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加的时代，梁文道、许知远、熊培云怎么样了？

我们身处于一个焦虑不安的时代，是不是？你看，丧文化、鄙视链、中产焦虑，所有这些都像一部话题制造机器，生产着一篇又一篇的“十万加”。

而今你烦了，我们也烦了。

这就是我们所在的时代，一个看似崭新、却同样毁誉参半的时代。过去这些年，从微博到微信，我们的苦恼、困惑和挣扎终于得到了宣泄之地。我们身上有自己的生活苦恼，需要旗帜鲜明的立场，一针见血的情绪。个体层面，这是人之常情，社会层面，这是“安全阀”。但遗憾的是，理性、真实，还有多元的讨论，就在这些立场和情绪中被抛弃了。

新媒体新技术给了我们两面。是欢呼，还是抵制？

你可能早已注意到，前段时间围绕“许知远与马东对话”有一场接一场的网络热议，至今硝烟不熄。许知远说的“精致”与十万加的时代格格不入。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黑许知远已成一种网络狂欢。

然而，就在四年前，一个叫“云知道”的“文艺青年偶像组合”还在中国文化公共空间被热捧。他们是熊培云、许知远和梁文道，名字中各取一字组成“云知道”。今天的作者回顾他们的兴起，不禁感叹，“天啊”，短短数年，中国的文化生态已发生了一种微妙转变。单从技术层面望去，我们时代的阅读需求已变，过程是微妙的，结局是面目全非的。但在作者看来，新技术从来不是末日，反而为未来提供了变革的力量。

撰文｜张天潘

日前，前媒体人、专栏作者、作家许知远的访谈节目《十三邀》第二季上线了。首场嘉宾是著名的文化人、现象级综艺节目《奇葩说》的制作人马东。节目可能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但没想到，因为一篇叫《许知远为什么是最令人无比尴尬的公知？》的文章，却火了许知远的话题。

这篇署名Fiasili的文章，以洋洋洒洒的近万字的长文专注怼起了许知远，从这一期节目入手，同时也对许本人进行了深入的臧否，说他“大费周章的解决自己民科式的中年危机，解决自己对后现代生活的深度恐惧。”“作为一个对‘当代生活现象及其本质毫无常识，也缺乏体认、理解和耐心的网红公知’”“他的思维是架空的，经不起推敲的，孤芳自赏的，他的思维是僵尸的。”

此文出来之后，当天朋友圈几乎就成为了“黑许知远日”，纷纷发表对于许的看法，喜欢或不喜欢，也成为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不过，对于笔者来说，我更感兴趣的是，为何许知远的人设，也像刻意维护的舆论明星一样，面临着崩塌消解的时刻。他这背后，反映着怎么的社会文化演进，尤其是当年，在2012年前后，许知远、梁文道、熊培云三人的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字，组成了一个超级文化青年偶像天团组合“云知道”。随后开展巡回系列讲座，当时他们的每一场活动，都是现场爆满，他们的每一本书都是基本上都是年度好书。如今，“云知道”似乎在互联网新媒体的狂欢中也都风吹云散。但我的天哪，这个“当年”，仅仅是短短的五年前，而就是这五年，在互联网＋的快速迭代下，像极了一个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

2013年1月，“云知道”（熊培云、许知远、梁文道）携手宣传三人的新作《这个社会会好吗》、《时代的稻草人》和《味道》，均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推出。

那时，是广西师大出版社的黄金时代，理想国品牌几乎成为业界的珠穆朗玛峰，2010、2011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盛况空前。看看当年论坛的主题即可见一斑：“世界向中国开放还是中国向世界开放？”“民国是历史还是现实？” “时代的青年还是青年的时代？”都是在直面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巨大变局。如今，这一切雄心壮志，都以俱往矣。

“云知道”：文艺青年的偶像天团

熊培云，思想国网站创始人，现执教于南开大学，最早是媒体人，先后任《南风窗》主驻欧洲记者、《新京报》首席评论员。熊培云因为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的《重新发现社会》畅销而被热捧，书封皮上写着“《常识》之后最受推崇的公民读本”“荣获‘新浪中国好书榜’季度总榜亚军，半年连印三次”，确实在当年成为畅销书。随后《自由在高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也在次年出版，也都获得不错的销量。但慢慢他在媒体和出版中露脸的越来越少。直到2015年出版了诗集《我是即将到来的日子》，对比他之前的作品，此书市反应却冷淡。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居住在日本，也在2016年出版了《西风东土：两个世界的挫折》。

