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手记 | 《蓝盒子》之外，武汉的ICU里还有红黄白

策划：DOCO编辑部 澎湃新闻
撰文：杨深来
编辑：徐婉 印雪

武汉疫期，澎湃新闻共出品了两支纪录片，一部是由范俭导演的《被遗忘的春天》聚焦社区，武汉的“日常”；而今天DOCO君将要推荐的另一部《蓝盒子》则是关注医院——武汉的“非常”。

抗疫中，医院永远是第一主战场，医疗纪录片不可缺席。三月中，澎湃新闻团队深入武汉医院“红区”，45天真实记录发生在那里的生死无常与日夜守护。

纪录片《蓝盒子》海报

导演/ 杨深来

出品/ 澎湃新闻

武汉市肺科医院是当地最后的七家新冠肺炎定点医院之一。抗疫百日，位于医院13楼的ICU病房，共收治了81名急危重症患者，留下了81个蓝色的病例盒。“一个盒子，就是一条命。”ICU主任胡明和援鄂专家一道，为患者的生命摆渡，而当病房外的世界苏醒，患者们仍然在与病毒对抗，在充满挑战的愈后康复路上一步步前行。

《蓝盒子》已于7月16日在澎湃新闻首发，并将在各大视频平台陆续上线。我们邀请到该片导演杨深来，以手记的方式回顾他在武汉所见到的那些难忘的色彩与瞬间。

纪录片《蓝盒子》预告

点击“阅读原文”，观看完整版纪录片

文/ 杨深来

当开始写这一篇手记的时候，想到这部纪录片并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心里是忐忑的。所以，想把这篇文章当作一份笔记，为一些纪录片之外的细节和想法存档。

来到武汉时，已是三月中旬，疫情带来的至暗逐渐褪去，那些更为外显、到达顶峰的情绪，也在抗疫的拉锯中被磨平。在我的预期中，并不希望这是一个仅仅关于医护人员“逆行抗疫”的故事。在疫情的下半场开始拍摄，我想以疫情下的医院为一个故事空间，串联起医生、患者如何走出疫情的拉扯。

影片截图，ICU“最艰苦的阶段”

带着一些预设，进入医院和ICU拍摄是有风险的。我们的所见并非如同预期，但也同样足够触及自己的内心。完成这部纪录片之后，当再回过头去浏览硬盘中2万多分钟的素材时，我们才在冷峻的ICU内，看到了其中不同的色彩：红色，黄色，白色，当然还有蓝色。

这些色彩里，包含了不少故事，有些是我们未能剪辑进入成片的。

红

在新冠疫情之下，被病毒所污染之处被称为“红区”。从三月中旬到四月末，我们开始日常出入于“红区”内外，无论从视觉还是听觉上，都能真切地感知这两个空间的变化与差异。

影片截图，武汉市肺科医院ICU主任胡明

3月的武汉，一场春雨过后，依然是冷寂的。第一次走进住宿的酒店，绝大多数人都把外衣、外裤和鞋脱在房间外的走廊上。我也被同事反复提醒，要把房间分成半污染区和清洁区，而走廊属于污染区，而拖鞋也需要准备两双，分别放在房间内外。

新冠病毒所带来的最大恐惧是未知。当时，我们不知道病毒从何起源，如果传播，又该如何治愈，不知道病情会在何时突然急转直下，我们也不知道身边路过的人是否是在潜伏期的感染者……而我，也不知道在酒店中的防控措施是否有效，或者是否并没有必要。

这种未知带来的紧张感，蔓延在武汉，使得这座城市变得异常安静而疏离。

影片截图，“封城”期的武汉

进入武汉市肺科医院13楼，穿戴好防护用品，再穿过缓冲区，就可以进入“红区”。

作为“红区”的ICU，是嘈杂的，这是用来打破未知的声音——对讲机里的呼叫声、医生护士的对话声、负压病房通风设备带来的底噪，伴随着十数台生命支持设备，此起彼伏而有节奏感的警报音，“滴滴滴，滴滴”。

在拍摄开始的第三天，我们记录下了一位ECMO（体外膜肺）病人转院至肺科医院ICU的全过程。这位病人被安排到ICU内的一个单间，11床。ECMO病人身上插满了各种管路，除了ECMO之外，还有CRRT（血滤）和呼吸机，这些管路与病人的动脉、气管直接相连，转运需要数十位医生和护士协力，是一个费力也费心的操作。医护塞满了整个单间，相互间几乎得扯着嗓子才能透过N95口罩，盖过仪器的蜂鸣声，完成对话、提醒和指令，如同在战场上一样。

影片截图，紧急接收转运的ECMO病人

这间ICU的负担太重了，他们与金银潭医院、雷神山医院等被列为最后阶段的7家定点医院。几天之内，ICU接收了多位ECMO病人，在这个10张床的病区内，患者几乎100%插管，最多时收治了7台ECMO（体外膜肺）病人，另有多名病人同时依靠CRRT（血滤）支持。

