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泽林 张肖伟｜从金融中心转向科创中心：高等教育集群赋能城市转型发展——基于纽约市的探讨和分析

特稿

教育评价

创新创业教育

2023-2

从金融中心转向科创中心：高等教育集群赋能城市转型发展

——基于纽约市的探讨和分析

卓泽林¹  张肖伟²

1.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东帝汶研究中心

2. 西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历经“9•11恐怖袭击事件”和2008年金融风暴的沉重打击，作为金融之都的纽约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但同时也开启了向科创之城进军的步伐。纽约市的科技创新转型之路受到了其本身“创意之都”发展定位和金融危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高等教育集群是纽约科技创新体系中的核心组件，它通过培养理工科创新人才、完善科研成果转化机制、聚焦领先行业、实施内外兼修发展策略为纽约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推动纽约从金融中心向科技创新中心的成功转型。纽约依托高等教育集群向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转型的成功经验对我国高等教育集群更好地助力所在城市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高等教育集群 ; 纽约 ; 转型发展 ; 科技创新中心

本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2期 #创新创业教育  栏目

卓泽林，教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澳门城市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导师，入选2021年“广东特支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主要从事比较高等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等研究。

目录概览

一、纽约市从金融中心向科技创新中心转型的原因

二、高等教育集群与城市科技发展的耦合关系

三、高等教育集群赋能纽约城市向科技中心转型的举措

四、高等教育集群赋能纽约城市科技转型的启示

为应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科学把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布局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性创新高地，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新华网，2020）积极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成为国家面向世界科技前沿、聚集创新资源以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举措，这对承担人才培养、基础研究和社会服务责任的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挑战。因此如何通过高等教育的布局与调整来回应科技发展诉求、引领全球创新变革，成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议题。本文深入分析了纽约市高等教育集群在助力其从传统金融中心向科技创新中心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此为“十四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更高质量服务科创中心建设提供经验与启示。

一、纽约市从金融中心向科技创新中心转型的原因

纽约市（City of New York）是美国第一大城市和第一大港口，位于纽约州东南部大西洋沿岸。纵观其历史，伴随着商业和海上贸易能力的不断增长，纽约市从最初的贸易前哨发展为工业和制造中心，最终成为世界金融、房地产和媒体之都。然而历经“9•11恐怖袭击事件”和2008年金融风暴的沉重打击，作为金融中心的纽约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纽约市政府也深刻意识到过度倚重金融业的单一发展模式存在巨大风险。时任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根据面临的经济衰退、科技创新能力偏弱等问题与挑战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纽约从“财富驱动”的传统金融中心城市向“创新驱动”的科创中心城市转型并取得良效。2006—2013年间，纽约市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创造了超过50万个新岗位（Mulas, Minges, & Applebaum，2015）。如今，《财富》500强公司中有47家总部位于此地（NYCEDC，2021a），成为《财富》500强企业的第一大集中地。它拥有超过9000家初创公司和120多个孵化器，成为全球第二大创业生态系统，估计价值710亿美元（NYCEDC，2021b）。即使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该市的大都市生产总值(GMP)为1.66万亿美元，它创造的经济价值超过了德克萨斯整个州的生产总值。如果纽约市是一个国家，它将成为世界第十大经济体，超过加拿大和俄罗斯。从纽约城市科技转型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其转型主要有以下三个阶段。

（一）早期“创意之都”的定位为城市转型奠定基础

纽约科技繁荣的基因扎根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和中期（Bowles, & Gilles，2012）。美国的高科技，尤其是互联网信息技术主要集中在硅谷和波士顿，而纽约一直希望打造自己的高科技产业。互联网公司和数字媒体公司的出现为纽约成为科创中心提供了契机，并一度迎来互联网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为纽约创业者，尤其是新媒体领域的初创公司创造了机会。它们聚集在曼哈顿的烫斗街区，形成了众所周知的东部“硅巷”。为促进纽约市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纽约市政府于2000年1月着手建立技术中心，并对曼哈顿的科技初创企业投入大量金融资本。然而，随着互联网“泡沫”的湮灭，以投资科技公司为基础的经济增长遭到破坏，许多初创企业倒闭，纳斯达克交易所受到重创。而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及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使纽约经济雪上加霜。

