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热点事件里被众人拥护的言论，都是怎么违背说理规则的？

热点事件既能检验、也能培养或降低公共说理水平。

我们知道，并非所有人都对热点事件感兴趣，有的是更偏爱于安静的自由思考，或更一般性的抽象思维，而有的则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自喻“理性”，且对关注者冷嘲热讽。

那么，那些热衷于热点事件的人们呢？

互联网为公共讨论和说理带来了新的可能，是一个众声喧哗的世界。相较于万马齐喑，它是一种进步。然而，我们同时却不乏看见，霸气、含混、反逻辑、少理性的语言已经累计成痼疾。

“公关文章”、“意见领袖”、“精英”、“民粹”、“阴谋论”，等等，将公共生活变得更为复杂，如果我们没有能建立起基于事实和逻辑的思考能力，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观点都可能将我们带偏。或极化，或随大流，或标新立异。遗憾的是，我们都不自觉地以为自己是正确的化身而缺乏自省和反思。怎样突围而出、识别迷雾，进而把握真正的问题，是公共生活走向理性的必然起点。

撰文  |  蒋海松

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因痛心于公共说理的积弊与落后，在80高龄之际翻译英国逻辑学家L.S. 斯泰宾的《有效思维》。他写道：“我翻译这本书，是有鉴于常常看到一些说理的文字里头隐藏着许多有悖正确思维的议论。”距离吕叔湘先生去世已近二十年，时下公共言论的质量似乎并没有令人满意的进步。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人人都是自媒体，公共言论呈井喷之势。发声的数量确有进步，但另一方面，这也将公共说理中的一些普遍顽症放大开来。旅美学者徐贲在《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中也坦陈，公共讨论中，霸气、含混、反逻辑、少理性的语言已经成为普遍痼疾。

《有效思维》

作者: [英] L. S. 斯泰宾

译者: 吕叔湘 李广荣

版本: 商务印书馆 2008年11月

我们不妨以近期一些热点事件讨论为例，细加检视，其中确有不少违背说理基本规则的地方。我们需要从语言暴力到公共说理的艰难突围，从众声喧哗到理性思考的华丽转身。

动机揣测与人身攻击

不宜妄加揣测人的动机

著名的《罗伯特议事规则》有一条重要的规则：必须禁止人身攻击，严禁攻击或者质疑其他成员的动机。传媒学者迈克尔·舒德森指出，“动机推定”或“动机分析”，会削弱报道的客观性和说服力。

美国议会早期场面，罗伯特议事规则帮其改良、学会“公民如何开会”。

动机决定论往往会错误推定，某个人动机不好，所以他就是别有用心，所以他就错。事实上，对公共领域的言说，我们只能就外在客观行为发表评论，对事不对人，不宜妄加揣测人的动机。人都不是全职全能的上帝，没有谁可以去洞察别人的内心世界。易中天先生曾将这种现象归为三点：“问态度，不问事实；问动机，不问是非；问亲疏，不问道理。”

2017年9月1日，上海松江交警在处理违停时将一名抱娃的女子摔倒在地，导致孩子跌落。女子妨碍执法应处分，警方处置过度当问责，这事并不复杂。但有很多声音指责这名女性“拿孩子做工具，要挟警察。”这就是妄加揣测动机。某大报的公号文章都说“这女子虽然脸肿了，但是得意之情无以言表，仿佛说年轻人跟我斗，嫩了”“最终露出迷之微笑”，将其描述成一个成功的碰瓷者。甚至有人编出段子来，说“赵子龙为何长坂坡所向无敌，因为抱着孩子啊”“如果不严加打击，以后谁会拿孩子当挡箭牌”。“儿童在手，天下我有”。

事实表明，这位女子是抱着孙子在自己小区楼下，碰到警察贴罚单，她质疑警察是选择性执法，于是上前理论，发生推搡。奶奶抱孙子也只是自然天性。她推搡有碍执法确是不当，但说她借孩子要挟警察并没有事实根据。

2017年8月，邯郸市涉县张某在网上吐糟医院餐厅价贵量少，城关派出所以扰乱公共秩序为名将其行政拘留。这是一起典型的错误执法。后来，涉事派出所所长被停职，撤销处罚。但蹊跷的是，警方再次公布的调查公告说，“经查，张某某曾参与经营县医院旧址食堂。后因未中标新食堂经营权而心有不满，遂于酒后通过网络发文”。这里其实也包含了不必要的动机指责，暗示当事人是因为没有中标而泄愤报复。