《重新发现社会》

作者:  熊培云

版本: 新星出版社 2010年1月

梁文道，是三人里面知名度最高的，长期在凤凰卫视当主持人、评论员。1988 年开始撰写艺评、文化及时事评论，并曾参与各种类型的文化及社会活动。其《常识》《我执》等也都成为当年的热销读本。和熊培云类似，之前在内地十分活跃的梁文道，也在各种可知和不可描述的因素下，在内地逐渐销声匿迹，唯一能他有存在感的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冒名他的微博和微信账户，以及作伪的各种梁文道“名篇名言”，这些赝品语录、文章，还充满浓浓的鸡汤味，不失成为互联网信息垃圾堆里一道尴尬的景观。

《常识》

作者:  梁文道

版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1月

而许知远算是其中持续活跃的一个人，学计算机出身却干起了记者，然后从记者到专栏作者、到单向街书店、《东方历史评论》、单读App、微在等，再到“十三邀”，也一直在文化界扑腾着，他也似乎是最分裂的一个，是离他抵抗的商业物欲、互联网浪潮最近的一个人，他其实一直在创业状态，一直顺从时代或者说只是被时代顺奸而已。那些年，他所著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醒来》《祖国的陌生人》《中国纪事》《一个游荡者的世界》，基本上成为当时文艺青年的必备书籍。当然，他可能是三人里面，花边最多的一个。尤其是2011年底被爆出和高金素梅的恋情，旋即在2013年许在台北举行新书座谈会上，又被爆和平分手，总之像极了娱乐圈操作的路数。他还怼了韩寒，他在那篇著名的《庸众的胜利》里，指责韩寒的发迹，是利用了庸众的愤怒情绪，而韩寒本人并没有什么叛逆之处。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作者:  许知远

版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9月

但他自己的愤怒，也是可以原地爆炸的。在2015年《南方人物周刊》的中国青年领袖颁奖会上，他选择出席，但却砸起场来毫不留面子，他说“活动太冗长了，我好几次都想走。看到大家对娱乐、对明星那种发自内心的追求，对世界完全没有个体精神和审美，沉迷在肤浅的大众狂欢里。要对这个世界保持愤怒啊。我们已经陷入了一种假装点赞的习惯，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移动新媒体时代的不合时宜者

在2012年的巡回系列讲座中，“云知道”携带者各自的新书《这个社会会好吗》、《时代的稻草人》、“味道三书”（《味觉现象》、《人民公社》、《第一宗罪》）同时售卖。而一路上，他们演讲和沙龙座谈的主题都是“知识分子”。

“微博改变中国”的热潮被迫已退。

那个时候，他们的话题还是微博，据当时的媒体报道，谈到时下流行的微博，三位对微博都不太感冒，梁文道不怎么用微博，熊培云表示，通过微博来记录自己的生活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都是一些闲聊随笔。许知远认为，当下在微博上大家的语言表达能力“极速退化”，“我们日常生活中和朋友们无法正常地谈论，空间中充斥着这种声音。这种状况当然跟如此多的人群融入到互联网有关系。”

哪能想到，微博还没批判完，马上迎接他们的却是微信时代的来临，远远比微博更猛烈的狂风暴雨席卷而来。风雨飘摇中，他们就像是最后的贵族一般，虽然还有着雄心壮志，为荣誉而写作，正如许知远说的：“如果说过去为虚荣写作，虚荣来自于他人的肯定。那么，现在我们为荣誉写作，这种荣誉来自于我们自己已知的伟大的写作传统。”

微信时代。

但是，随之而来的蜂拥的自媒体、新媒体，迅速地360度无死角瓜分了意见领袖的地盘。更重要的是，自媒体迎合社会情绪、取悦读者，这些是他们死活都不会愿意降下身段去干的媚俗工作，他们成为这个10万＋时代遗老遗少一般，坚守着自我的文化价值取向，而是讽刺的是，怼许知远的文章，轻轻松松10万+，自己成为10万＋的下酒菜。在以10万＋论成败并作为终极目标的年份里，骨子里执拗坚守着文化精英意识的“云知道”飘在天空，如今成为被众人嘲弄是不合时宜者。其实他们一直没有变，变的是这个时代，而且变得太快了，让人应接不暇，“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一年出来，在移动互联网上，就相当于半个文盲了。

