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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手记 | 《蓝盒子》之外,武汉的ICU里还有红黄白

杨深来 DOCO热纪录 2021-03-02

策划:DOCO编辑部 澎湃新闻
撰文:杨深来
编辑:徐婉 印雪

武汉疫期,澎湃新闻共出品了两支纪录片,一部是由范俭导演的《被遗忘的春天》聚焦社区,武汉的“日常”;而今天DOCO君将要推荐的另一部《蓝盒子》则是关注医院——武汉的“非常”。
 
抗疫中,医院永远是第一主战场,医疗纪录片不可缺席。三月中,澎湃新闻团队深入武汉医院“红区”,45天真实记录发生在那里的生死无常与日夜守护。

纪录片《蓝盒子》海报
导演/ 杨深来
出品/ 澎湃新闻
 
武汉市肺科医院是当地最后的七家新冠肺炎定点医院之一。抗疫百日,位于医院13楼的ICU病房,共收治了81名急危重症患者,留下了81个蓝色的病例盒。“一个盒子,就是一条命。”ICU主任胡明和援鄂专家一道,为患者的生命摆渡,而当病房外的世界苏醒,患者们仍然在与病毒对抗,在充满挑战的愈后康复路上一步步前行。
 
《蓝盒子》已于7月16日在澎湃新闻首发,并将在各大视频平台陆续上线。我们邀请到该片导演杨深来,以手记的方式回顾他在武汉所见到的那些难忘的色彩与瞬间。

纪录片《蓝盒子》预告
点击“阅读原文”,观看完整版纪录片

文/ 杨深来
 
当开始写这一篇手记的时候,想到这部纪录片并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心里是忐忑的。所以,想把这篇文章当作一份笔记,为一些纪录片之外的细节和想法存档。
 
来到武汉时,已是三月中旬,疫情带来的至暗逐渐褪去,那些更为外显、到达顶峰的情绪,也在抗疫的拉锯中被磨平。在我的预期中,并不希望这是一个仅仅关于医护人员“逆行抗疫”的故事。在疫情的下半场开始拍摄,我想以疫情下的医院为一个故事空间,串联起医生、患者如何走出疫情的拉扯。

影片截图,ICU“最艰苦的阶段”

带着一些预设,进入医院和ICU拍摄是有风险的。我们的所见并非如同预期,但也同样足够触及自己的内心。完成这部纪录片之后,当再回过头去浏览硬盘中2万多分钟的素材时,我们才在冷峻的ICU内,看到了其中不同的色彩:红色,黄色,白色,当然还有蓝色。
 
这些色彩里,包含了不少故事,有些是我们未能剪辑进入成片的。
 
 
在新冠疫情之下,被病毒所污染之处被称为“红区”。从三月中旬到四月末,我们开始日常出入于“红区”内外,无论从视觉还是听觉上,都能真切地感知这两个空间的变化与差异。

片截图,武汉市肺科医院ICU主任胡明

3月的武汉,一场春雨过后,依然是冷寂的。第一次走进住宿的酒店,绝大多数人都把外衣、外裤和鞋脱在房间外的走廊上。我也被同事反复提醒,要把房间分成半污染区和清洁区,而走廊属于污染区,而拖鞋也需要准备两双,分别放在房间内外。
 
新冠病毒所带来的最大恐惧是未知。当时,我们不知道病毒从何起源,如果传播,又该如何治愈,不知道病情会在何时突然急转直下,我们也不知道身边路过的人是否是在潜伏期的感染者……而我,也不知道在酒店中的防控措施是否有效,或者是否并没有必要。
 
这种未知带来的紧张感,蔓延在武汉,使得这座城市变得异常安静而疏离。

影片截图,“封城”期的武汉
 
进入武汉市肺科医院13楼,穿戴好防护用品,再穿过缓冲区,就可以进入“红区”。
 
作为“红区”的ICU,是嘈杂的,这是用来打破未知的声音——对讲机里的呼叫声、医生护士的对话声、负压病房通风设备带来的底噪,伴随着十数台生命支持设备,此起彼伏而有节奏感的警报音,“滴滴滴,滴滴”。
 
在拍摄开始的第三天,我们记录下了一位ECMO(体外膜肺)病人转院至肺科医院ICU的全过程。这位病人被安排到ICU内的一个单间,11床。ECMO病人身上插满了各种管路,除了ECMO之外,还有CRRT(血滤)和呼吸机,这些管路与病人的动脉、气管直接相连,转运需要数十位医生和护士协力,是一个费力也费心的操作。医护塞满了整个单间,相互间几乎得扯着嗓子才能透过N95口罩,盖过仪器的蜂鸣声,完成对话、提醒和指令,如同在战场上一样。

影片截图,紧急接收转运的ECMO病人
 
这间ICU的负担太重了,他们与金银潭医院、雷神山医院等被列为最后阶段的7家定点医院。几天之内,ICU接收了多位ECMO病人,在这个10张床的病区内,患者几乎100%插管,最多时收治了7台ECMO(体外膜肺)病人,另有多名病人同时依靠CRRT(血滤)支持。
 