面对冲击，布隆伯格市长临危受命。他认为，纽约市应探索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并试图将经济基础扩展到以生物技术、时尚、媒体技术为重点的一系列行业中，从而摆脱金融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Addie，2021）。2009年，纽约市政府发布《多元化城市：纽约经济多样化项目》的研究报告，提出要着重发展生物技术、信息通信技术等高科技产业。如今，纽约的多元化经济已经形成，主要亮点包括：(1)快速扩张的生命科学行业。纽约市计划投资300万平方英尺的生命科学空间、100家初创公司和数千个新的生命科学工作岗位，到2025年，该行业在纽约市的工作岗位预计增长11%。(2)“布鲁克林日落公园计划”中的纽约制造园区(MiNY)建立了50万平方英尺的电影和电视制作中心，将为布鲁克林带来约2200个新工作岗位。(3)南布鲁克林海运码头的海上风力涡轮机组装厂为纽约蓬勃发展的海上风电产业提供支撑，它将为当地创造1000多个制造业工作岗位。（NYCEDC，2021c）

（二）危机时刻决定城市科技转型

2008年在纽约爆发的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重创了当地以金融资本为核心驱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引发了全国性的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一方面，金融危机使纽约几家大的公司受到重创。例如，两家历史悠久的投资银行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因巨额亏损而被迫倒闭。另一方面，金融危机造成了大量人员失业以及收入下降。据估计，截止到2009年10月，纽约市可能有7.5万个工作岗位被裁减，其中金融业可能裁员4.8万人，证券业可能裁员3.8万人（中国新闻网，2008）。

在意识到危机后，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已初露端倪，纽约市政府当局即提出要把纽约打造为新一轮科技创新之都。基于“产学研融合的科技创新往往更具有实用性和商业转化价值”的理念，2010年12月，布隆伯格市长进一步提出“应用科学计划”，旨在显著提升该市在应用科学领域的能力，以保持其全球科技竞争力并创造就业机会。2015年，在《一个新的纽约市：2014—2025》报告中正式明确了纽约向“全球创新之都”发展的方向。经过十余年的谋划和发展，纽约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已然形成，数百家科技初创企业在纽约崛起，“东部硅谷”和“世界创业之都”成为纽约的新标签。根据2021年发布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Global Innovation Hubs Index, GIHI）2021》报告数据显示，纽约仅次于旧金山进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排名第二名（清华大学，2021）。

（三）瓶颈之下突破创新

学术研究机构长期以来一直是纽约市的重要支柱，既为其提供了数千个工作岗位，也吸引了许多才华横溢的学生和教师。他们通过联邦研究拨款为当地经济引入了数亿美元。纽约拥有120多所学院，其中有7所大学进入全国大学研发经费200强，11所医院和研究中心进入全国非营利性研发经费200强；此外，纽约的研究机构雇佣了来自科学界的19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39名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然而，纽约从未发展出一个相当规模的创新经济，即纽约在开发其科研机构的经济潜力方面只触及到了表面（O'grady, & Bowles，2009）。纽约缺乏一个根深蒂固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无法使包括科学家、企业家、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人、专利转让机构频繁随意互动。1983年到2008年间，哥伦比亚大学诞生的84家公司中只有7家在纽约市开展主要业务；洛克菲勒大学诞生的14家创业公司中只有一家留在纽约；即使纽约的生命科学领域在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也只有一家生物技术公司获得了风险投资，相比之下，硅谷有41家，波士顿有33家（O’grady, & Bowles，2009）。

