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民发展组织经验分享：如何走好合作化道路 | 对话实验室跨组织合作专题

背景回顾

对话实验室旨在创造一个让对话发生的场域，让关心同一件事的相关方得以进行自发性的共同思考，从而透过有效对话达成更深入的相互理解、形成整体的感知，促进互助与合作。

2022年，我们开展了社群运营系列专题空中对话：“社群工作者对对碰：连接的道与术”。2023年，我们将开启一个新的专题：跨组织合作系列。我们将陆续邀请国内跨组织合作的践行者、推动者以及协作者对谈，揭开合作这个“黑盒子”。

7月14日，作为本专题第三期，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内蒙古西乌旗牧区信息服务中心主任、创始人巴雅尔图，分享他在牧区推动多方合作，尝试解决牧区环境可持续及牧民生计可持续的经验。参与本次对话的伙伴，还有韩寒（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创始人兼主任），活动主持人为善导的Heaven。

本文为活动精彩内容一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扫码识别海报，跳转或移步善导公益发展视频号账号主页获取全程直播回放。（上期回顾：🔗《乡村儿童美育网络：合作是如何发生与促成的？》）

西乌珠穆沁旗牧区信息服务中心（下文简称西乌旗中心）旨在实现牧区可持续发展。下图则很好地描述了机构的一个美好愿景：在草原生态被破坏的状态下，通过牧民的劳动和智慧，共同修复生态系统的功能。

自机构成立以来，已在当地倡导了多个合作社，一直努力用合作社的力量去推动牧民的参与，以及牧民的生产生活服务，还包括牧畜牧产品的销售工作，甚至金融服务。

一

为什么选择合作化？

近年来，草原生态经济由于气候变化、牧场破坏、草场退化的原因，导致牧民生产资料的出售价格无法控制，造成牧民经营畜牧业的成本不断提高；牲畜和牧场的“双承包责任制”导致拉网围栏、重复踩踏，五畜不得共生、失去平衡；牧民不能随水草迁徙，牧民生活生产方式与草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结构性的问题由外及里，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帮助草场恢复。只有草场恢复了，才能缓解饲草不足问题和牧民生存环境恶化问题。在牧民贫困加剧和单户发展难度大的背景下，草场恢复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

而牧区合作社正是生态经济共同体的一个支点，利用联合经营模式可以打破草场退化的格局，恢复和保护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实现草原生态保护、民族文化传承与牧区的可持续发展。

于是，西乌旗中心决定推行牧区合作社的经营方式，探索并推广牧民与合作社、合作社与合作社之间的协作模式。通过把单户经营的方式转变为合作经营生产生活方式、恢复季节性轮牧机制，使科学利用草场资源成为可能，实现畜群规模合理增长，牧业生产的周转进入良性循环状态，进一步提高牧民自力更生的能力。

除此之外，机构选择合作化模式还有很多的重要影响因素：

一是落实城乡统筹战略，离不开牧民专业合作社的支持；

二是现代化畜牧业的技术推广需要牧民、企业与合作社的三方协调；

三是良好的合作化模式能够切实降低成本，提高牧民的收入。

还有最关键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不仅保护了草原生态，合作化的道路还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每一项的合作都是为了当地的社区。

二

如何进行合作化？

1、建立牧民合作社

无论是哪一种合作模式，其实都是基于相信“人——畜——草原（环境）”是共同体的原则上。牧民合作社有利于推动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推动新型农场模式的开展，从而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连接生产者与消费者，增强互动。

单户牧民即合作社社员，是一个最小的生产单元，一个牧民可以是多个合作社的社员，合作社以社员为中心，提供综合性服务。而合作社里面最重要的是带头人，需要更多地找到外部的支持力量，还有与市场、与社员、与生态的链接，合作自然而然才能发展壮大。

合作社除了具备技术支持、市场链接、生态修复等功能，还给牧民提供多种专业性服务，比如西乌旗中心会与合作社联合当地企业，协助牧民办理小额信贷和开展牛羊肉加工销售，还会跟当地高校合作推广畜牧业疾病防治技术，和科学使用兽药知识。

除此之外，还需要改变牧民单户经营、无法合作的观念，积极参与可持续发展的设计过程。完善以互助小组为中心的合作制度，有利于畜牧业，和合作社健康的长期的发展，其中包括完整的章程和议事规则，人人公平参与，以及人人享受分配平等的工作原则、还有明确各项工作分工，以及定期的规划与总结。

2、构建草原经济生态共同体

赋能合作社过程中，真正核心的挑战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实际收入。草场上不能过度放牧，如何去引进现代化工厂，通过产品加工和营销来提高销售产品附加值？

要促成这种效果，需要以合作社为基础，构建草原经济生态共同体，获得更多外部支持力量，帮助合作社在领导力、财务能力、数字化能力的建设；以传统智慧+现代治理模式，结合互联网工具和方法，实现真正共生共荣一体化。

