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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李立《坠落》【小说月报1期精彩】

2017-03-07 周李立 小说月报
精彩导读

周李立的《坠落》是一篇耐人寻味的小说,小说中写到的是两次“坠落”。这两次“坠落”发生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也有不同的意味,小说通过主人公刘玉勇将之连缀在一起,跨越了巨大的时空,让我们看到了这两次“坠落”呈现出的意味。小说的开头,是一个堵车的日常生活场景,“星期三早晨,刘玉勇如常去上班,如常坐在黑色捷达车后排左侧座位上,也如常被堵在县城中心广场的十字路口”。故事在刘玉勇与他的司机小范之间展开,在不同视角间切换,主要描述了刘玉勇对小范的感觉,在故事的逐渐展开过程中,读者的心理预期被调动,我们会感到这是一个讲述县城官场故事的小说,但就在这种心理预期尚未得到满足之时,小说的叙述方向已经发生了转折。


“刘玉勇二十多年前大学毕业的时候,知道学校有个支教项目,可以去青海一年。当时他以为那意味着诗和远方。后来他不这么看了”。小说的第四节,叙述上的转折将我们带离了刘玉勇平庸的现实生活,在空间上伸展到了遥远的西部,在时间上蔓延到了多年前,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精神空间,那时年轻的刘玉勇和他的八个同伴到青海支教,他们在商量到无人区去探险,同伴中冯媛媛的白血病令人担忧,似乎预示着一个不祥的结局,但她坚持到无人区去的决定似乎无人可以阻拦。在这里,读者对小说的心理预期也发生了变化,不再关注县城官场的是非,而更加关注青年人的热血,冯媛媛的病,也更加关注刘玉勇的精神与情感状态,或许接下来展开的将是他的青春创伤与心理阴影?


但在这里,小说的叙述又一次发生了转折,小说第五节,开头一句,就是“刘玉勇死了”。这没头没脑的一句,一下子打乱了读者的期待,也带来了更多疑问:刘玉勇是怎么死的?而在叙述的意义上则是:小说的主人公死了,接下来的故事该怎么讲?但是作者没有回答这些疑问,反而宕开一笔,从遥远的地方开始写起,当年支教的同伴苏文和陈空竹得知了刘玉勇的死讯,“刘玉勇因公坠楼身亡,追悼会和遗体告别在后天,星期六上午,A县殡仪馆,请务必参加”。这是小说中的第一次“坠落”,但详情则如在云雾之中,苏文和陈空竹踏上了去向刘玉勇告别的旅程,读者则跟随着他们的目光,探寻刘玉勇的死因,在他们的闲谈中,偶尔会透露出一些信息,“如果有一天,我是说如果,冯媛媛被发现,她还会是当年的样子,没有老,没有皱纹和白头发,但我们……”,这让我们隐约感到,多年前冯媛媛之死,或许与刘玉勇的“坠落”不无关系?在这里,小说更接近于侦探小说,似乎有一个秘密隐藏在背后,等待着被揭示与猜测……


小说将两次坠落并置在一起,让人们重新思考生死的价值,充满了思辨性与丰富的意味。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提到古龙小说中的人物马月云更加耐人寻味,“马月云的一生——用一辈子的时间等待一件事情发生、一个时刻到来。所有人生都可以简化为这样的模式。这样一想,一生就变得平常了”。在这里,小说又具有了哲理小说的韵味,“坠落”这种非正常死亡的方式,也穿越叙述中的层层转折与断裂,带给了我们更加丰富的思考,让我们看到“世界的真相”或许并不是那么一目了然,只有穿过历史与心理的种种曲折,我们才有可能无限接近,但永不能抵达。


——李云雷《小说的叙述转折及其丰富意味》




星期三早晨,刘玉勇如常去上班,如常坐在黑色捷达车后排左侧座位上,也如常被堵在县城中心广场的十字路口。阳光刚好穿过剥落的车窗贴膜,漏进车内,在他的黑毛衣上砍下一把光刀。


他发现司机小范这天很烦躁,尽管一年多来,刘玉勇都认为小范不算那种坏脾气的司机。堵车半小时后,小范也按捺不住,先按了几轮喇叭,又下车去打探,回来告诉他,几辆对驶的车互不相让,后面的车又贴上去。车头对车头,打了个死结。


