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运用社会学理论对马保国现象进行分析。马保国是自媒体时代的新型江湖艺人,他将自我塑造成沉浮于市井的文、武兼备之人,并对自身武学品格做出深度描述,打造出全知全能的武师形象。除了对自己的尚武业绩做出虚饰性宣传,还试图占据道德制高点,对古典完人形象进行再度扮演。他塑造的海归武师角色,更像是走向社会表演的非尚武类武者,他并未真正走进中国传统武术,也并非武术高手,却竭力在各种场合扮演武林高人的角色,最终在实战中败下阵来。"马保国事件"可能促进中国传统武术的内部革新,成为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武术的契机。
关键词：马保国现象;江湖艺人;社会角色;传统武术;现代体育;
文章来源：《体育学研究》（北大核心、CSSCI）2020年第5期第87-94页；
作者简介：路云亭，1967年2月出生，山西长治人，获山西大学中文系学士、硕士学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博士学位，曾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工作站、华东师范大学艺术学院、传播学院博士后工作站工作。现任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新闻传播与外语学院教授、博导，兼任华东师范大学书法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研究方向：体育生活史、体育表演学以及足球传播史。2020年5月，“浑元形意太极掌门”马保国在短短半分钟内连续3次被自由搏击爱好者王庆民击败，随后马保国依然扬言，自己的功夫是点到为止，发力的话会伤害对手，此为“马保国事件”。
事件一出，舆论哗然。其中不乏认为马保国武功低下之人，他们多以自由搏击为依据，忽视了中国武术与自由搏击间的本质差异性。中国传统武术有其独特的生存空间，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江湖”，而一些未曾经历现代竞技体育理念洗礼的武者始终荡漾着一身“江湖气”，他们不像运动员，更像街头好斗者；不像正义的化身，更像神话英雄的迷恋者；不像以身体搏命赛场的武士，更像以文字、语言、动作宣告自身无敌形象的超级演员。
马保国即是如此，他自己制作的视频与文字资料均带有自我宣传的特质，其在宣传视频中所展示的武技大多属于随意性的动作表演，与体育并无关系，却与神话传说、巫术作法以及民间想象有关，这也构建出马保国的江湖武学人格的基石。马保国大专毕业，在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中尚属于知识分子，因此，马保国更像是一位沉迷于尚武情怀的文人。正因如此，较诸其他武者，马保国也更为通晓现代媒介社会中的生存法则，他对自己的武学的宣传带有高度的自我化迹象。2008年，马保国《我在英国教功夫》一书出版，在此之前还没有一位中国武者出版过在西方国家教授中国武术的著作，马保国此书不仅超前性地将中国武术传播的形态扩展到个人著述的高度，还体现出一种中国武术钟情者特有的国际化视野与开放性的探索精神。《我在英国教功夫》选题类型独特，甚至可以说填补了某些空白，如果不是因为“马保国事件”，其武学人格可以相对完整地保存。2017年马保国又出版了《尚济形意拳练法打法实践》一书，尚济是他遇到的最具有专业精神和文化素养的武者，马保国专门为尚济武学张目，也可以看出他略具对中国武学的宏观把控力。从《我在英国教功夫》一书可知，马保国自幼迷恋中国武学，此后，马保国做过军人、工人、公职人员，走访过一些城市，称得上是一位行走“江湖”多年的武术钟情者。在笔者看来，马保国心在江湖，江湖也是其信仰之核心。较之从事相对机械、枯燥的工作，马保国更迷恋中国传统武学。马保国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关注现代传媒的传播效应，制作并发布了各种视频资料，试图将自己包装成一位学武不辍的勤奋武者，并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其武者之外的身份信息。在马保国之类的传统武术钟情者看来，拥有“武者”之外的身份，会缺少信仰氛围，无以成为人们膜拜的对象。