美国数十个城市和州现在将科学技术作为其经济发展的战略核心，世界其他各国也开始投资发展其创新经济以在全球范围内竞争。如果纽约不跟进，那么它将会面临进一步落后的风险。基于此，纽约市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性的策略以培育适宜创新创业的土壤：(1)“众创空间”将高等教育机构与企业联系起来，为创业者搭建多样化创新平台，提供低成本、开放式办公空间、社交空间和资源共享空间，降低创新创业门槛，激发纽约创新创业的热潮；(2)“融资计划”通过为初创企业提供投资、税收优惠等方式为创业者保驾护航，为创新创业注入强劲动力；(3)385家公司、17所本地大学以及其他公共和私人机构合作开展“科技人才管道”计划，为纽约市提供科技人才促进纽约科技行业的不断发展（The NYC Tech Talent Pipeline，2022）。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纽约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已成长为美国乃至世界科技创新的领导者。

二、高等教育集群与城市科技发展的耦合关系

高等教育集群是指在一定地理空间中，相互联系的高等教育机构聚集发展的现象（Porter，1998）。高等教育集群可以促进知识技术、教学物资、优秀人才三方资源的高度聚集。世界著名科创中心的兴起往往都与当地声誉卓著的高校与科研院所密切相关。从纽约城市的发展演变中可以看出，高等教育集群与城市科技转型发展二者呈现出相互促进、共荣共生的互动关系。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国家、城市与大学将会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如果失去了一方，那么另一方将不能幸存（Rowley，2000）。

（一）高等教育集群赋能城市科技转型的机理

人力资本理论与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促进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真正源泉。人力资本分为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质量和劳动时间，人力资本存量越大，人口受教育程度、生产能力就越高，进而对区域创新发展的贡献率就越高（Schultz, 1961）。高等教育是形成人力资本的最佳途径，即高等教育主要是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来促进城市科技转型。

三螺旋理论认为，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学正逐渐从社会的次要机构发展为社会主要机构，日益成为知识社会中跨越式创新的关键中枢，并将同公司一样成为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源泉（周春彦，埃茨科威兹，2006）。埃茨科威兹（2009）还强调，“大学—政府—产业”三者在相互作用的同时又保持各自独立身份，其中大学是新知识、新技能的来源，是知识经济的生产力要素；政府是保障三方相互作用与交流稳定的契约关系的来源；产业承担着最终产品问世的重任。三股螺旋之间的互动不仅能促进它们自身的提升，同时也能促进区域创新、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即高等教育可以通过与政府、产业相互合作，为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提供持续的创新流。

高等教育的首要使命和根本功能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而单靠一个院校的科研成果和培养出来的人才质量与创新能力有限。经济学理论认为，产业集群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使要素供给和技术扩散更为便利（朱英明，2003）。高等教育集群也拥有同样优势，它能通过区域范围内的集聚式分布发挥超过独立作用的加总效应，从而使高等教育以提升人力资本积累的规模和质量以及促进科研产出的方式，来助力城市科技创新路径的有效转型。

（二）高等教育集群助力城市科技转型发展

首先，高等教育集群通过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与规模，促进顶尖人才的集聚，为城市科技转型提供人才支撑。纽约市拥有120多所学院，2019年STEM研究生和生命科学大学的数量全球排名第一，且每年有超过80000名具有学士或以上学位的国际或纽约州外的人才聚集在纽约（Tech:NYC，2020）。高等教育机构是企业直接的人才管道与创新源头，高质量的教育将会吸引更多企业投资，从而促进城市科技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发展（Chow, Hua, & Hung，2019）。此外，高等教育机构在空间上的聚集能有效降低教育资源流动成本，促进知识技术、物质资源的有效流动、共享和整合。高校与科研机构通过共建共享实验室、图书馆等硬件设施以避免重复建设，提升资源使用效率。节省的资源可更多投入到人才培养与科创研究中，以提升人力资本及科研产出的数量与质量。例如，纽约市的独立公共图书馆系统、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皇后区公共图书馆以及这些图书馆下辖的216个地方图书馆分支机构和位于曼哈顿区的4个图书馆研究中心等公共服务资源（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City of New York，2019a），确保了纽约所有人公平而不受约束地获取信息与资料，提升了整个城市的劳动力素质和文化品位。