另外，需要以合作式牧场的统一经营管理、包括统一贷后管理等方式，解决合作社经济问题，最后，还需要打通草场、共同畜牧，解决生态问题。而这也意味着，必须与政府及其它社会组织和人建立更有效的链接。

总的来说，探索草原共同体的有效途径——

第一步：立足游牧民族智慧，赋能合作社骨干和组织。在解决资源方面的问题，先了解自己的阶段任务，知道自己要做的事和不能做的事。

第二步：保留牧民原有生活方式，探索和推广合作社新的合作模式，并建立横向联盟。

第三步：合作社需与外部农牧产业链打通，解决当前遇到的问题。同时在季节性强的产业领域，用好人力资源。

2015年，西乌旗中心成立了一个自然教育基地，叫内蒙古游牧人自然教育基地，是一个为当地文化及畜牧业、生态的对外宣传窗口，常年接待来自大城市的小孩子和大人，所以城市里的人也是能为草原生态经济贡献更多力量的。

3、发挥机构/组织的本身作用

当牧区合作社、牧民社区、政府部门和社会企业必须多方合作的时候，相关的合作经验和系统知识支持必不可少，公益组织需要以此说服部分利益相关者共同为牧区的发展做出贡献。

合作共同体一旦面向市场，就容易受到市场的影响而崩塌，在推动多个相关组织在同一条产业链上的合作时，需要面对的挑战远远超出预期。

巴雅尔图发现，机构与牧民的长期合作其实很难实现，而合作共同体对行业市场行为的不够了解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比如牛羊肉的加工、运输、销售等环节，在每一个产业链条上可能有不一样的决策。看不清这个问题，公益机构就发挥不了作用。

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取决于机构或组织是否参与到实际工作当中，成为相关方之一进行推动，与各方开启平等的共同的对话。国内市场随机性很强，特别是在生产材料价格不稳定的时候，作为公益机构或专业合作社，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才可以在市场上面发挥议价作用，以此维护机构在牧民群体中的信誉。

而成功的经验之一，是在协助多方完成自主决策和推动协作的阶段性任务之后，机构或协会必须及时抽身退出。例如在2013 年推出牧区金融服务产品的过程中，机构规划了一个三到五年的阶段性目标，等到充分发挥自身倡导作用，达成目标之后，机构尽可能地不再参与行业合作的后续发展，乃至接下来对行业规则与制度的完善。

所以，如何在最短时间内把机构/组织的实际价值显性化、主流化，让行业各方都觉得“我愿意为此付出合理的成本”，邀请NGO机构发挥短期的关键作用，这是组织共同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三

来自渔业的合作化经验参考

在推进组织化工作的过程中，现场对话伙伴韩寒则分享了她们正在探索如何提升中国渔业内部小规模生产主体的组织化和信息化水平的例子。

目前为止特别有效的成功经验不算太多，因为组织化很容易流于形式，她们现在能达到的程度在于把大家聚拢起来，让大家愿意坐下来沟通彼此的诉求，尝试实现共同的想法。

韩寒表示，光是走到这一步，已经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她们通常会采取两种软性但较为有效的工作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从各方的共同痛点带来的负面作用入手，比如说罗非鱼这种出口导向的水产品，很容易受到国际贸易尤其中美贸易的影响，既然各方都要应对这个外界压力，那么让大家站到同一战线的契机就出现了。她们会做一个有耐心的协调者，先让大家把负面情绪抒发出来，再回归到理性层面的讨论，最后进一步构建组织与成员之间的信任。

另外一种方法，则是从文化的角度入手，通过影像记录等科技手段，宣传渔民的传统风俗习惯与节日庆典，给渔民提供精神文化方面的支持，让渔民感受到渔村传统文化走出外界、受人看重的自豪感，这也让韩寒和她的团队有机会接触到渔村一线生活的真实场景，从而创造出与渔民发起公共对话的契机。

四

现场部分精彩问答

（1）Q：想问下巴雅尔图，因为一开始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合作的意愿，当初是如何激发大家的意愿，从而形成合作社？

巴雅尔图：畜牧业发展过程当中虽然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我们会因此找到合作社的建立支点和发展空间。比如说2014 年7-10月份时，牧区自然灾害导致市场羊价降到低谷，单户牧民无法抵抗这种突然出现的灾难，更愿意去寻找能够提供专业性帮助的合作社，自然而然地加入行业里的跨组织合作。

牛羊肉降价降得这么厉害，也说明中间环节甚至加工环节都出现了问题，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同样也能激发牧民的合作意愿。当时我们成立了一个协会帮助牧民和加工厂对话，如果对方持续压价，牧民就不卖羊，最后解决了压价的问题。