梁文道在一次演讲中说：“如果在场的各位多半是大学生，我强烈建议，你们首先要肯定自己的精英身份。你们如果关怀社会事物，也当然是一个知识分子。这一身份认定，意味着一个立场，一份承担——承担这一身份所给你的压力和责任。这种责任和压力不是让你抛弃草根大众和人民——你当然要关怀整个社会，影响所有的人的事情——但是，不要忘了，还要为思想而活，思想是要讲品质的。思想的讨论和发掘，是应该建立在严格训练的基础上，态度应该是认真和严肃的。”梁文道认同的知识分子定义，是“你是否为思想而活”，与社会地位、职业无必然关联，“你可以是一个作家，可以是一个中学老师，可以是一个大巴司机。”

《致青年朋友：钱理群演讲、书信集》 

作者:  钱理群

版本: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08年7月

“我们需要开创一个大的生命境界。”

但在钱理群总结出的“精致的利己主义”的包装下，如今这些大学生已经蜕变了，文艺青年的时代已经终结，思想、品质、严肃、关怀无人问津。中产阶层的焦虑成为时代的基调，阶层固化是表现形式，丧是底色，鄙视链是关键词。当年那些文艺青年，或许正在学习使用或已经使用上了中老年人专用保温杯了。时代如今已经过渡到了需要靠“鸡汤”与“毒鸡汤”分别喂养的时代了，闪亮登场的是确实是属于罗永浩、Papi酱、咪蒙，互联网成为他们的舞台（许知远都怼过），甚至还是韩寒、郭敬明的舞台。

技术进步不会是末日

新技术浪潮已经推动了文化祛魅的完成，启蒙话语范式难以行之有效，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启蒙话语兴起十多年之后，除了那些装睡的人，其他的能叫醒的基本上都已经叫醒了。一方面是话语的被滥用，一些人不加节制地使用这些词汇，或故意的搅屎棍与抹黑，也使这些话语内涵变异，或者使它们一个个成为禁语。未来如何实现《赋魅于一个祛魅的世界》（[美]乔治·瑞泽尔著）是值得思考的。

《赋魅于一个祛魅的世界》

作者: [美]乔治·瑞泽尔

版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12月

“过高水平的消费，导致人们处于不可持续的消费窘境。”

精英意识被精致的利己主义围困，读者需求、用户体验成为文化传播的核心出发点，所以迎合情绪、极端表达、立场先行、娱乐至死、浅度思维成为普遍现象。这或许正是许知远乃至“云知道”始终鄙夷的“粗鄙化”的根源，也正是现在甚至连“公知”“精英”本身也成为了贬义词的根源。

不过，尽管移动新媒体的价值取向与舆论喧嚣造成了大量互联网信息噪音，但因此对技术的深深恐惧和悲观则也大可不必。正如批判许知远的长文里说的：许对技术的恐惧非常魔幻。他一方面持文化进步论，一方面认为技术进步将人类引向毁灭。更有趣的是他是学计算机出身并对Iphone上瘾，但他却不具备任何这个时代该有的“云思维”，更矛盾的是，上瘾说明了新技术是建构和贴合他欲望结构的，但他已经有了这个欲望结构，却像面对移植器官一样对待技术产品。

他在一篇专栏中这样抱怨：“我掉入了微信的陷阱中。如今我触碰这个白色金属物体（指Iphone）的时间超过了一切……我失败了，忙不迭地从书包与沙发里找出它，看看是否有人给我发了新的信息，或是朋友圈中有人贴出了新照片与文章，或是对我不久前分享内容的点评……”熊培云也在其公众号“思想国”中说到：“尤其是最近这些年，我对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等科技发展，一点也乐观不起来。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刚用上互联网的时候，我也曾经高呼互联网的诞生是‘庶民的胜利’。时至今日，互联网正在走向它的反面。”