其次，高等教育集群通过校企、校校合作增加科研产出，促进技术转化来提升城市创新能力。一方面，高等教育集群与企业之间通过投资、合作使科技教育与企业需求保持一致，在培养适应产业结构升级所需的科技人才的同时根据市场发展需求引导高校科学研究方向，促进科研成果的商业化，形成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另一方面，各高校在办学层次和办学特色上的分化，形成了一种有竞争但主要还是功能性和资源性的互补关系（卓泽林，杨体荣，段雅玲，2022），即高等教育机构之间存在良性的交流与竞争。例如，各高校之间通过学分互认、课程互选、共享数字化平台等方式促进思想、理论和技术的交流，形成良好的科研集群氛围，加速高等教育集群的知识溢出和技术共享，使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以创新知识技术提升本校科研能力的同时，也为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提供借鉴，有效提升高等教育集群的整体科研创新能力。同时，聚集区域内的高等教育机构在科研创新方面会形成竞争追赶效应，在竞争中不断发展自身，优势互补，在无形中加速科研产出，从而为城市科技转型提供技术支持。

（三）城市科技创新发展赋予高等教育更大增长空间

科技创新发展给高等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成为了高等教育成长与发展的动力源。一方面，经济发展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对高等教育体系提出了更多要求，促使高等教育向着多层次、多类型、集群化的方向转型，不断提升高等教育自身的教学质量与社会服务职能。纽约市的大学与城市早期发展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随着城市不断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持续加快、科技发明与应用日益广泛，大学逐渐从社会发展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纽约市产业结构逐渐向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变，纽约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集群的依赖程度迅速提高。例如，基于纽约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建设需要而创立的康奈尔理工大学，据其竞标书，在创建后的前30年内将孵化了近600家科技型企业，创造了约23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并贡献了约14亿美元的税收（Massey，2011）。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集群在为城市科技转型发展提供智力技术支持与服务决策的同时，也通过获得各种资源实现了自身发展。通过高校的高质量人才输送以及科研成果的商业化、市场化，高等教育集群不仅能提升办学声誉，而且会吸引更多企业、基金会的投资，获得更多资源以提升自身的学术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据估算，大学的科研投资所能获得的回报是其他投资的7倍左右（牛军明，2017）。而在纽约，市政府每获得1美元的税收收入，就会在教育上花费27美分（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City of New York，2019b）。只有城市经济可持续性发展，才能为高等教育提供各方面发展所需的物质基础和环境，促进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以及科创成果的发明创造和应用转化（宋美喆，李孟苏，2019）。而经济可持性发展的基础是向着科技创新型城市转型。

三、高等教育集群赋能纽约城市向科技中心转型的举措

纽约不仅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同时也是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具有高度发达的高等教育体系，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康奈尔理工大学、洛克菲勒大学等120所高校。长期以来，纽约的高等教育集群为纽约全球科创中心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与人才支撑，在纽约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与发展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一）纽约市高等教育集群的布局

纽约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成长为国际领先的科创中心，被冠以“科创之都”“东部硅谷”的美名。其科技创新体系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生态网络系统，拥有相互联系、共生共荣关系的各类行动主体，主要包括高等教育集群、各类孵化器、风险投资机构、初创企业、政府等，通过各个机构和创新行动主体间的高频互动和交流共同构成了城市科技的创新体系，有利于实现资源流转、成果转化，最终促进了科技创新可持续性发展。该体系在面临多重危机时显示了强大的弹性。从“9•11”的恐怖事件袭击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再到2012年飓风“桑迪”的破坏，以及当下的新冠疫情大流行，纽约市已经经历了许多对其经济产生直接影响的危机，但每一次危机都让它变得更大、更强、更好（NYCEDC，2021b）。

