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生物学课（黄灿然 译）

米沃什：生物学课（黄灿然译）

2017-02-20 黄灿然小站

关于诗人不同于其他人，因为他的童年没有结束，他终生在自己身上保存了某种儿童的东西，这方面已有很多人写过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至少在这样一个意义上如此，也即他童年的感知力有着伟大的持久性，他最初那些半孩子气的诗作已经包含他后来全部作品的某些特征。毕竟，一个孩子所体验的快乐或恐怖的时刻，决定着他成年的性格。但诗人的思想还取决于他从父母和老师那里所学到的关于世界的知识。

我们不应忘记我们一生中有多少年是在学校里度过的。在那里而不是在别处，我们做好了参与我们的文明的准备。在学校，我们每天被灌输，直到我们的观念与我们同代人的观念没有分别，直到我们不敢怀疑某些原理，例如地球围绕着太阳转。不同政治制度都有自己的灌输形式，但由于整个地球都受到十六、十七世纪西欧一小块地方兴起的科学崇拜的支配，因此一个中国、美国或俄罗斯儿童都以稀释和粗俗的形式接受同一种知识，该知识的基础是哥白尼、牛顿和达尔文的发现。要理解这场转变的全部怪异，是颇为困难的：那些可以跟科学施加的概念抗衡的关于世界的概念全面溃败，而这也是所有非西方思想方法的溃败。只有一个悖论者的心灵，例如俄罗斯哲学家列夫·舍斯托夫的心灵，才有能力给我们片刻的沉思，沉思一个相信鬼魂和魔术的年轻野蛮人的成长，如何有别于一个现代孩子的成长。舍斯托夫是在二十世纪初写下这些话的：

我们社会中的一个孩子，就是另一回事了：他的思想不再受童话故事所惑；他知道恶魔和巫师是不存在的，他还训练自己的思想不去相信这类谎言，尽管他的内心倾向于神奇事物。但是，另一方面，从非常年轻时起，他就被授予可靠的信息，这些信息之难以置信，绝对要超过最富想象力的童话作家所讲的任何瞎话。例如，他被告知──而且是被一种权威的声音告知，在这权威的声音面前所有怀疑都消退和必须消退──地球并不是眼前所见那样静止的，太阳并不是围绕地球转，天空并不是固体的，地平线只是一种视觉错觉等等。

据舍斯托夫说，这样的方式导致“我们每个人都产生一种倾向，就是只有那些对我们整个生命来说似乎都是虚假的东西才被当成真理来接受”。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大多数诗人而言，诗歌是他们的学校笔记本的一种继续，或者──这既是实际情况，也是打比方──是写在笔记本边缘上的。首次──也因此印象特别强烈──接触地理、历史或物理概念，曾成为很多著名诗篇的背景，例如兰波的《醉舟》。此外，所教的某些科目的重要性也在不断改变。在兰波的时代，地理和历史依然是主要科目，但已日益让位给自然科学，尤其是让位给生物学。

进化论的反对者以进化论与圣经冲突为理由，正确地评估了进化论的危险，因为想象力一旦受到进化链的概念的探访，便对某些种类的宗教信仰毫无感觉了。哥白尼的发现剥夺了地球在宇宙的中心地位，但对人的动物本源的发现带来的震撼同样巨大。不仅因为人的独一性被质疑，而且因为这质疑间接地针对人类死亡的意义。大自然以其难以置信的极度慷慨，产生了数十亿维持人类存在所需的生物，但它对个人的命运却绝对地漠不关心。人一旦与自然形成一体，便也变成统计数字，因而也变得可消耗。这种侵蚀，就拯救与下地狱而言，已触到了每一个人对生命的看法。仿佛对生命的一个看法，那传统的看法，被另一个看法，也即科学的看法覆盖了，从而产生一种持久的焦虑，每当心灵无法处理各种矛盾并责备自己不一致时，这焦虑便升起。在学校，各种矛盾是被诸如文学和历史这类科目永久化的，这些科目继续存在着一些标准的价值系统，这些价值是难以跟科学的客观主义调和的。至于诗歌，它必须在想象力已失去其基础的新情况下尽可能地改变自己，这基础就是对人类以及任何特定个人在时空中的中心地位的看法。现代诗以各种战术应对这个局面，也许这些战术的历史有一天将被写下。如果由我来承担这个任务（我无意这样做），我会翻检数十年间的学校课程，因为我已预先知道，我将发现学校大剂量增加生物学课程而减少人文学科、语言和历史课程；然后我将寻找科学型教育与表现于诗中的科学原理之间的某种相互关系。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测试中，美国学校和美国诗歌将是最受科学影响的。不过，其他国家也将紧跟其后。