刘玉勇摇下一半车窗,望出去,路面本有余地供车辆腾挪的,只是那点儿不多的地方,已被几家新开张的名鞋超市占用了。鞋店都不叫鞋店了,全叫超市。货架溢出店堂,涌向人行道、自行车道和绿化带。几家名鞋超市看上去也没什么区别,只是各家高音喇叭传出的曲子不一样,但都是欢快喜庆、适合节庆的昂扬调子。刘玉勇上下班总要经过这里,遇上堵车,就常欣赏《步步高》《恭喜发财》和《欢乐中国年》。


他说,不急。


刘玉勇是县城建局长,局长迟到一会儿,当然没关系。县城里的班,不严格,人们九十点才陆续到单位。而且他上午没什么重要的事,倒是下午要去列席县委常委会,决定中心广场的改造方案。


中心广场从他小时候起就是这样子了,几十年都没改动过结构——杂乱的结构,内里却蓬勃,且经年累月越发蓬勃,自然生长、野蛮蔓延,终于撑不住,要炸开般。这里每寸地面,都像反复使用的旧抹布,可看出每次使用的痕迹,旧的痕迹还在,新的印痕又添上,层层叠叠、修修补补。路面挖开又补上、补上又挖开,如积累数年的沉积岩——他的专业是地质。


中心广场的改造项目半年前由县委书记动议,县长极为关心,财政拨款充足。小半年来,刘玉勇一直紧锣密鼓地安排招标。他倾向将广场中心环岛改建成城市花园供居民休闲的方案。周边小店铺拆除、回迁,入驻高层商场。商场旁设计停车楼、影剧院。这是正常的方案,没有亮点特色,却实用、适用,是县城该有的中心广场的样子。


小范说:“本来就堵,那几家卖鞋的又占了半条道,现在还修路,早该把这地方全拆了。”


小范做他的司机满一年了,当初是县长夫人介绍来的。小范和县长夫人是远亲,抑或只是浙江某地同乡,他们没明确说,这类事不好明确说。城建局是好单位,司机不是好工作——介绍这样的工作便很得体、讲分寸——好与不好相结合、能互补。刘玉勇不关心小范和县长夫人的关系,只确保没有程序错误即可。司机不占编制,属于外聘工人,所以刘玉勇也算不得徇私。


初见小范时,刘玉勇觉得他乡野气息重了些,简单说是粗野又善良的那种气息。开车技术还可,只是不适应城里的道路,有时会急躁,左奔右突,极不稳妥。刘玉勇说过他几次,小范也不介意,只是道歉,然后保证一定改。倏忽一年,小范身上的野气渐退,开车也不再超速。只是那种淳朴善良,似乎也消失了,大概跟局里的同事们也学来些心机。


让小范当司机是否是个错误?他想,县长是在监控自己吗?其实,他当初也这样怀疑过,只是他堂堂正正一个人,怕什么呢?这样一想,也很容易释然。


但小范一周前为什么要说那些话呢?——那些人说,他们知道你做过什么,如果那什么,他们会捅出来。


当时,刘玉勇是不在意的。不过是泛泛的威胁,他清楚,那些人手段高明,只是用错了对象。他理直气壮地告诉小范:“随他们去。”然后下车,依稀听小范在车内嘟囔着什么。他没细听,因为不需要——难道小范也以为他真有把柄吗?


那些人,是中心广场改建项目的一家竞标商。他看过他们的竞标书,改造方向竟是华北鞋城——他们要把这里做成华北地区鞋品集散中心。那几家新开张的名鞋超市,让他隐约窥见其间关联。但琢磨不透,线索还未全面浮出。这里并不产鞋,连做皮鞋的牛皮羊皮都没有。唯一有关联的是县里生产绳子——可以做鞋带吗?华北鞋城的想法古怪又突兀,他也就从没考虑那些人的方案。


那些人,倒是老早就找过小范,要往捷达后备箱放两箱东西。小范没敢要,不过小范猜那应该是两箱茅台酒。小范清楚刘玉勇从不要那些东西。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刘玉勇总是让小范给人家送回去。刘玉勇也担心小范会委屈,毕竟别的局长司机如何他可以想见——局长看不上眼的东西,都是司机的。小范偏生遇上他,没好处可拿。于是他常给小范塞一包妻子做的面点,不值钱,只多少算种安慰。


小范说,那些人,有东南沿海口音。


他猜应是福建或浙江,有南方人的坚韧。浙江不是生产皮鞋吗?


先送礼,再威胁,那些人肯定成功过,所以在他身上复制经验。谁没点儿不能见光的秘密呢?