高等教育集群是纽约科技创新体系的核心组件。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多方需求，纽约逐步形成了一个公私立教育并存的多元化分层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既有研究型大学、综合型大学，还包括一大批社区学院、开放大学等。纽约公立高等教育集群主要包括纽约州立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两部分。通过设立不同的高校类型以培养不同人才，纽约公立高等教育集群不仅容纳了大部分的学生，而且还将提供质量卓越的综合本科、研究生以及专业教育作为其永恒使命和根本追求。例如具有“公立常春藤”之称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在短短60多年间就发展成为拥有26000名在校生、14500多名教职员工的研究型大学，在城市科技创新的建设与发展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Stony Brook University，2021）。多年来，纽约私立高等教育集群凭借自身办学特色以及对市场发展的敏锐洞察，在办学方面也取得了卓著成就。在2021年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ShanghaiRanking's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简称ARWU）中（软科，2021a），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等私立高校均稳居前列。高水平私立研究型大学不仅为纽约培养了大量高水平创新型人才，更是以其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产出为纽约科技创新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此外，两年制的社区学院主要面向成绩较低的高中毕业生，让他们掌握社会发展所需的专业知识技能，为城市建设提供拥有专门职业技能的人才。开放大学包括暑期大学、业余大学等，主要面向社会不同阶层和不同年龄的人群，逐步提升了城市人口素质，增强了城市软实力。这一分层多样的高等教育体系提升了纽约市劳动力的整体受教育程度，优化了人才供给结构，为纽约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与发展输送了源源不断的创新人才和科研成果。

（二）高等教育集群赋能纽约城市科技转型的举措

1. 依托新型理工科大学培养创新人才，服务纽约城市转型

城市科技转型发展依赖于大量拥有高素质、高技能的人力资本的推动。纽约市拥有120多所学院，形成了全美最大的人才库，大约有320万纽约人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位（NYCEDC，2021c）。这些毕业生把新知识、新技术以及创新创业精神带到带到纽约市，为产业界提供了大量高科技、创新型人才，成为纽约科技创新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同时，高科技人才的集聚不仅会吸引大量商业资本流向高科技产业，而且会催生一大批新兴科技初创企业，成为推动城市科技转型的重要力量。

创新型人才，特别是理工科人才在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与发展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随着纽约逐渐从“金融中心”向“国际科创中心”转型，理工科人才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因此，2009年，布隆伯格市长倡导吸引世界顶级理工院校来纽约共建大学和科技园，即实施“应用科学”计划，以弥补纽约应用科学方面的短板，扭转其高等教育文科强理科弱的局面，为纽约培养应用科学人才。其中，首先建立且规模最大的是由康奈尔大学和以色列理工学院合作创办的康奈尔理工大学（Cornell Tech）。这所新型理工大学以交互式媒体、健康、环保等前沿科技领域为主要方向，重点培养计算机科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信息科技、生物医学等20多个理工科专业的研究生（Bowles, & Gilles，2012）。自2012年正式创办以来，康奈尔理工大学学生就业指数为100%，其中有63%的毕业生选择在纽约市就业，86%的毕业生选择在科技领域就业，14%的毕业生选择创办自己的科技企业（Cornell Tech，2021），为纽约市创新科技的发展供给了大量的知识密集型人力资本。

2. 完善科研成果转化机制，催生新兴科技企业

区域创新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各种异构知识资源形成的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网络（Ma, Liu, Huang & Li，2019）。这种创新网络可以促进地理空间内各种知识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流动，创造新的知识，从而成为关系区域经济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重要因素，也是形成区域优势的关键因素（McPhillips，2020）。纽约市的科研成果转化机制是以高校—企业的直接合作为主建立的产学研中介组织，这类组织将高校的科研成果与企业科技发展需求联系起来，促进科研成果的创新与商业化。如2010年成立的纽约媒体实验室（NYC Media Lab）致力于推动媒体和技术领域的创新与就业增长，将视觉艺术学院、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学院、新学院、纽约城市大学等高校与私营部门联系起来，目标是促进纽约市所有的校园进行研究和开发、知识转移和人才培养（NYC Media Lab，2022）。同时纽约高产的科研创新成果为纽约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持久而有力的技术支撑：仅哥伦比亚大学每年管理400多项发明披露、100项许可交易和20-30家新的IP支持的初创公司，涉及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的750多名发明人，目前拥有超过1500项可供许可的专利资产，涉及生物、IT、清洁技术、设备、大数据、纳米技术、材料科学等研究领域（Columbia Technology Ventures，2021）。这些科研成果的转化不仅为高等教育吸引了大批投资企业，而且为纽约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发展基础和专业技术支撑，在纽约城市科技转型发展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纽约高等教育机构将科学技术与资本进行衔接，降低了初创企业在寻找资金支持过程中的时间成本，同时也给技术拥有者和资本拥有者提供了交流合作的平台。例如，纽约媒体实验室的风险投资平台“The Combine”将企业与纽约市开展的前沿研究结合起来，并为初创企业提供2.5万美元的资助，催生了11家大学初创公司（Technical.ly，2018）；纽约的“众创空间”计划包括联合办公空间以及公共实验空间，通过高校与科研机构向社会开放实验设施，为中小型科技公司提供实验资金和场所。这些举措在纽约城市科技创新的建设和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 聚焦领先行业，带动城市产业转型升级

