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翼杀手2049》：生而为人的光荣与落寞，在这里都有

这两天，“人造人”与“人”的争议再次成为盘旋在我们头顶的问题。在本月25日的沙特未来投资计划大会上，AI机器人索菲亚获得国籍，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拥有沙特公民身份的机器人。而两天之后，《银翼杀手2049》的上映，则再一次提醒人们，早在30多年前，就有人条分缕析地思考过这个问题：自然人与复制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这些自然出生的人，到底凭借什么以为自己比“机器人”更像“人”？

对很多科幻迷来说，《银翼杀手》可能是影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科幻片，而原著作者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可能是最具颠覆性的科幻作家。

1982年，雷德利·斯科特导演根据《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改编的电影《银翼杀手》上映，成为电影史上的科幻经典。2017年，电影续集《银翼杀手2049》上映。

《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

作者: [美] 菲利普·迪克 

译者: 许东华 

版本: 译林出版社  2017年10月

我们难以忘记1982年横空出世一般浮现在大银幕上那座梦幻与冷酷并存的未来都市，更难以放下影片抛出的那个颇具前瞻性，同时也亘古不变的发问：“人到底是什么”。这样一部被奉为神作的作品，如今终于迎来了续作《银翼杀手2049》。它是不是一部令人惊艳的续集？一千个科幻迷大概有一千种答案。

今天我们暂且抛开电影文本的诸多细节，来聊一聊跟随“银翼杀手”衍生出来的那些哲学思考：关于“人，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人”，或者说，到底什么才是一个人身上，最宝贵的特质？在作者伯樵看来，伟大电影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抛出这些伟大的问题。仅仅是完成“抛出”这个动作本身，就可以成就一部电影；仅仅是“抛出”这些问题本身，就可以让观众看到生而为人的全部光荣与落寞。

撰文  |  伯樵

等待35年之后，《银翼杀手》——这部可能是影史上最伟大的两部科幻片——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续作《银翼杀手2049》。导演维伦纽瓦（Denis Villeneuve）在故事上接续了可能史上最多面的电影导演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的故事剧情，但（用网友的话说）却拍出了一部具有塔可夫斯基“诗电影”气质的电影——当然，其实可能只有在“沉闷”这一点上，两位导演高度相似：维伦纽瓦的电影一点都不晦涩，不仅不像老塔那样充满了含混与模糊，甚至电影中并没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如果说《银翼杀手》试图构造一个具有后现代意味的未来都市空间（洛杉矶），并且希望在这个赛博朋克的叙事内，展开对“人到底是什么”的思考的话，那么《银翼杀手2049》则在充斥着末日情结的雪夜、雾霾、黄沙、以及被废弃的工业文明遗迹中，问出那个其实可以不带有任何哲学意味的问题：“人，如何成为一个人？”

电影上映之际，译林出版社推出了菲利普·迪克的套装中译本作品，收录《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高堡奇人》、《尤比克》、《流吧！我的眼泪》、《少数派报告》等代表作。

《银翼杀手》太过经典了，以至于《银翼杀手2049》刚刚在中国大陆上映两天，网络上已经贴满了影片中各种细节的解读，从小说原作者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的创作历程到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微暗的火》（Pale Fire），到导演维伦纽瓦和摄影师罗杰·迪金斯（RogerDeakins）的视觉细节。伟大电影的续作，不缺乏粉丝，更不缺乏粉丝们的深入解读。

有鉴于此，本文将尽量避开在电影文本内部的挖掘，而是从“最令人讨厌的”文化研究视角切入，重新审视这两部电影的迷人之处。

一个关于阶级的寓言

1982年《银翼杀手》刚刚上映时，便有学者指出，它或许是一部科幻电影，但更是一部关于阶级意识诞生的电影。在1982版中，最后结尾处，警官德克和复制人瑞秋最终坐着飞行器逃离了洛杉矶、浪迹天涯，影片甚至还打出了片尾字幕，说明瑞秋并未在复制人的四年使用期之后死亡。这一结尾充满了美式happy ending的意味，光明、大团圆、充满了对家庭价值观的认同（德克和瑞秋组成了一个家庭），一个最典型不过的美式泛保守主义的结尾。

1982《银翼杀手》中的警官德克与复制人瑞秋

这并非斯科特本人欣赏的故事叙述，但在之后的25年间，他最终夺回了这部影片的阐释权，在影片的各类重剪版本中，《银翼杀手》最终回到了它所致力于探讨的主题：阶级意识的觉醒。

