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乡土中国的4本书

中国人为什么如此讲究长幼有序？

为什么故土难离还要落叶归根？

中国为什么是熟人社会，为什么攀交情重关系不重权利和契约？

在费孝通的笔下，均有解读。

费孝通（1910-2005），出生于江苏吴江，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除了著名的《江村经济》，还有《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和《乡土重建》这3本书同样是研究中国乡土中国的代表作。

寻找乡土中国，这4本书不得不读。

孔子的困难是在“团体”组合并不坚强的中国乡土社会中并不容易具体地指出一个笼罩性的道德观念来。仁这个观念只是逻辑上的总合，一切私人关系中道德要素的共相，但是因为在社会形态中综合私人关系的“团体”的缺乏具体性，只有个广被的“天下归仁”的天下，这人和“天下”相配的“仁”也不能比“天下”观念更为清晰。所以凡是要具体说明时，还得回到“孝悌忠信”那一类的道德要素。正等于要说明“天下”时，还得回到“父子，昆弟，朋友”这些具体的伦常关系。

——费孝通

如果说，在《生育制度》中，费孝通提出“礼”是一种节制人的生物性的社会制度；在《乡土社会》中，他认为，“礼”既是一套道德体系，又是一套权力结构；在《乡土重建》中，费孝通则进一步认为，“礼”的本质是一种文化的精神，即“知足、安份、克己这一套价值观念是和传统的匮乏经济相配合的、共同维持着这个技术停顿、社会静止的局面”。

——杨清媚

1.《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从解放前到改革开放，看四十年间江村经济变化

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

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

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

——布·马林诺夫斯基（费孝通的博士论文导师）

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完成题为《江村经济》的博士论文，该书成为欧洲一些学院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也因此在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他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1981年我得到老师弗思的来信，他告诉我：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将在1981年授我赫胥黎奖章。这是这门学科中最高的荣誉。他并说《中国农民的生活》又重印发行，建议我在接受奖章时要宣读的论文，最好是叙述江村在四十多年中的变化。我因此又到江村进行了短期的访问，写了《三访江村》这篇文章。

从伦敦回国，我又回江村继续我的农村调查。1982年就从江村作为起点“更上一层楼”开始研究作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小城镇。从吴江县各镇入手，逐步扩大研究范围，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四个市。1984年又扩大到苏北及南京、镇江两市。小城镇的研究，从我个人来说是江村研究的继续。

——费孝通

书摘

从乡间回来，碰到那些知道我下乡调查的朋友们，一见面就常用这样的话问我：“离开了21年，再去访问你过去熟悉的农村，面貌一定大不相同了，农民的生活改善得怎样了？”

如果这是一种寒暄，我估计对方早就料到我会说什么。如果要我认真答复，那就得看所谓面貌是指什么了。

如果面貌是指社会性质，特别是生产关系那一方面，21年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阶级社会，现在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取消了剥削的集体所有制的社会。在这方面这个农村的面貌已起根本变化，和过去完全不同了。

如果面貌是指那靠水人家、四围桑稻的乡园景色，那却依然是旧时相识，乡音俚语更难辨今昔。

2.《生育制度》：来自乡土社会的生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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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制度》主要结合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意在说明传统文化从制度上如何保障中国社会的延续性，从夫妇人伦到世系继替、亲属关系的扩展等，简明地勾勒出社会不断创造自身的线索。

费孝通先生将儒家经典视为传统中国实践的准则，这一准则在实践的过程中与现实生活会产生距离，而这一距离在绅士和农民两个层面的表现不同，逐渐由小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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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有人认为我们在这里所要讲的生育制度是满足人类基本的性的需要的马林诺夫斯基在他那本称作《原始人的性生活》的名著里不是描写着大洋洲特罗布里恩德群岛( Trobriand)岛民的求偶、婚姻等活动么？这书的副题不是写着“从人类学的角度论述英属新几内亚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土著居民中之求偶、婚姻和家庭生活”吗？这不是说这种种都是可以归入性生活里的节目么？换一句话说，它们的功能不是在满足性欲么？

生育制度——包括求偶、结婚、抚育——和性的关系可以有两种说法：

一是说生育制度是用来满足人类性的需要，

一是说人类性的需要是在生育制度中得到满足的。

性自然是人类的一个基本的生物需要。马林诺夫斯基在上述书中主要是在考察特罗布里恩德岛民如何在他们的文化中东曲西弯地得到性的满足，因之他得描写这地方的求偶习俗、婚姻关系、家庭组织等，可是这并不是说这种种是为了要满足性欲而形成的。

我们承认人类生物基本需要是须在社会结构中得到满足，而且我们也可以说一切社会组织都是为了要使人类能得到更大的和更可靠的生物上的满足，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某种行为和某种生物满足有关而就说这种行为的目的是在满足这种生物需要。种田、烧饭等活动确是为了我们营养的需要；可是在聚餐时有吃饭的行为，这吃饭的行为是仪式性的，可能是为了要增加团体的团结力，引起同仇敌忾的心情，加强这团体对外的抵抗，所满足的需要不是营养而是安全。生育制度之于性的关系亦属于这种性质。

人类性欲的满足即使没有求偶、婚姻和家庭，同样是可以得到的。事实上，这种种正是限制人得到性的满足的方法。我们不能因为人类把性生活限制到了夫妇关系之间，或是人类不经过婚姻不能得到社会认可的性生活，而说婚姻的功能是在满足性欲，或是说为了要满足人类第一类的基本需要而在文化中发生婚姻。相反的，生育制度既然是限制人类的性生活，我们就应当从为什么要限制性生活这一问题上着手去思索，限制性的满足的原因决不能是为了要满足性生活。

3.《乡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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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中的“差序格局”，其实是《生育制度》中家庭与氏族之区分的发挥。费孝通提出一个假设：

“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使这基本的家，变成氏族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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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我在《一曲难忘》的电影里看到了东欧农业国家的波兰也有着类似的风俗，使我更领略了“土”在我们这种文化里所占和所应当占的地位了。

4.《乡土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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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的乡村经济不必要依赖城市就可以维持一种匮乏的自足。

近代以来，由于通商口岸的设立带来大规模新型工业的冲击，改变了市镇贸易的流向，变成这些通商口岸大量吸收原来都市的金钱，这切断了乡村的金融血脉，并迫使都市地主进一步压迫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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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在这里我想对儒家偏重身份的观念再下一些注释。儒家的注重伦常，有它的社会背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是亲属关系。亲属关系供给了显明的社会身份的基图，夫妇、父子间的分工合作是人类生存和绵续的基本功能所必需的。这些身份比其他社会团体中的身份容易安排，容易规律。而且以婚姻和生育所结成的关系，一表三千里，从家庭这个起点，可以扩张成一个很大的范围。而且在亲属扩展的过程中，又有性别、年龄、辈分等清楚的原则去规定各人相对的行为和态度。在儒家的社会结构中，亲属也总是一个主要的纲目，甚至可以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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