事实上，他是单纯因为食堂难吃而抱怨，还是因为泄愤报复，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是他内心所想，外人无从得知。而且，就算能查清，这也与案件的法律定性无关。只要张某的行为没有构成达到法定处罚的标准，就该纠错放人，警方的纠错公告要关注的是其案件法律定性，他是否是泄私愤、有私心，不是一个法律问题，也不宜由公权力部门来认定。

与动机批判相关的是人身攻击。如有某著名记者推出了雾霾问题的专题片，一些批评者指责的理由却是，你自己到国外产子，你对本国的感情就有问题，你来讨论这问题就是别有用心。

与之相关的还有“资格论”，对不同意见动辄责问，“你是谁？有什么资格这样说？”“你行你上啊”这些背后其实宣示的只是一种话语霸权，而不是平等的理性讨论。

黑白两分的二元对立思维

追捧所谓“反转”忽视了问题的复杂性

最为毒害说理的文化惯性之一是那种非黑即白、截然对立的思维方式。“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权力话语长期塑造着斗争思维，动画片中是灰太狼与喜洋洋斗，神话片是神仙与妖怪斗，武侠是名门正派与邪教魔教斗，我们太习惯了这种二元对立、没有中间选项的思维，“好事都归花大姐，坏事都归秃丫头”。好人说的话全对，坏人说的话全错，这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思维会导致极端化。甚至这种极端对立还会出现在同一件事的前后评价上，一些人过于追捧所谓“反转”，也难免有这种思维的痕迹。

2016年，深圳罗尔发文为罹患白血病的女儿罗一笑求助，并与深圳小铜人公司约定读者每转发一次，公司定向捐赠1元。网友感动掀起刷屏与捐款狂潮。但事件很快出现反转。舆论爆出罗尔本有几处房产，治疗费用多由医保承担，幕后公司营销式募捐手法被斥责为带血营销，甚至责骂其违背了慈善法，涉嫌构成诈骗罪。之前是对罗尔的过度追捧，之后又是对罗尔全盘否定，说好时就全好，说坏时就全坏，而忽视了问题的复杂性。

事实上，罗尔求助确有其不当之处，但也并非后来舆论指责的那么不堪。慈善法规范的是公共性质的慈善行为，而非个人行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法律为个体求助保留了空间。罗尔当然有为女儿求助的权利。他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诈骗。合作公司被斥责为“带血营销”与恶意炒作，这种定性也未必对。慈善并不排除营销，转发一次，公司捐助一元，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予行为，也是公益捐助中常见的配捐行为，甚至算一种公益创新。腾讯“99公益日”配捐就成为全民追捧的公益项目。但在舆论反转后的一边倒的批判声音中，淹没了这些本来的合理之处。

逻辑断裂与跳跃

“一码归一码”

逻辑是说理的核心之一。据说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少时就觉得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因为根据这个前提，得出逻辑结论是“朋友如粪土”。但这句话流传上千年，或许真说明大众欠缺逻辑自觉。亚里士多德曾将逻辑谬误分为具体的十三种。检诸于当下，许多不讲任何逻辑、违背常识的论调司空见惯。

如在松江警察绊摔抱娃女子事件中，很多言论拿女子违法在先说事，说藐视警察权威的人不值得尊重，摔了白摔。这就是典型的逻辑断裂。这女子有过错并不就能证明警察的正确，更不说明警察就可痛下狠手。一码归一码。就算是围捕杀人犯，也要确保家人小孩安全才能行动。同样批评警方、同情孩子，也并不等于说就要豁免这女子的法律责任，也是一码归一码。有些人故意将其搅和，其实是逻辑跳跃，人工制造出一些所谓的逻辑困境来。

再比如警察绊摔事件中，很多言论说批判涉事警察就是抹黑警察群体，不利于警察执法与社会稳定。类似事件中类似言论屡见不鲜。这更是逻辑断裂与转移问题，乱扣帽子。事实上，给警察形象抹黑的并不是批评者，而是类似事件中滥用权力、执法不当的个别警察，这些不当执法导致警民对立，因此对他们的处理与批评才是恢复警民关系的善举，也才是对那些兢兢业业工作的警察群体的真正尊重。

