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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审查:你一直想知道却没处问的事儿

2016-09-27 法尔斯塔夫 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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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向来是一个敏感话题。冯小刚新片《我不是潘金莲》从国庆档推至11月18日上映,再次挑动了这一敏感的神经。 以往年经验看,“推档”、“延期”之事早已平常。只是“推档”的公开说辞总因其简明扼要、“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可能意涵引发一番揣测,这些揣测时常头头是道以至于传到后来愈发离奇。审查方作为“永恒的对立面”也总被区隔对待。 那么,就撕开“审查”这层神秘的面纱,一窥究竟怎么样?


撰文:法尔斯塔夫

 


对于中国的电影人来说,电影审查这个词如雷贯耳,却又非常神秘,无数导演演员能征服得了观众、征服得了电影节、征服得了时间,但却无法征服那些“一直被提及,从未知是谁”的审查官员。鉴于电影工业的昂贵,无法通过审查获得公映,将失去很大一块收入,尤其是对于那些没什么海外销售可能性的电影节“败将”来说,没有龙标可能就意味着血本无归。

 

然而,中国在历史上并非唯一一个有电影审查制度的国家,事实上大部分国家的电影体制,都或多或少经历过电影审查制度的砥砺。虽然如今主流的观点是对于电影审查大加鞭笞,但这种具有高度时代特征的制度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并非没有合理性。二十一世纪的观众自然已经默认了电影审查制度的“腐朽没落”,但电影审查制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新千年的观众恐怕大多久闻其名,要是真的细讲起来,恐怕也会语焉不详。而新近出版的《电影审查:你一直想知道却没处问的事儿》,或许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我们的困惑。

 

审查什么?


世界上各国大体都经历过电影审查时代,具体的审查的范畴大概分三类:

 

  1. 政治问题(包括种族、外交、社会矛盾等等)

  2. 宗教问题

  3. 色情、暴力镜头问题

 

这三点中,1、3两点相对比较简单好理解。以美国为例,在著名的《海斯法典》被废除之前,电影中一直不允许体现劳资纠纷、政府腐败和社会不公等问题,进入1950年代后各项规定限制的程度有所缓解,但审查当局仍然对一些社会敏感议题不甚友好。而对于种族问题,1960年代电影审查显得相当的“政治正确”,影史名作《一个国家的诞生》就因为里面的种族主义倾向,被明尼苏达、宾夕法尼亚、科罗拉多等州禁止放映,俄亥俄州甚至将其禁映了40年。

 

《一个国家的诞生》海报


而色情、暴力等影像表达,无论是电影审查制还是电影分级制,都是管理者们严控的具体对象,特别是当第一点里的很多社会矛盾议题已经可以被广泛拍摄后,色情暴力的画面几乎成为了电影分级制度主要考察的对象。

 

而第二点宗教问题,其犯禁的理由可能就涉及到多方面了:

 

1)首先就是在很多国家(如美国、意大利),宗教氛围相对浓厚的地方,对于电影中很多不符合教义的故事和镜头(色情自不必说,有时就连“避孕”都不能提及,因为“避孕”是不符合天主教教义的;此外正面表现宗教人物形象也是不被允许的,比如不能有耶稣像出现在电影银幕上),都有着天生的抵触情绪——在这些宗教保守势力较强的地方,这些都是大忌;

 

2)不能体现渎职的神职人员,更不能拿神职人员来开涮搞笑——换句话说,反应神职人员犯罪的奥斯卡最佳影片《聚焦》,在当时是绝对不能拍摄的;

 

《聚焦》电影海报

 

3)但更有趣的是,在很多宗教氛围浓厚的地方,审查当局对于电影中表达本地宗教以外的其他宗教,也有很多限制,甚至在2012年(彼时电影审查制度已然寿终正寝了50余年),一部嘲弄伊斯兰教的电影《穆斯林的无知》引起了巨大争议,美国国内也出现了要求奥巴马政府启动法律程序禁映这部电影的舆论请求。

 

美国,电影审查的鼻祖


美国电影审查的兴起和衰落,不仅伴随着电影工业内部的变迁,同时也与美国20世纪社会的巨大转向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电影进入美国伊始,被认为是一项与游乐场、马戏团差不多的娱乐项目,镍币影院的兴起使得希望一睹“西洋景”的观者如潮,为了能招徕观众,剧院当然也少不了放映各类三俗的短片以吸引人流。但这无疑得罪了当时的宗教保守势力,尤其是天主教信仰的群体,而社会上一些“文明进步”人士也对剧院里的乱象颇多微词——一言以蔽之,那些三俗电影的反对者们,多为一些社会精英人士。

