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跟你的幸福，到底有多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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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获胜美国大选，今年的大西洋两岸变得有点喧嚣，招来的争议持续不断。哈贝马斯和福山等学者说，“民粹”在侵蚀英国共识，美国政治在走向衰败，而精英与底层之间的裂痕，从未被撕裂得这样深刻。

抛开眼下的争议，或许值得回到现代“共识”或“文明”的诞生时刻，追溯它们是什么，又以什么样的姿态形成。

大西洋的两岸是欧洲和北美洲。从十五世纪的航海运动以来，海平面上就扬起了繁忙的船帆，络绎不绝而不分昼夜，但1773年，状况出现了一些变化。

这一年，是英法等国“七年战争”结束的第十年，英国因战争耗费的亏空仍未得到填补，决定推行《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给予东印度公司到北美殖民地销售积压茶叶的专利权，免缴进口关税，禁止北美殖民地贩卖“私茶”，目的是填充国库。但12月16日，波士顿的示威者乔装成印第安人潜入商船，将东印度公司一整船茶叶倾入波士顿湾，史称“波士顿倾茶事件”。帝国和北美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而就在这一年，潘恩在英国从事的船员、教师和店主等工作彻底失败了，决定次年前往彼岸的北美；斯密大致完成了《国富论》的草稿，动身前往伦敦处理出版事务；杰斐逊前去参加成立弗吉尼亚通讯委员会，将进行更持续的反英斗争。

1773年，三位十八世纪末的思想家就这样不约而同动身了，昭示着风起云涌却闪耀的1776年的到来。

图为托马斯·潘恩、亚当·斯密、托马斯·杰斐逊。

（新京报插画/孙嘉潞）

潘恩将“社会”从“政府”中区别开来的《常识》在1月面世；斯密将“市场”从“政府”中脱离开来的《国富论》在3月出版；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在7月签署公布。这是1776年，潘恩和斯密以简约却严谨的思想，撼动了欧洲千百年来的“国家”和“政府”概念，共同为杰斐逊的起草、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铺平了厚实的道路。美国独立后的制度架构，深受潘恩和斯密的影响，而两者的社会和经济思想，在现实中也落地了。

那些触及人的基本状况的思想，即便相隔一片海洋、一个国度或一个洲，也能相遇：它们的征途上没有天涯海角。

今年是这三个文本面世的240周年。它们在1776年相遇，以“为了更好的生活”为基本的姿态向历史走来，带着各自的进步和局限，共同重塑了影响世界至今的“常识”，点燃了现代文明之梦。

文 | 罗东（新京报记者）、曹钦（学者）、翟志勇（学者）

为了好的生活而相遇

“波士顿倾茶事件”次年，1774年3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四项“强制法令”，以规定英军可强行进驻殖民地民宅搜查，同时封闭波士顿港。这些法令激起了北美人民的反抗，导致第一届大陆会议的召开，他们拟下向英国王室的请愿书，希望撤销法令。

但请愿不被接受，形势不得不走向更为严峻的方向。英国决定增派兵力，以武装镇压北美殖民地的抵抗；1775年4月19日，最终发生了史上的“莱克星顿的枪声”，被誉是北美独立战争打响了第一枪。

大洋彼岸，仍在伦敦处理出版事务的斯密，此时以“经济正义”的名义，盼望敲醒逆历史潮流而行的英国，能和平解决北美殖民地事务，从中抽身而继续文明的进程。斯密的经济正义认为，土地、资本和劳动是人的基本权利，但帝国却正在侵害北美人民的这些权利。“波士顿倾茶事件”中的东印度公司，更被斯密批判是权力和资本的联合垄断，同帝国历年来的政策和法令一样，与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自由市场经济背道而驰。事实上，英国在1773年以来投入军事的巨大消耗，已抵不上殖民地贸易收入。

 
“波士顿倾茶事件”

然而，直到1776年，英国政府的态度并未改变；北美殖民地却悄悄兴起了一场联合动员的行动，如果顺利，将可能改变那些仍持“请愿”或“和解”的人民。

行动的执笔者是潘恩。这年的1月，潘恩出版的《常识》，以慷慨激昂而严谨缜密的文字，向大众宣布了“社会”和“政府”的实质和关系：“社会是由我们的欲望所产生的，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所产生的。”社会是自然而然诞生的，而政府的形成是社会成员的民意授权，目的是维护自由和安全。如果违背了这一原则，社会成员具有反抗的自然权利。

潘恩列举英国政府的诸多“罪状”，讨伐它已不具备合法性。潘恩呼吁北美的人民联合起来，同宗主国决裂，建立自己的国家，而美国的全称“美利坚合众国”最早便由他提出。

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

《常识》共卖出了五十多万册。那时的北美英属殖民地，人口加在一起，即便包括不识字的，也不过二三百万人。这样的销量，以强劲的方式改变了人民的态度。而时隔两个月，斯密的《国富论》也面世了，时机的选择，是为了吸引上下议院的注意，使议员们支持和平解决冲突的立场。