现在我要引用一首诗，它是受生物学课影响的一个好例子。我必须简略解释我为什么选择这首诗，因为我完全可以选择其他诗，它们同样都适合我的目的，而且不必像我要引用的这首，须借助于翻译。波兰是一个有着无数女诗人的国家。在六十年代，我注意到一位非常年轻的诗人哈利娜·波什维亚托夫斯卡①的诗。它们有一种尖锐的音调，一种对肉体的必死性的绝望，对完全被封闭在必死的肉体内的绝望，因而对爱情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知，感知到它永远受威胁，处于虚无的边缘。我得知，这位年轻女子患有严重心脏病。七十年代，她在还未到三十岁时去世了②，她有一群朋友试图保存她的传奇。这时，一位著名女诗人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③写了一首诗纪念她，叫作《自切》，取自动物学课本。诗中的生物是海参。

① 哈利娜·波什维亚托夫斯卡（1935—1967），波兰女诗人和作家。

② 米沃什此处记忆有误。
③ 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1923— ），又译辛波丝卡，波兰女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自切

在危险中，那海参把自己分割成两半：
它让一个自己被世界吞噬，
第二个自己逃逸。

它暴烈地把自己分成一个末日和一个拯救，
分成一个处罚和一个奖赏，分成曾经是和将是。

在海参的中间裂开一个豁口，
两个边缘立即变成互不认识。

这边缘是死亡，那边缘是生命。
这里是绝望，那里是希望。

如果有等量，这就是天平不动。
如果有公正，这就是公正。

死得恰到好处，不过界。
从获拯救的残余再生长。

我们，也懂得如何分割自己，
但只是分成肉体和一个碎语，
分成肉体和诗歌。

一边是喉咙，另一边是笑声，
轻微，很快就消失。

这里是一颗沉重的心，那里是不会完全死①，
三个小字，像光的三片小羽毛。

我们不是被一个豁口分成两半。
是一个豁口包围我们。

① 贺拉斯诗句，原文由三个词构成。

曾经，很久以前，另一个对自然的观察，很普通但不是科学的观察，为哲学家和诗人提供了从生到死的隐喻。那是对蛹蜕变为蝴蝶的观察，肉体被留下，灵魂则自我解放。这种灵魂与肉体的双重性，在数百年间陪伴我们的文明。然而，它不存在于我所引的这首诗中。海参的肉体裂开一个豁口，身体分成两个“自己”。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灵魂和肉体的双重性增加了另一个双重性。如同乔治·斯坦纳①也曾经指出的，这是留名与遗忘的双重性，体现于“艺术长存，人生短暂”这个箴言，以及那句激励我们把名字留在后代记忆中的伟大铭言：不会完全死。这也许可称为额外保险，与基督教的升天平行；此外，只要拉丁语仍是通用语，这类抗争就能同古代遗产与《福音书》信息的含糊共存保持一致。当然，只有很少人可以为自己留名，因此可以说，这句关于人生短暂艺术长存的箴言是贵族性的。另外，它强调社会认同、名气，而不是作品本身。后代的承认和感激──即使是迟来的，不是在诗人有生之年的承认和感激──已成为西方文明伟大的陈腔滥调之一。然而，只有那条维系诗人与“人类大家庭”的纽带继续存在，这句伟大的陈腔滥调才会保持有效。

