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朝鲜，我要拍这里的人 | 王国锋 一席第470位讲者

王国锋，独立艺术家。曾五次前往朝鲜拍摄。

例行的拍摄结束后，我想既然这又是一个表演，我就想更改这个剧本。我跟陪同的工作人员讲，我说想让这些孩子们坐起来，眼睛看着我的镜头，我来拍摄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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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的政治和政治的图像

王国锋

大家好，我是王国锋，做视觉艺术的。我以前是学中国画的，曾经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水墨人物画室学习。但后来我的创作并没有局限在中国画这个概念里，因为我觉得传统的材料和传统的媒介，并不能够表达我对现实的一些思考。所以我开始运用录像、装置等这样一些手段去实现我的想法。

2006年的时候，我用摄影的方式创作了一系列的图像作品，把它命名为“乌托邦”系列，这个系列拍摄的是前社会主义国家遗留下来的大型景观和建筑。这些建筑产生于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我认为它们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一个时代的纪念碑，也是思想或者是意识形态的一种物化体。

这是前苏联时期的莫斯科大学。

这是波兰的科学文化宫。

这是柏林东德时期的亚历山大广场，中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雕像。

这是罗马尼亚的人民宫，齐奥塞斯库时期建造的一个体量非常巨大的建筑。在整个社会主义建筑里，它是体量最大的一个。

这是捷克布拉格的国际酒店。最上面这个五角星很奇怪，没有朝着建筑的正面，我在那儿拍摄的时候经过各种了解，最后知道五角星是朝着前苏联时期莫斯科的方向。

以上这些建筑体量巨大，给人一种压迫感，这是它们的主要特征。所以我的这些作品的尺幅也都非常巨大，很多作品都在六七十平方米的一个尺幅上面。

关于这样一个主题的创作，朝鲜肯定会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2006年开始拍摄之初，我就通过各种渠道跟朝鲜政府沟通，当时是想去拍摄朝鲜境内跟这个主题相关的一系列建筑。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最后在2010年的12月份，终于得到了朝鲜政府的许可。

2011年3月12号，我们一行五人到了平壤。当时来接机的有五个人：一个是他们国家安全部的人，一个对外交流局的副局长，还有一个翻译、一个摄影师和一个司机。

这是拍摄金日成广场上的一个建筑时的工作状态。他们派了一辆中巴面包车配合我的工作。

我们都知道，在朝鲜拍照管制是非常严格的。到那儿以后，他们告诉我，之前我申报的要拍摄的建筑，有的可以拍，有的不可以拍。而且还给我增加了一些项目——当然，是他们认为代表了社会主义成就的一些建筑景观。

这其实并不是我想要拍的东西，实际上我也没有兴趣。但是没有办法，我到这里了，只有暂时服从他们的安排。

我在那儿拍了两周，这两周的时间里，他们五个工作人员全程24小时陪同。我们没有任何自由行动的可能，也不能跟当地人随意接触，整个言行都受到了很严格的规范。比如我们不能说韩国，只能说南边或南朝鲜，说领袖不能直呼名字，要加尊称等等。当然这是他们对所有外国人的规定。

在那儿，我们任何的一个拍摄动作都要向他们请示，随便拍任何一张照片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一些工作照，随行的朝鲜方翻译无时无刻不在监视我们拍摄的内容。

之前拍摄大型建筑的作品，我都需要通过补拍等各种方法，把人和汽车等一切对画面产生干扰的因素去掉。但是在朝鲜，我得到了一个“特权”：每一个建筑都由他们的工作人员帮我清场。那是我在之前拍摄其他任何国家的建筑时都没有过的。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唯一没有清场的两个建筑，这是朝鲜非常重要的两个建筑。我去拍摄的时候，这两个建筑正在施工，要把前面的绿化带改建成观礼台。当时他们说这两个建筑正在施工，不能拍。但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后来他们还是批准了。

可以看到，人和建筑之间构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关系。建筑下面有很多人在劳动，中间有一些人在给这些劳动者演唱。他们的上方挂着巨大的领袖像，再上面是巨大的国旗和标语。

下面这个是刚刚看到的那张照片对面的建筑。这个建筑上面是朝鲜劳动党的党旗，下面也有很多人在劳动，中间也是有一些人在给他们演唱。建筑的两边悬挂的是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

其实最初申请拍这些建筑的时候，我并没有想更多，只是很单纯地要拍这个建筑。而当我进入这个语境的时候，有了更多的感触，这个时候我就想，我在朝鲜，我要拍这里的人。

每年4月15号是金日成的诞辰纪念日，2012年4月15号是金日成诞辰一百周年的庆典。因为我有第一年拍摄的基础，跟他们建立了联系，所以当时他们主动邀请我去拍摄这个大的庆典。

他们自己对外宣传，说要做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庆典。他们也想借这样一个机会，向国际社会宣布金正恩就任朝鲜最高领导人的消息。

2012年4月12号，我们团队一行五人又来到了平壤。这次到平壤，与我第一次来时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在这里看到到处都是由人构成的奇观，感受到的是人们的狂热、激情，还有整个集体无意识的状态。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是金正恩第一次出来阅兵之后接见群众的一个场面。