然而，马保国没有受过系统的武学训练，他的武功水准只能达到极端底层化、业余化甚至玩笑化的水准，其中还不乏一些自以为是的内容。《我在英国教功夫》中有很多类似的描述：“在南阳师专的三年里，我每天坚持练功三个多小时，早上一个小时，下午课外活动一个半小时，晚上临睡前再练一会儿。那时，仍然在练铁拳、铁脚、铁腿、铁胳膊。宿舍的墙上钉有千层纸，校园外梅溪河边成排的大杨树是我练踢打的‘木桩’。到毕业之前，我一拳就能把泡桐树树皮打飞，外家功夫有了很大长进。”[1]马保国很看重类似的生活细节，这种描述带有明显的业余武者的特有情趣。整体而言，《我在英国教功夫》更像是一本带有纪实性与个人感悟性的简约版文人武侠小说，早已脱离了职业体育人竞技生活的基本范畴。据《我在英国教功夫》所述，马保国有多次与武者打交道的经历，其中不乏一些超现实的神奇事情。“师父给我讲了郭云深大师‘好崩拳’的故事。郭云深大师号称‘半步崩拳打天下’，很少遇见对手。说是当年有一位武林高手外号叫‘鬼精八’，与郭云深大师比武，前两次输了，回去练了几年，第三次又来了。这一次他在右小臂上暗暗捆了三把镰刀，意思是，即使你用崩拳赢了我，我也要在你接招时弄伤你的胳膊。哪知道这次郭云深大师没从上面接手，而是从下面接手，用了一个架崩将他腾空打起来飞出去几米高。”[1]马保国在书中讲述的郭云深将人打得飞出“几米高”，几乎完全超越了地球引力的定律，至于飞出几米高的效果是如何造就出来的，马保国从未作出解释。这种传奇性的描述还有很多，但并无一例发生在竞技场上，全部发生在毫无公正性、公开性和公众性可言的私密空间。马保国在其著作中所讲解的武术家神奇的武功都是第三者告诉他的，带有他者转述意味，在这种语境下的马保国更像是一位小说家或编剧，而非真实的武者，马保国讲述的故事并无丝毫现代体育人所应有的客观性、公正性与公平性理念。不仅如此，马保国还特意讲述了一则自己不战而“胜”的故事，这则故事很有街头斗殴的风味。“2001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我按通知到总公司机关大院去参加一个会议。进入南大门时，因有心事没太留意院内情形。进去后，才发现总部办公楼四角各站了八九名手持短棍、砖块的民工。……我刚入楼内，他们又吼叫着‘冲啊！冲啊！’再次向大楼冲来，我又返身从楼内冲出，他们再次迅速退回。正在这时，对面工地上出现了两位民警，制止他们后，慢步向大楼走来。我迎过去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其中一位40多岁的老民警，十分客气地问我：‘老同志，我看你有真功夫，为啥不还手，我答道：‘敢还手吗？打伤人谁负责？’他听后笑了，连声说：‘对，对！’”[1]马保国的自述文字及视频资料均缔造出一种超现实的江湖语境，而不明就里者极有可能会为马保国自言的“辉煌战绩”、玄妙理念以及貌似正气凛然的神态所吸引，进而信服其所言、所演。69岁的马保国敢于挑战50岁的王庆民，其行为可谓勇敢，但也可以说是一种非理性的冒险。马保国本人一直在各类宣传视频和《我在英国教功夫》一书中阐释自己的“勇敢”精神。《我在英国教功夫》一书中专列“我自幼勇敢好奇”一节，其中写到一些自己的练胆之事。“外祖母天资聪慧，秉性十分刚烈，颇有几分侠气。她教我儿歌，教我数数，还常带我到山上玩，培养了我的胆气。”[1]从类似的语气中可以看出，马保国的书，语言自然，平易近人。由此可见，马保国善于利用故事来烘托自己的胆略过人的品格。《我在英国教功夫》还讲述了三个关于幼年马保国的胆大故事，并将自己塑造成一位正义者。不仅如此，马保国还饱含深情地回忆过自己的童年生活，并将自己讲述成一个性格顽劣却不屈不挠的孩子。仅仅具有顽劣的心性尚不足以成为英雄，为此，马保国还将自己描述为经常替他人出头的豪侠。“我从来不先动手和小朋友打架，但当我看到霸道的孩子欺负别人时，忍不住就会窜上去打抱不平。因为这些欺人者理屈，也不敢去我家告状，所以父亲并不知道我有时候坏了他的规矩。”[1]尚需指出，马保国能在年近七旬的高龄参与自由搏击比赛，也足见其“勇气”很大。然而，勇气与鲁莽、莽撞甚至愚昧之类的概念紧密相连，有些时候就是一件事物的两个不同的表述方法。英国思想家培根曾说：“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大胆永远是盲目的，因为它看不到危险和困难。因此，大胆在策划中是不好的，在执行中却能派上用场。”[2]培根对勇敢者的评价十分精确。然而，在竞技体育的场域中，任何一种文字描述都不及马保国被王庆民击败的直接后果更能说明问题，马保国被击倒后，数分钟不起，还辗转反侧了好几个来回，虽然表情淡然，却难掩内心痛苦。