嘈杂间，也会听到叹息声。

黄

在ICU，病人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能够走出“红区”的都是幸存者。

我们拍摄了一次仅有ICU医生参与的内部会议。在疫情的攻坚阶段，定点医院被要求不计成本地救治急危重症患者。这场会议的气氛很凝重，在场的人都明白，即使竭尽努力，有时死亡是不可避免。

而在“红区”里代表死亡的是黄色的尸袋，和装有遗物的黄色医疗废弃物塑料袋。

在肺科医院ICU里，我们亲历了四位急危重症病人的离世，“黄色”出现了四次。

影片截图，11床患者经抢救无效死亡

前面提到的11床病人，在入院一周后病危。午后，医生已经进入单间进行心肺复苏抢救。在穿着防护服的情况下，抢救变得更为消耗体力。四位医生用接力的方式，持续不断地，进行按压。但到了下午四点多，“黄色”还是出现了。

在11床对面的另一个单间里，12床的生命同样令人牵挂。两天前，六省专家为12床做了武汉第二例VVA-ECMO支持，第一例病人没有挺过24小时。

当天深夜，12床在接近存活48小时时病危。在“红区”外的护士站，医生拨通了病人家属的电话。通过生命体征的监测，死亡已是可以预知的了。他叹了口气，扳着手指告诉我们，这是一天之内第二位离世的病人，而3床可能也只能撑到明天。

影片截图，一天之内，在病区对门的两床患者相继离世

即便如此，“红区”内的医生还在进行按压，努力维持病人的心跳。这是一次超过五个小时的心肺复苏，医生还是没能在凌晨拖住要离去的病人，“这一次疫情，确实生死无常。还有很多竭尽努力了之后，甚至都已经可以预知他什么时间点，但是你看着他没办法的，太多了。”

影片截图，“这一次疫情，确实生死无常”

在最终的成片里，“黄色”并没有真正出现。我们用了三月末的一场雨后的落樱，试图含蓄和克制地表达死亡。

影片截图，三月末的一场雨后落樱

离开12床的单间，11床已经进行了彻底的消杀，这个空床位在第二天就会住进新的重症患者。

白

在ICU，白色是大面积的。白色的防护服和白大褂代表着医生和护士。

武汉人胡明是肺科医院ICU的主任。在这个成立于2015年的ICU里，除了胡明以外只有4位医生，其中3位是90后女医生。新冠疫情爆发后，他和两位国家派驻的专家一起，带领着这批缺少危重症经验的年轻医生和各省援鄂医疗队，面对肆虐而无常的病毒。

影片截图，胡明与医护团队开会

在疫期，胡明每天就睡在医院7楼，那里的病房被院方腾空供医护人员休息。他不敢离开医院回到酒店，怕有突发状况不能及时赶到。疫情管控的制度下，他更不可能回家。胡明的妻子王洁是同院发热门诊的护士长，出入“红区”的夫妻二人只能把儿子豆豆送到爷爷家暂住。

豆豆有些“埋怨”自己的爸爸总是不回家，“我二月份问你，你说到三月份。三月份问你，你就说到四月份。现在问你，你又说还有两个月”，这是父子间在疫期为数不多的视频电话，“我觉得你有点‘骗’的感觉。”

影片截图，胡明和妻子王洁跟儿子视频

即使在同院的夫妻之间，每天也未必能见上一面。王洁给丈夫打电话，还得挑一个他可能不在“红区”的时段，简单地说上两句。

只有在查房完毕的深夜，当一切事宜都暂时安排妥当时，胡明才得以偷偷点起一支烟，看看同行间关于新冠的论文，算作是休息和放松的时刻。也是在这些时刻，他和我们聊起，关于他对ICU的理想，关于他对“医生”与“大夫”的理解，还有带着些许无奈的坚定信念。

影片截图，深夜，胡明在办公室

胡明身上的担子的确不轻。除了正常的治疗工作外，他还亟需把年轻和没有危重症救治经验、ECMO操作的医生培训起来。胡明是个急性子，有时年轻医生对治疗没有头绪，被训斥可能是免不了的，他说不能让病人吃亏。

影片截图，胡明“训斥”90后住院医生陈玉梅

住院医生陈玉梅是三位90后女医生之一，没少挨胡明的骂。一次夜班后的清晨，陈玉梅负责的病人病危，她很沮丧于自己用尽了所有方法，病人的情况还是没有任何好转。在和家人的通话中，这位92年的年轻医生说，当更专业的医疗队进驻支援时，她愿意退到二线辅助，不是因为劳累，而这样病人可以得到更好的救治。