潘恩和斯密思想的相遇，在7月4日，等来了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在第二届大陆会议上的签署。杰斐逊的文笔“妙笔生花”，经富兰克林等人修改的这一文本，宣言“人人生而平等”，被赋予了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文本深受潘恩和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同《常识》一样，指出政府的合法性是被统治者同意授予，如果他们的权利被破坏了，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同《国富论》一样，指出了贸易权利和经济正义，而据史料推测，润笔人富兰克林在1775年离开伦敦前，经常和斯密在一起探讨经济和北美问题。不管怎样，为了人的权利和生活尊严，三个文本隔岸相遇了，在1776年以来，它们传遍且影响了世界。

三个文本隔岸相遇

《常识》一书在北美诸殖民地共卖出了五十多万册。

在二百四十年后的今天，倘若有哪本议论政事之作能达到这个销量，也足以引领一时风潮了。考虑到当年十三个英属殖民地的人口加在一起，也不过二三百万人（其中还要包括那些并不识字的人），潘恩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就可想而知了。

《常识》

权利是属于“人”的

作者：托马斯·潘恩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15 年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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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潘恩于1737年出生在英国。他在年轻时干过小公务员，后来因为出头代表同僚向上级写信请愿，丢掉了这份工作。在英国看不见什么前途的潘恩，通过富兰克林的推荐前往北美，得到了一份杂志编辑的工作，从此开始了以笔为剑的生涯。

潘恩抵达北美之日，正值诸殖民地与英国议会的矛盾愈演愈烈之时。然而，从今人的眼光来看，彼时的殖民地居民颇有些“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意味。

与现在的“虚君共和”体制不同，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君主立宪制度中，英国国王并非纯粹礼仪性质的国家元首，而是仍然握有相当大的实权。因此，当北美居民感觉自己受到议会欺压时，就自然而然把冤情昭雪的希望寄托在了国王身上，一再地向他呈递请愿书信，诉说自己的要求。这时，在英国就曾有过请愿经历的潘恩站了出来，向他们大声疾呼道：国王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相反，国王本身就是问题。

1776年2月，爱丁堡的春天照例来了。但大卫·休谟，这位引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尽管挥斥方遒如昨，却满脸愁绪：挚友亚当·斯密，前往伦敦处理《国富论》出版事务满三年了，却一拖再拖。现在，持续的愁绪在摧残休谟已变差的身体，他深深地担忧，恐怕等不及这本书的面世了。

《国富论》

“民裕”是“国富”的目的

斯密在生前将《国富论》（以及《道德情操论》）反复修改重版。初版百年后，严复才着手中译工作，于1901 年完成，随即由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出版，书名为《原富》；后又于1931 年由商务印书馆重排出版。图为1776 年英文版《国富论》、清末严复译本、杨敬年2006 版译本。

斯密的健康状况同样不好，1773年4月16日，他便将休谟确认为学术遗嘱执行人，全权处理自己所有的文稿。遗嘱交代完毕，他才动身去伦敦。

到了伦敦，一呆就是漫长的三年；而这三年，却正是大英帝国为应对北美殖民地事务，而疲惫不堪的三年。斯密见证了风间仍不明确的《国富论》稿纸上，坚定地写下：“禁止一个伟大的民族利用自己的每一部分产物进行力所能及的一切制造，或禁止按他们自己认为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去使用他们的资本和劳动，这是显而易见的对最神圣人权的侵犯。”土地、资本和劳动是人的基本权利，神圣不受权力的侵犯，但大英帝国却正在侵害北美人民的“经济正义”。他以此为名义，盼望能敲醒逆历史潮流而行的英国，和平解决北美殖民地事务，进而继续文明的进程。

1776年3月，爱丁堡的春天仍在继续，时局却更加紧张，而斯密的《国富论》终于在9日得以面世了。时机的选择，被他的朋友们认为是吸引上下议院的注意，使议员们支持和平解决这一冲突的立场。现在，休谟放下了长久的担忧。这本著作以“自然的自由”为经济正义呐喊，影响了伦敦的上下议院；在思想史上，即便招致过一些争议，仍被推至可媲美牛顿《数学的原理》的崇高地位。它改变了英国，改变了北美，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与经济思维。

诚如卡尔·贝克尔所言，严格地讲，今天我们所熟悉的《独立宣言》并不是最早宣告美国独立的文件。

《独立宣言》

为了追求幸福的权利

最终誊写在羊皮纸上时用的是《美利坚合众国十三州一致宣言》，但这份未正式名之为“独立宣言”的文件，被后世冠以《独立宣言》之名。

在《独立宣言》发布的前两天，1776年7月2日大陆会议已经通过宣告美国独立的决议案，“这些联合的殖民地是，而且也有权利是自由而独立的国家，它们解除一切对英王的效忠，它们与英国之间的所有政治联系也应全部解除。”