① 乔治·斯坦纳（1929— ），法裔美国著名学者和文学批评家。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诗歌，发生了一些怪事：那些反对头脑正常的市民的孤独反叛者不是强调艺术长存，而是把艺术提到如此高的地位，以致把无论什么目标都从艺术中剔除出去，并开始把艺术荣耀成本身就是目的，“为艺术而艺术”。在各种普遍遭削弱的价值失去它们形而上学的基础之际，一个理念应运而生，它认为一首诗是外在于这场危机的。这样一首诗应完美地自足，遵从自身的规律，并且是为某个反世界而组织起来的。现在，奖赏不再是后代的承认，而是实现诗人的个性，仿佛他要永远留下一个自己的面容的铸型，像马拉美在《爱伦·坡之墓》一诗中所说的：“如同永生终于把他变成他自己。”

希姆博尔斯卡这首诗，是在诗歌早已过了高高在上、傲气十足地受崇拜之后写的。我们一直在目击这种崇拜的逐渐消退，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个性的弱化，这人类个性的独特性被社会规律和心理决定因素剥夺了，变成了一个可互换的统计单位。在希姆博尔斯卡诗中，我们不是被分成肉体和留存下来的作品，而是被分成“肉体和碎语”；诗歌不过是一句碎语，一个迅速消失的笑声。如果不是完全死去，那也只是留存一会儿，因此诗歌“不会完全死”便不免含有某种颇反讽的意味。

我们全都参与了世界的观念的改变，这改变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而我们则试图通过不把事情彻底思考至痛苦的终端，来减轻改变带来的激烈冲击。很少人有胆量发表残酷无情的简单言论。威廉·布莱克是最早注意到科学对“神圣的想象力的艺术”之恶毒影响的人之一，他宣布他所称的“精神礼物”的敌人，是由培根、洛克和牛顿构成的邪恶三位一体。他写道：

幽灵是人身上的理性力量，当它与想象力分开，
把自己封闭在记忆的事物的比例里
如同封闭在钢里，它便制订法律和道德
通过殉难和战争来摧毁想象力这圣体。

我绝无意反对科学或为任何地球是扁的理论辩护，而只是想展示这场冲突的尖锐性，并希望提醒你布莱克在为纯真的想象力辩护时说了什么：

一个人站在他居所屋顶上或在他花园里
一座二十五立方米高的土岗上所见周围
每一个空间，这样的空间就是他的宇宙。
……
至于被理性者看成是一个球体在空虚中滚动的
那个假表面，只是乌尔罗的错觉①。

① 乌尔罗，折磨、痛苦和死亡的王国。它是一个堕落的、物质的世界，已失去与永恒的联系。它是一个错误和误解的王国，那里一切都是颠倒的。

如同布莱克非常清楚的，关键在于把人从世界是完全“客观”、冷酷和漠不关心的这类观念中拯救出来，因为这类观念排斥了神圣的想象力。在布莱克逝世之后刚好半个世纪，这种快速腐蚀，这种不相信任何世界除了相信一个屈从于数学式决定论的世界的快速腐蚀，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和尼采著作的中心。此外，尚有一个可能性，即所有在科学世界观中没有任何地位的价值遭受的腐蚀，将入侵真理这个概念的核心，换句话说，真理的标准将只有在一个可任意选择的参照系统中才被视为有效。预见到这点，尼采对将在不久的将来变得十分普遍的、我们也可以在自己身上看到的心态提出下列定义：

什么是信仰？它如何产生？每一种信仰都是视某物为真实。

最极端的虚无主义形式，将是这样一种观点，它认为每一种信仰，每一种视某物为真实，都必然是假的，因为根本就没有真实世界。因此，便有这样一种其源头就在我们身上的透视法意义上的外观①（只要我们仍继续需要一个更狭隘、缩略和简化的世界）。*