很多年来,刘玉勇都不常想起青海的事,直到一周前小范重复说了那些话:“那些人说,他们知道你做过什么,如果那什么,他们会捅出来。”


星期三这天,小范又说了一遍。说完后,小范扭头看他,两人却同时一趔趄,捷达熄火了。


“哎哟。”小范叫了声。


刘玉勇说:“这老车,熄火才正常呢。”


没想到小范问:“听说您父亲是老司机,您也会开车?”


他否认,只说小时候当好玩学的,并不真会,何况多年没握方向盘,技术怕早丢了。


小范又问,多少年?没准还能捡回来。开车跟游泳一样,学会了一辈子也不会忘的。


刘玉勇很多年都没开过车了。在县城,几乎没人知道他其实是会开车的。有些老人当然会记得,他父亲曾是县供销社开大货车的司机,他小时候也跟父亲学过几天。个头长得快,十二岁,一米六五,腿长,能踩死大货的刹车。只是转方向盘要下死力。为此他练过一段时间双杠,主要练臂力。那时正发育,吃得多又好,每天早晚各一枚鸡蛋,无氧运动和高蛋白结合,作用出与年龄不相称的肱二、肱三头肌。再去转大货车的方向盘,轻而易举。但他没去考驾照,那时人们对这事并没上心。后来上大学,便忘了这回事,以为总有一天会去考的,就拖延着,直到大学毕业也没落实,和很多事一样悬置、无后话了。少年好奇,再多技能也学得来;日后则觉烦心,一心只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当局长前,刘玉勇骑自行车上下班;当局长后,就坐局长专车——捷达。县长专车是丰田越野,像县长一样高撅鼻子。刘玉勇认为,越野车虽然那么贵,真坐上去,其实跟皮卡也没区别。


皮卡是刘玉勇最后一次开过的车,那还是当年他在青海的时候了。


他突然意识到,小范的问话是种暗示。那些人的威胁跟青海有关吗?又突然记起,小范也是浙江人——他跟县长夫人是同村,而县长夫人是浙江人。他们和那些浙江商人,是否本就是同一伙人?


小范直接说到青海去了:“我没去过青海,但在青海开车,肯定很危险。以后有机会,我要开车去西藏青海转一圈,当然得先有辆自己的车……”


刘玉勇打断他:“那些人还找过你吗?”


他的打断太突兀,小范没明白,停顿片刻才回答说:“没有了,只是上次,我告诉过你了。”


他没说话,寻思刚才的问话是否不自然,泄露了心虚。


小范悄声说:“我听说那些人很厉害的,他们的项目在全国扩张,怕是每座城市都有他们的‘特务’。”说完又笑起来,大约认为“特务”用在这里,值得一笑。他却听小范每个字都是暗示,笑不出来。


捷达车还停在原地,小范又下车去观望,回来说,交警马上就来了。“这样子,必须得警察来才行。”


刘玉勇突然希望能一直堵在这地方,设身处地,就更容易想明白问题。而答案取决于那些人是否真知道他做过什么,又是否真有证据。


队尾的车辆在缓慢移动,先倒车,让出空间,再往前,是“欲先进、必先退”的方式,也是暗示。车窗两边,自行车迅速超过汽车的长龙。


有一瞬间,他发现世界安静极了,没有《步步高》的音乐,也没有自行车铃和汽车喇叭的声响。路对面,修路的工人、运载水泥的巨大机器,只剩下默剧般的机械动作。也是那瞬间,他感到一种宁静的幸福,真是难得。他曾以为再也不会幸福了。


这其实是重要的一天,对他而言,一点儿都不平常。





刘玉勇出生、成长都在县城。除去四年大学在北京和在青海支教的一年外,他几乎没出过远门,这和他县城里的朋友很不一样。那些人总是挖空心思制造出远门的机会,招商引资、开会、学习、考察或交流之类,每年都能有那么几次。他从来不找,有现成的机会也不去。他偶尔去趟石家庄或北京,也是因推不开的工作需要。省城和京城分别位于县城南北,其实都不远,所以他认为那算不得出远门。他还谦让过两次出国考察的机会,一次去澳大利亚,一次去日本,都是市里组织,各县都有人参加。有人说他太刻意,猜测他是否有更大的野心。他只好更低调,毕竟没人理解他的苦衷。好在人们后来都习惯了他的做派,也没人跟他计较了。在城建局长的正科职位待满八年后,就更没人跟他计较了。