嘈杂间,也会听到叹息声。
 
 
在ICU,病人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能够走出“红区”的都是幸存者。
 
我们拍摄了一次仅有ICU医生参与的内部会议。在疫情的攻坚阶段,定点医院被要求不计成本地救治急危重症患者。这场会议的气氛很凝重,在场的人都明白,即使竭尽努力,有时死亡是不可避免。
 
而在“红区”里代表死亡的是黄色的尸袋,和装有遗物的黄色医疗废弃物塑料袋。
 
在肺科医院ICU里,我们亲历了四位急危重症病人的离世,“黄色”出现了四次。

影片截图,11床患者经抢救无效死亡
 
前面提到的11床病人,在入院一周后病危。午后,医生已经进入单间进行心肺复苏抢救。在穿着防护服的情况下,抢救变得更为消耗体力。四位医生用接力的方式,持续不断地,进行按压。但到了下午四点多,“黄色”还是出现了。
 
在11床对面的另一个单间里,12床的生命同样令人牵挂。两天前,六省专家为12床做了武汉第二例VVA-ECMO支持,第一例病人没有挺过24小时。
 
当天深夜,12床在接近存活48小时时病危。在“红区”外的护士站,医生拨通了病人家属的电话。通过生命体征的监测,死亡已是可以预知的了。他叹了口气,扳着手指告诉我们,这是一天之内第二位离世的病人,而3床可能也只能撑到明天。
 
影片截图,一天之内,在病区对门的两床患者相继离世
 
即便如此,“红区”内的医生还在进行按压,努力维持病人的心跳。这是一次超过五个小时的心肺复苏,医生还是没能在凌晨拖住要离去的病人,“这一次疫情,确实生死无常。还有很多竭尽努力了之后,甚至都已经可以预知他什么时间点,但是你看着他没办法的,太多了。”

片截图,“这一次疫情,确实生死无常”
 
在最终的成片里,“黄色”并没有真正出现。我们用了三月末的一场雨后的落樱,试图含蓄和克制地表达死亡。

影片截图,三月末的一场雨后落樱
 
离开12床的单间,11床已经进行了彻底的消杀,这个空床位在第二天就会住进新的重症患者。
 
 
在ICU,白色是大面积的。白色的防护服和白大褂代表着医生和护士。
 
武汉人胡明是肺科医院ICU的主任。在这个成立于2015年的ICU里,除了胡明以外只有4位医生,其中3位是90后女医生。新冠疫情爆发后,他和两位国家派驻的专家一起,带领着这批缺少危重症经验的年轻医生和各省援鄂医疗队,面对肆虐而无常的病毒。

影片截图,胡明与医护团队开会
 
在疫期,胡明每天就睡在医院7楼,那里的病房被院方腾空供医护人员休息。他不敢离开医院回到酒店,怕有突发状况不能及时赶到。疫情管控的制度下,他更不可能回家。胡明的妻子王洁是同院发热门诊的护士长,出入“红区”的夫妻二人只能把儿子豆豆送到爷爷家暂住。
 
豆豆有些“埋怨”自己的爸爸总是不回家,“我二月份问你,你说到三月份。三月份问你,你就说到四月份。现在问你,你又说还有两个月”,这是父子间在疫期为数不多的视频电话,“我觉得你有点‘骗’的感觉。”

影片截图,胡明和妻子王洁跟儿子视频
 
即使在同院的夫妻之间,每天也未必能见上一面。王洁给丈夫打电话,还得挑一个他可能不在“红区”的时段,简单地说上两句。
 
只有在查房完毕的深夜,当一切事宜都暂时安排妥当时,胡明才得以偷偷点起一支烟,看看同行间关于新冠的论文,算作是休息和放松的时刻。也是在这些时刻,他和我们聊起,关于他对ICU的理想,关于他对“医生”与“大夫”的理解,还有带着些许无奈的坚定信念。

影片截图,深夜,胡明在办公室
 
胡明身上的担子的确不轻。除了正常的治疗工作外,他还亟需把年轻和没有危重症救治经验、ECMO操作的医生培训起来。胡明是个急性子,有时年轻医生对治疗没有头绪,被训斥可能是免不了的,他说不能让病人吃亏。

影片截图,胡明“训斥”90后住院医生陈玉梅
 
住院医生陈玉梅是三位90后女医生之一,没少挨胡明的骂。一次夜班后的清晨,陈玉梅负责的病人病危,她很沮丧于自己用尽了所有方法,病人的情况还是没有任何好转。在和家人的通话中,这位92年的年轻医生说,当更专业的医疗队进驻支援时,她愿意退到二线辅助,不是因为劳累,而这样病人可以得到更好的救治。