① 指个人或集体只能在特定的时间、环境和事物的独特关系中认识世界。

*《权力意志》（1887），沃尔特·考夫曼、R.J.霍连德尔译（纽约：兰登书屋，1968）。

我刚刚引用的希姆博尔斯卡这首诗，代表着一种诗学，它是对所有标准都在流动的呼应，这种流动如今已被普遍地感受到。在二十世纪的保留剧目中，根本就没有柏拉图式的灵魂与肉体的双重性或永恒的名声──那将不符合我们对不断处于流动的风格和品位的敏感度──的立足之地，也没有任何“作品本身”的立足之地，后者也许是想拯救某个绝对标准的最后尝试。我们之后遗留下来的，将是一句碎语，一个正在消失的笑声。而我们无权去贬低这个清晰而残忍的意识，因为它距离某种英雄主义美德并不是太远。很难说尼采的另一个预言会不会实现，但他关于人将被迫迈向超人的伟大性的话却是值得回味的：

这是一个衡量力量的尺度，看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自己在不灭亡的情况下接受那个仅仅是明显的特征，接受谎言的必要性。

在这个程度上，作为对一个真实世界的否认，作为对存在的否认，虚无主义也许是一种神圣的思考方式。

我们能否在不灭亡的情况下经受得起这样一个局面，也即我们周围所有事物都失去它们的存在，再也没有真实世界？二十世纪诗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它的英雄主义是被迫的，并且拿不出任何证据表明我们已来到变成超人的边缘上。当诗人发现他们的词语只指涉词语，而不是指涉必须尽可能忠实地加以描写的现实，他们便绝望了。这很可能是现代诗歌音调如此阴郁的原因之一。此外，孤立威胁着诗人们。他们与“人类大家庭”之间的纽带，在浪漫主义时代依然完整，即是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名声模式，那种受到别人感激和承认的模式仍然发挥作用。后来，当诗歌转入地下，当波希米亚带着不屑远离市侩，它便在大写的“艺术”作品这个理念中找到严肃的支持，相信其绝对有意义。诗歌带着一个信念进入二十世纪，坚信艺术与世界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但是艺术的堡垒已经在崩溃，诗人那种自以为高于普通凡人的优越感已开始失去其最高的正当理由。毕竟，那位写了一卷卷公众看不懂、一卷卷无人阅读的小诗集的作者，是很难从这样一种信仰中获得什么安慰的──一本诗集所包含的，无非是一句碎语和一个正在消失的笑声。

生物学课给我们的想象力带来很多改变，并不限于那些与个人命运相关的改变。我们不知不觉地改变我们对那些给数千人或数百万人造成痛苦的大灾难的态度。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七五五年里斯本大地震会给启蒙时代人们的心灵造成如此大的冲击，并成为重要辩论的题材。死亡人数约六万，与现代战争中的死亡人数相比很一般，与中世纪黑死病造成的人口下降相比也很一般。然而，这类灾难却被当成是上帝的安排。另一方面，里斯本的毁灭为自然神论者提供了一个理据，他们认为上帝并不介入事件，因为上帝这位伟大的钟表匠让世界自生自灭。否则，他们坚称，上帝就是盲目地残暴的，应受指责。也许这种推论对我们来说有点儿太抽象，因为我们时代的历史悲剧使我们大声发出抗议。一定是有人需要承担责任的，但如果我们开始寻找某个合理的解释，则我们仅有的可能性将是跟随伊壁鸠鲁信徒，他们认为诸神要么是无所不能但又不好，要么是好但不是无所不能。然而，生物学课意味着科学世界观的一场胜利，根据科学世界观，需要承担责任的是因果链。如此一来，把这种思路从自然领域转移到社会领域，似乎也就明显不过了，不管正当与否。当然，指责科学的实际后果有异于科学家的初衷是毫无意义的。然而我们应认识到，科学不只为完善愈来愈致命的战争工具立下汗马功劳，而且渗透集体生活结构，引起各种转变，这些转变的幅度我们现时仍无法弄清。某些观念对心灵造成的污染，也即科学的那些副作用，与源自同一科学的技术给自然环境造成的污染相比是不遑多让的。因此，譬如说，“适者生存”的粗俗版不仅引发文学中的自然主义，而且为以某种假设的社会卫生之名灭绝数百万人类生命创造条件。与此同时，也是科学提供了种族灭绝技术，如同较早时科学为壕沟战里的大屠杀提供工具。

