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钱了，谁还去工作？

春招即将结束，在求职路上奔波了几个月之后，又一届高校毕业生将以此为界正式进入社会。每年临近毕业季，和毕业季相关的新闻标题十有八九就有一个“史上最难就业季”，就业这件事似乎没有最难，只有更难。

当然，确实很难。不光是即将走入社会的应届毕业生找工作难，就连已经工作多年的“老油条”也感觉职场晋升难。如今，我们都已经把“工作”当成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儿，但实际上，“工作”作为一种伴随着现代化出现的职业分工概念，也并不是天经地义的。在古希腊，它最早甚至是作为一种惩罚出现的。

“如果有钱了，谁还去工作？”一句感慨道出了我们对工作的无奈甚至愤恨。我们很少听到周围人全心全意地热爱着自己的工作，但大多数人又把自己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献给了工作。如此看来，对“工作”这件事儿，我们有必要扪心自问一番：你想做的到底是何种工作？如果说有一个判断一份工作好坏的标准，它可能是什么？你是否真的知道如何跟自己的工作相处？

撰文｜蛀牙

作为惩罚的工作

消失的工作道德和技艺满足感

《我在故宫修文物》里面有一句话：择一事，终一生。这种匠人之心令人感动，但如此投入工作的窍门是什么？修文物的师傅们概括说：

干的时间长了，慢慢也就磨出来了，主要你还得喜欢它，你要真坐不住，那你就改行呗。

而这样简单的方法，做到的人并没有那么多。

还记得曾经风靡一时，感动无数网友的辞职信：“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吗？作为被评为“史上最有情怀的辞职信”，它感动人心之处不见得是前面宏大的“看世界”情怀，更重要的是它让那些苦守一份不见得多么喜欢的工作而“没有选择”的个人心酸地直面自己原来一直“委屈”自己这个事实。

2014年，盖洛普的一项全球调查显示，中国只有6％的人积极投入到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这个结果在被调查的94个国家中只高于6个国家。它也说明了一点：我们很少能够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这种情况下工作无疑成为让人备受煎熬的事情，简直就是一种惩罚。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封10字辞职信风靡了网络。

虽然从工作诞生的历史来看，它还真就是作为惩罚手段产生的。在古希腊人看来，奴隶才要从事机械劳动。而自由人应该避免工作，将时间留给去追求永恒不变的真理。希伯来人更是将工作视为“痛苦的劳役”。这种惩罚观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在早期基督教教义中，工作既被看作是罪恶的惩罚，也被视为陶冶身心、摒弃无所事事的手段。

一方面，这是出于宗教组织化的目的，另一方面是对“傲视万物者的鞭挞”。而随着教义和资本逐渐相适应之后，工作越来越被当作是一种积极履行现世义务，经济价值的残酷性和个人精神的正当性得到很好的结合。工作带来的满足感被看作是一种宗教性报酬。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理念试图为工作赋予一些内在价值，这种价值体现为一种匠人追求，致力于手工技艺的过程是能够给人带来内心平和的艺术活动。满足感纯粹源于技术本身而非名利。因此，出现一批巨匠：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等。

今天，工作宗教道德和技艺满足感构成的工作快乐已经被工作带来的权力、财富和声望所取代。正如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这本书中所言：“无论是将工作视为强制的世俗信条，还是将工作视为工艺活动的人文主义观点——都没有对当代人产生太大的影响。”这些新的标准也在重塑整个工作的生态。

《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

作者： (美) 米尔斯

译者：周晓虹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新的工作观

更多职业选择更加不安分的内心

韩国中央银行在2008年的时候，对全球41个国家的百年以上的传统老店进行一次统计：在一共5586家经营了超过200年的老店中，日本占到了3146家。在日本这样坚持做一件事的精神被称作“匠人精神”。“匠人精神”和文艺复兴时期追求工艺的价值理念其实是类似的。他们在技艺上的执着，已经超越一份工作的范围。若是从佛学上讲，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有了自己的“道”。

有时候很难理解这样的精神。原因就在于它根本就和我们的“成功之道”相悖，我们所谓的成就一番大事业都是指在一种更大语境上有所作为。而那些一衣一食上的小细节，再怎么琢磨，似乎也就止步在那里了。

而日本许多匠人恰恰相反。

有人把饭煮的很好：村嶋孟就和大米打了一辈子交道，他可以不用尝，手指在大米中一划，就知道米质好坏。熟饭最重要的是淘米的环节，在他看来，大米是有生命的，淘米，就是人与米的对话。