事实上，在科幻世界的建构过程之中，作为“造物主”的人类，一直将极具社会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的议题放置在了核心的位置——科技，只提供了背景、工具和设定，而主旨却是反复在拷问人类自身所面临的困境。比如阿西莫夫笔下的机器人三大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因不作为使人类受到伤害；除非违背第一法则，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在不违背第一及第二法则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看似是在规划机器人设计，但其实却是定义了机器人的伦理准则，而这三定律也在不知不觉中将机器人（乃至之后的仿生人、复制人、克隆人）置于了更低级别的阶级地位中。

《机器人短篇全集》

作者:  [美] 艾萨克·阿西莫夫

译者: 叶李华  

版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年1月

近几年的欧美科幻电影中，主创越来越多地触及阶级这一议题：《时间规划局》里将时间等于货币，不同的货币量可以进入不同的阶级区域；《雪国列车》里升级打怪式地一节节奔向列车前面代表着丰饶与美好的车厢；《饥饿游戏》里如同斗兽场般的上流观众和底层角斗士；英剧《黑镜》里，人们通过选秀节目改变阶层......而在中文世界的科幻文学作品中，《北京折叠》作为争议性最大的一篇小说，也同样将阶级、权力、资源作为作品的核心关键词。

这些作品，总在第一时刻，就激起了观众们的同理心，让他们看到所谓上流社会的浮华奢靡，让他们与作品中的主人公感同身受，让他们想奋起反抗。如果说大部分科幻作品关于阶级觉醒的叙事简单粗暴的话，两部《银翼杀手》的觉醒则更为隐晦和缓慢。绝大部分影视作品，不是一开始，就是在不到半小时处，让受到阶级压迫的主人公（观众）看到上层阶级的锦衣玉食和对底层的碾压。

而《银翼杀手》里，主人公（观众）一直将自己摆在了“人”的位置，我们看到的复制人，虽然栩栩如生、与人无异，但是要么就是残暴的暴徒，要么就是大公司的爪牙，直到最后一刻，主人公似乎也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阶级层级更低的“复制人”，只是一直受到了“人”的蒙骗，误以为自己属于那个可以操纵和左右他人生死、致力于让他人“退休”的人类警探，意识被蒙蔽的他，可能还不如那些能意识到自身是复制人的复制人——如果说复制人是不想做奴隶的奴隶，那么警官德克或许是做奴隶而不自知的奴隶。

最后，他最终迎来了他自己的阶级觉醒，选择逃离，在那一刻，“人类中心主义”的枷锁被打破，观众开始认同复制人，认同他们也具有情感、具有灵魂。

1982《银翼杀手》中的警官德克

而在《银翼杀手2049》中，警官K一开始就明确知道自己复制人的身份，并且貌似并没有对这一身份特别的不甘乃至不安。K的觉醒，并不是他误以为自己其实是一个“人”的时刻，而是在他明白自己是“复制人”但却仍旧具有“人”的特质的时刻。老版中，复制人所面临的是无可改变的阶级宿命，他们拥有更强大的身体机能，但也面临着更短的人生寿命，最为重要的是，复制人被人类世界所极度排斥，他们代表着非法、贱民和被追杀的命运。

《银翼杀手2049》中的复制人K

续集中，新版复制人被完全设定为可以听从人类命令的行动体，他们被社会所允许，但却不能完全接纳，他们干着危险肮脏的活计，追捕无法听命于人类的老版复制人，他们被反复检验不能有情绪的波动，被认为不具有灵魂（但也能过得一样好）。而除了情感和灵魂外，当复制人K发现复制人可以生育时，他再一次选择了觉醒，希望守护住复制人生育的秘密。这一次，被驯化的奴隶虽然知道自己是奴隶，虽然安于自己的阶级宿命，虽然希望却并不强求灵魂，但他“人性”的觉醒让其摆脱了复制人身体的桎梏，哪怕重新得知自己在身体上属于“奴隶阶级”后，他仍然具有着“人类”般直面牺牲、追求解放的灵魂。

老版中，警官德克活在了意识形态欺骗之中，自己身体力行着阶级压迫。新版中，警官K则活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当中：他接受着世界先天赋予他的意识形态框架，这个框架看上去更像是一种氛围、一种环境、一种设定，而非桎梏、打压或是枷锁；它有压力，有限，有惩戒，但却是打着“这是为你好”的旗号；它不是福柯笔下的“疯人院”或是“环形监狱”，但却像福柯嘴里的现代学校，充满了软硬兼施的规训与教谕。K的阶级觉醒，所反抗的不是暴力镇压，而是裹着糖衣的阶级教导。