在二十世纪，诗人前所未有地被迫抵抗由事实构成的压力，这些事实与他们多少有点儿天真的本性背道而驰。从很早开始，在生命最初几年，我们每个人都会各自发现，严酷的生存规则与我们的愿望针锋相对。一柱火焰，看上去那么可爱，一碰就会烧伤手指；一只甩出桌面的玻璃杯，不是停留在空中，而是摔得粉碎。对奇迹的渴望，受到所谓“事物的正常顺序”的严峻考验，我们逐渐在家庭和学校的督促下适应这些顺序，作为踏入社会的准备。诗人很可能特别抗拒这种训练，也因此，他们成为传达人类一个普遍渴望的声音，这就是渴望从二加二等于四这种严厉而无情的冷酷中解放出来。在很长时期内，宗教都在阻止现实的某些区域受盲目法则的力量影响，也许基于这个理由，宗教与诗歌存在着某种结盟。不仅城市和国家的命运，而且整个人类的命运都被包括在那个范畴内。毕竟，自然神论者在里斯本毁于大地震之后提出的论点，并未成功废除人们对上帝的根深蒂固的信仰。整个狂喜时代都充满救世梦想，梦想某个民族或某些特定民族的特殊使命，一种已预先写在圣经中的使命。但是后来在蒸汽和电气的时代，进步的概念也同样烙上人类要走的道路已由上帝安排妥当的所有特征。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很可能源自跨过某个门槛：一些太难以想象的暴行似乎不可能发生。但是，从一九一四年开始，这类事情被证明愈来愈有可能。人们发现“文明是会死的”。因此，没有什么可保护西方文明，阻止它陷入混乱和残暴。野蛮状态原本似乎是属于遥远的过去，但是现在它回来了，成为极权主义国家的部族仪式。死亡集中营成为二十世纪的中心事实，有刺铁丝网成为二十世纪的象征。托马斯·曼无疑是对的，他认为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是一部二十世纪开幕著作。欧洲人长期以来一直都在他们的殖民地后园有效地掩藏某些恐怖，直到这些恐怖来找他们算账。超级大国瓜分某些国家的事情，恰恰发生在欧洲，仿佛这是一个分配财富或分配牛羊的问题，尽管被宰割的是民族、城市、家园。危险也在升级，因为原子弹使不大可能的事情成为很有可能：地球的毁灭。如同一个孩子发现火会烧伤手指，发现用力撞桌子锋利的边缘会痛，人类面对着赤裸裸的、按因果律建立联系的数据，再也没有任何神明保护他们，向他们保证会有好结果。

从自然主义角度思考人，这种思考方法因地球上快速增长的人口统计数字而进一步加剧。我下面要提及的对话，在本世纪以前是绝不可能的。这件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占领下的华沙，是我与一位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他是共产党地下党员。我对他那种“必须两者择一”的假设表示怀疑，因为在他看来，无论谁，只要他想有效抵抗纳粹主义，就别无选择，必须完全接受苏联体系。我有保留，是因为苏联那个独裁者实行的大规模恐怖。他耸耸肩，回答说：“多一百万人，少一百万人，有什么差别？”

确实，有什么差别呢？当听说某些地方一些人类遭另一些人类残暴对待时，我们内心的抗议之声回荡在空虚中，而且没有任何正当性，除了抗议之声本身。虽然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间死去的数百万男女老幼至今依然被哀悼，但我们很难不想到一种日益强大的趋势，这趋势就是把人类与苍蝇和蟑螂等同起来；我们可以假设，某个恰如其分的崇高目标可为灭绝苍蝇提供正当理由，而那些未受打扰的人则对此毫无感觉。

一个二十世纪的诗人，就像一个孩子，他被成年人训练去尊重赤裸裸的事实，而成年人自己也是在一种极其残酷的环境中成长的。这个诗人会希望根据某个基本原则来说是或说不，但要这样做的话，他就必须承认在现象的互相作用背后存在着一个有意义的世界结构，而我们的心灵和思想是与这个结构密切联系的。然而，一切都联合起来摧毁这个假定，仿佛它是我们对奇迹的信仰的残余。这是否意味着人类通过以科学为指导，现在已达到成熟阶段了？这是可能的。但尚有另一种可能性。社会组织以某种滞后的方式消化科学的副作用，于是发生这种情况，也即十九世纪科学产生的概念和观念直到现在才刚刚抵达。一个关于世界的新观念，仍在怯生生地发展着，在这个新观念中，奇迹有一个合法的位置，但这个新观念尚需要时间才会被广泛地认识。