 

但随着电影内容的“堕落”,政府当局也开始表示不满,纽约市政府甚至一度没收了全市所有影院的营业执照。感受到危机的电影业也进行了反思,于是他们自发成立了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第一次对电影放映内容进行彻底审查。但电影业毕竟以利为重,委员会简直沦为只会盖“同意”戳的橡皮图章,三俗电影虽然有所收敛,但仍旧屡见不鲜。于是乎芝加哥当地政府出台了第一个政府官方的电影审查法案,誓将所有“不道德”、“堕落”、“歧视”、“引发骚乱”的电影通通禁掉......结果法案一出台,第一部被禁的就是莎翁名剧改编的电影《麦克白》。

 

其后各州政府出台了各式各样的审查法令,每个州的审查都颇具各自特点,比如堪萨斯州禁止电影中出现抽烟喝酒的画面,宾夕法尼亚州更为奇葩,他们禁止电影中出现孕妇和母亲缝制因而衣服的场景——真心不知道孕妇和“慈母手中线”到底得罪了谁。

 

1922年,各大制片厂也开始意识到,电影的三俗化虽然能吸引部分观众,但却得不到占据政治核心地位的主流精英人士的认可,但是与其坐待各州出台各种奇葩审查法令,还不如建立起真正自律的行业审查规范。于是好莱坞著名的八大制片厂组成了美国电影制片人与发行人协会(即后来的MPAA),聘请在华府颇有影响力的共和党人威尔•H•海斯出任协会总裁,并系统规范行业审查标准。

 

威尔•H•海斯(Will·H·Hays)

 

1930年,海斯聘请天主教教士丹尼尔•劳德起草了一部电影审查法典,法典总共包括12条禁令(其中包含11条禁止性规范和26种需要小心处理的主题),涉及禁止电影中渎神、展现犯罪行为、裸露身体等场景,史称“海斯法典”。

 

从1930到1966年,《海斯法典》成为了美国电影人自己给自己设置的“镣铐”,一方面它取代政府审查,保证了好莱坞的“自主性”(当然,其实也是八大制片厂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它也满足了社会卫道士和精英人士的道德观。虽然诸如《一夜风流》这样的电影巧妙地带着镣铐跳舞,将极富性暗示意味的场面以非常符合“海斯法典”的方式表达出来,但大部分电影仍然在最大限度上尊重了法典的主旨要义。

 

1948年,旨在破除行业垄断的“派拉蒙案”宣布了审判结果,八大制片厂的垄断地位消失,大量新兴的制片厂开始拍摄多种类型的电影,二战后人们的享乐主义也迅速抬头,大量从欧洲进口的影片也进入北美市场,这使得原来八大制片厂垄断体系下的“海斯法典”开始受到冲击。

 

1950年,意大利导演罗西里尼的名片《奇迹》在美国遭到禁映,原因是片中有对于宗教问题的亵渎。电影在北美的发行人约瑟夫•波斯坦因为了挽回损失,一纸诉状将纽约政务委员会告上了法庭,官司一路打到美国最高法院,被誉为美国政策直通车的最高法院撤销了禁映令,海斯法典体系下的美国电影业开始发生松动。


《爱情》,其中《奇迹》为片中第二段

 

敏锐地觉察到了社会风向变化的电影人们开始行动起来,以争取电影的自由表达,导演《桃色血案》的导演普雷明格、《七年之痒》的导演比利•怀尔德都主动踩线,试图挑战海斯法典,而受到很大冲击的制片厂也都睁眼闭眼地默许了他们的行为,最终《灵欲春宵》、《七年之痒》的票房成功对片方更是极大的鼓舞,最终将海斯法典彻底埋葬。1968年,MPAA开始采用电影分级制度,以年龄层来划分电影的新制度正式形成,海斯法典成为历史。

 

 

《七年之痒》中,玛丽莲·梦露的经典画面

 

很多当代人以如今的评判标准来批判海斯法典,认为这是一部落后、保守且有伤言论自由的自我审查制度。但其实在1930年代法典出台之时,法典中的主旨思想其实符合相当多民众的道德观。而海斯法典最后告别历史舞台,也同样是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的标志。

 

1)彼时美国的社会阶层是金字塔型结构,电影的主要消费人群是底层人民,而作为中高层道德观念甚强的精英来说,三俗的电影显然“有伤风化”,作为拥有极大政治话语权的精英人士,自然会有一种家长保姆的心态,生怕坏电影会教坏民众;

 

而进入1950年代以后,美国迅速迎来中产阶级浪潮,社会从金字塔型开始转向纺锤体型,大量民众开始具有极强的自主意识,少数精英不再是掌握话语权的保姆,更多具有中产阶级趣味的政治力量开始抬头,成为美国公共生活话语中的主流;