下面是一个局部，可以看到人们见到领袖时的状态。

这是4月13号金正恩给万寿台大雕塑揭幕时的一个场景。

这是在金日成广场上的一个晚会。

下面这件作品里，我把拍摄到的一个个体分几个步骤来放大，最后把一个见到领袖感动得流泪的女兵的脸，定格为一个视觉符号。其实我在这里想探讨的，是在这种集体主义意识下，这一个个体存在的状态。

实际上，我的作品跟大家所认为的一般意义上的摄影可能不一样：它不是一个瞬间快门曝光的结果。我都是在前期通过照相机局部拍摄，靠照相机去搜集大量的素材，后期在计算机里再拼接合成，制作出一个大的图像作品。这些图像作品，实际上是用摄影的方法、绘画的理念去创作的。

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场面，有些人问我，这么多人一个瞬间鼓掌，你怎么能够用一个个局部拍摄的方法去实现？

看过这个作品我们就可以理解——在一个时间段内，这些人在不断地重复这样一个动作，我就可以在这期间不断地反复地去拍摄，去搜集这些素材。只有在朝鲜这样的一个语境里，我想我才能够去制作这样一个图像。

朝鲜是一个将权力景观化发挥到极致的国家，在由人构成的这种政治景观之下，个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状态？其实这也是我想要去探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拍摄到这么多宏大的景观之后，我开始思考去挖掘个体的存在状态。

所在在那一年，我又申请拍摄10个朝鲜女交警，但他们最后批准了6个。陪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些女交警都是他们交警里面的劳动模范，但是只能拍摄她们执勤时的状态，所以我给大家看一段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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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边这是我拍摄的女交警的肖像。

2012年的拍摄结束之后，我开始申请2013年去拍摄他们各行各业的人物肖像，包括一些家庭。但是这次没有得到批准。

2013年8月份的时候，我去拍摄了朝鲜著名的大型歌舞表演，由10万人参演的大型团体操《阿里郎》。工作人员跟我讲，这10万人常年的工作就是做这个。他们大量的时间是在排练这个演出，然后每年有一个月的时间进行表演。

我们看到的这一张片子，是《阿里郎》表演之前这些人放松时的一个状态。

他们干什么呢，舞台后面大型的画面，就是他们拿着彩板在不断地变换着各种图案——其实是一个人工显示屏。

这样一个画面就是由刚才那些人翻动彩板来形成的。

后边军人吹号的画面，也是由他们翻板构成的。

第一天拍摄《阿里郎》的时候，他们把我安排在了主席台的位置。这次的规定是不准拍视频，不准拍观众。刚到现场做准备工作的时候，我的助手帮我拍了一张工作照，立刻被他们制止了，让我们删掉照片。原因是我身后有一些门，是他们国家领导人每次进出体育场时的通道门，不能拍摄。

接下来我把机器架在了对着这个门的通道中间，因为只有这个地方才是对准表演场景的中心点。结果他们说不可以，说这是领袖每次来体育场观看表演时走路的地方，任何人不可以在这儿停留。我只得把机器移到通道边上，结果整个拍摄很不理想，所有的场景画面都是偏的。

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表演结束之后，来了两个朝鲜人，一男一女，他们说要检查我拍摄的内容。我说拍摄过程一直都是由身后的三个工作人员看着的，为什么还要检查？他们说这是他们的工作，我只好打开机器，让助手一张一张地给他们看拍摄的内容。

看到中间的时候，他们要求删掉几张照片，原因是这几张照片的背景是由人工翻牌构成的画面内容，涉及他们领袖的画像，是金日成和金正日像，由两个圆形画面构成。由于我是长镜头局部的拍摄方法，没注意将圆形的一个边切掉了，或没有将两个画像拍摄到一起。这样的画面都不可以，必须删掉。我当时很气愤，说如果删掉这样的画面，我回去就无法拼接整个作品。但他们不管，必须删除。

在拍摄《阿里郎》之前，也就是我刚到平壤的第二天，他们带我去拍摄了以金日成夫人名字命名的金贞淑幼儿园。进入幼儿园的院子里，我看到许多孩子在一些很有科幻意味的电动飞船、火箭等游乐设施上玩。园长介绍说，这些电玩设施都是前一段时间金正恩元帅到幼儿园视察时送给孩子们的礼物，并且让我拍照。

我和助理开始对这些玩耍的孩子进行例行拍照。拍了一会儿，陪同的工作人员有点焦虑地问我：“王老师你拍好了吗？孩子们太累了，我们可以到教室里去看他们的表演节目，再继续拍照。”

接下来的2014年，我又继续申请，要拍摄他们不同职业的人和一些家庭，比如说工人、农民、军人、警察、知识分子、干部，申请了很多行业的人物。后来他们告诉我，农民不能拍，军人不能拍，警察不能拍，官员不能拍。在我强烈要求下，他们就给我安排了平壤郊区中朝友谊农场的一个农工的家庭，还包括农场的幼儿园。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张片子，就是我拍摄的农场幼儿园的孩子们。他们手里的糖果袋，是每一年金日成诞辰纪念日的时候，金正恩送给全国孩子的礼物。