马保国一败成名的原因，或许与其“勇敢”得近乎鲁莽的性格分不开。马保国一直自诩为“马家功夫”的守护者，同时还打出了“浑元形意太极”的招牌。由此可见，中国的内家三拳形意、太极、八卦，马保国本人就占了两席。马保国对内家拳的诸多打击效果深信不疑，且在很多场合都强调其内家拳的超级功法。他在宣传视频中直言：“这个内功比较复杂，如果你练得不好，可能走火入魔，所谓走火入魔，就是体内的经络乱行，不按规律行走，这个人就废了。”镜头中先后出现了习武者练习桩功的画面，以及一些年轻人练习摔跤的场面。马保国显然知道，当今人士大都相信散打在擂台式徒手格斗方面的强大实力，于是，马保国开始试图瓦解散打的高尚性、权威性乃至合理性，借以显示其自创的独门技法更为高超。马保国认为：“第一批全国的国家散打队教练，全部来自民间，全部是传统功夫的高手。散打教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他们都是来自民间的。中国传统功夫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功夫是世界独一无二的。”视频以马保国抱拳礼结束。但是，纵观马保国的视频，他给人印象最深的并非其实战的能力，而是绝不服输的表情。整体而言，马保国所演示武艺的表演性远大于实战性。其一，马保国更倚重武术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内功”之潜在威力，不愿意将格斗术置于一种纯技术游戏的境地；
其二，马保国在视频中一直采用“英雄般”气壮山河式的说话方式，刻意安排大量说教内容，借以将自己塑造成正气凛然的英雄式学者或学者式英雄的形象；
其三，强调散打的重要性，同时也暗示出自己的功法高于散打技术。
总体而言，马保国的自我人物画像是武林高人、武术高师、道德嘉士，马保国操持此道的主要目的是打造自身品牌，借以孵化更多的粉丝，追随其行迹，膜拜其功夫，习练其技艺，而马保国的人设模式大体上来自中国古已有之的拜师文化。“拜师礼是搭建武术文化的重要一环，古已有之并延续至今，是中国武术中非常特殊的文化现象和社会民俗行为。”[3]中国民族传统体育领域的拜师行为有其独特的逻辑性，一旦武林大师的高大全形象得以确立，拜师者群体便会自动生成，师徒关系会变成一种准亲属式、裙带式、准血缘式的相互依附关系。马保国很看重自己所谓的武术世家“身世”，为此，马保国努力将自己乃至自己的家族打造成一种富有道德感和正义感的“英雄”。有学者阐释过中国式道德与完人的学理关系：“完人不是神，不是宗教徒为之崇拜而塑造的偶像，也不是‘左’氏之徒奉为模式而塑造的‘高、大、全’形象。将理想偶像化，只能流于幻想；推模式及于人，只能适应‘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需要。”[4]马保国本人很注重对自己身世的精心描述，其描述的重点是武技的高超性与人品的高尚性。视频《马保国个人宣传视频，看得我尴尬症都犯了》的镜头切换到马保国的众多弟子一起习练马家功夫的画面。马保国振振有词地说：“我们祖传的马家功夫和马家内功，我们所有的功夫都是以马家功夫和马家内功为核心的，马家功夫没有套路，我父亲参加抗日战争，和日本鬼子进行过白刃战，杀他们易如反掌。”马保国在宣传视频《马保国讲述自己打败省级散手冠军的录像》还谈到了他使用内功的实例。镜头中的马保国坐在沙发上，气定神闲地说：“河南省75 kg冠军钱洪亮（音）他上来左摆拳、右鞭腿，左摆拳出去了，右鞭腿打我腿上了，他自己飞出去了。”其意义所指在于对方先打他，却被他崩出身外。这种超现实的情节在很多武侠小说都出现过，说的是中国武术中内功的威力。就目前的情况而言，马保国的类似说教均无任何证据，是一种独语性、自我式、孤证式阐释。从马保国的各种宣传视频中可知，马保国还在竭力塑造一种公众认可的好人形象。其实，制造极为理想化人格的人是道德化国家民众的心理惯性。受到儒教传统影响，中国素为道德之国，偏重用榜样昭示天下。中国历史上的刘备、诸葛亮、宋江等人都有过被人反复塑造的过程。“中国儒家在承认人身上客观存在追求食、色这些天性同时，又强调要修身、节制欲望，这样做的人也才是他们认可的圣贤。罗本《三国演义》描写刘备身上还有不喜欢读书、喜好玩狗骑马、听音乐、穿华美衣服等人性弱点未加以克服，显然并没将刘备作为儒家所认可的完人塑造。”[5]其实，马保国未尝不想让人重新设计自己，但是，他显然不具备那样的内在和外在条件，在失去他者设计的前提下，马保国便在宣传视频及文字作品中对自己实行全新的形象设计，包括对自己身世的全新描述。