按照同样的方式，在2016 -2017 年，由于牧区降雪，玉米料价格开始增加，为了帮助我们合作社的社员，我们找到另一个种植合作社，从农户手里面直接采购这个玉米料，最终比当地市场价低了20% 左右。

（2）Q：合作社是一个促进牧区草原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但是合作过程这么困难，有没有想过通过合作社以外的路径去实现目标？如果偏向虎山行，对你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巴雅尔图：2016-2017 年国家开始出台新的集体经济合作社法，近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在倡导农村牧区的基地经济产业的发展，这说明了还有很多不一样的路线。

我从公益人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做合作社还是选择其它路径，当下必须尽快做好乡村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没有这种人才的话，即使想要发展集体经济合作社和基地经济产业都会很困难。公益组织不像企业，也不像村子里的居委会，必须发挥架构制度创新、培育经营管理人才的作用。

韩寒：我也想分享一下，我们前几年也尝试通过孵化行业协会、行业组织的方式让合作社介入产业链，但是过程十分吃力。因为我们自己并不去养鱼、卖鱼，那我们就只能去挖掘产业领头人物，双方理念至少有大部分重合，才有可能达成合作。有这种经验以后，我们发现这样的人可遇不可求，特别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于是在我们这两年“偏向虎山行”的过程中，主动改变了部分角色定位，把切入点转为考虑政府想要落实哪些政策，在国内当前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政府所推进的这些工作欠缺的是什么，我们需要怎么去弥补政府与企业、生产、市场行为之间的信息鸿沟或能力鸿沟。

所以我们不像原来那样直接孵化行业的实体组织，更多地从政策上寻找一些更契合当下的机会。比如海南原本的行政能力和科研技术相对薄弱，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空缺，就积极切入进去发挥作用。

不管是从公共资源分配角度来看，还是从企业自身即商业主体的市场竞争行为角度来看，“管好我自己就行”的单一运营模式已经无力应对呈几何级数增加复杂性的市场问题。

因此我认为，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无论愿意或者不愿意，无论做牧业的、做渔业的、做农业的，每个组织都需要学习更强大的组织化能力，都必须学习如何在组织内部和在不同组织之间建立良好合作。跨组织合作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我们作为NGO首先要跨出自己的舒适圈。

（3）Q：你们两家NGO都选择切入一个非常有挑战的场域：通过改变产业链和经济方式推动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你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路径？在这个过程中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位置和角色呢？

巴雅尔图：想让更多的利益相关方找到平衡，肯定需要时间和磨合，这个过程中不能缺少一个以提供解决方案为职责的公益组织、行业协会或专业合作社，每种选择的定位不一样，但必须维持正确的经营和管理方式。

这不是一次性的社会公益活动，在帮助牧民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出现更多的后续问题，当你无法兑现承诺、满足需求，你就会失去他们来之不易的信任。

另外，这两年来，我们开始转向政府想要当下落实的一些政策，考虑其在一线落实的卡点会是什么。同时考虑如何弥补与企业、与生产、与市场行为之间的信息鸿沟，和能力上的鸿沟，不像原来直接地去推动行业发展的实体组织，而是更多地从在政策层面寻找一些机会突破。

因为实际情况是，不管愿意或不愿意，大家都会面临着这种跨组织的合作，或者说需要更强大的组织化的能力，其实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无论是做牧业的、还是做渔业的、还是农业的，大家都要学习如何合作，包括内部合作以及跨组织的合作，不断地拓宽舒适圈，进入到对方的不一样的领域里面，包括去理解政府的一些信息，同时和企业进行合作与互动，然后在此过程中找到彼此的位置。

韩寒：我们关注的社会问题是渔业资源的衰退。现在的生产格局包括渔业市场都不是可持续发展形式，它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甚至与以散户渔民为主的社会组织形态构成的生产基础，都产生了很大的冲突。

我认为想要解决这个冲突，得从生产者是如何看待“市场和资源的关系、自己和竞争对手的关系、自己和共同体成员的关系”的这个角度入手。

我看到国外相对成熟的一些产业链上，形成了许多行业协会，他们能够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以超越单一生产主体利益、遵循行业整体利益的视角代表整个行业做出品牌建设。而中国的水产行业，包括我熟悉的海南和南方地区渔业，很缺乏这种应该由可靠行业协会扮演的角色。

所以我当时产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由我们来做这个催化剂？在我们的影响、引导或者陪伴下，激发来自于行业本身的力量，会调动行业内部多方组织共同合作，最后慢慢取代我们的位置，以此主导各方的良性合作，平衡视竞争为导向的市场经济。

我们作为一个探索者和先行者，不需要一直扮演“平衡者”角色，NGO只是阶段性存在的“催化剂”，最终必然会功成身退。

本场直播文字稿整理实习生：刘颖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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