纽约高等教育集群立足科技发展前沿，对纽约城市产业发展发挥了支撑和引领作用。纽约市拥有9个主要学术医疗中心、50家医院以及100多个研究中心，产生了全美最大的生物技术人才库，包含7000多名研究生和博士后，为纽约市开展生命科学计划（LifeSci NYC）提供了人才、技术资源和机会。2016年以来该行业私人风险投资融资增长了400%，每年平均增加50家企业，为该市大都市生产总值贡献了31亿美元（LifeSci NYC，2022），将纽约打造成为了全球生命科学创新的领导者。

此外，在“应用科学”计划的号召下，纽约建立了一批与21世纪城市社会发展模式相适应的新兴大学园。除了康奈尔理工大学外，另两个“应用科学”项目也于2012年相继启动，即由纽约大学主办城市与科学进步中心(CUSP)，致力于应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为全球城市社区服务；哥伦比亚大学主办数据科学与工程学院，其“Data for Good”的使命是推动数据科学的最新发展，并确保负责任地使用数据造福社会。该研究所提高了纽约市工程师和应用科学家的培训水平，在未来三年内为五个行政区带来近40亿美元的经济增长（NYCEDC，2021d）。城市未来中心的研究指出，未来30年应用科学项目将为纽约孵化出至少1000个新的科技企业、新增48000个就业机会、创造逾750亿美元的产值（Bowles, & Gilles，2012）。这些大学园的落成不仅能够弥补纽约在应用科学方面的短板，而且可以促使这些大学和园区成为纽约创新创业的孵化基地，以此为载体强化科学界与产业界的联系，使纽约高等教育集群专注科技领先行业，为城市科技转型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4. 实施内外兼修发展策略，强化城市科技影响力

纽约高等教育非常注重院校的国际化建设，主要通过人员、教学和科研等国际交流以及兴建海外教学中心、打造全球课程体系等形式建构全球教育体系，推进教育与学术的跨国合作，这也显著提高了纽约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例如，美国国际学术合作计划（IAPP）通过网络研讨会、实地考察和指导等方式为纽约理工大学、康奈尔大学、纽约市雷曼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等纽约市大学寻找合作伙伴，与世界其他国家高等教育机构建立持久而强大的联系（IIE The Power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2022），促进跨国的合作研究和思想交流。同时，纽约高等教育机构基于国际化办学理念，积极采取多方措施推进课程内容的国际化。如纽约圣约翰大学( St. John’s University, New York City) 为培养非英语国家的英语教师开设了“对外英语教学”课程。哥伦比亚大学专门为本科生打造了“全球虚拟课堂”，以开拓本科生的国际视野等。

此外，纽约市还积极促进教师、学生的国际交流与学习，每年对外派遣与招收大量的留学生和教师，以提升高校国际化水平。据美国国际教育学会(IIE)2021年最新发布的《美国门户开放报告》（Open Doors 2021 report）（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2021）的数据显示：在该年度中，纽约是全美国际学生最多的城市之一，其中仅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学生人数就达到了32065人，跻身QS“最佳留学城市”排名（QS Top Universities，2022）的第16名，这得益于纽约拥有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康奈尔大学、纽约城市大学等国际知名学校。高度发达的国际化教育体系以及科技发展为纽约吸引了47%的技术工作者（Tech:NYC，2020），同时有力地提升了纽约对全球科技创新的掌控力和影响力。