 

作为二十世纪中叶美国自由化排头兵的最高法院更是起到了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言论自由”等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伞开始惠及电影,最高法院手中握有违宪审查权这一尚方宝剑,无需经过流程长达数年的国会游说、投票立法,只要高院9位大法官中的5个人投了同意票,即可从根本上取消禁映制度,这也极大降低了制片商们打破海斯法典的制度成本和操作难度;

 

2)二十世纪下半叶,全球都不期然地走向了“世俗化”过程,宗教势力且战且退,就算在福音派仍有极大影响力的美国,民众也不再执着于电影中那些不合教义的场景和故事,海斯法典中诸多跟政治相关的禁令也失去了群众基础;

 

3)海斯法典其实是当时垄断好莱坞的八大制片厂的自律游戏,之所以法典能够被贯彻执行三十余年,这与八大厂互相捆绑的垄断格局是分不开的,任何一家想要越线,就必将遭到行业内的排挤;

 

但是随着八大垄断体系被打破,大量本土的小制片厂和来自欧洲的电影冲垮了八大独霸全美的局面,出于对利益的考虑,想让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的八大也需要摆脱海斯法典的束缚。

 

电影审查在东亚

 

东亚的电影审查则基本是1)政治问题审查和2)色情问题审查。

 

尤其是第一点,一直是东亚地区电影审查的重中之重,这个可能让很多人都没想到,因为一般认为历史上东亚社会比较保守,对性的态度较为讳莫如深。但实际上,由于20世纪东亚地缘政治的复杂多变,电影的政治审查远比色情审查要来得严厉。

 

以韩国朝鲜为例,1910年朝鲜半岛被日本占领,出于意识形态统治的原因,诸如1926年《阿里郎》这样有鲜明反抗色彩的电影就无法在朝鲜半岛上映了。日本殖民者从1926年到1940年颁布了一系列禁映法规,准许放映的影片也多半不合民意,导致整个半岛无片可看。


《灵魂的抗议》:曾被宣传为“朝鲜版《泰坦尼克号》”的二战电影

 

朝鲜战争结束后,南韩政府对于电影管制的弦崩得很紧,政变上台的韩国总统朴正熙颁布了《电影法》,其后多次修订该法。在电影审查方面,该法的核心要求就是不允许制作放映反对现行体制的电影。进入1980年代,韩国政局一度非常紧张,民众与政府矛盾激化,当局宁可放宽对电影色情的限制,也不愿在政治这条红线上有所松动——这个可能也是后来韩国情色片发展的渊薮。

 

直到1997年金大中上台,韩国军政政府时代宣告结束,电影审查制度终于被废除,代之以电影分级制度。而此时,韩国本土电影的占有率只有15.9%,好莱坞大片占据了绝大部分韩国的电影版图。而之后韩国电影复兴的故事,大家也就都知道了......最新的案例就是刷爆朋友圈、但被评为“15禁”的《釜山行》(就是说高中生以上基本都可以看了)。

 

 

《釜山行》海报

 

而在中国台湾,1949年国民党退守之后,就在岛内下达“戒严令”,电影作为重要的意识形态领域,更是严厉杜绝亲大陆意识形态的倾向。1955-56年当局成立了“电影检查处”和“电影事业辅导委员会”,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进行电影审查:前者是大棒,主要负责审查、管制、禁映;后者则是胡萝卜,以优惠、补贴、减税等政策推广符合国民党意识形态的电影(或是与意识形态无关的电影)。

 

台湾地区的电影审查后来不仅涉及到政治意识形态,甚至还有相当的民族主义色彩,1964年台湾地区与日本合拍了《海湾风云》,因结尾处中国女性嫁给了日本男性,被“电检处”以有伤民族自尊禁映,最后电影只能重拍结尾,并在台湾地区和日本两地以双结尾进行上映(是不是很眼熟?)。

 

 

《无间道》

 

意识形态高压线的直接后果就是台湾电影只能拍拍谈情说爱的片子,自1965到1983年,台湾影视公司几乎把所有能改编的琼瑶小说统统改编成了电影,此外,没有政治隐喻色彩的武侠片也成为主流。

 

1987年台湾地区解严,对于电影审查的尺度逐渐放宽。在这之前,台湾地方就已经开始在意识形态方面有所放松,甚至有电影中出现过五星红旗和毛泽东像(《上海社会档案》)。而严厉的官方电影审查制度,也转向了邀请社会贤达来提前观影、进行审查。1983年由侯孝贤等三位导演摄制的《儿子的大玩偶》上映,但当局认为电影中的台湾显得过于落后贫困,要求删除。消息传开之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弹,各界人士口诛笔伐,最终电影以原始面貌上映,这也为后来台湾电影业逐渐摆脱管制打响了第一炮。