如果是这样，则二十世纪就是一个炼狱，在这炼狱中想象力必须在没有这样一个慰藉的情况下运作，这个慰藉能满足人类心灵的一个基本需要：对受保护的需要。存在似乎是被必然和偶然统治着，没有神的干预；直到最近之前，上帝之手都被用来帮助虔诚的统治者和惩罚罪恶的统治者。但如今，即便是进步这个理念──它无非是世俗化了的上帝──也不再提供任何保证了。基于诗艺的天性，诗人都倾向于派发赞美和谴责，现在他们站在一个受盲目力量的行动所左右的机制面前，必须把他们的是和不悬置在半空中。如此一来，难怪有些人要寻找导师，这些导师的思想可以应付严重降级，但也同时提供新的开始和新的希望。本世纪产生了几位卓越思想家，他们的重要性随着时间流逝而愈益显著。其中一位是西蒙娜·薇依，在提及她时，我不能不屈从于个人偏好的诱惑（尽管我对这位作家的尊敬已不再是孤立的了）。

“上帝无一例外地把所有现象交付给世界的机制”；“必然性是上帝的面纱”：这是西蒙娜·薇依。她把决定论扩大至所有现象，包括心理学的现象。对她来说，这是她所称的“重负”的领域。与此同时，她相信无论谁要求面包，都不会得到石头，因为还有另一个领域，“神恩”的领域。这两个领域是同时存在的，而这正是她哲学的核心，它把找不到解决方案时的矛盾合法化；在这种情况下，神的干预与普遍的必然性之间不存在不能解决的矛盾。由于我在这里关注的是诗歌的命运，因此我将回顾西蒙娜·薇依一个与文学有直接关系的文本。这是她致《南方手册》编辑的一封信，显然是在一九四一年夏天，在法国沦陷的冲击下写的：

我相信，刚刚结束的这个时期的作家们，需要对我们时代的种种不幸负责。我这样说，不只是指法国的失败；我们时代的种种不幸，涉及面要广得多。它们扩散至全世界，也即欧洲、美洲和其他已能感到西方的影响的大陆……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一个基本特点，包含价值这个概念的弱化和近于消失。这是那些极其罕见的现象之一，在人类历史上似乎是崭新的。当然，很有可能这种现象存在于一些后来被遗忘的时期，如同我们这个时代也可能被遗忘。这个现象显现于很多对文学来说是陌生的领域，甚至显现于一切领域。你可以在工业生产的数量取代质量中看到它，在学生的学位取代一般文化中看到它。继古典意义上的科学终结之后，科学本身已不再拥有价值标准。但作家们按其天职，应是一种现已失去的宝物的守护者，可他们有些人却为这种失去而感到骄傲。

我知道，引用西蒙娜·薇依是一种危险的尝试。她的思维与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思维习惯格格不入，而她使用的概念，例如善与恶，可能很容易使某个引用她的人被贴上反动分子的标签。然而我想我必须同意西蒙娜·薇依对艺术和文学中某些潮流例如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看法。它们在我们这个世纪的艺术编年史中是受到高度重视的，她却鄙视地拒绝它们，而这可能会引起抗议：

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是极端例子。它们表达了对全面放纵的迷狂，这迷狂控制心灵，一头栽进直观性，拒绝所有价值考虑。善是一个磁极，必然地吸引人类的心灵，不只在行动中，而且在一切努力中，包括纯理智的努力。超现实主义者建立一个无方向的思想的模式；他们选择绝对没有价值作为最高价值。放纵永远使人陶醉，这就是为什么，在整个历史上，一座座城市被洗劫。但城市的洗劫并非总能在文学中找到对等物。超现实主义正是这样一种对等物。

