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逆常识和逻辑的标本：华为的野蛮生长

将华为设定中国企业发展壮大乃至成功的对标标准，可以缕析中国企业成长命运的价值曲线。当然，联想或者阿里巴巴、百度等等，也是成千上万中国企业发展对标的标准。所以，华为、联想、阿里巴巴、百度等等今日景象，也就是中国企业的终极命运，亦可称之为制度性的宿命。

当所有的人都在歌颂改革开放四十年成就时，已经不会再有多少年去想，为什么会有改革开放？在组织内部，仅仅是一次权利更替，而大面积的平反，并不是证明以前道路的全民性认错，而仅仅是为了一次成规模的复出或者复辟铺垫：失意者卷土重来，然后为这一行动寻找理由和可继续的出路。芸芸众生只是裹挟其中，一脸懵逼。

改革开放，就是最优选的理由和出路。而改革与开放之间：所有的改变和革命，都是为了建立开放性的社会制度——这是改革开放的底层逻辑。

其实，经过十几二十年的“改革”，已经没有什么可改革的了，首当其冲的是重建或恢复，将以往被革掉的体制恢复到正常状态，然后再说开放或者如何开放、开放什么，所有的开放，都服务于巩固恢复的基础，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其实，什么样的出路心知肚明，但需服从于对已恢复体制基础的危及程度，怎么做到这一点？这确实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的逻辑，由此出现坍塌：改革与开放的关系，后者仅仅是为了维护前者的基础巩固，而不再是一个“结果”——开放性的社会，与前者的“基础”巩固，存在着本能的冲突和矛盾：这一矛盾，构成四十年的第一个十年间的核心权斗的主旋律。而这一“主旋律”为后来的三十年定了调，猫鼠指数结构由此确立，但凡尝试恢复开放逻辑轨道者，都将被“纠偏”。

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已恢复并已得到稳固的“基础”+服从于前者的计划而被容许的市场行为。

从某种意义上，改革已经结束。开放已经纯粹作为条件，换言之，即可以开放也可以不开放。在之后的社会或经济运行过程，已经实证了这一点，这一可以继续巩固的特色制度，其成功在于对“改革开放”前二十余年的反正：对造反者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造反，当年的被平反者终于扬眉吐气。同样，芸芸众生只是裹挟其中，依旧一脸懵逼。

大抵没有一个正常的群族，对诸如革命这样的词语如此热衷，改革是革命的近义词，当改革者已经实现了平反并全面翻身后，怎么还会去改革？继续改革就等于要革自己的命，失去通过改革或革命换来的果实。改革的对象或目标是什么？开放仅仅作为条件，又能走多远？

华为，是四十年里后三十年间的产物，也是此三十年走的最远、最成功的特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典范。中国现在所有的所谓成功企业，均与四十年的第一个十年没有任何关系。假如这第一个十年，恢复的是业已沦落的人性，而后三十年张扬并比拼的是狼性，也就是无数中国企业逢迎的华为的狼性企业文化：狼性就是逆人性，弱肉强食的掠夺性。何为人性？就是抑强扶弱的伦常以及有别于兽性的天道规则。狼性对待人性，就是兽性吞噬良知，假如一个市场的竞争，是由狼性主导，自然没有什么规则性可言，对人性和规则的造反与挑战，必然藐视规则者胜出——这就是华为的野蛮生长之路，当然，也是四十年里后三十年的“成果”，不需要常识和逻辑而自己定义什么是“常识”、什么的“逻辑”，而常识应是基于人性的价值共识，逻辑则是这一合理性正确推演：

华为一贯坚持自己是一家民营企业，而在中国境外，又见过多少中国的民营企业，有过如华为这样的待遇？可以在有所“遭遇”时，得到官方毫无保留的辩护？如果依据正常的逻辑，这就怎么也讲不通，所以遇到一个正常逻辑观的结果，此已不言自明。官方越使劲儿辩护，则越说明此地无银三百两。

而所有人都具有的常识，又有多少人可以想象一个人可以拥有数本护照，而且在“出事”后，还受到官方的庇护？任正非在事后的高谈阔论，为什么对此讳莫如深？当然，一个推崇狼性的成功企业家，其成功经历已经践行并确定了自己的”常识“和逻辑观：我定义，你接受。

另一悖逆常识和逻辑就是，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的企业或者企业家，或明或暗对外显露与政府的关系、甚至将自己与政府的关系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就是竞争主体，政府天然地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为本职，如此与企业的竞争关系混在一起，这还是市场经济还是企业吗？

从美国指控华为，而华为聘请所谓豪华的律师团，所面临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常识”认知和顺逆逻辑的互证。不问结果与否，都是一次拨乱反正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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