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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道路:有管控的市场经济?

2017-09-26 王德培 福卡智库


自经济学理论诞生以来,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围绕此展开一场场争辩。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哈耶克与凯恩斯的激烈争论。1932年2月,伦敦寒气依旧,人类史上最为惨烈的大萧条还在延伸。


年仅30岁却已出任“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所长的哈耶克,受邀来到当时世界经济学的最高学府伦敦经济学院,用他带有奥地利口音的英语做了四场讲座。这次看似一般的演讲却为宏观经济学史上最古老、却至今没有定论的一场顶级辩论拉开了序幕。


哈耶克演讲的主题是“价格与生产”,这本书让他在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在这次演讲中,哈耶克与凯恩斯发生了具历史意义的激烈争论:市场是否真的需要政府的介入和干预。


哈耶克作为“大市场”坚定拥趸者,尽管目睹了胡佛总统“救市政策”的功效,但依然坚持认为“如果相信我们总能用货币政策把工业波动完全消灭,这或许只是一个幻想”。


而凯恩斯并没有对哈耶克的质疑做出详尽回应,只是说:“我感到,在他和我的思想之间,有一道厚厚的大雾之墙将我们分隔开来”。


直至今天,围绕政府与市场之辩依然在日常的经济问题上隐现,比如2016年底,林毅夫与张维迎教授就产业政策主张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辩论,而两人争论的核心,在于由谁主导社会资源的分配权。


林毅夫所谓的产业政策,主张由政府来分配社会财富,决定资源的投向。也就是强调政府的作用,主张大政府。


而张维迎坚持的市场论,主张由创造财富的企业家来分配社会财富。强调企业家或者说市场的配置力量,主张小政府。


同在2016年底,马云在浙商大会提出未来“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并声称未来三十年,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将会被重新定义。遭致吴敬琏、钱颖一、陈志武、张维迎等重量级经济学家的反驳与批评。


有人认为这是经济学流派之间的争论与示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压制及边缘化,而“市场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日中天,自然不愿言论地位被撼动。其实归根到底,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政府与市场,这个起码有两百多年的历史问题,到底是什么关系?


卢梭曾说,“没有任何一种政府形式适合于一切国家”。事实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亦是如此,因为政府不是万能的,市场也存在不足,两者其实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1

1978-1998年,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地方政府向农民和企业外放权力,如价格体系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结构工资制改革等,“大政府、小市场”向“小政府、大市场”转换。


2

1999年至今,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及全球化的推进,“小政府、大市场”开始向“大政府、小市场”复归。数据显示,2000年,城市化率史无前例地跳跃5.33个百分点至36.22%(1999年30.89%),随之而来的住房、纳税、基建等“增量”无形中导向“大政府”。


此外,“走出去”的中国正在融入世界,打造更有竞争力的国企、更自信的民族文化和强大的常备军队等同样需要“大政府”这个后援团。


当然,正如长期以来,美国对市场的过度迷信而妖魔化政府的正当地位,致使其陷入产业空心化、经济脱实向虚和政府债务危机“不得自拔”,中国经济对“大政府”的一味执着同样隐患丛生。

如“卖地求利”吹大地产泡沫;再如“大干快上”诱发产能过剩;更有甚至,一心想要金山银山,糟蹋了一方青山绿水……某些地方政府正在由勤恳的“守夜人”变成贪婪的“赌徒”!


可见,阶段不同,战略必然不同,不管昔日“大政府、小市场”还是“大市场、小政府”创造了多大的辉煌,至少目前看来,单一的“大政府”或“大市场”已经无法引航中国经济这艘巨轮继续驶往远方。


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因为我们习惯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所以,自经济学理论诞生以来,市场和政府始终都在“掰手腕”,以致当上述两种模式纷纷碰壁之际,连经济学家自己也开始怀疑“毕生所学”。


殊不知,市场和政府从来都不是“对立”的敌人,而是“分工”的伙伴,前者创造效率,后者担当公正,而第三条道路恰恰就是两者的“联手共进”,即有管控的市场经济,这就要求现阶段政府和市场两头大。


鉴于当下市场“未到位”、政府“越位”构成矛盾、冲突、动荡的根源,因此再平衡的方向是市场将前进一步、政府将后退一步。

即市场在自己的地盘上“起决定作用”,政府恰好为市场提供运转必需的监管、补充以及失灵后的补救,政府与市场的“二人转”在新阶段寻找到了新的黄金分割点。


具体说来,政府干预市场、替代市场、排斥市场的做法行不通,国家机器历史最悠久的中国政府又不会完全退场,故而将退回其“能够更好发挥作用”的边界内:

变演员为导演,为企业运营、产业调整、新产业革命搭平台、做环境、配服务;

变政策经济为规则经济,维护国企、金融、股市、公共行业市场化中的“三公”;


落实“公共”功能,监管、治理环境污染、市场失信等,完善两次分配,填充99%与1%阶层沟壑等。


而“市场弱”广受诟病,但市场又不是什么都能做,故而将盘踞“本是市场天职”的领域:

上产能(产业的培育与发展)、去产能将由市场去选择;

要素、国企、金融、股市等自身的市场化将深入推进,以对接全球市场经济;

地方“铁公基”、教育医疗社会事业等将开放化、国民待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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