在这一点上，续作或许比前作要走得更远。

光荣属于自由意志

阶级意识的觉醒，当然来源于自由意志。

关于自由意志的讨论本身就汗牛充栋，本身是哲学范畴的探讨议题，其思想史历程漫长且宏大，本文就不踵事增华了。但是在《银翼杀手》两部曲乃至西方影视作品中，自由意志为何如此重要？

事实上，在《银翼杀手》原著作者菲利普·迪克的短篇小说《全面回忆》（We Can Remember It For YouWholesale）中，也涉及到了自由意志的问题，小说后来被多次改编，名字也变成了《全面回忆》（Total Recall）：一个记忆出现混乱的工厂工人道格拉斯，在去到一个回忆公司后，却突然陷入了人生全部洗牌的困境；他先是发现自己是代表正义的地下反抗军的核心人物，而邪恶的反派却希望从他的记忆里套出有用的情报；但后来却被反派告知，他一直都是反派的卧底，所有的一切只是反派们的做局，希望通过他来探得反抗军的大本营；而就在此时，已经分不清什么是真实回忆、什么是虚假回忆的道格拉斯，最终选择了加入了代表正义的一方...

《少数派报告》

作者:  [美] 菲利普·迪克 

译者: 周昭蓉 

版本: 译林出版社  2017年10月

事实上，自由意志是菲利普·迪克很多作品的重要母题，比如在同样改编成电影的小说《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里，人类的行为是自由意志的结果，还是被不可逆转的命运所操控，成为了这部作品的主题：在未来世界，一种先知机器可以预知人类的犯罪企图，从而在犯罪还没发生的时候，犯罪预防机构就能将其扼杀，城市犯罪率几乎为零；而直到有一天，这个预防机构的主管被判定将会犯罪，他也面临着前同事们的重重追捕，所以他必须要拿到那份证明他将不受限于命运先知的判定、而是尊重自由意志拒绝扣下扳机的“少数派报告”。

自由意志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观众和读者可以轻易地原谅掉一个原本是间谍的失忆反派，也能冒着城市犯罪率上升的风险，而准许人类在杀人/不杀人的钢丝线上行走。无论小说还是电影，自由意志被描绘成了人类行为合法性的来源：

有了自由意志，《谍影重重》（Jason Bourne）CIA特工杰森·伯恩可以脱下政府杀人机器的外衣，而成为观众眼中的赎罪者；《西部世界》里傻白甜的德洛瑞斯向人类开枪便具备了合法性；而《银翼杀手》中复制人想要延长自身寿命、保留生育火种的反抗，也就具备了正当性。

在这个意义上，《银翼杀手》以及《银翼杀手2049》并不是一部讨论人性、灵魂的电影，究其本质，它对“人”并不关心，他所关心的只是如何“成为人”，而“成为人”的关键，就是复制人是否能通过自由意志为自己做出决定：违抗命令、放过同伴、牺牲自己......

《延迟的否定》

作者: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 

译者: 夏莹 

版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10月

在复制人/机器人/仿生人/克隆人不拥有自由意志的史前时代，他们是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的缸中之脑、是《黑客帝国》（The Matrix）里的人肉电池，是被锁在无知之幕下只能望着篝火倒影的洞穴人......而当他们的自由意志觉醒之时，复制人也就据此成为了“我思故我在”的“人”——有趣的是，曾有人认为警官德克（Deckard）的名字就是自由意志思想史上重要的思想家笛卡尔（Rene Descartes）姓氏的变体，而齐泽克更是在其《延迟的否定》（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一书的第一章《可以思维的我、或者他、或者它（原质）》（I or He or It [the thing]which thinks）里，开始探讨《银翼杀手》里的科技公司，是想将“我思”（cogito）转变成“思之物”（res cogitans），虽然这些“能思考之物”真切地“活在”这个实体世界之中，但却与“缸中之脑”的幻像无异。