影片截图，陈玉梅和家人通电话

这个小小的ICU里，有上百名本院和各地医疗队的医护人员在疫期先后进入“红区”。内蒙古援鄂医疗队的医生伟伟，在撤离武汉前的最后一个夜班时，没能救回3床的病人。整个上午，除了交流病情，他就没再和人说话。医疗队之间在相互磨合时，因为琐碎的细节发生过颇为激烈的口角。武汉宣布“解封”后，援鄂医生们归心似箭，这也在正常不过，他们多数人已在武汉驻院超过60天。

新冠肺炎患者在ICU内清零后，胡明才在四月底再一次见到儿子。胡明计划等疫情过去之后，带着全家去拍一张第一张全家福。他也对我们说，自己欣慰于让一些家庭在疫后还有机会可以拍一张完整的全家福。

蓝

一排81个蓝色文件盒码放在护士站内，这里面装着81份病历。蓝盒子的侧边，是由不同字迹写下的序号、姓名和床号。新冠肺炎疫期，这家定点医院的ICU共收治81名急危重症患者。胡明指向这排文件盒：“这一条，一个盒子，就是一条命。”

影片截图，81个病历盒，一个盒子就是一条命

翻开这些病历，第一个让医生看到希望的是杨竑。这位47岁的长江医院医生在确诊新冠肺炎后，三上三下呼吸机，终于挺到了康复阶段。3月末，病情好转后的杨竑被转到在ICU二病区继续治疗。

摘下呼吸机之后，由于长期处于气管切开和镇静状态，杨竑需要恢复说话和肢体的行为能力。而在他可以重新说话之后，这位医生做的第一件事是翻开手机里的未接来电列表，一一回复。他很看重人情，在得知自己病情加重即将插管时，他交代给妻子黄敏自己与朋友间的人情往来，同为医生，他明白一旦进入插管阶段，自己并不一定能够从镇静中醒来。

影片截图，住院治疗中的杨竑

在4月的康复治疗阶段，杨竑被转入武汉第一医院。转院途中，黄敏也终于在时隔3个月之后看到了丈夫一眼。

胡定江是在ICU内逐步康复的一位ECMO病人。康复阶段，他的情绪总是不好，看着病人逐渐转出，ICU里的病人越来越少，他有些心急。有时会拉扯还未摘下的呼吸机，身体机能尚未恢复，也不愿与医生进行简单的眼神和手势交流。

影片截图，陈玉梅鼓励康复中的胡定江

从深度镇静中苏醒，胡定江的眼神有些空洞，他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免疫系统与新冠病毒打了一场惨烈的战争，留下的“残垣断壁”般的身体机能，“在床上躺了多久，就需要同样长的时间恢复。”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解锁手机动作，胡定江在医生的帮助下，从最简单的抬手握拳，到双手交叉，最后尝试了十多次点击屏幕的动作，才磕磕绊绊地，准确地输入了锁屏密码。

影片截图，妻子李家慧安慰康复中的丈夫

妻子李家慧的视频通话才勉强安抚了丈夫的情绪，她也告诉护士，丈夫爱听一些音乐入眠。在那个午后，仅剩下3位病人的ICU里，已没有了一个多月前的嘈杂。护士为胡定江播放了一首安眠曲，心电监护仪上的曲线，似乎随着旋律平顺地起伏。

影片截图，和妻子视频通话后，胡定江默默留下眼泪

对于胡定江的家庭而言，愈后的道路并不会那么平顺。出院后，他可能还需要至少半年时间恢复正常的身体状态，才有可能回到疫情前在一家大型车企的装配流水线上。而原本在一家酒店做服务员的李家慧，则在复工后辞去了工作。她想全身心地照顾劫后余生的丈夫，但这也使得普通的打工者家庭在未来的半年之内，没有了经济来源。尽管李家慧认为“没钱就少吃少用”，但当我们和胡明聊起时，他却有些担心，“这样压力太大，不一定是好事。”

影片截图，摆放在科室中的病历盒

新冠清零后的ICU进行了消杀，只剩下81个蓝色病历盒静静地排在护士站中，里面装着一条命，一个家庭，和一个故事。

在决定拍摄新冠疫情中的医院前，我请教过几位业内有经验的导演和前辈，得到的反馈是多是“医院是很难拍摄的”，当时并不能完全理解其中含义。

现在想来，讲“医院”这个空间里的故事，不能落入俗套，也需要在疫情下及时应对各种无法预知的变化，而深入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的故事，也是一项对体力和脑力的考验。对于初试纪录片拍摄的我而言，能做得更好的，和遗憾的都有很多。

“解封”后的武汉

走出ICU，在4月8日解封后的武汉，也找回了往日的烟火气和喧嚣，我们试图在纪录片的主线间穿插这些市井场景。武汉也如同一位进入ICU的重症病人，经历过至暗时刻的苦痛，而今也像胡定江和杨竑一样，一步步地恢复机能。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纪录片《蓝盒子》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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