影片截图,陈玉梅和家人通电话
 
这个小小的ICU里,有上百名本院和各地医疗队的医护人员在疫期先后进入“红区”。内蒙古援鄂医疗队的医生伟伟,在撤离武汉前的最后一个夜班时,没能救回3床的病人。整个上午,除了交流病情,他就没再和人说话。医疗队之间在相互磨合时,因为琐碎的细节发生过颇为激烈的口角。武汉宣布“解封”后,援鄂医生们归心似箭,这也在正常不过,他们多数人已在武汉驻院超过60天。
 
新冠肺炎患者在ICU内清零后,胡明才在四月底再一次见到儿子。胡明计划等疫情过去之后,带着全家去拍一张第一张全家福。他也对我们说,自己欣慰于让一些家庭在疫后还有机会可以拍一张完整的全家福。
 
 
一排81个蓝色文件盒码放在护士站内,这里面装着81份病历。蓝盒子的侧边,是由不同字迹写下的序号、姓名和床号。新冠肺炎疫期,这家定点医院的ICU共收治81名急危重症患者。胡明指向这排文件盒:“这一条,一个盒子,就是一条命。”
 
影片截图,81个病历盒,一个盒子就是一条命
 
翻开这些病历,第一个让医生看到希望的是杨竑。这位47岁的长江医院医生在确诊新冠肺炎后,三上三下呼吸机,终于挺到了康复阶段。3月末,病情好转后的杨竑被转到在ICU二病区继续治疗。
 
摘下呼吸机之后,由于长期处于气管切开和镇静状态,杨竑需要恢复说话和肢体的行为能力。而在他可以重新说话之后,这位医生做的第一件事是翻开手机里的未接来电列表,一一回复。他很看重人情,在得知自己病情加重即将插管时,他交代给妻子黄敏自己与朋友间的人情往来,同为医生,他明白一旦进入插管阶段,自己并不一定能够从镇静中醒来。

影片截图,住院治疗中的杨竑
 
在4月的康复治疗阶段,杨竑被转入武汉第一医院。转院途中,黄敏也终于在时隔3个月之后看到了丈夫一眼。
 
胡定江是在ICU内逐步康复的一位ECMO病人。康复阶段,他的情绪总是不好,看着病人逐渐转出,ICU里的病人越来越少,他有些心急。有时会拉扯还未摘下的呼吸机,身体机能尚未恢复,也不愿与医生进行简单的眼神和手势交流。

影片截图,陈玉梅鼓励康复中的胡定江
 
从深度镇静中苏醒,胡定江的眼神有些空洞,他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免疫系统与新冠病毒打了一场惨烈的战争,留下的“残垣断壁”般的身体机能,“在床上躺了多久,就需要同样长的时间恢复。”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解锁手机动作,胡定江在医生的帮助下,从最简单的抬手握拳,到双手交叉,最后尝试了十多次点击屏幕的动作,才磕磕绊绊地,准确地输入了锁屏密码。


影片截图,妻子李家慧安慰康复中的丈夫
 
妻子李家慧的视频通话才勉强安抚了丈夫的情绪,她也告诉护士,丈夫爱听一些音乐入眠。在那个午后,仅剩下3位病人的ICU里,已没有了一个多月前的嘈杂。护士为胡定江播放了一首安眠曲,心电监护仪上的曲线,似乎随着旋律平顺地起伏。


影片截图,和妻子视频通话后,胡定江默默留下眼泪
 
对于胡定江的家庭而言,愈后的道路并不会那么平顺。出院后,他可能还需要至少半年时间恢复正常的身体状态,才有可能回到疫情前在一家大型车企的装配流水线上。而原本在一家酒店做服务员的李家慧,则在复工后辞去了工作。她想全身心地照顾劫后余生的丈夫,但这也使得普通的打工者家庭在未来的半年之内,没有了经济来源。尽管李家慧认为“没钱就少吃少用”,但当我们和胡明聊起时,他却有些担心,“这样压力太大,不一定是好事。”

影片截图,摆放在科室中的病历盒
 
新冠清零后的ICU进行了消杀,只剩下81个蓝色病历盒静静地排在护士站中,里面装着一条命,一个家庭,和一个故事。
 
在决定拍摄新冠疫情中的医院前,我请教过几位业内有经验的导演和前辈,得到的反馈是多是“医院是很难拍摄的”,当时并不能完全理解其中含义。
 
现在想来,讲“医院”这个空间里的故事,不能落入俗套,也需要在疫情下及时应对各种无法预知的变化,而深入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的故事,也是一项对体力和脑力的考验。对于初试纪录片拍摄的我而言,能做得更好的,和遗憾的都有很多。

“解封”后的武汉
 
走出ICU,在4月8日解封后的武汉,也找回了往日的烟火气和喧嚣,我们试图在纪录片的主线间穿插这些市井场景。武汉也如同一位进入ICU的重症病人,经历过至暗时刻的苦痛,而今也像胡定江和杨竑一样,一步步地恢复机能。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纪录片《蓝盒子》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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