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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看不懂中国?——“超复杂”与“超简单”的辩证

2017-09-20 王德培 福卡智库


人人试图看懂中国,人人以为看懂了中国,但中国依然不断出乎人们的预料,只因为中国超复杂。


经济“冰火两重天”。

一边是GDP总体增速下滑,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放缓,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与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

2017年8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6%,预期 6.6%,前值 6.4%,连续第二个月放缓至年内最低。

2017年1-8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239148亿元,同比名义增长6.4%,增速比1-7月份回落0.5个百分点。


另一边则是娱乐、旅游等消费红红火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两极分化,令人费解。


社会的复杂更是扑朔迷离。

贫穷如非洲的有、富饶如欧美的也有;冷漠的“路人甲”有、热情的“西城大妈”亦有。


不仅让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直呼中国真复杂,不敢自认‘中国通’”,就连自上而下的国内自己人都坦言“中国很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


为此,父母打小就谆谆告诫“社会很复杂,做人要懂得八面玲珑,多一个心眼多十倍机会”。可见,中国超复杂早已达成社会共识。


可以说,中国超复杂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包抄合围”的综合结果,呈现以下特征:


1

中国拥有世界上所有的矛盾,并且拥有世界上没有而中国独有的矛盾。


“后发赶超”的雄心壮志,借势WTO的东风,让中国在兼容并蓄和超速行进中不仅收获了各种盛赞,也将世界所有的矛盾“一股脑儿”压缩进自己的“集装箱”内,欧美的阶层矛盾也都能在中国觅得身影。


而在“先富论、猫论、发展是硬道理”等顶层设计的造势下,又孵化出中国独有的矛盾,如城乡二元矛盾、官民矛盾等等,中国在矛盾的漩涡中乏于脱身。


2

纵跨几代人的复杂依然未解。


既有计划经济时期效率低下的矛盾,又有非均衡国策背景下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的矛盾,还有二十余年城镇化累积的人地矛盾,纵然“强人政治”也解不开这迷局。


更何况,恰如在资本时代,投机意识、利益观念加重了“强者愈强,弱者恒弱”的两极失衡,时代的重叠也让中国“积病”未除又添新病,根治愈发艰难。


3

中国是囊括方方面面复杂的矛盾综合体。


时代与社会的急转型,让众多矛盾的两极性交杂在一起,熔铸出超复杂的中国矛盾体:

一面是反腐、打黑重拳出击,一面又是暴力执法怨声载道;

一面是经济朝着市场经济走,一面又是社会貌似文革回潮;

一面是舆论自由愈加开放,一面又是左右意识纷争愈发激烈。


喜与忧交织,危与机同在,犹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最终滚出了中国这个什么都有的复杂综合体。


而当中国超复杂的社会现实撞上了学派争鸣,一场激烈的舆论攻防战又硝烟四起,各有阵地,你来我往,大有三观不合,鸡同鸭讲的架势。

一边是鹰派讥讽复杂中国是机制揠苗助长捏造的“怪胎”,为了超英赶美突破“包围定律”,政府“举国体制”大摆“王炸”棋局,抬高城市压低农村、拉扯工业轻视农业、重金融轻实业,将天平无限倾斜于经济。

另一边则是鸽派怒斥复杂中国是阴谋论者的夸大其词。


“阴谋论者不为解释别人,只为抬高自己”,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舆论场的多元化本就注定了中国的复杂本性,阴谋论者无非是借复杂来妖魔化中国。


“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一点风吹草动,便被阴谋论者捕风捉影,无限放大,唯恐天下不乱。


很显然,二者都以自己的是非判断为前提:揠苗助长是错的,所以制造了复杂;阴谋论是错的,所以捏造了复杂。

但主观上的是非标准说明不了复杂的由来,反而将简单的问题越描越复杂。

事实上,中国的问题并不复杂,回归客观时势,将找到清晰的逻辑:


首先,中国是超级大国,超级大的历史惯性是“复杂中国”的扰动因子。


无论是总面积、总人口还是经济总量,中国都堪称综合大国。但社会的各种构成要素愈多、变量愈多,不确定因素也愈多。


加之,利益结构的变革、区域的巨大差异性,又增添了社会整合的“阻滞因子”,编织出一个硕大的复杂中国。


中国超级大的经济版图,既锻造出城乡不平衡的“二元社会”,也切割出东中西部“三个世界”。


中国超级大的人口规模,欧盟26国4亿多人(英国除外),但中国是它的三倍多,经合组织30个国家12亿人,仍比中国小。


超级大的人口规模造成了意识形态的复杂化、政治思潮的多元化以及价值观的碎片化,再受官媒、网媒等多条发声路径的舆论干扰,社会的复杂态势瞬间聚拢、传播,无限放大了中国复杂的事实。


超速发展的成就也素描出了一个混合的“大”字:企业大、规模大、产量大、城市大,但“家大业大,百业难调”,也深深刻上了时代的“问题”烙印,低端过剩与高端稀缺间的矛盾、民企与国企间的矛盾、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等大爆发,又迫使中国的复杂进一步“版本升级”,欲破还难。


其次,从纵向逻辑来看,中国两类历史的重叠,决定了中国的超复杂现实。


中国历史被时代划割成两段,一段是改革前5000多年的文明史、建国史,一段是30多年的改革史。


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互相杂交,从“社会人”到“经济人”,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资社之争、派系之争、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矛盾,都侧面印证了中国复杂的必然性。


①前段超长的历史。

世界上几乎没有几个国家有中国这样悠久的历史,“不要说5000年的文明进化史很复杂,就是60多年的建国史也很复杂;不要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很复杂,就是一部抗战史同样复杂”。


正因如此,中等收入陷阱国外避免了而国内避不了,民族问题、边界问题、地区问题等国外都比中国简单得多,正是因为短暂的历史,没有遭受遗留问题的荼毒。


②后段超短的历史。

30年的超常和超速发展,在证伪西方理论的同时,也将西方300年所经历的痛苦、挫折和阵痛全盘吸收,“行动上的巨人,精神上的侏儒”催生出的是经济腾飞与各类复杂的矛盾“等量齐飞”。


其三,横向比较,枯木逢春后,各种改革变量齐上阵,成为中国无法承受之重。


国内的改革开放遇上了国外“和平与发展”的主流大势,又托了全球产业转移的洪福,巨大的社会能量瞬间被激活,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等各种“舶来式”改革风起云涌,到了中国却走了样。

如欧美渐进式的城市化“生态与发展并行不悖”,而“没有最快,只有更快”的中国城市化不仅捏造出了“千城一面”,更引发了资源、环境、拆迁等一系列连锁矛盾。

伴随GDP的颓势、红利的消失,各类引经据典,有理有据,张口根据XX理论,闭口XX指标参数严重过高,复杂中国即将“爆缸”的论调此起彼伏。


但好在中国的非典:“打左灯往右拐”、以“政府+市场”的“二人转”左平右衡,反而将各种经典元素在中国的集中爆发化繁就简,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崛起。


以此观之,中国的超复杂又真的不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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