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性骚扰，为何如此难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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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需要主张』

前一段，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大三学生康宸玮的一篇《沉默的铁狮———北师大校园性骚扰调查纪实报告》引发广泛关注。耗时四个月，调研10年来60起案例，绘制出发生校园性骚扰的时间及地点分布图，这篇在网络上发表的一万三千字调查报告，矛头直指中国高校的“校园性骚扰”问题。

性骚扰，尤其是校园性骚扰案件，已经不是第一次引发网络上的大讨论。但此类事件总是屡禁不绝。遭遇性骚扰的人宁愿很容易选择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而围观者们因为见多了申诉，也听惯了谩骂，渐渐变得麻木。

对待性骚扰，为什么说“不”如此艰难？一方面，有传统的羞耻感作祟，令性骚扰事件的受害者因惧怕流言蜚语而选择沉默；另一方面，性骚扰事件常常发生在有权力落差关系的双方之间，受害者也可能因利益威胁而不得不沉默。

还有一层原因，更加令我们深思。即：许多遭受性骚扰侵害的人甚至不知道自己遭受侵害，对于性及身体的界限没有清晰的认知。这暴露出，高校中性教育的缺乏以及长久存在的不足。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界定“性骚扰”？遭受性骚扰之后应该如何合理地应对？以及，我们如何清晰地了解自己对性的意愿，并且，敢于在自己的意愿遭到违背时，勇敢地发出反抗的声音？

校园中的性骚扰：

对一切侵犯说“不”

撰文 | 张畅

早在2014年，“高校预防和制止性骚扰机制研讨会”上，全国妇联一项针对北京、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经历过不同形式性骚扰的女性比例达到57%。会上，有学者调查1200名女大学生，其中有44.3%的人表示曾遭遇性骚扰，而且不少受害者曾遭受过两次甚至三次以上。该调查也发现，23%的女大学生认为当前性骚扰的“情况很严重”，60.4%的女大学生认为“情况严重”。

全国高校频发的性骚扰事件，信息一般源自学校内部的论坛，主要由在校学生进行讨论。情节严重的，事件发酵之后，由校方出面解决，进行安抚和惩戒，或有媒体报道，为大众所知。但绝大多数案例，仅仅停留在受骚扰者向好友倾诉，或在网站上匿名发帖或发文，最终不了了之。

正值开学之际，很多美国大学的老师们开始辅导学生，解答他们生活和学习上的疑惑。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如何防范和对待校园中的“性骚扰”及“性侵犯”问题。遭受性骚扰之后应该如何合理地应对？在性骚扰频发的大学校园，在校师生应如何看待和预防？国外的高校，是如何预防和处理性骚扰的呢？他们的处理方法，又会给我们怎样的借鉴和启发呢？

性骚扰：

权力关系落差下的威胁及强迫

今年年初，北京林业大学良乡校区某女生险被陌生男子拖入路边树林中。中国矿业大学门口，一陌生男子以问路为名，向一群女生露出下体。5月30日，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图书馆的女厕所里，发现了微型摄像头。6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某女生接到该校某教授的微信，来到某茶馆包房，后被教授强行拥抱和亲吻。6月15日，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某女生在教学楼内从午睡中醒来，发现裤裙上有疑似精斑的残留物。

尽管反对性骚扰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法律上对于性骚扰的定义并不清晰，在实际操作上困难重重。

参照美国加州大学发布的《关于性暴力和性骚扰的规定》，性骚扰是指“不受欢迎的性举措、性要求以及其他涉性的语言、非语言或肢体动作”。它可能发生在任何学校成员之间，包括教师、学生、学校工作人员等；也可能发生在上下级和同级关系之间。它包括性贿赂（为了影响用人决定、学术评估、分数、职称、项目而参与决定的涉性行为），以及带有敌意的威胁（否定、限制或干涉某人参与教育、工作、项目的权利，使其权益受到侵犯）。

“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一词最早诞生在1970年代的美国校园，伴随着当时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1975年，在康奈尔大学任教的林·方勒和几个活跃分子在否定了“性恐吓”、“性压迫”、“工作里的性剥削”几个词之后，敲定了“性骚扰”一词。（参考自女权运动代表作之一《我们的时代：革命回忆录》。）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康宸玮的《沉默的铁狮———北师大校园性骚扰调查纪实报告》

2001年6月，我国西安市一位国有企业女职员向西安市莲湖区法院提出起诉，指控她的上司总经理对她进行了性骚扰，侵犯了她的人身权利，要求总经理对她赔礼道歉。这是我国第一次进入法律程序的“性骚扰”案件。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时，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构投诉”。这一规定是“性骚扰”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法律条文中，虽然对性骚扰发布了明确的禁令，却并未对其进行严格的行为界定。

