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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并不是坏事,它能让你小心翼翼去想自己的未来是什么 | 顾桃 一席第532位讲者

2017-11-01 顾桃 一席 一席

顾桃,纪录片导演,主要作品:《敖鲁古雅 敖鲁古雅》《雨果的假期》《犴达罕》等。


现在想一想都觉得,自己从25岁到35岁的十年青春就像虚度了一样。其实虚度我倒也能接受,但就是觉得心里总有一个东西,不论你做的什么事情都不属于你,但是你要做的那个事还不知道是什么。这个时候是最难受的。



回到北方我找到了呼吸

顾桃

大家好。刚才看到这么多年轻的面孔,说实话我自己还挺自卑的。因为我到了快50岁这个年龄,才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坚持什么。

 

我并不是学的电影,也不是学的纪录片,但小时候接触过画画和写字,因为我父亲是学美术的。后来他也做了摄影。

 


我小的时候我父亲经常出差,每次出差走的时候都会给我布置作业,让我一定要画画和写字。其实小孩都不愿意学习,尤其是在北方。但是他就布置作业,很严厉。他说你要是不写字不画画,长大你去要饭,人家要放狗咬你。

 


我挺害怕的,因为我怕狗,所以我小的时候就经常流着眼泪写字。但现在我想一想,之所以能做了纪录片,还能站在像这样的一个演讲台上,其实特别感谢我父亲小时候对我的严厉。


我父亲在大兴安岭,一直在拍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的民俗图片,现在想一想,他是站在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去做了这样一个工作。他都是在日常的生活里记录鄂伦春族,包括它的狩猎、它的生活方式和它的穿着。



 

这张图片就是在零下四十多度的森林里,我父亲和鄂伦春的猎人在一起。底下是雪,雪上有狍皮褥子。



越到晚上越冷,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是猎人。狩猎其实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文明。猎人在什么季节猎获什么样的动物,他是有计划的。所以叫狩猎,不叫打猎。

 

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跟着我父亲洗照片,我就像看到了一个童话的世界。等到了18岁,我就离开了大兴安岭,去了哈尔滨学画。因为我父亲说,我已经教不了你了,你得出去,花钱让你学习。

 

我在哈尔滨学画的几年,说实话,我还是不知道是不是喜欢艺术,是不是能画画,那个时候就为了考学。我是1992年考的大学,连考了四年,每年专业课都很好,但是文化课就是过不了。最后就有一个成人的班,在那画了几年,所以毕业之后我就特别难受。

 

现在想一想都觉得,自己从25岁到35岁的十年青春就像虚度了一样。其实虚度我倒也能接受,但就是觉得心里总有一个东西,不论你做的什么事情都不属于你,但是你要做的那个事还不知道是什么。这个时候是最难受的。

 

在所谓毕业之后,我搞过装潢设计。我记得还是应聘到一个类似于设计公司的,但是他说他们公司同时还做门板,压花的门。他说你会不会做这个?我说我会。当时工资是300块钱,我干得很兴奋。

 

因为我觉得实实在在地做一件事情,不管你喜不喜欢,你都知道那个时候是你在做这个工作,所以我就翻那个门板。翻完门板,老板又需要送货。他说你会不会蹬三轮?我说我会,其实我不会。因为把门板放到三轮车上后,一出去我就撞电线杆子上了。

 

那之后我也在酒店做过美工、设计,就是一些写写画画的事。那十年对我难说是最难受的。难受的时候只能不断地和同学喝酒谈论艺术,来证明自己并不空虚,所以我在那个十年喝了很多的酒。

 

直到有一天我决定要去北漂,我就去了北京,离开了呼和浩特。在北京,我突然发现我更加孤独,因为北京有很多优秀的人或者更年轻的人在那儿寻梦和拼搏。

 

那时候我记得是1999年,去了之后就直接住进了亚运村安慧北里的一个地下室里,想自己在北京应该做什么,每天都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三层度过——各种管道啊,稀里哗啦的。我搞装修的同学告诉我,这是什么上水管,下水管,排污管——北京的地下室都是那种管道——别哪天有根排污管给你漏了,我说,我听的是森林里潺潺流水的声音。这个就等于是自我安慰了。