他和妻子是幼儿园同学、小学同学、中学同学。高中毕业后,他去北京上大学,学地质。她没考上大学,家里在邮局给她找了份工作。他孤身回来,分配在县政府规划办做小科员,故人重逢,不是相见欢,只是觉得久处也不厌。在县城,久处不厌的人就可以结婚了。妻子在邮局的工作不需太多技术,只是烦琐。后来邮局系统更新换代,她无论如何也学不会电脑的复杂操作,便被调去卖邮票。这地方集邮的人不多,邮票柜台兼卖电话卡和杂志,总是积压、卖不动。渐渐连寄信的人都少了,电话卡也退出历史舞台。邮票柜台被遗忘,邮局干脆关闭了邮政大厅角落的小柜台。那年正逢他初任城建局长,势头看上去总在上升中,她也就申请了病退,回家相夫教子。她认为自己辛勤工作十几年,最后结局十分悲哀,而其中原委,是这世界一直在变,而她并不想变。她追呀追,也追不上这世界,只好不追了。作为北方女人,妻子生得高大,少些灵活。性格和体型相匹配,她的人也是又冷又硬地决绝着。这样有些事就无法希望她能理解,他也就从没向她解释过,他自有的那套秘而不宣的辩证法。


在县城政界,他也不是没有再上升的可能。县里领导各方面条件放到一起,显而易见也不如他。他多年前从京城名牌大学毕业,去青海支教后分回县城。他没抱怨,因为分配这回事有太多人为因素,况且回县城的结果,其实也合他心意。京城的车水马龙,在他看来与己无关。青海倒好,终究太偏僻。县城离北京很近,一百多公里,高速直达。也许将来会是京城的七环八环呢。这里的生活,和北京迥异,像隔开了三十年时间。他喜欢这种距离感。


刚工作时,人们背地里都说他,人年轻,其他都好,就是太内向,有时候想不开。看他的眼神也像看叛徒。“不适合机关工作”,年底述职会,他得到这样的评判,“学究气,毕竟是大学生,缺少历练,应该去基层锻炼几年”。然后,他才被调到城建局,油水很厚的单位。大概人们认为这对他来说正合适——他不是宣称吃素吗,那就去油锅里历练和见识吧。


县城的城建,工作不多。只是近年,小城突然打足精神成长,道路拥堵变得严重,城周边有新建楼盘,市政设施看上去也都该更新换代……他的工作才开始繁重。不过他还能应付,况且当局长后,再没同事宣称他“不合群”了。小范告诉他,他在局里的口碑,其实一直很不错。他没去分辨小范是不是在讨好自己。因为他对自己的口碑如何,好像也不太在乎。





刘玉勇二十多年前大学毕业的时候,知道学校有个支教项目,可以去青海一年。当时他以为那意味着诗和远方。后来他不这么看了。他明白自己报名其实是因为恐惧。怎么能不恐惧呢?清贫又稳固的工作即将开始了,想来人生就再没变动的可能了。如此就要开始一生了啊?总还是不甘心的。那么趁着年轻再干点儿什么吧,就像给自己争取一年的“缓期执行”——这话是冯媛媛讲的,“你会工作一辈子的,不着急,但是支教的机会,以后再也不会遇到了”。


刘玉勇很快就报了名,因为人生还长,他还可以做些事,比如去遥远的青海,人少地广。他查了地图,找到他们将去的地方,细小的县名孤零零标注在一个偏远的位置。还有条细线标记的道路,通往县城北边的无人区。


那年九月,他们五男四女就到了青海。其中八个是同校一届的毕业生。领头的冯媛媛,是另外八个人的辅导员,比其他人高三届。冯媛媛毕业后留在校团委做学生工作,长得很漂亮,两条黑辫子在头顶处绕两圈,像藏族人那样,身量也像,因为丰满。腿很长,不过也因为腿太长,所以没有腰。


高原的天空低,随时都会压下来一般。他们去的小学,只有两排平房。前排是教室、办公室,门上挂小学的门牌。后排是宿舍、食堂。宿舍很多,食堂只小小一间。一共五个班,百余名学生,都是走读的。校长老梁,此前一直一个人上课。老梁也住学校,没有家人。他那间宿舍,是最好的,因为门前有棵斜着长的树。树是这里稀罕的东西。树上挂口钟,老梁还管敲钟。老梁的衣服和抹布洗了就挂树枝上。高原干燥,衣服转眼就干透。老梁还在树底下练嗓子。秋天,老梁一嗓子喊出来,树叶就扑扑往下掉。


县政府在学校旁边,也是两排平房,中间没有围墙,只有道砂石垒的矮墙,膝盖高。学校还有根旗杆,上面总有国旗在飘。高原风大,留不住云。有点儿云,瞬间就散了。风也终日刮得褪色的国旗呼呼作响。