 

进入1990年代之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电影审查逐渐消失,代之以主要考察色情暴力镜头的分级制。台湾电影在1980年代之后彻底衰落,当局不得不推出辅导金计划,鼓励电影产业,但台湾地区的电影并未像韩国电影那样杀出了一片天地。反而因为辅导金计划不得制作限制级电影,导致大部分电影如果想拿辅导金资助,就必须要“内容无害”,让全年龄层都可观看,这一制度从侧面也让台湾本地很多电影在内容上变得更加保守。

 

而在香港地区,因为地缘政治更为复杂,东方明珠的电影审查变得非常“殖民化”。所谓殖民化,一则指的是在香港回归之前,港英政府为避免激发当地民众的民族情绪,禁止电影中出现反白人、反资本主义的内容;但同时,由于香港作为重要港口,南来北往各个地区的人流汇聚,涉及到歧视其他种族的电影(如印度人)也同样不能上映;在二战时,为了避免滋生事端,甚至连表现中国正面抗战和反日的电影也同样不能上映,因为当时在港的日本人也是相当大的一个群体。


《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

[美] 麦高登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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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香港电影审查的殖民化还体现在二战后,为避免政治站队,港英当局对于亲大陆和亲台湾的电影一律采取禁映措施。这种一碗水端平的审查政策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后来因为文革时期的中国电影大多意识形态倾向严重,香港本土除左翼人士外,基本没什么人会进影院观看,对于大陆电影的审查才逐渐放松——这也是颇为讽刺的一个现象。

 

进入1970年代,港英当局为避免激化香港左派的爱国情绪,禁映了很多具有反共思想的电影,如台湾的《皇天后土》、美国的《满洲候选人》和《圣保罗炮艇》,这其中有趣的殖民者心态,非常值得玩味。而更值得玩味的是,与韩国电影界类似,港英当局对于电影中的色情场景却逐渐放宽尺度,以至于1980年代时呼吁加强电影审查的人已经从外来殖民者,变为了本土的港人。

 

1987年,《亚洲华尔街日报》爆出执行了40余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并没有得到法律授权,只是行政部门的规章制度,不具备法律效力。报道一经登载,舆论大哗。港英政府只得制定了临时的过渡政策,并于一年后颁布了新的《电影检查条例》,废除了电影审查制度,改以电影分级制。而香港电影分级的最末一级(第三级别)中,规定了分在此一级内的电影含有大量性爱裸露场面,以及粗口对白和血腥暴力镜头,18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得观看——我们习惯于将这类影片称之为“三级片”。

 

电影审查在中国

 

中国1949年之后,国内电影经历了国有制改革收编,迅速进入了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时期。虽然产生过像《武训传》这样的禁映,但随着政治风声日紧,绝大部分电影从剧本阶段开始就经过了严格的政治把关和反复推敲,电影审查的精髓从一部电影还在稿纸上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有“中国第一禁片”之称的《武训传》

 

改革开放以后,文化界的氛围逐渐放松,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电影人进行了非常多的探索,像《银蛇谋杀案》、《405谋杀案》这样较为火爆的影片都得以上映。1989年周晓文导演的《疯狂的代价》公映,女主角伍宇娟在片头处一片水汽朦胧中全裸出镜,虽然雾气氤氲,但是“不该看到”的两点,仍然清晰可见,其尺度之大令人震惊。但是1983年正面表现八路军的《一个与八个》却因为当时文艺界大批“人性论”而未能通过审查,在今天看来,真可谓咄咄怪事。

 

 

《疯狂的代价》电影截图

 

进入1990年代,中国电影审查制度重归严格,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电影审查制度,就是以龙标为标志的电影上映许可。但其实真实的情况更为复杂。

 

电影审查许可的标志是①片头的龙标,和②片尾的技术审查合格证,一头一尾,将整个电影卡住,只有两证齐全,电影才能上映。可能因为大多数观众,都不会坐到影片结尾字幕走完,所以对龙标的印象更强,对结尾技审则不太了解。

 

 

不大为人所熟知的技术审查合格证

 

片方将电影送审之后,第一轮审查一般只审查内容,在大关节上予以把控。由于整个流程非常之长,很多想要在国内同步上映的外国大片,经常后期还没做好,就会先去送审,审查者看得也是一堆绿幕蓝幕威亚没有去掉的毛剪片。第一轮审查完,基本就可以拿到龙标了——这就意味着,这部影片上映,“原则上”,没有问题了。片方可以拿着龙标和“技审证”(实际上还未经过技术审查,只是先贴个证再说)去制作数字放映介质(DCP)的母盘了。