被遗忘的常识

事实永远是说理基础

真实是说理之本，这一句常识却常被遗忘。

2017年8月31日，陕西榆林产妇马某某在即将临盆之际，却因为要求剖腹产无果而跳楼自杀。最开始的舆论几乎都是一边倒指责渣男丈夫与恶毒婆婆，特别是说孕妇向亲属下跪都被拒绝。一时间“不到怀孕生产，都不知自己嫁的是人是狗”，“孕妇不是死于痛苦，而是死于绝望。”等类似爆款文持续刷屏。其实，这一指责并没有事实基础。后来事实表明，并非是下跪，而是孕妇疼痛站立不稳。丈夫也不是冷漠至极，也两次主动提出“剖腹产”。这一家婆婆媳妇的关系事实上好得同床而睡。一些网友太着急入戏，激愤盖过理性，来不及也不愿意等事实有所清楚之后就开始讨伐，将平时常见的婆媳关系恶化的背景直接带入这一事件，使讨论偏题，更忽略了产妇生产权自决性、手术需亲属签字等制度性问题。

至于如警察绊摔事件初期，许多言论跟风说这女子是人贩子，连“中国警察网”这种正式公号都言之凿凿说这是2015年旧闻，是女子先掌掴警察。这些更是典型的歪曲事实先设计错误的议题。

2017年11月，一位署名刘铁侠（Dennis Liu)、自称摩根斯丹利(MorganStanley)资深副总裁的美籍华人有关马航MH370失联所谓揭秘文章在网上刷屏。这篇文章宣布，根据他的信息来源和推理，MH370是在2014年3月8日被电子劫持飞往美国在印度洋的绝密海军基地迪亚哥嘎西亚，而其原因是西方军情机构为了获得飞机上四名飞思卡尔苏州公司中国籍工程师所发明的的神奇的KL-02微型芯片。

这篇文章后来被诸多航空界人士揭批得体无完肤，真真假假的作者身份，漏洞百出的航空基本知识，耸人听闻的阴谋论推理，无一可以成立。但这并不影响一些网友如获至宝地刷屏，这也暴露了一些网友枉顾基本事实甚至常识却陶醉于所谓脑洞大开的阴谋论推理的思维短板。

最近，在日留学生江歌2016年冬遇害案再次引爆舆论。这次主要的关注点则在于江歌帮助的闺蜜刘鑫涉嫌江歌被杀害时见死不救，事后更是长期逃避责任，拒绝与江歌母亲见面，拉黑微信和电话，其家人甚至对江歌妈妈恶语辱骂。一时间，“做人不能太刘鑫”之类的文章喷涌而出。刘鑫表现出来的冷漠和胆怯，确实可以加以道德指责。但是也有诸多大V文章则一口咬定在江歌被杀害时，刘鑫出于自保故意不开门。

刘鑫是故意不开门还是不知情没开门还是想开门却打不开，就目前来看几乎还是罗生门。只有期待庭审时材料公开才能得知真相。就刘鑫之后的逃避责任与对江妈妈的冷漠，当然可以指责，但对于是否开门这一重要的情节，则不能贸然下定论。诸多文章把这些弄混了一起加以批判则是有失公允的。

公共说理教育任重道远

理性社会的起点

类似公共说理中的问题，既有文化传统的影响，也有公民素质与说理训练不足的困境。

相对而言，语言与逻辑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并不突出。有学者指出，西方语言中隐含着一种“逻辑本能”，而中国语言中则包含着一种“伦理本能”或“政治本能”。当然也有一些对语言、论辩重视的格言，如“一言九鼎”、“大人口里无戏言”、“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孔子也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但这些并不是对语言与逻辑本身的尊重，而是对语言背后身份与德性的强调，所以重视君子之言与小人之言的区别。相对而言，专注于语言与逻辑的名家学派的地位始终难以彰显，语言多只是政治与道德的附庸。

《明亮的对话》

作者：徐贲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4年1月

说理教育是国际上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徐贲以自己在美国从事说理教育的亲身经历例举道，在美国学校里，从高小到初中、高中，有一个不断持续的说理教育过程，从小学四年级算起，光必修课就有9年。甚至，公共说理教育从小学一年级就已经开始。《加州公立学校幼儿园至12年级阅读和语言艺术 (教学)纲要》要求小学一年级“重述简单说理和叙述段落中的主要观点。”公民素质与健全的社会理性与此有重要关联。比较而言，我们的教育更重视知识而轻视逻辑辩论，教育的内容重视道德感化，而轻视逻辑论证。常见的授课方式是满堂灌，而非讨论型。

当年孙中山先生特别重视议事法则，他感慨中国实现民权之难首要原因在于不会开会，不讲究议事规则。因此推动引进罗伯特议事规则，并将其编为《民权初步》，视之为民权之基础。现在，也需要进一步重视和培养公共说理与理性辩论的技能，这是建立一个理性社会的起点。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同时刊发于由新京报书评周刊倾力推出的公号    （暂时内测，择日公布～）。作者：蒋海松；编辑：阿东。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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