视频《马保国讲述自己打败省级散手冠军的录像》传递出三重意义。其一，马保国一直在追求自我传播、自我宣传、自我塑造的极限效应，也试图展现出自我包装后的新形象；其二，马保国更愿意将自己打造成一位祖传武功的继承人，同时也很在意将自己塑造成一位英雄世家、传奇家族的重要成员；其三，马保国偏爱将自己的历史与抗日英雄联系在一起，借以打造成与传统的抗日英雄相似的“英雄”形象。从网络视频的评语中可以看出，马保国的自我化宣传并未遇到真正的挑战，人们对其制作的视频资料的真实性尚未产生追责之念，暂时未见有人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来质疑其真实性。然而，随着“马保国事件”的曝光，马保国的抗日“英雄”后代的真伪问题就此浮出水面，并有可能成为传播学领域中的后续性论题。马保国十分珍惜自己的形象，他在《我在英国教功夫》中将自己设定为正角，写了英国人来砸场子的事情。马保国讲述的“剧情”十分老旧，带有原型性、母题性与仪式性。在其自我陈述的世界里，代表正角形象的马保国大获全胜，而其使用的技法还是十分正统的内家拳法，如形意五行中排行第一的“劈拳”。最后，失败者在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与羞辱后，承认自己的失败命运。这里不妨作出一种预判，马保国的著述以及宣传视频都刻意将自己塑造成一位行为极为高尚的武者，然而，败给王庆民使他备受争议，理由很简单，竞技体育中一向有成王败寇之传统，而败者几乎没有赢回荣誉的任何空间。马保国直到此时才受到舆论的制约，而这种舆论约束力甚至超过了法律对他的约束。对许多受到过传统思想熏陶的中国人来说，成为一名读书人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然而，由于时代的大趋势使然，马保国无以成为传统意义上一心以书斋为轴心的读书人，于是，他竭力将自己打造成一位兼具文韬武略之人，在传播其所理解的武术的同时，还不失时机地扮演起了读书人的角色。马保国对著书立说充满兴趣，他借著书立说将自己打造成一位有文化的武者形象，进而使其武者身份品牌化，正因如此，马保国在自制的视频中不失时机地展示出自己的读书人形象。宣传视频中出现过马保国“藏经阁”的特写镜头，这里的意义指向十分明确：马保国家有经书，是一位饱学之士，至少在形式上具备了诗礼传家的外在条件，这也强化了马保国树立独家武术门派的合理性。一类来自江湖。如《水浒传》中的晁盖、武松、鲁智深、阮氏三兄弟等，天生厌倦读书，终生以武为伴，为纯然的习武之人；
另一类则为文韬武略兼备者，如《三国演义》中的关公，《水浒传》中的宋江以及传说中的周侗、岳飞等。
在文人的笔下，地位最高的一定为文武双全之士。且以岳飞为例：“据说心意拳为宋代名将民族英雄岳飞所创，岳飞刚毅多谋，勇冠三军。自幼随名师周侗习文练武，随陈广习刀术、枪术，尤精大枪术。在长期抗金战斗中，化枪为拳，训练将士。”[6]马保国还试图效仿关云长夜读《春秋》，模拟周侗、岳武穆的文武全才，将自己树立为文武双全的智勇之士。马保国宣传视频中除了有其讲述在英国教功夫的体会，视频中使用“punch”“follow me”“show me”之类简单的英文单词或短句；还有马保国着中式对襟装，一案一椅，案为中式条桌，上置笔墨，抑扬顿挫地讲解浑元理念，颇有古典书斋的书香味。马保国如此操作，看中的是儒教文化的正统性、强大性与本然的统治力，然而，却摒弃了现代体育文化的合理性，这也导致后来的观众因无法看到马保国真实的精神本体而心生疑虑，进而产生抨击之念。因为，当所有体育本位的攻击者都将马保国看作是体育斗士的时候，马保国完全可以用一种羽扇纶巾的文士形象出现在众人面前，从而否定其“武术”表演。
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有培育与自己的文化精神相匹配的“完人”传统，“完人”的中国化版本是达到文、武、德三者皆备的境界。“培养‘完人’是1972年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提出的一种‘新人’形象。此处的‘完’为‘完善’或者‘完整’，而‘完人’被界定为：要排除令人苦恼的矛盾；不能容忍过度的紧张；努力追求理智上的融贯性；所寻求的快乐不是机械地满足欲望，而是具体地实现他的潜能和认为和1他的命运是协调一致的想法。”[7]仅从年龄而言，时年69岁的马保国已经到了需要完善与固化其在公共空间中形象的阶段，其对“完人”形象的渴望可能要超过对其他目标的追求。