 

我记得当时歌手刘欢是住在十一层。所以我经常看他从外边演出回来,把吉普车放好之后,拎着箱子,叼一根雪茄,抽几口,就直接上楼。我们就像老鼠一样地钻到地下,现在想想那个经历也挺有趣。

 

每个人在一个时间段里都很脆弱,在脆弱里你可能更加孤独,但是孤独并不是坏事,它能让你小心翼翼地去想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我记得当时我还在拍观念摄影,因为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新摄影已经有了一个开始了。在秦皇岛我还拍了好多船,那时候是平面摄影。


 

后来我的老师,叫伊德尔,他是当代艺术家,现在也非常有名气。在当时他就跟我说,你拍的技术已经很好了,但是你缺少观念。我就问,老师,观念是什么呀?

 

他就给我举了个例子,因为我用多次曝光拍了一艘船,每个船上都有一个小红旗。他说你这个画面很灰暗,可以用多次曝光,但是你这个红旗,一定要是非常红的,像血一样的红,红得彻底,红得深刻。所以我一下就理解观念摄影是什么了,也就放弃了用观念摄影去表达自己。


在2002年的时候,我已经32岁了,我终于回了一次自己的老家。那时候我才发现我有四年没回家了。你们现在这么年轻,如果有时间一定要多和父母在一起。因为四年时间太长了。

 

我每次要回家的时候我的父母都说,我们也不想你,你在外面好好地学习和工作,别把心思放在家里。所以我也就所谓地在外面工作、拼搏,可是什么事也没做成。

 

到我第四年一回家的时候,我看到我父亲的腿已经走不动道了——因为很多年一直在森林里拍摄、生活。我母亲也白发苍苍。我在家的几天就看父亲写的《猎民生活日记》。


 

我希望我作为儿子能为他做点事,因为我认为我会摄影了。我只是想去他拍片子的地方看一看,看看他的那些老朋友,再拍一些纪念照回来给他看。所以我就在大年初二的时候,去了离我们老家有200多公里的叫敖鲁古雅的地方。


 

敖鲁古雅是一个鄂温克的名字,意思是杨树茂盛的地方。这里居住的使鹿部落,他们在300年前从贝加尔湖来到了黑龙江,因为当时在西伯利亚也发生了战乱。这个民族本身人数少,为了保存自己的民族,就牵着驯鹿来到了黑龙江边上。

 

2003年有一个生态移民,就是鹿也要搬下山,人也要下山到定居点。我觉得那个春节过得特别压抑。去的时候,我父亲写了一个介绍信,上面写了五六个人的名字。但是我去了后,人家说一个人喝酒冻死了,一个喝酒走丢了,一个是枪伤死了。


 

在那样一个气氛里,又加上生态移民即将到来,他们结束了这种最传统的狩猎的方式。再加上我自己那时候无所事事,莫名其妙地就感觉到好像北方有了一种悲情,让我回到一种有悲壮感的森林或者悲情感的空中,让我找到了呼吸。

 

我决定要做一个纪录片是从2002年开始的。但是我当时没学过纪录片,也没学过电影。我就回北京找到朋友,还有电视台的朋友,说能不能借我一台机器,我来拍一部纪录片,记录一个民族在这个时代的一个变化,我会把素材都给电视台。

 

但是我的朋友说不可能,因为电视台都是做栏目的,它不可能给你机器去做。所以我当时又做了很多其他的工作,甚至做过摄影记者。当时有一个叫《神州杂志》,我是觉得神州大地哪都能去,所以就去拍了一些照片给杂志。

 

但我心里还是很空虚,就是觉得总有一个事牵绊着,特别难受,所以到2004年的时候我就放下了北京的工作。当时我女朋友借了我一个她家里最小的一个摄像机,那个叫掌中宝。

 

所以我就从2004年开始做了纪录片。第一年,我的工作就是能够在山上挑水、冬天刨冰、找驯鹿。做了这一年的观察和铺垫,从2005年开始算是正式开始拍吧,但是没想到一拍就拍了八年。