县政府前有块长方形水泥地。后来小学生开始做课间操,就去水泥地上列队。在政府上班的人,都从窗户探出半个身子,看学生做操。县政府时常派人来慰问,有新鲜蔬菜也给他们送来。两棵白菜冻得硬邦邦的,小秘书一手一棵提来。


刘玉勇喜欢运动,大学时就是学校标枪队主力,虽然标枪队一共只有三个人。青海这地方什么都缺,就是不缺空地,很适合练标枪。但这里没有标枪,这儿的小学连体育课都没有。刘玉勇就扔石头,他说,臂力不练会退化的。其实,他只是闲不住。石头从小学飞到县政府,他又跑过去扔回来。两次后,面色黑红的小秘书就制止他,“小刘,知道的说你在练标枪,不知道的以为你对政府有意见,朝我们扔石头呢。”他就再不扔石头了。


学校开了体育课,刘玉勇负责。他带学生跑步,跑了一百米,停下来,解释说自己不擅长下半身运动。这话在男生中传开,一度成为笑谈。


后来就竖起了两个双杠,县长个人捐款买的。刘玉勇发挥自己上半身力量,整日在双杠上翻筋斗,简直是赌气般,要证明自己擅长运动。冯媛媛她们四个女生喜欢在双杠上晾衣裳。刘玉勇说:“两个双杠,能不能留一个给我?”而后女生的衣服就挤着晾在一个双杠上。


十月一到,雪很着急地把一切都盖住了:老梁的树,树上的钟。双杠上白茫茫一茬茬雪,连旗杆也顶着白色的小帽子。有雪又有风的日子,来上课的学生都少了。


白天还好,夜晚却难打发。不是冷,是无聊。刘玉勇再不能在双杠上翻筋斗了,除非他想手掌冻掉一层皮。县政府送来面粉,白菜越来越罕见。好在都是年轻大学生,身远地偏,心思却仍是大的。这些心思从书本和音乐里来。书多是自己带的,衣服可以少带,书一定多带。专业书看来看去就索然无味,诗歌和小说开始流传。县邮局有《人民文学》,他们订阅的,总是晚到几个月,那也无妨。冯媛媛有时去县政府借《人民日报》,也是一星期前的报纸了。


那些晚上,他们都在老梁的宿舍,听音乐、聊天。冯媛媛说她睡觉晚,但她又总是起床最早的人。刘玉勇怀疑她是否一晚上都不用睡觉。一本杂志,她一晚就看完,第二天一早便拿给其他人看。她说时间不够,只能抓紧些。刘玉勇觉得奇怪,因为他的时间却是多得没法打发。


那一阵,崔健已经唱过了《一无所有》,“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有时他们见面,先吼一声“你何时跟我走?”天低云淡,歌声响亮流传。有一次,县政府那边不知谁拉开嗓子回了句:“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这边的人就大笑起来。


刘玉勇当时正跟冯媛媛聊天,靠着老梁宿舍的窗户,木窗台上黑乎乎的都是积年累月的沙土。他们说到王蒙的小说《蝴蝶》。他依稀听见冯媛媛低声说:“才不是一无所有……”但她的声音沉淀下去,难以察觉。待他问她的时候,她只是否认。


如何说起去无人区考察的?应该跟《人民文学》上一篇讲青藏高原无人区的小说有关。有段时间,他们总是谈论这事,其实也没其他事可谈。冯媛媛最热心,老早就说:“县政府的皮卡可以借给我们用。”


一个女生迟疑着问:“我们去做什么?”


“去考察、探险,我们学这么多年科学,不就是为了探索未知吗?”冯媛媛一甩辫子,像《红灯记》里的李铁梅。


她和苏文的专业都是生物。她说,无人区的生物考察项目,多好的想法。他们的大学从没人做过,何况他们已经在无人区边上了,再走五十公里,翻过一座冰山——海拔也不高,不过四千米——就能去无人区。


“四千米?我会有高原反应的。”那女生说。他们都有过高原反应,缺氧,像喝醉般在平地上也只能走曲线。每人适应高原反应的过程不一样,那女生适应得慢。


“你可以不去。”冯媛媛别过脸。女生不再讲话,只怔怔把两手十个指头拧成一团,像朵复杂的花苞。


老梁在吸烟,一尺余长的烟袋,端在右手心,这时他突然咳了一声。他们都看他。他眯着眼睛叭完一口,才睁眼,慢吞吞问:“咋了?”除了早上练嗓子的时候,他多数时间只是个沉默的老人。有次刘玉勇问他为什么练嗓子,他说:“不练练,嗓子就没用了。”这地方人少,没人说话,他担心嗓子功能退化。


