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省吾身的传统文化哪儿去了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所谓传统文化，基于高度自律、自省、自察的“自”，就是追求一个独立完整的自己和自我——自己，就是基于生命主体；自我，就是生命价值具足圆满。人类所有的生存意义及其价值，都就在这儿了。为了达到或依循这一目标或路径，吾日三省吾身，就是非常基本的要求。

如今想来，这是多么高贵的品质。同时也会发现具有根本性的普世价值，人类世界文明不分群族都莫过于此：一切基于人类生命之个体独立完整的自主意识为前提，此具有终极性——任何抑制或消弭这一前提，就有可能背道而驰。

我反复强调的传统具有二重性，即以此为不同趋向，自先秦前后则分道扬镳：一个庞大的家庭家族型的集权体制即国家的诞生，既是人类家庭体制规模虚拟的鼎峰，同时个体生命主体角色，逐渐让渡于家长所有制的等级集权体制。

人类生命个体独立完整意识转向家庭型式及国家的集合，可以作为农耕族群绵延历史进程的大事记，也就是我所谓的圣人与国人的分水岭。尽管如此，两者之间并没有完全割裂，但成为人类族群内部矛盾关系的起源：两者关系的此消彼长，决定着族群素质衍变的隐形曲线：国家或朝代鼎盛稳固，意味着个体生命创造力的衰微；群族内部动荡，则意味着个体生命以及精神的活跃。我们今天所谓的传统文化，所有具有创造力或者具有普世性的，可以说与国家无关而与群族个体生命以及精神活跃阶段有关。

人是极权的产物。所谓极权，就是控制和左右他人的意愿和行为——这是我之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的定义。

个体极权、群体极权、集体极权，所形成的极权博弈由此从弱到强；当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集体与集体之间之极权博弈时，由弱到强则因循力量大小、力量规模、力量势力而博弈。

当圣人主义的传统文化，不再成为文明价值观时，国家主义及家长所有制规律，走向对个体极权的无约束放纵或纵容，从而导致所有主体的极权泛滥：无论是个体、群体、集体，都以控制和左右他人意愿和行为为极权意志。

不择一切手段即猫逮老鼠，以及以逮没逮到老鼠，为群族精神和道德榜样，使得极权泛滥趋向极致：精神和道德榜样的符号，就是“成功”。

极权原理作为一个群族的行为解释，意味着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的逻辑起点：理性与非理性，同时也是圣人与国人的分野，两者行为意识都不在一个频道上，所发生的所谓共振，都是极权博弈的对冲。

理性与非理性各有“秩序”——理性让人们讲理，非理性蔑视人们讲理：不择手段及猫逮老鼠就是毫无道理可言，只是非理性同样也有“理性”，即一切只依循极权原理之主宰他人的意愿和行为，借此满足自身的极权性需求，绝不会以事论事，所谓事实，就是极权本身。极权行为之具有不确定性，源于极权本身意愿强弱的不确定，换言之，消弭极权欲望的弹性，只有更强势的极权抑制，而自始自终与事实无关——这就是极权原理之极权博弈。换言之，被极权役使的群族，只服从于比自己极权强大或强势的极权主体，而不是以事论事去真正解决问题。因此，极权之不可信，除了极权等级抑制或役使，不同主体间的平等信任或信用本身，则无法存在。

不受理性约束的极权主义者，会自动放弃基于理性的所有道德价值判断，是因为其本身即不具备这一理性认知能力，所以不能叫丧失而可以称之为：理性失能。

极权失控的危机，是产生谎言的必然——此为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之虚拟理论揭开的推演的路径或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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