 

在八年里拍了第一个片子叫《敖鲁古雅,敖鲁古雅》,是讲敖鲁古雅的酋长和几户人家在生态移民过后,因为不适应山下的定居生活,又把驯鹿迁回到森林之后的生活。我一共用了三年的素材剪了《敖鲁古雅》。

 

这个老人叫玛丽亚索,当时的生态移民她也没有下山,就在森林里生活了90年。因为我父亲在30年前拍过她,在那个几年在一起,所以她就把我当作一个老朋友的孩子一样。


 

我父亲在2006年的11月份去世之后,我在2007年再上山的时候,跟玛丽亚索的儿子何协说,我父亲去世了。当时玛丽亚索酋长正在做列巴,她把手上的面就给搓干净了,到了自己的帐篷里,拿出一副犴皮手套给我了,说这个手套一直是给你父亲留着的,你带回家吧。


《敖鲁古雅 敖鲁古雅》片段

 

剪出了一个《敖鲁古雅》之后,我又开始剪了一个叫《雨果的假期》。因为雨果从小就被一个基金会送到了无锡去上学,他的妈妈非常想念他。我在敖鲁古雅一直是住在他妈妈柳霞家,所以我就总想为柳霞做点事,能做的事可能就是把雨果从无锡给带回森林。

 

在2007年夏天的一个假期,我就去了无锡,但是我没有带机器。那个时候我应该已经算是一个纪录片工作者了吧,但我不想拍鄂温克的下一代了,仅仅是想把雨果带回森林,能让他妈妈跟他过一个假期。


 

但是我发现雨果越接近大兴安岭,越接近敖鲁古雅,越接近他的妈妈的时候,他的骨血里就越像有一种血液在苏醒。从无锡到上海转车,没有什么变化。从上海到北京,他就开始不一样了。

 

跟在城里的孩子不一样,在从北京往大兴安岭走的时候,他索性不睡卧铺,直接躺在了火车的地板上。到了加格达奇转车的时候他很焦虑,我们住一个五块钱的旅馆,他坐在地上就在那看电视。

 

因为他有三四年没见妈妈了,我就想他如果见到他妈妈,会是什么样子的。于是我就借了一个机器,拍下了他回家后第一次和妈妈见面的镜头,也就是后来又跟拍之后的《雨果的假期》。



剪完《雨果的假期》,又拍了五年之后,我用之前的素材和后来的素材剪出了一部叫《犴达罕》。犴达罕可能北方人知道,它是一个驼鹿,算是在森林里最稀有的一种动物了。因为生态的变化、破坏,驼鹿无处安身。


 

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特别敏感。尽管它特别健壮,比牛还大,但是特别敏感。敏感的动物也好,还有人也好,似乎都更孤独。所以我就用这个犴达罕来形容了我的那个主人公,维加。

 



他是森林里最孤独的艺术家,他写诗,画画。他不像城里的画家一样,画完画会找收藏家,或者是在美术馆展出,又或者是写完诗找地方发表。他喝完酒画完画,可能就送给人或者烧掉了,诗也会烧掉。

 

他是我特别敬重的一个艺术家。所以在那五年里,我记录他日常的生活,包括他对狩猎文化的怀念,对现代文明到来的悲哀,最后我剪出了《犴达罕》这个片子。


《犴达罕》片段

 

现在我的工作已经形成了一个主题,就是关注北方少数民族在当下社会的生存状态、精神状况,关注北方少数民族和自然的关系,关注少数民族和多民族的关系。所以我现在从大兴安岭又移动到新疆,这几年又在新疆拍摄,还是用独立电影的方式去做。


 

今天在这儿我真的是很紧张。因为之前我们的片子免费放,都没有这么多人来看。所以我推辞了好几次不敢上一席的讲台,因为我特别尊敬一席说的“人文,科技,白日梦”。我希望每个人在活着的时候能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一件事,这很重要,什么时候开始做都不晚。

 

就这样吧,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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