我预料有人会提出反对，认为西蒙娜·薇依发出如此激烈的谴责，是因为法国的失败。不过，请注意，法国的失败是一个对极权主义的反抗软弱无力的典型例子，而达达主义者和超现实主义者对民主政制只有鄙视，在这方面他们堪称波希米亚的继承人。谁知道呢，也许否定真实的思考方式，会间接地伴随着严重的政治后果，尽管这些后果可能不一定发生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相似的环境中。在西蒙娜·薇依对超现实主义的批评的历史场合背后，我们可以找到今天对我们仍然有意义的内容，尤其是她信中以下这段：

其他同一个时期和前一个时期的作家没有这么极端，但他们所有人──也许除了三四个例外──都有着相同的缺陷的标记，一种没有价值感的缺陷。诸如自发性、真诚、无来由、丰富性、充实性之类的词，这类暗示对各种相反价值（译按：例如善与恶。）近于完全漠视的词，见诸他们笔端的频率，远多于与善恶有关的词的频率。此外，与善恶有关的词，尤其是那些与善有关的词，都惨遭降级，如同瓦莱里几年前指出的。

西蒙娜·薇依是勇敢的。如果她认为是真的，她就会说出来，而不怕被贴标签。事实上，她可能会被怀疑与反动分子结盟，因为在我们的世纪，正是这些反动分子成了捍卫价值分辨的后卫。今天的诗人，被卷入各种各样的专业仪式，已太羞于达到这种率直。他羞于什么呢？羞于他自己身上那个孩子，那个孩子想要地球是扁的，隔绝在天空的穹顶下；想要有一对对清楚划分的对立：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不幸地，他在学校被告知，这种关于世界的概念是幼稚的，是属于过去的。他惟一可以做的事情，是采取防御战术，设法组织他自己的主观空间，但他对此完全没有把握，除了知道他像希姆博尔斯卡诗中的海参，把自己分成一个身体和一句碎语。

我的评估听上去很宿命，而这使我不安，因为我是充满希望的，况且我终究还要用某种方式来证明这点。首先，我把诗歌定义为“对真实的热情追求”，而毫无疑问它就是这样的；没有任何科学和哲学可以改变一个事实，也即诗人站在现实面前，这现实每日新鲜，奇迹般地复杂，源源不绝，而他试图尽可能用文字围住它。这种可以用五官验证的基本接触，比任何精神建构都重要。那是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想达致摹拟，想忠实于细节，它有益于诗歌的健康，使诗歌有机会挺过那些对诗歌不利的时期而生存下来。命名事物这一事实，意味着预先假定相信这些事物存在，因而也相信有一个真实世界，不管尼采会说什么。当然，有些诗人只把文字与文字联系起来，而不是把文字与它们在事物中的原型联系起来，但他们在艺术上的失败表明，他们是在违反诗歌的某类法则。

其次，那股推动我们的历史力量，既是毁灭性的也是建设性的，因为它正在发明抵抗毁灭的手段。梦想一个清除了科学和技术的地球，是徒劳的。相反，只有科学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才可以防止自然环境的污染和拯救这个星球的居民，使他们免于饥饿。学校所宣扬的粗俗化科学世界观也是如此。这个类比是不完美的，因为想出一些方法来反对某个已经普遍化了的思维方式，要比想出一些措施来防止河流和湖泊受污染困难得多。然而，有些迹象使我们期待就在科学的源头，会发生某种基本改变，也即技术文明也许会开始把现实视为一个由无数镜子组成的迷宫，其神奇不亚于炼金术士和诗人所见的迷宫。那将是威廉·布莱克和他的“神圣的想象力的艺术”的胜利──但也是诗人身上那个被成年人训练太久的孩子的胜利。

摘自《诗的见证》（再版），黄灿然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预读/校对：陈涛、1379、宋婷、zzj、夏阳

整理：zzj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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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诗｜曼德尔施塔姆：马蹄铁的发现者（黄灿然译）

我荐｜里尔克：我们必须委身于艰难（冯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