当然，马保国的文字和视频资料也在客观上带有反抗体育污名化的倾向。其实，传统武术人遭受的污名化对待的现象是一个带有谐谑性的文化习俗，类似的行为极易将传统武术本体置于肤浅化境地。就本质而言，传统武术人被污名化的现象背后是中国从汉代就已出现的隐性的等级制度，那时的等级制度背后则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的背后又是儒教文化特有的信仰式排他能量。既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接受了儒教文化，就无法对其实行全然清空式的否定，传统武术人的污名化现象并非现代体育人可以彻底澄清之事，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文化、风俗、道德、伦理乃至信仰层面。马保国看到了体育人在大传播领域中的弱势状态，从而对此实行了风险规避。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儒教哲学的环境中，马保国不会仅仅满足于将自己打造成一位武术家或体育人。除了文武双全的个体形象塑造，马保国还十分注重抢占道德高地，试图构建以德服人的武者人格，一直都在强调根红苗正的道德正确性。“1995年冬，父亲去世了。母亲特意把父亲生前穿了近40年的一件羔羊皮大衣送给我这个长子作纪念。当我问起父亲的几枚军功奖章时，母亲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让我看她手腕上带的一只银镯。我虽然感到有点可惜了，但还是能理解父亲的心意。因为这些有形的东西并不怎么重要，父亲是要把心留给我们。”[1]不仅如此，马保国还试图将自己讲述为一种生活中的尚德者的角色。马保国在《我在英国教功夫》一书中讲述过他在求学时的侠义之举：“我便于1978年3月进了南阳师范专科学院。入学后，同班同学相处融洽，新生班与班之间也十分友好。但我们这些恢复高考制度后通过考试人学的新生，却引起了一些原来靠‘推荐’进校的老生们的嫉妒。每到开饭时间，餐厅里因排队‘加塞儿’一类的事情，老生们总仗着人多势众，找茬生事，进而大打出手。一开始，我耐住性子好言相劝，拉拉架。没想到有几个刺儿头盯上了我，竟对我下手。我忍无可忍，只好稍做自卫。”[1]马保国显示出了对待此类学生摩擦事件的预判力。“因他们只是‘群胆’并无功夫，两次下来，便制服了他们。尔后我又劝大家相互忍让，新、老生之间的磨合期终于过去了，我也在广大同学中间树立起了‘处事公道、是非分明’的威信，加之我各项体育成绩优秀，在校学生会改选中，我当选为军体部部长。”[1]这里可以看到马保国另一种“江湖气”，他以暴制暴，以武制武，最终获得了道德上的优越感，这样的处事模式完全符合中国式的江湖原则。需要说明的是，受到儒教伦理的浸润，中国是道德至上的国度，在汉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皆以礼俗代宗教，中国的道德教化的力量较诸其他宗教化或完全世俗化国家都要更为强大，这种道德律在中国正统的儒教世界和江湖世界都十分流行，且一直延续到当下。尽管马保国捍卫的是江湖道德的理想，但在道德通用的语境中，马保国的道德化自我宣传也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文化认同感。短视频《马保国老师领衔主演，话语功夫片救市之作！》更是将“以德服人”的主题做到了极高的水准。视频一开始就以“马问”为标题，“我是个练武之人，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会站出来，这就是我们学武术的初心。”马保国在另一视频中曾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实践是金，真金不怕火炼，传统功夫越练越深。”马保国始终未曾放弃将自己塑造成道德高人，并试图将武术高人与道德高人合二为一，又将江湖道德与儒教道德统摄在个体性的语境之内。不管马保国是否实现了这个目标，马保国的确在追求一种带有崇高感的道德律。从各种视频资料中可以看出，马保国显然更倾向于在道德上实现“完人”化突破。2020年8月18日，马保国再度出现在公共空间，他在为自己辩解时一直强调，不可以将人打骨折了，因为骨折了就等于残疾了。言外之意，马保国不将对方打骨折，完全是出于一种仁爱之心。马保国已然在暗示他与王庆民之间的较量是对方失去了道德，而马保国本人则是为了道德而放弃了胜利，他之所以败给对手，是因为道德高尚，而非技能不足。