第三集《重任》里，当法军封锁台湾海峡企图扼死刘铭传军队时，台湾的士绅和少数民族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抵抗法国侵略者。
第四集《遗恨》中，刘铭传在成为台湾省首位巡抚后迅速实施新政，在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文化教育、海上贸易等各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和开拓，这大大缩短了台湾与大陆在发展上的差距。
值得一提的是，该片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为总顾问，著名作家季宇担任总撰稿，影片的真实性和故事性得到了双重保证。虽然已经无法找到历史的亲历者，但该片依然能够靠着详实史料的支撑和权威专家的背书，在思想和情感上实现了对近代历史的回顾和反思，也在美学和叙事上完成了对“一个中国”话语的艺术发言。
同时，该片在社交平台上也得到了好评。“看了，拍得相当好！”、“本安徽人默默点赞。”、“不播出来，有些人还以为铁路是日本人建的呢！”……网友们在微博上评价到。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当一部影视作品中影像的合法性受到各阶层广泛认可时，它也就同历史上那些经典作品一样，有资格表达和塑造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集体记忆。
关于破壁的思考
纪录片如何突破圈层和地域？
《刘铭传在台湾》播出后，最需要担心的，或许是影像的传播问题。
一个方面是互联网跨圈层的传播。
近年来，随着年轻互联网用户对纪录片的兴趣愈发高涨，电视与网络在纪录片内容上的互动和交换也愈发频繁。同时新一代的创作者也将网络内容和电视综艺的基因编辑到了纪录片中，创作了《如果国宝会说话》、《历史那些事》等受到年轻人追捧的作品。
《如果国宝会说话》2018年
《历史那些事》 2018年
乍一看，历史类纪录片好像迎来了春天，但是仔细观察会发现，历史类纪录片题材的接近性和显著性、作品的形态和语态、制作方和出品方是否是“大厂牌”、主人公是否具有“网红”潜质……这些要素和标签并不决定纪录片的质量，但是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互联网用户的接受心理。所以《刘铭传在台湾》这样一部由省级电视台出品、题材较为严肃、主人公地域接近性不强的作品，在社交媒体上没有激起水花也是情有可原了。
另一方面是跨地域的传播。
2017年12月，纪录片《过台湾》在总台纪录片频道首播。一年之后，台湾TVBS电视台以《从历史走来》为名在台湾地区播放了该片，此后将解说词结集为《过台湾——从历史走来》一书出版，受到了台湾地区民众的好评。鉴于两岸对话空间在近年来日渐萎缩，台湾地区纪录片产业与大陆也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这部纪录片在能够在两岸共同播放已经是相当难得。
假若《刘铭传在台湾》也能像《过台湾》一样在台湾地区播出，相信影片的价值能够进一步凸显。
此外，对于一些话题特殊的纪录片（如打击暴恐、抗击疫情等）来说，传播的壁垒还是会以有形（节目准入与审核）或无形（意识形态）的方式，阻碍着影片传播、回避记忆的唤醒。
长期来看，打破这些壁垒尚需时日。不过在此之前，纪录片人还需要保持创作的热情，并用最真诚的目光回望和记录历史。
参考文献：
[1]张广智.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领域[J].学习与探索,1996(06):116-122.
[2]刘金泉.“影像史学”探析：概念、对象与操作[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6(05):130-135+141.
[3]林文刚编；何道宽译.媒介环境学 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0.
[4]李兴军.集体记忆研究文献综述[J].上海教育科研,2009(04):8-10+21.
[5]张帆,戴剑平.历史影像叙事对民族认同的三个维度——以纪录片《台湾·1945》为例[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7(07):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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