2014年10月9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首次明确“教师不得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但对于什么是“不正当关系”、恋爱关系是否属于“不正当关系”、教师对于预防性骚扰的义务并没有明确规定。

《沉默的铁狮———北师大校园性骚扰调查纪实报告》中的统计数据

由于法律界定上的模糊，加上事件发生时调查取证困难，以及事件发生之后受害者本能的羞耻感，让吐露性骚扰这件事本身就很难。一旦学生家长和朋友对受害人进行息事宁人的劝解，某些高校为了维护校方名誉，对性骚扰的举报一再掩盖，或选择视而不见，毫无作为，使得此类案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淡忘。

立法缺失、界定模糊、举证困难、权力压制、赔偿有限、外界的道德绑架、言语攻击，无一不让受害者噤若寒蝉。

因为种种不确定性的叠加，网络上有的人表示“没有造成实质的损伤就没有必要小题大做”，有的人质疑“你怎么知道女生是不是当时愿意事后又反咬一口”，有人甚至说“长成这样还要炒作别人性骚扰，真是够了”。正如台湾影片《不能说的夏天》中演的那样，明明是被骚扰，却被家人怀疑勾引了老师。以上这些，无疑对遭遇性骚扰的人造成了二次伤害。

能忍则忍，息事宁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些自古以来传下来的训诫，让沉默的成了大多数。说话的，反而成了众矢之的。

处理：

证据确凿，绝不姑息

2016年初，太阳物理学家乔安·西麦兹获选《自然》杂志2015年度十大重要人物，她的获选理由是“为女性发声”。作为美国天文学会妇女地位委员会的主席，西麦兹揭开了天文学界的泰斗级人物杰夫·马西的性骚扰案，并使得这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终身教授被迫辞职。

2014年，事件起因于几位年轻的女天文学家告诉西麦兹，她们均受到了杰夫·马西的性骚扰。随即，西麦兹联合各方力量，按照“第九条”（美国1972年教育修正案第九条，规定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性别的原因被排除在由联邦资助的教育和活动计划之外，不能被剥夺这个计划和活动提供的待遇，也不能因性别原因受到这个计划和活动的歧视），起草了诉讼报告，递交给伯克利校方。各地的天文学家门纷纷在请愿书上签名，表示支持受害女性，要求校方严惩施害者。

乔安·西麦兹

随后，伯克利官方展开调查，证实马西的骚扰行为。马西被迫在学校官网上道歉。伯克利发表声明，“性质严重，处罚严厉”，并与马西签署保证书，留校察看，一旦违背保证条款，将予以停职或解聘。但声明中并未对马西过去行为进行处罚，马西的同事、同行纷纷抗议，并要求马西辞职。最终马西迫于压力辞职。

事情还没有结束。美国天文学会于2008年制定了反性骚扰政策，开设了“女天文学家博客”联盟，提供关于薪酬谈判、反对职场凌霸等建议；建立“天文学联盟成员系统”，为参加天文学活动的人员提供安全交通。西麦兹借此推动在学校和学术组织里建立长期的性骚扰投诉档案记录，以此减轻女性在学术界的压力。（参考《关于吴春明新职争议，且看国外学术界如何处理性骚扰案件》，澎湃新闻，李昀。）

杰夫·马西

和国内高校的现状一样，美国高校的性骚扰案件同样层出不穷。根据美国中文网的报道，2014年春天，哈佛大学和其他26所大学按照美国大学协会制定的性骚扰调查问卷在全校进行调查。哈佛大学的回复率高达53.2%。哈佛大学大四女生中，有29.2%的人称曾遭遇过非自愿性行为和性接触，这比27所学校的平均值27.2%要高。

北美的北卡罗来纳大学学生安瑞亚和她的好友安妮，均曾在校园派对上遭遇性侵。尽管向学校报告了自己被强暴，校方却指责她们应该对强暴负责。两人在身心遭受了巨大创伤之后，决定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她们研究了刑法和性骚扰法，向美国教育部向校方提起诉讼，指责学校对校园性暴力的不作为。

后来，《纽约时报》的记者头版报道了她们的故事，美国各地的性暴力受害者纷纷站出来，控诉校方的不作为，最终演变成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反抗校园性暴力运动——“第九法案”运动。

纪录片《狩猎场》海报 

2015年美国的圣丹斯电影节上，以安瑞亚和安妮为故事主线的纪录片《狩猎场》（The Hunting Ground）首映，由美国有线新闻网CNN播出后引起全社会的巨大反响。Lady Gaga和戴安娜·沃伦为《狩猎场》创作的主题曲《直到它发生在你的身上》（Till It Happens to You）的歌词这样写道：“你告诉我会好起来的，你要坚强，你要抬起头，生活还要继续。可是你怎么知道？你怎么可能知道？直到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你感到世界开始崩塌，你才能感受到我的感受。”