马保国在自媒体的世界里将自己打造成了一个技、智、德合一的全才形象。抛开事实真伪之类难以辨明的问题，马保国《我在英国教功夫》一书尚有特色。文采虽算不上一流，但也充满戏剧冲突的张力。笔者认为，马保国所写的在英国教拳的故事，充满了仪式感和戏剧性，除此以外，也保留了一些自我化的感悟。书中讲述的与英国人斗智斗勇的故事充满了趣味性，也浸润着诙谐式的中国智慧。不仅如此，马保国在宣传视频中也多次讲述其在英国教拳的历史。马保国还有一则极富宣传性的视频节目，他身着中式对襟短袖，有着武者的英武形象，而他的弟子对马保国充满了信赖感。马保国像一位成功的长者在讲述往事般陈述自己的故事。“回国以后，国家什么散打队，打不过泰拳的。什么在日本随便拉了个选手过来，说是什么日本拳王，在中国的拳台上打一打，打得也是几十秒打败他，有本事出去打，不要在国内吹牛皮造假，为什么？我纳闷，我一个学生某某某，体重120～125 kg，他是教自由搏击和泰拳的。在英国他跟我学了5年，一次也没打着过我，我就纳闷了，怎么这个泰拳到中国就这么厉害了！啊？”从马保国的口气中可以感受到，他在扮演一位忧国忧民的武者、智者，同是也在扮演一位武术界的先知先觉者。马保国还在有意无意间透露出其与欧洲自由搏击冠军Peter Irving拍电影的细节。“再一个，我是拍电影，和欧洲自由搏击冠军Peter Irving打，他们说假。假是我没有真打他，他没有假。为什么，我把他封死了。”这里同样展示出马保国的真实意图：其一，马保国十分高调地强调了其“海归”的身份，信心满满地批评当前中国武术界的乱象，扮演的是一位对武术有高屋建瓴观念的世界级武术大家的形象；其二，马保国再度强调了其在英国的对抗表演是实战，当别人质疑其实战性时，马保国使用了诡辩术，表示自己是表演，而对方是在实战，从而证明两人比武的真实性；其三，马保国十分看重在海外“弘扬”中华武术的“业绩”，还成功地将太极拳的防守绝技凸显出来，用“如封似闭”的方法完成后发制人的太极功夫，借以凸显自己作为世界级中国武师的至高地位。利用国人对海归人士的敬意，马保国不失时机地扮演起了成功海归者的角色，并在新媒体的世界里获得了一定的粉丝量。不难看出，马保国对其“海归”身份十分在意。“海归”的受宠与中国的开放性有关，当下，已经有人看到一味崇拜海归的局限性。“在对人才选用的问题上，我们确实存在着诸多误区。一是学历崇拜、职称崇拜、名校崇拜、‘海归’崇拜。如果一个地方、一个单位要‘引进人才’，常常首先考虑的是博士、硕士学历，是教授、高级工程师职称，院士头衔，是北大清华出身，是留学国外背景，好像有了这些，那就一定是人才了。”[9]但是，“海归”崇拜思想依然广有市场，很多认为他们是中国跨入现代国家的栋梁之才，因此，尽管有人反对唯海归论，而大多数仍旧高看、迷恋乃至崇拜海归。马保国也一样，他在《我在英国教功夫》一书中倾注了很大的心力，主要就在于将自己塑造成一位成功的传统武术传授者形象，而其宣传视频则成功利用了视觉媒介的强大传输力，再度强化了其成功的中国武者形象，马保国在此展示出了与时俱进的自我设计诉求。在马保国看来，在英国的教拳经历足以让他成为一位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武者，马保国也更想成为中国海归成功人士的代表。马保国还在视频中强调了其高人一等的武术悟性。马保国使用了带有攻击性、批判性、否定性的语言全面低估中国武术界，这样的冒昧之举，除却其“勇敢”的品格外，还和他从未进入中国武林核心圈有关。中国的武林正在经受现代文化洗礼，但是，由于惯性使然，中国武林保留了较多的江湖气，这便意味着其中有一些背离现代体育体系的现象依旧存在。按照江湖惯性，一些不入流的传统武者未必不会在社会上获得认可，理由很简单，中国的江湖本身就是非主流，其用于对抗“庙堂”的工具有平均主义的道德律、杀富济贫的崇高性以及忠孝节义的伦理秩序，但也有一些为鸡鸣狗盗者所利用的坑蒙拐骗之道。由于从未进入中国武林主流，马保国养成了一种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业余武术观，他认为大多数中国武术界的人士都看不懂他的武功绝学。“能看懂这个录像的，我感到可悲可叹的是这么大一个中国武林界，这么多所谓的‘大师’，竟然没有10个人可以看懂，看懂的连10个人都不到。”从马保国的简单的几句话中可以看出很多问题，其中的关键点便是武术的体育化与艺术化的对立统一关系。作为一名传统武术钟情者，使马保国对扮演大师之类的事很感兴趣。