四、高等教育集群赋能纽约城市科技转型的启示

历经十余年的规划、投资与实施，纽约市精心打造了一个由科技人才、科研机构、风险资本等构成的城市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并成功地从依赖单一金融产业转型为拥有多样化科技产业的科创之都。而发挥高等教育集群在促进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建设过程中的作用是纽约创新经济发展的重要策略之一，这也为我国高等教育集群助力城市科技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

（一）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支撑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高技能人才集中在一个地方，可以促进思想和学术的交流和学习，促进创新的发展。与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其他主体相比，高等教育集群本身所具有的知识资源优势有助于培养未来科技创新发展所需的各种人才，特别是理工科人才。根据教育部2020年教育统计数据，我国高等学校（机构）本科毕业人数占总人数的85%，研究生毕业人数仅占15%；本科在校人数占总人数的84%，研究生在校人数仅占1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1）。可见，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才层次结构分布不均，且区域人才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协同发展的匹配度不高（卓泽林，2021）。

由此，我国高等教育机构应当面向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与城市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着力构建适应科技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更好地促进高等教育体系以人力资源优势支撑区域产业转型升级。首先，可以借鉴纽约以“应用科学”计划克服理工科院校不强和应用型科技人才短缺的成功经验。一方面，引进世界一流理工院校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建立分校或联合办学，积极鼓励和支持本地高校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开发符合未来经济发展需求的应用科学类专业，加强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向新兴产业的人才导流，培养紧需急缺的高层次人才，打造高技能人才队伍。另一方面，各高校应健全课堂教学、自主学习、结合实践、指导帮扶、文化引领融为一体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以此激发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和意愿，为我国培养更多创新创业型人才，进一步助力我国早日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人才创新高地（卓泽林，龙泽海，徐星蕾，2022）。其次，参考纽约类型多样、层次分明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进一步优化调整北京、上海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等教育结构。既要鼓励和支持区域高等教育集群齐头并进，又要引导各高校依托自身优势，在各自类型和层次上办出水平、办出特色，最终构建起研究型大学和应用型大学协调发展、合理分工的多样化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充分发挥高等教育集群的整体功能以带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同时，利用好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资源，通过函授教育、远程教育、在线课程以及多类型培训班等方式构建起终身教育体系，为无法预测的产业革命和不断迭代的技术革命输送源源不断的高质量、创新性、应用型人才，为建设世界重要的人才高地、创新高地动态赋能。

（二）深化产教融合，充分发挥高校科创优势

高校与科研院所是科技创新的动力源。相关研究指出，“创业精神的增加和研究的商业化为大学创造了作为经济发展引擎的新角色”，并且“世界各地的大学已将其使命扩展到基础研究和教学之外，成为支持推动专利开发、业务合作和初创企业孵化器的场所”（DeVol, Bedroussian, Babayan, et al.，2006，p. 27）。近十年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区域的各级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纷纷建立了促进知识转移、科研成果转化的职能部门。然而，整体来看，高校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率仍不高。2020—2021年度京津冀专利授权率为78.84%，长三角为73.97%，广东省为80.35%，但三大区域的专利转化率仅为7.11%、10.28%、3.46%，难以发挥高等教育在产业发展中的科创优势。

正是由于产业链和创新链中各行动主体的分工与合作，产品从“科技研发—成果转化—生产销售—用户体验—升级迭代”的整个过程，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有机系统，即创新生态系统（Huang, Ma, Li, & Liu，2020）。只有这个系统的结构合理，才能促进城市科技转型。纽约市高等教育集群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经验之一是建立专业化的中介组织。基于此，首先，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机构特别是理工科大学应发挥自身科研资源优势，聚焦科技前沿新兴产业领域，发展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政府紧密联系的官产学研联合体，通过搭建新技术与新兴产业孵化基地，培育更多创新创业企业；同时，出台相关政策，明确各类创新主体在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的功能定位，激发各类主体的创新活力，保障官产学研联合攻关，以此实现高等教育集群与区域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在更深层次、更高规格上的互动双赢。其次，面向创新需求，建设一批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保障科研成果的应用性与市场化。应当设置独立的、商业化运作的技术转移办公室以连接大学科研产出和市场需求，如引入第三方服务公司并建立常态化的长期合作平台，畅通科研院所和高校技术转移通道，提升科研成果转化专业服务，为区域科技创新发展提供技术与智力支撑。