有人把咖啡做到极致：关口山一郎每天做的就是烘培咖啡豆，半个世纪来，他想追求的就是接近咖啡最纯粹的味道。可能正因如此，饮者才能在他的咖啡里面喝出时间的味道。

这样的观念，在匠人里是共通的。在故宫里修木器文物的屈峰这样看：

“文物其实跟人是一样的，你看，我们从过去最早的时候说，玉有六德，以玉比君子，玉就是一块破石头，它有什么德性啊，但是中国人就能从上面看出德性来。所以中国人做一把椅子，就像在做一个人一样，他是用人的品格来要求这个椅子。中国古代人讲究格物，就是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所以我跟你说，古代故宫的这些东西是有生命的。人在制物的过程中，总是要把自己想办法融到里头去。人在这个世上来了，走了一趟，虽然都想在世界上留点啥，觉得这样自己才有价值，很多人都一般认为文物修复工作者是因为把这个文物修好了，所以他有价值，其实不见得。”

“匠人精神”，成为流行语，而在工作中仍然稀缺。

这样的工作观必然和今天我们大多数人认为的不同。今天以权力、财富和声望为基础的工作满足标准充满不可控，并且这种满足感随时都会被更大的欲望消解。许纪霖将这种情况形容为“入世纵欲的精神状态”，即以物质的占有和消费来作为幸福的自我评价。但他们最终会发现，财产占有与幸福完全是两码事，那种幸福只是短暂的，虚幻的，而不是终极的。追求这种工作满足将成为一种疲于奔命的重复活动，快乐成为越来越无望的“空中花园”。

造成的后果就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固定的工作时间和属于个人的闲暇时间之间是对立关系。工作意味着将自己异化、牺牲掉一部分时间去争取金钱从而买回自己的闲暇时间。这种对立观不同于以往传统观念的和谐状态。工作成为一种无奈之举，工作仅仅只是工作，是一种赖以养家糊口的生计。所以常常听到有人说：“如果有钱了，谁还去工作。”

扭曲的工作观从今天的专业选择上也可见一斑。高校的专业录取分数线最高的几乎都是经管类专业，而人文社科中的哲学、历史等“不来钱”的专业几乎被等同于“毕业就失业”的专业。这其中，有多少是遵从自我内心的志趣，又有多少是随波逐流的选择。

今天的社会是一个职业不断被创造的社会。早几年我们恐怕不会想到网红、直播主播、微商这些能成为一种职业，并且是有着巨大名利空间的职业。这些职业往往没有那么高的进入门槛，同时也没有形成一个职业的规范准则，更确切地说是职业道德。职业来来去去的不断生产，更多选择并没有带来更多欢笑，反而增加我们的不安定感。

这种不安定感一方面来自于更多的选择，另一方面，这些职业快速的名利收获让我们似乎看到更多的成功可能，不安分、不甘心的情绪膨胀，难以静下心来真正在一份工作上停留。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文艺复兴时期手工技术所带来的工作满足感模式本来可以生效但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原因。

如何重塑职业信仰

职业的内在美德是自我肯定

2016年，在东京的三得利音乐厅里小泽征尔和祖宾·梅塔携手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了《雷鸣电闪波尔卡》。81岁的小泽征尔颤颤巍巍地登上舞台，在祖宾·梅塔的搀扶下，两人登上指挥台。小泽征尔调皮地吐了吐舌头，《雷鸣电闪波尔卡》的首个乐音由维也纳爱乐乐团奏响，接下去的4分钟，他和祖宾·梅塔共同指挥了一出震撼世人的演出。

由于健康状况恶化，小泽征尔的手臂已经无法抬高，甚至不能拿起指挥棒，但就在音乐响起时，他不灵活的手臂立刻捕捉到音乐的节奏，音乐的灵魂已然站在我们面前。在被病痛折磨之后复出时他说：“我的肚子里装满了药，身体里都是抗生素，但能重返舞台还是很幸福。75岁才迎来第二段人生有点晚，但没办法，我会努力走下去。”

这种职业信仰无关名利，更重要的是对其热爱和执着。美国著名的伦理学家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在《追寻美德》一书中说：人的追求有两种不同的利益，大部分人只追求外在的利益，如权力、财富、知识，这些都是外在的。当以外在利益为动力的时候，你很容易改行。今天做这个行当赚钱不多，明天改成另一个赚钱多的行业。而人的美德是内在利益，意味着我非做不可，不做这个就满足不了自己内心的渴望，那是金不换的。

《追寻美德》

作者：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

译者：宋继杰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不管是对工作的宗教式的敬畏还是对工作技艺的精益求精，我们都在努力达成一个目的就是：做到最好的自己。物质占有是速朽的，经历时间沉淀下来的个人所得就是让你知道自己所能够成就的、以及所不能够达到的。

回过头来去看那些我们羡慕的人，没有人仅仅将工作当成是谋生的工具。能够在一个行业里获得自我快乐，仅仅依靠这些易逝的外在利益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的快乐更多来自于在这份工作中找到对自我和世界的认知，在一个更广阔的坐标系里看到你所从事的工作的品性和价值。这种品性不仅构成你的生活，还涵养了你的精神世界，让你成为一个有质感的个体。

愿我们的每个决定，不只是为了获得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更重要的是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蛀牙。编辑：走走。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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