刘玉勇说:“去看看呗,来一趟不去无人区,也可惜。”他不再练双杠后,就精力过剩,每天在指甲盖大的县城逛。后来就逛出城去了,不过城外什么都没有。也不对,还有荒原。刘玉勇和陈空竹都是地质系的,于是他们说起那种黑色的石头。


“因为含有矿物吗?”陈空竹问。


刘玉勇以为,不是矿物,而是“黑皮玉的原石”。这种玉石存量极少,且都产自高原。他已经捡了不少回来,还解释说:“现在捡石头,不扔县政府了,得留着研究,而且,说不定运气好,会在无人区发现矿藏。”他想就算没有矿,弄些黑皮玉在手里,也是不错的。


冯媛媛说:“反正,我们做点儿什么都比什么不做好。”


“如果真的发现稀有矿藏,怎么证明是我们发现的?”陈空竹问。大家都认为这问题确实难办。“我想,一定要先给大学知会一声,这样万一,万一呢……是不是?”


“我给校团委打报告。”冯媛媛立刻保证。


“我可以开车,我不会走路就会开车了。”刘玉勇也拍着胸脯。


“不过,我觉得发现矿藏这种事,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毕竟是有立场和想法的年轻人。”冯媛媛说。


“立场?什么立场?”


“对,立场和想法,我给你们听首歌,今天刚收到的磁带。”冯媛媛答非所问,雀跃着站起身去放磁带。磁带是她的好友从北京寄来的。老梁房里有台双卡录音机,是公物,在堆满杂物的写字桌上占了大半个桌面,显得很神圣。


“无垠的旷野之中,一片干裂大地。在夜的世界里,袭来的是阵阵的热风,黎明泛红的天空中,燃烧着九个太阳……”


冯媛媛说,唱歌的人是齐秦,一个台湾人。“为什么偏偏是九个太阳?”她说,“我们九个人,不是九个太阳吗?”


磁带是翻录的,不知翻过几版,效果不好,从头到尾只有一首歌。


刘玉勇后来很怀念那晚的时光。因为他们有了一个目的,用冯媛媛的话说,有了“立场”和“想法”。目的这东西,有时就像操场上那根旗杆,看似没什么实际用处,不能晾衣服,也不能当双杠玩,但它立在那里,你就觉得不一样,因为它就是中心,你就得仰视它。



几天后,刘玉勇午睡醒来,准备出去寄信。阳光猛烈,朔风呼啸,操场上空无一人。他远远看见,旗杆下多出一丛绿色灌木,走近才发现是冯媛媛,她晕倒了,绿色棉衣十分抢眼。刘玉勇叫她也不醒,他没多想,背上她就往县医院跑。


为去无人区,她把自己累倒了。她确实忙碌了几天。没有经费,她要想办法筹措。县政府也无力支持,不过答应把皮卡借给他们用,还专门请人对车辆做了改造。皮卡后车厢原是敞开的,只是拉货用,现在要坐人,就得搭棚子,用编织布挡起来。车厢里安上木板,固定结实,当椅子。座位有限,无法再带上一名司机,好在刘玉勇会开车。这些事情想来容易,一件件做下来,也千头万绪。


县医院比小学校还小,缺医少药,白布棉门帘是发黄的,上面的红十字不太明显。医院的人不知是医生还是护士,给冯媛媛灌了白糖水,他们的诊断是她低血糖,说需要补充糖分,然后休息。喝了糖水后,她醒来,张口就问这是哪里。


刘玉勇说是医院。


她突然激动了,手舞足蹈地说要回去,“我怕医院,我不在这里。”就像撒娇的孩子。


他想了想,觉得“低血糖”确实没有待在医院的必要,就同意了,他背她回宿舍。她趴在他背上,软软的,像没有骨头。


走出医院,天色已黄昏,她突然凑近他耳朵说:“你知道吗?校团委派我来支教是有原因的,领导认为我不适合重要岗位的工作了,就是边缘化了。”


他想,她是不能被边缘化的,所以她还在争取,就说:“支教只是一年,很快就回去了。”他记得,当初她劝他来支教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讲的。


她说:“有些事,你不明白。我可能没有一年时间了。”


……


——摘自中篇小说《坠落》,作者周李立,原刊《芒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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