“扮演大师的角色，人们请教和信任，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这让我们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毕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给别人忠告。”[9]由此可见，马保国仅在扮演大师，其演艺论的成分大于实体论的成色。浸润了浓重江湖意识的马保国，是心理上的弱者，却是叙事领域的强者。《我在英国教功夫》一书中描述，马保国“制服”对手之后，弟子陈佩新试图问询马保国使用的招法，而马保国则在向陈佩新讲述此故事时便增添了不少神秘主义的元素。“有意吊他的胃口，慢悠悠地说：‘当时我没在意，正想着你在和他说啥话，突然感觉有风，就赶紧应付，没时间想用啥招，这叫本能反应。现在回想起来，他用的是，脚踏中门，进步双劈拳，应该是形意的打法。我的反应是左前闪身上步，左手内拨下压，右掌按劈。从形意角度讲，也是个劈拳，不过，是个闪身右单劈。只是没有真劈他，改用了拿法。从太极角度讲，这招叫‘高探马’。”[1]马保国讲述的仿佛是一则神秘故事，但是，对照一下他的宣传视频资料即可知道，对手仅仅在配合马保国的动作，其所展示的是一种探秘、请教甚至膜拜之情，而非征服、对抗、击溃之意。马保国的外宣材料或许并非全然造假，但他在讲述其尚武故事时自觉或不自觉地落到了一种戏剧性套路中去了。这或许算不上中国民间武者的悲哀，因为绝大多数的传统武术的从业者都带有一些江湖气，马保国也将这种江湖气延续到了他的各种外宣材料中，马保国的如此情怀在《我在英国教功夫》一书得到了集约化展示。由此可见，马保国一直在十分努力地营造属于他自己的江湖世界，其中以仪式化为核心，又以诗意化为审美动能。从《我在英国教功夫》一书中可知，马保国欲登庙堂而无门，而其蹈入江湖之心始终未泯，因此，他一直都在试图回到他所理解的江湖世界，如果无望实现，他想到了在自己的语境中再造江湖，至少在言语化、文字化、表演化的世界里找回自己的江湖，借以在江湖的世界中找回自我，而其再造江湖化自我的方法便是极为原始的社会表演之道。从各方面的资料可以看出，马保国是一位天然的本色演员，他始终都在扮演一位很像武术高人的中国武者。只要考察一下当下传统武术人士的生存环境便可得知，扮演大师现象在此领域内一直存在。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历史上很多传统武术大师都是武艺钟情者扮演出来的虚拟性角色，而非从竞技场上打出一片天来的真实人物。霍元甲从未与西洋人交过手，但在电影中却成为了以完美方式击败西方格斗高人的大英雄，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尽管尚有一些关注武术的学者不认同中国传统武术并非体育的观点，但是，只要拨开传统武术世界的表象，人们会很直观地看到其中有别于现代体育的特质。纵观武术历史可知，中国的武学高人都是单传。师傅带进门，修行在个人，“修行”二字本身就是一种微言大义式的表述方式，它表象上承载的是一种道德或宗教价值，而其更为深远、潜在的内容才是一种身体动作的传承。由此可见，中国武术的身体运动过程带有很强的文化禁忌性，传统武术中涉及格斗的技术更是处于秘而不宣的状态。而任何一种现代体育运动项目都不存在身体禁忌，但武术则维持着一定的身体禁忌成分，传统武术的与现代体育的差别由此可见一斑。传统武术高度的非公开的戒律性为其营造出一种神秘特质。这里需要列举出香港武术动作片的价值探索路径。武术发展到电影阐释时代后，大量从业者开始探索其内在的价值边界。香港导演恰是看到了大众对武术习练过程的好奇心，才在影视剧里展示出了类似的情节。1978年，袁和平编武、成龙执导并主演的《醉拳》《蛇形刁手》就安插了大量的习武过程。1982年，张鑫琰执导、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少林和尚习武的细节，而在此之前的许多武侠影视剧中主要表现的是习武者除暴安良的情节，而不展示习武者在学徒阶段的习武过程。由此可知，港产武术动作影片恰是将武术推向体育领域的一种尝试。然而，传统武术习练者仍旧保留着将习武过程视为禁忌的传统，进而对习武过程实行严格的保密之道。马保国的思考重心还停留在武打影视剧的层面，而非自由搏击类的竞技场。传统武术一直有充足的诗意，这诗意恰好遮蔽了其中的科学化链环，而失去了科学性环节，人们就无以看到其习练过程的诸多细节。换言之，不展示习练过程就等于废掉了武术的体育性，因为，任何一种现代身体教育语境的体育运动一定包括完整而成熟、稳定而精确的动作示范过程。