“云知道”他们体现出来的对于新技术发展的怀疑，从BBS、博客到微博、微信，他们逐渐从拥抱者走到了怀疑者的角色。这也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对于科技过分崇拜的担忧，甚至这种担忧有着预言者的色彩。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透过技术器物层面和信息噪音层面，我们可以可以积极地看到，互联网科技对于社会的持续性重构的伟大价值。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这是一个必然要和已经被互联网和技术改变的时代了，2000年，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其代表作《流动的现代性》中，从理论上为这个被互联网彻底改变的世界，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当前的社会已由过往的固态、厚重与稳定状态转为液态、轻盈与多变的特质，‘流动的’现代性的到来，已经改变了人类的状况。”

《流动的现代性》

作者: 齐格蒙特・鲍曼 

译者: 欧阳景根

版本：上海三联书店  2002年1月

“当前的社会已由过往的固态、厚重与稳定状态转为液态、轻盈与多变的特质。”

以互联网技术或产品来说，从BBS到博客，再到微博，再到微信，从网约车、到共享单车再到共享汽车，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更有意思的、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技术产品是什么。博客第一人徐静蕾、微博女王姚晨、包括Papi酱昙花一现。回过头来一看，我们才发现，不管当时多么风光，他们也只能各领风骚三五年，甚至更短。这就是互联网的魅力之处。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精彩是什么，永远有新的期待，而谁一旦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成为弄潮儿，而如果跟不上网络潮流，只会被社会淘汰。

因为互联网，在任何一种逼仄的社会形态下，都可以为多元化社会提供一个存在与生长的基础。也是基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充分的人的解放。信息的流动促进了人的解放，有更多的信息，才有更多的可能。信息的自由，保障了人的流动与思想的自由。只有当信息平等了，自由共享了的时候，人才能有真正的解放。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随着互联网的与世界通联，被打开了，视野与见识，发生了全面的进化，这自然会产生如今时时刻刻发生的朋友圈舆论撕裂，价值观多元已经凝固，庶民业已分化，就连常识与共识，都开始有了不同的理解和解读，最后各说各话。但无论如何，这正是社会进步的体验，不必悲哀，我们接纳无数不同的三观，而不是强行一致。

从社会层面，被互联网解放的人们，就如流动的水流一样，进入了快速变化的洪流中。稳定、一成不变之类所制造的安全感，成为互联网时代或者说流动的现代社会的死对头。《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曼纽尔·卡斯特在2002年接受中国一家媒体采访时说过：“工业革命把店主与工匠们编入大组织、大工厂。信息时代恰好相反：打碎大组织，重组为网络，个人在其中流动，一辈子不断换工作，接新活儿。今天你可能是一个银行的经理，下个月你会代表现在的银行到另一家银行做咨询。明年你去别的城市帮这两家银行建分所。后年你开自己的咨询公司，为先前建立的客户网服务……总之，能把握住不确定性，在工作及家庭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人，生活会充满兴奋与创新。把握不住的人则将生活在一个恐怖的世界里，因为一切都不可理解，不可控制。”

《千年终结》

作者:  [英] 曼纽尔·卡斯特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9月

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重造社会的物质基础：“在20世纪后四分之一期间，一场以信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改变了我们思考、生产、消费、贸易、管理、沟通、生活、死亡、战争，以及做爱的方式。”

这并不意味着“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相反，互联网时代，人们在塑造更为神圣的东西：即开放、自由、平等，人们终于可以在互联网上，寻求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被禁锢的社会位置之外的全新的东西。

互联网中的中国，打破了中心，解构了权威，倒置了话语权，建构了新秩序，促进了人的解放与思想的自由流通，可以说是重构了一个现代中国，尽管我们也面临更多的风险、危机与不确定性，人们一贯追求的稳定感、归属感等被激荡冲刷，但正如写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美国政治哲学学者马歇尔·伯曼说的：“在这个世界上，稳定只能意味着熵，意味着缓慢死亡，而我们的进步感和成长感是我们确信自己活着的惟一方式。”只有未知和不确定性，才是我们能够唯一被知晓和确定的存在，这样的状态，正如我们每天都在面对着的那个未知与不确定的明天，还有什么事情会比这个更美好的？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张天潘；编辑：阿东。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出轨、焦虑、丑陋，这些“中年危机”我们真是听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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