 

接着就是二轮审查,所谓技审。技审所要面对的就是影片的最后版本,没有威亚、没有绿幕,跟观众看到的片子一模一样。只有等技审通过之后,影片才能最终上映。很多技审一般都拖到影片上映之前才完成,这样导致如果技审通不过,就直接影响影片的最后档期,如果片方已经提前制作了上千块的影片硬盘,还会给片方造成巨大物质损失。

 

前年圣诞档上映的《一步之遥》,今年十一本来要上映的《我不是潘金莲》都是在技审这个环节遭遇了滑铁卢。前者只能临时修改,删节了部分内容(如模仿巴斯比•伯克利电影的场景:摄影机鱼贯穿过舞女们大腿),把个别场景做成了黑白色,配音也只能再补配,以至于部分场景口型都对不上,负责制作《一步之遥》母盘的中影数字中心周末加班加点,最后才重新赶制出上千块母盘,直接人肉快递到几百个城市的上千家影院,才最后确保电影准时上映。而《我不是潘金莲》则没有这么好运,最后只能无奈宣布延档。

 

模仿巴斯比•伯克利电影的场景:摄影机鱼贯穿过舞女们大腿


推档的《我不是潘金莲》

 

前几年,有一部二战题材的外国电影准备在中国上映。影片内容非常之主旋律,但片中有几处裸露镜头,片方一直幻想可以借主旋律的保护伞,保留这几处裸戏。第一轮审查顺利通过,拿到了龙标;可等到技审的时候,这几处裸戏还是被要求删减。片中的露点镜头是穿插在某一场戏中,前几秒还是露出后背,后几秒就是正面露点,如此反复数次。

 

按照规定,电影只需减去露点镜头即可上映,裸背、裸臂都不犯忌;但是按照行规,一般会把整场戏统统减去,因为如果只剪露点镜头的话,整场戏无论是台词、音轨还是配乐都会支离破碎。可片方老板大脑短路,执意要恶心审查部门,于是乎就只剪去了露点镜头,这场戏其他部分只要没有露点,就全部保留——以至于全国人民在观看这部电影时,都会看到那无比支离破碎、莫名其妙、演员讲话讲到一半就跳跳跳的奇葩段落。

 

由此可见,虽然龙标是中国境内电影上映最具标志性的通行证,但在真正的电影审查过程中,第一轮龙标审查只是确认电影在内容的大方向上没有问题,更为细致和严格的审查,则隐藏在第二轮的技术审查中。

 

等不来的分级制

 

关于在中国施行电影分级制度,这近十几年来,一直就像是“狼来了”的呼声,只听打雷,不见下雨。无论是广电总局的领导(如童刚),还是电影从业者(如巩俐、谢飞)都曾经在公开场合表达过对于电影分级制的认可。毕竟电影分级制可以在最大层面上保护电影创作者的表达自由,同时也能对于特定的青少年群体予以“精神保护”。

 

但2010年,广电总局还是表达了对于在中国实行电影分级制度的否定,并声明在接下来很长时间内,都不会考虑电影分级制度的可行性。时任广电总局副局长的赵实甚至说:“(电影分级制)在实践中还没有看到非常成功的经验,包括国外一些电影发达的国家”——广电总局对于“非常成功”定义暂且搁置不论,但针对电影分级制度的尝试探索,也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预设前提——广电总局的领导们也意识到了电影审查制度本身的重大缺陷

 

2012年曾有院线自行实行分级制度(后改为观影分级提示),希望能以此先声夺人。但是如果电影审查制度并未取消,院线上的电影都是经过审查后可以面向全年龄层观众的电影,那以区分年龄段为主要目的的电影分级制无疑就是一纸空文,这种分级制度不仅不具有任何指导意义,同时也极大的损伤了影院原来的票房。这一行为不久就偃旗息鼓了,这种电影审查制度+电影分级制度的奇葩规定,也沦为了全行业的笑柄。

 

对于中国人来说,电影分级制暂时还是遥遥无期的空想。且不说保守的中年群体、老干部群体,很多中国家庭和民众其道德观念还是非常之传统。而电影分级制度对于政治审查的缺席,也使其很难适应中国国情。虽然网络下载、盗版横行,已经让几乎大部分中国人都感受到了他国电影中的“腐化”,但电影审查作为最后一块遮羞布,仍然将牢固地覆盖住它觉得需要覆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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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法尔斯塔夫;编辑:一一。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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