拍摄这个农工家庭的时候，我看见屋子里不仅仅挂了两个领袖像，还有另外一张黑白照片。这张黑白照片是什么呢，是金日成和周恩来在50年代的时候来过这个家庭的一个场景。

这次到了平壤的第二天是去拍学校。第二天下午的时候，我们的车按时来到了平壤市第一中学的大门口，校长和管外事的人在等着迎接我们。等到了教学楼门口的时候，校长非常不好意思地说，今天要拍摄的学生在八层，因为停电，电梯不能用，所以我们就扛着设备上了八层。

到了八层之后，他们带我们进入了一间教室，有很多孩子在做物理实验。我们大概有七八个人进入这个教室，但这些学生没有一个人抬头看我们，我们就像空气一样，简直不可思议。这时候，我凭直觉就知道这又是一个预设好的表演。

例行的拍摄结束后，我想既然这又是一个表演，我就想更改这个剧本。我跟陪同的工作人员讲，我说 55 29045 55 15989 0 0 1773 0 0:00:16 0:00:09 0:00:07 3468让这些孩子们坐起来，眼睛看着我的镜头，我来拍摄一张照片。

他们立刻很警觉地问我为什么，让我说明原因。其实整个在朝鲜的拍摄，任何方式都是由他们先来指定，然后我再来跟他们讨论。任何时候我提出来一个自己的意见和想法的时候，他们都是同样的反应：让我说明为什么。

我说我不想像一个记者一样拍一张新闻照片，我很想通过这些学生的眼睛和他们的面部表情，来表现朝鲜少年儿童的精神面貌。他们马上就跟校长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讨论，讨论以后，跟我说可以。

他们组织这些学生坐起来，校长又给学生讲话，之后，我完成了这张作品的拍摄。这个叫《朝鲜2014：中学生物理课》。

第三天，按照日程安排，我们又到了平壤市的326电缆厂。大门口穿着制服背着冲锋枪的女警卫向厂区里打电话通报，很帅，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厂区里所有的工人都在向外走，不知道为什么。

过了一会儿，出来一个小伙子来接我们，他带着我们的车进入厂区。我问他工人为什么都向厂区外面走，小伙子告诉我说今天停电不能生产，不过不会影响我们的拍摄。他带我们到了指定的那个拍摄车间，发现一个班组的工人都在那里等我们，后来我就拍摄了一张他们的合影。

我现在举的只是一两个例子，其实我在每一天每一个部分的拍摄，一直都是不断地跟他们讨论、不断地谈判的结果。这次不仅仅拍了中学生物理课，还拍了很多其他的内容。

这是小学生。

这是他们工业综合大学的大学生，相当于中国的清华大学的学生。

大家能看出来，我作品里的这些面孔，都不是自然状态下的面孔。它是带有仪式感的一种面孔，或者说是在特定情境下的一种表演的面孔。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这些人被当成了摄影的道具。

最后一组是我2015年拍摄的一个肖像系列。这次他们给我安排了50多个人，这些人也都是他们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这次拍摄，我植入了一个个人的想法在里面：我想让政府给我安排的这些“演员”——我称之为演员——每个人自由选择一件东西，在拍照的时候手里要拿一件东西。

我想通过让他们每个人选择一件东西这样的方式，去测试在这样的一个语境里面，一个个体存在的自我意识。

这是一个他们的著名作家、诗人。

这是朝鲜摄影家协会的一个评论家。

这是一个射击教练。

这是公交车司机。

这是一个餐厅的服务员。

实际上，整个朝鲜的拍摄基本上都像一场表演，给我安排的一场一场的表演。这是拍摄的过程中，朝方的领导正在给我的拍摄对象“说戏”。

我觉得我在这里获得的这些图像完全是一种政治。我整个的拍摄过程就是一个摆拍与反摆拍、导演与反导演的过程。在这里，如何获得图像变成了一种政治。

拍摄朝鲜持续了五年的时间，这五年我所拍摄到的这些图像，我觉得它背后隐含了一种戏剧性，是一种被权力话语支配的戏剧性。正因为这种戏剧性的存在，赋予了这些作品更深刻的观念和意义。

朝鲜系列和“乌托邦”系列，其实我想探讨的是一种人与人、人与政治所构成的社会关系，还有权力通过景观对人的世界观的塑造。这些作品，虽然说我都是用纪实、临场的方式拍摄，但它并不是纪实摄影。因为这里面隐含了一种戏剧性的因素，以及我个人主观表现的因素。

刚刚介绍的这些，只是我作品中的一部分。只有这两个系列我是用摄影的手段去完成的，其他更多的作品我是通过计算机、绘画还有装置的手段去完成的。

在这些作品里，我思考的更多的是一个图像的概念。无论是绘画、摄影，还是用计算机制造的这种图画，其实都是图像。在当代社会里，图像跟我们日常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它对每一个人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一个更大的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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