（三）优化调整学科布局，建立世界级跨学科研究中心

学科是关涉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的联结载体，优化前沿学科布局既是助力科技创新的基础保障，也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支撑（田贤鹏，徐林，2022）。高校与科研机构位于创新链源头，需要建立与城市产业结构发展相适应的学科结构，对接战略新兴产业与未来支柱型产业，有意识地服务经济发展和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首先，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地高校与科研机构应立足现有基础和优势，把握全球科技创新发展前沿和趋势，重点结合人工智能与信息技术给高等教育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整合各类学科资源，聚焦生物医疗、人工智能、医药健康产业等重点领域，以期更好地发展新兴科技产业，促进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创新性发展。根据2021年“世界一流学科排名”（软科，2021b），中国内地有12个冠军学科，其中包括通信工程、遥感技术、仪器科学、机械工程、土木工程、交通运输工程、航空航天工程、能源科学与工程等。其中，北京、上海、广东高等教育在“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学科上榜数量中排名前五，现有学科优势可以支撑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发展。其次，纽约市高等教育集群围绕新兴产业发展需求，面向科技前沿和核心技术问题建立了多个世界级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吸引了一批高科技创新型企业，形成了区域科技产业集群，带动了城市科技转型升级，例如紧邻世界顶尖学术机构的亚历山大生命科学研究中心。因此，不难发现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和重大关键技术突破需要交叉学科的支撑。因此，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地的高等教育机构应面向产业需求，建立多层次、多类型、跨学科的专业培养体系，促进跨学科研究。为此，一方面要突破原有学科壁垒，融合各学科优势，面向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问题，建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开展材料、环境、能源、生命等多学科交叉前沿研究；另一方面要促进人才培养和知识生产的科学分工，培养行业尖端人才，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卡脖子”问题，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四）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打造“留学中国”品牌

随着世界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也逐渐成为了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根据教育部教育统计数据，2016—2019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达251.8万人，但只有约166.2万留学生来我国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0）。当前新冠疫情反复，逆全球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根据国际大学协会（IAU）发布的全球调查报告，新冠疫情影响了89%的高等学校国际学生的流动性（Marinoni, Van’t Land, & Jensen，2020）。因此，我们要在加强自身办学实力和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的同时，还应该发挥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地高等教育集群优势，持续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提出的“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即一方面同各方一道推进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等四大举措，另一方面实施创新人才交流项目，支持中外方创新人才开展交流、培训、合作研究。

具体而言，首先，应当营造包容开放的生态环境，完善人才引进计划，建立更加灵活的人才管理制度以吸引全球顶尖科技人才。中国古话说得好，有了梧桐树才能招来金凤凰。既然我们需要源源不断的国际性创新人才来助力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那么我们一方面应通过提供较高的薪资待遇以及较好的研究环境来吸引国外优秀人才，另一方面在对这些国际性创新人才的管理上也要做到国际化的专家管理，即实行专家管理专家的管理制度。我们并不要求所有的国际性创新人才在中国工作都要“入乡随俗”，而可以是采用国际标准进行人才管理。其次，要建立健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相关规章制度和政策法规，统筹管理和维护留学生在华期间的合法权益，并为其提供经济支持。在引进国际优秀教师的同时，促进在校教师的国际交流与学习。最后，借鉴纽约大学在阿克拉、柏林、佛罗伦萨、伦敦、巴黎等地创办的11个海外学习中心的成功经验，积极探索创办海外教学中心、在国外设立学生交流基地与教师培训基地，同时依托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地高等教育优势，吸引国外优秀高校来华合作办学，建立一批“国际化教育先行示范区”，汇聚和整合优质国内外资源，努力提升本土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进而以高等教育国际化带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与发展。

（卓泽林工作邮箱：[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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