在失去了体育性之后，传统武术的江湖性就必现无疑。马保国还在宣传视频资料里高调强调别人看不懂自己的武功，且将自己看成是中国武术界排名前10的高人，将比武的不可知性与宣传的可知性之间的错位感再度激活，给观众制造出他属于中国武林界顶尖人士的形象，而为了提供足够的证据让人信服其在中国武术界的崇高地位，马保国巧妙地利用了其阅历中的诸多元素。如自称是当今中国武术界的排位前10的人物，依据的可能是综合的素养，其中包括理论、功力、阅历、传播能量之类的指标。但是，这些元素很难进入现代体育的序列，而只能成为一种江湖评判的元素。然而，对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人来说，武术既然是体育项目，就应该绝对服从以竞技决胜负的价值观。于是，人们看到马保国迅速被击败的场景后，立即萌生了极大的失望之情。在竞技体育的领域内，胜利本身就是加冕仪式，而失败则是废黜仪式，马保国既然已经遭受现场废黜，其遭到大众嘲讽就不足为怪。于是，当人们将技击本位的思想搁置到“马保国事件”之后，得出的结论一定的负面的，人们完全可以将其演示、标榜、推崇的“浑元形意太极”视作一种伪劣武术、小丑体操、“混蛋”功法，但在想象力开拓、自信力维持以及国学本位的立场上看，马保国所捍卫的武学江湖传统尚有合理性。但是，当绝对化的竞技结果出现后，传统武术的一切江湖习性顿时灰飞烟灭，裹挟着现代大陆法系与英美近代法系的现代体育铁律已然给怀揣巫术般思绪的中国传统武术梦想家们当头一击。马保国的著述以及视频资料中所营造的近乎完人般的武者形象与其在比武场域溃败之细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其中的闹剧性元素十分丰富。他试图用著书立说、视频展示将自己打造成一个成功的中国武者形象，他或许激活了自身的江湖气，却未能激活传统武术中的现代性元素。“马保国事件”与马保国的著述以及视频作品足以构建出一种草根武者的真人秀演出体系。透过“马保国事件”可以看出，民间武者不仅存在生存危机，习武者还有一定的心理危机、学养危机、现代性知识匮乏的危机。由此可见，传统武术现代化之路的艰难远超人们的想象。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武术有其独特性，其中包括传统武术人在中国文化中身份的特殊性。中国传统武术一度遭受过竞技武术的压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名又将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传统武术人因此找到了尊严，然而，尊严不等于市场，于是，传统武术人开始开拓市场，马保国的习武以及参赛行为都体现出这样的一种象征。然而，马保国对现代体育的认知度有限，于是，他只能竭力地为自己塑造出道德完人的形象，借以实现道德自救。为了实现道德自救、财政自由以及人格完善，马保国不惜冒险出击，将自己的武技阐释为一种高度戏剧性的行为，从而彻底解构了传统武术的体育属性。当人们看到他倒地不起、精神失落的影像之时，仿佛置身于一种里程碑式的屈辱仪式。马保国显然无法应对现代格斗术的全面压制，而马保国的江湖武学人格也因此而曝光于世。中国传统武术自有其高尚的价值、优美的风范与稳定的品格，而“马保国事件”为中国传统武术世界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元素，类似的元素可能会成为中国传统武术的革命性动能，既然中国传统武术之机体已然裂变，其重构与再造工程也已然开启。[1]马保国.我在英国教功夫[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2]培根.培根随笔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3]陈伟.民族体育创新发展研究[M].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4]吕光光.兰馨集·吕光光文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5]符丽平.从三国史到《三国演义》[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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