同样严格地讲，“独立宣言”并不是这个文件的正式称，杰斐逊的初稿用的是《美利坚合众国在大会集会代表之宣言》，宣言通过之后，最终誊写在羊皮纸上时用的是《美利坚合众国十三州一致宣言》。然而，正是这样一份既不是最早宣告独立，也未正式名之为“独立宣言”的文件，却被后世冠以《独立宣言》之名，自发布后迅速传遍全球，重塑了整个世界。

中国遇见了1776

经历此后七年的战斗，1783年，美国获取了胜利。独立后的它，政治架构深受《常识》和《独立宣言》的影响，经济发展在《国富论》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启示下，实现了高速增长。三个文本和美国文明一起，漂洋过海影响着法国在内的世界进程。1776年，便以这样的姿态被记录为史。

然而，近代中国遇见1776年的它们，却是二十世纪的事了。1901年，《国民报》以《美国独立之檄文》为名翻译并刊登《独立宣言》；1902年，严复以《原富》为名翻译并出版《国富论》。潘恩的《常识》则来得迟了些，以我们现在所能查询到的资料看，最早可查的是以特华霍·法斯脱的《公民潘恩》进入中国知识界。这是本传记，介绍了潘恩的政治思想及其在法国大革命的活动。完整的《常识》是马清槐在1959年翻译的版本（商务印书馆出版），再版至今。

晚清政局大变动，面临现代文明的冲击而被迫以“学生”的身份降低姿态。那时的思想家们很清楚，单就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拯救不了危机关头的近代中国，即使是传统主义的学衡学派和严复自己，也同样在学习西洋的工业和政治文明。

如果往回看，1776年的中国处于什么样的状况？

这一年是中国农历的丙申年，清朝乾隆四十一年。乾隆平定了大小金川叛乱，而封建中央的政治集权也走向了巅峰。皇权至上，控制着朝廷和地方官员的奖惩大权，依靠官员们组成的官僚机构控制着全国的秩序，但同时又以“粘杆处”等特务机构警惕并监控他们。

工业处于萌芽，但不太可能突破的状态。斯密在《国富论》中描述中国很富足，但敏锐地指出“长期处在静止状态，其财富在多年前就已达到该国法律制度允许的最高限度。”在他看来，那时中国的法律只保护极少数人的财产安全：“富人和大资本家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穷人和小资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低级别的官僚借口执法而被强加掠夺。”结果是经济水平只能维持现状甚至倒退。

等斯密的《国富论》被翻译到中国，晚清的经济和政商关系已暗合了他做的判断。

1776年的现代文明，百年后才被晚清时的中国看见。

又经历一个百年，1776年的三个文本到今年已面世240周年了。在图书市场，他们（除了《独立宣言》）由学术译本，变成大众读物，以“经典读本”等名义进入市场；而学术研究，在论文数量上，以“文革”结束的次年1979年，市场经济制度建立的次年1993年，以及2001年为分水岭飞跃，从年度个位数到双位数，乃至成千上万。尽管这时期伴随着高等教育扩招而带来的论文总体数量，但三个文本变得耳熟能详却是一个事实。

尽管很难说三个文本是完美的，《常识》和《国富论》把“社会”和“市场”从“政府”（或更广泛的国家机构）中区分出来，但没有把“社会”从“市场”中脱离出，而看不到后者以资本的力量侵蚀前者的可能，而这种区分却已是十九世纪的事了；《独立宣言》因战时需要删掉了杰斐逊质疑的“奴隶制度”问题。但1776年，他们以突破陈旧秩序的勇气，以人的生存和尊严为关切，共同点燃了现代文明的光，所奠定的人类文明主流形式直到现在仍吸引着世界上的人们。

本文整理自2016年11月19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1-B05版。作者：罗东（新京报记者）、曹钦（学者）、翟志勇（学者）；编辑：罗东、李佳钰、孔雪，小井。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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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新京报》B01版～B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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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B01 |  1776 现代文明之梦

「主题」B02 |  思想的相遇，没有天涯海角

「主题」B03 |  《常识》权利是属于“人”的

「主题」B04 |  《国富论》“民裕”是“国富”的目的

「主题」B05 |  《独立宣言》为了追求幸福的权利

「温故」B06 |  父辈为诗受难，她把自己活成了诗

「文学」B07 |  隐喻存在，人类世界的秩序就存在

「观察」B08 |  萧春雷：呈现大地褶皱中的人文之美

「教育」B09 |  人之初：鸿蒙初开，谁为启导？

「新媒体」B10 |  做一颗有可能松动的螺丝钉

「书情」B11 |  《校长日记》等6本

「人物」B12 |  贾行家：和外界争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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