无论是乔安·西麦兹、安瑞亚还是安妮，都为我们做出出色的表率。对于性骚扰和性侵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不姑息、不纵容、不默声、不畏惧，每一个勇敢的声音，都是有力的回击武器。

性教育：

认识自己的身体，了解自己的欲望

有相当一部分在受到性骚扰之后选择禁声的女性或男性，并非仅仅出于面子，选择了忍气吞声，而是压根儿不清楚自己是否真的受到了侵犯。尤其是在校园里发生的性骚扰，发生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大多以“浪漫”之名开端，先是逐渐变了味的言语骚扰，最终升级为肢体上的接触。由于缺乏相关的教育和知识，一些单纯的女生直至最后被侵犯，依然被蒙在鼓里。

有的因为无知，所以恐惧，防范心理过强，甚至连对于异性的欲望都一并被压抑。有的则因为屡次被外界的信息干扰和告诫，过度敏感，杯弓蛇影，风声鹤唳。

台湾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讲座教授何春蕤，在前不久接受《共识网》采访时表示：

“与人互动时要如何解读他人的意图、如何表达自我、如何与人斡旋，特别是在情爱欲望的表达和互动上如何理解对方、弄清自己意愿，这些都不是容易的事。就和在日常生活里做人处事一样，都需要多经验、多学习、多观察，才能慢慢掌握分寸，知所进退。可是即使到现在，在感情和身体的事情上，女性和少儿不但不被鼓励多经历、多练习，还被警告不要轻易入局，保持距离不要接触，再加上目前女权主义的氛围倾向于强烈的防范性，这都会形成女性对身体的接近有着两极化的反应，要不就更加退缩害怕，要不就是剑拔弩张，而这两种反应都不是开阔的、斡旋的态度，也对真正理解以便掌握人际互动没有太多帮助。”

《明明白白我的性》

作者：明白学堂

版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年9月

（点击封面可购买此书）

伴随着社会文明化的进程，人与人之间的界线愈发清晰，个人身体的疆域观念愈发明确，人们对于侵犯个体疆域的行为也越来越敏感。这些，都潜移默化在我们的消费、娱乐、文化资讯、日常生活当中，其态势并非二十年前所能想象。因此，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对“性”的适当引导尤为关键。

然而，因为一些父母成长在高度禁欲的年代，在结婚生子之前对性一无所知，缺乏相关的知识、经验和资源，又出于对性的羞耻心，对孩子想要了解性、认识性的问题刻意隔离或回避。造成了后者成长过程中的隔阂，甚至呈现出报复性的反叛。

除了家庭性教育的缺失，学校教育也没有起到更好的补充作用。从小学的健康课只关注身体健康开始，到中学的生物课几句话带过“人体与生殖”，再到大学阶段鲜有高校开设性教育方面的课程，我们对于性的理解多半靠自己摸索，认识滞后于身体。

2015年5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显示，我国青少年发生初次性行为的平均年龄为15.9岁，15-17岁青少年性行为发生率为4.1%。我国青少年初次性行为的年龄已经一再提前，然而性教育却远远滞后甚至被忽略。

近年来，包括北京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四川文理学院等高校在内，纷纷开设性教育课程。其中，《人类的性、生育与健康》在北大已有接近20年的历史。因公开谈论“性”话题，这门课程被北大的同学们亲切地称为“三宝课”。累计在册的北大本科生选课人数已过万，课堂容量从最初每年150人增加到目前每年的1500多人。

如今一些高校虽然开设了性教育作为选修课，然而仅仅停留在个体层面的“探索”，并没有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推广和普及。

在国外，比如荷兰、日本、德国，性教育一般始于孩子5、6岁。通过官方出版的教材、图册或影片，在学校学习和了解性，有时父母也会在饭桌上讨论性。北美的高校，多半会在开学前或学期结束前，给全校学生发一封校园性骚扰的调查问卷，要求所有学生匿名填写，以方便校方保障学生在校园中的人身安全。

正如萨拉马戈在《复明症漫记》中写的那样：“一个睡着了的盲人和一个睁着毫无用处的眼睛的盲人之间，有着巨大差别。”因为了解，所以当威胁或危险到来之前，至少知道如何防范。在面对威胁或危险时，至少明白自己在面临什么。

在这个不那么光明的世界，我们的底线应该是：绝不对任何形式的性骚扰和人身攻击坐以待毙，勇敢地对一切侵犯说“不”。因为那是我们无力改变时，所能做出的最好回击。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张畅；编辑：走走。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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