事实上，很多现代的脑神经科学和心理学很多学者倾向于认为“自由意志”并不存在，但这并不妨碍自由意志成为了科幻电影中的“非人”走向“人”的必经道路，也成为了这些科幻作品中，受禁锢的人走向解放的最大动因。禁锢和蒙蔽，是强权者使用最熟稔的武器，无论是巨大冰冷的反动政府、还是无孔不入的跨国公司，抑或是复制人所面对的人类本身；而自由意志，就是那些被压迫的人，被压迫的复制人、机器人、仿生人、克隆人，被压迫的阶级所持有的冲破禁锢与蒙蔽的利剑。

电影作为一种哲学思考，可能么？

《银翼杀手》和《银翼杀手2049》总给人以探讨深刻宏大的哲学主题的感觉，电影给予观众一种崇高感和深邃感。但事实上，电影介质本身决定了，电影不可能在文本内部做太过深入的哲学探讨（除了少数一些就是以哲学讨论乃至分析为主题的电影，比如居伊·德波（Guy Debord）《景观社会》[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的书和电影）。

一部好的电影，只是提出了好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富有哲学意味），但从不解答，也无法解答。好的电影，让观众保持疑问，这远比让他们得到答案，要重要得多——两部《银翼杀手》带领我们看到了人自身的种种困境，而诸如“人性”、“灵魂”这样的词汇，不仅缺乏明确的定义，同样在面临真正的道德困境时它们也晦暗不明，这也就是为什么对于《银翼杀手》来说，自由意志是如此重要。

有学者对《银翼杀手2049》把“守护复制人生育繁殖的秘密”作为影片的情节推动力表达了不满，认为“繁衍”本身无法像第一部中的“情感”（或是求生欲）那样，让复制人们的反抗和牺牲变得具有无比的说服力和感召力。但实际上，是记忆、情感、繁衍，还是牺牲作为区隔人与复制人的标区分志，这重要么？根本不重要。

但是无论是电影研究者，还是影迷们，在电影的封神之路上，总希望把它与常识中最晦涩、高深的哲学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黑客帝国》与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拟像（Simulacra）与仿真（Simulation）并没有太多的关系，沃卓斯基兄弟（当然现在是姐妹了）最多是借用了鲍德里亚的概念，而封神的过程，则更像是影迷偶像崇拜与片方商业营销的合谋。

《银翼杀手2049》海报。

电影本身无法参与复杂的哲学对话之中，哪怕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的论文电影《原样复制》（Copie conforme），如此超绝、优雅且条分缕析地讨论了具有哲学意味的问题，但绝大部分电影本质上仍然只能作为问题的抛出者。电影更像是为哲学家和文化研究学者提供了研究的对象范本。实际上《银翼杀手》1982年公映之后，立即引起了欧美人文学界的广泛探讨，除了上文提及的齐泽克以外，Kaja Silverman、Andrew Ross、Guiliana Bruno、Vivian Sobchack等学者都以本片为文化样本，剖析了后现代社会中的人类病灶，但是从没有人将《银翼杀手》当成是深刻的哲学电影本身（斯科特和维伦纽瓦两人都是以视觉美术设计，而非体大思精的哲学思辨而名世的导演），更没有学者会在其中寻找答案。

阿巴斯《原样复制》（Copie conforme，2010）海报。

城市中的纪念碑性建筑、世界主义的拼贴、全息影像的艳俗广告、政府与企业之间逐渐混淆的界限、对现代艺术和造型的借鉴——充斥着后现代元素的未来景观，构成了《银翼杀手》（当然还有之后的《攻壳机动队》[Ghost in the Shell]）对未来城市的想象；而《银翼杀手2049》则对未来社会充满着末日悲观的描绘，未来人类的景观，将是在无尽的雪、霾和漫天黄沙中伫立——这种视觉上、氛围上的真切和压抑，正是电影最为独到，而哲学鲜有涉猎的领域。

《银翼杀手》的伟大、《银翼杀手2049》的独特，并不在于影评人或是学者所在乎的深刻哲思，也绝不仅仅是为观众提供了两个多小时的视觉奇观。这一电影系列的不朽，在于它是关于人类现实处境的宏大寓言，是对末世人类未来景观的大胆预言。

《银翼杀手》及其续作无意于空洞、缥缈的哲学探讨，所谓人性、灵魂更只是它方便观众理解剧情的幌子，菲利普·K·迪克这个可能是二十世纪最不得志的科幻作家，借助雷德利·斯科特、保罗·范霍文（Paul Verhoeven）、斯皮尔伯格、维伦纽瓦这些好莱坞最优秀的导演们极具视觉冲击的未来景观，向现代人类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阶级、自由意志的伟大问题。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伯樵 ；编辑：走走。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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