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扶贫时代，农村公益往何处去？——億方公益沙龙第十二期【实录】
★ 时间：2018年6月30日
★ 坐标：北京億方公益基金会
★ 主题：后扶贫时代，农村公益往何处去？
★ 主讲：郑聪 [菁莪二期伙伴，社会资源研究所经理]
—— 本期沙龙主持人：郑聪 ——
【引言】
为了讨论的便利，此次沙龙用了“农村公益”这个概念，但其实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农村”可能是不存在的，去到不同的省份，地、市、州，县、乡、村，每个地方可能都有它独特的属性。村庄在山区还是平原，是否属于民族地区，其所拥有的资源和面临的困境也可能有很大的差异。在正式讨论开始前，我尝试基于自己的观察，对农村公益的现状做一个概述，作为我们后续讨论的一个铺垫。
从新乡村建设到乡村振兴，我们通常可以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等几个方面来看待村庄的发展，或从儿童、青少年、妇女、老人等不同人群的角度去看待村民的需要。常见的农村公益细分领域包括：经济方面的金融服务、产业支持，社会方面的自组织培育，环境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保护、自然资源管理，文化方面的民族、乡土文化保育等。
有以下几类人群是农村公益的主力军：随国际机构成长起来的发展工作者，本土的社会工作者；一直很活跃的高校学者、支农支教的大学生志愿者；企业员工及其他社会志愿者；近几年开始凸显的建筑设计师群体；其他农村公益细分领域的NGO从业者等。此外，在村里做公益的还有村里人，特别是有闲、有钱、有能力的乡村精英，只是对他们来说，公益更多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职业身份。
职业农村公益人的一个突出现状是：去农村的时候就想着“撤”和/或不想撤也得撤。
激发村民的自主性几乎是农村公益的最大共识，所以很多公益机构往往在还没开始项目时就想着撤出。这里的撤出是一种积极的意涵，它反映了对村民的信任，相信大家组织起来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同时也是受“要将善款用到更需要的地方”的内在动力、外在压力的驱使。
但从某种角度来说，村民和村庄的某些需求是需要长期、专业、稳定的服务来满足的，比如教育、医疗、社区关系的修复、文化自信的重建等，即使要从村庄内部培养专业人才来从事这些工作，也需要外来公益机构长期的陪伴和支持。因此也有些机构并不愿意主动离开，他们希望能长期稳定地协助村庄，但是囿于资源所限，通常项目期结束，人员就必须撤出。
这只是困境之一。在时代变迁、世代变化的背景下，农村公益和公益人还面临着其他新的挑战。
基于个人的观察，我把农村公益世代大致化为两大方阵。40—70后的领域前辈们：1）双重职业，除公益人外，还有学者、企事业单位职工或者是媒体人等身份；2）在收入上比较有保障，薪酬体面；3）能获得系统的培养机会，培训内容兼具国际化视野、理论视角和在地实践所需的具体指引，此外，学习过程还有队友的陪伴和师父的带领。
反观现在成为职业公益人主力的80—90后群体：1）绝大部分人都是全职做公益；2）由于不完全是为追求自由和满足好奇心，加上公益行业相较其他领域，整体薪酬偏低，因而大部分人面临的生计压力较大；3）一个人是一个队伍，专业上的学习机会不系统，团队和师父的配置也是可遇不可求，成长基本靠个人摸索。
时代也在变化。温饱问题已经不是大部分农村地区的主要矛盾，但大家的钱还是不够花。务农收入有限，大部分村里人还是必须选择外出务工。温饱矛盾降低，文化、社会、环境领域的问题就凸显出来，比如村庄垃圾处理不当造成的环境污染，婚丧嫁娶事务上的攀比，家人、邻里之间关系的淡漠等。
目前来看，相比十几、二十年前，现在的农村公益在整个农村工作中呈现边缘化的趋势，农村公益人也在整个公益环境中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在资金上，公益组织的投入与精准扶贫其他主体的投入相比太过微小，也是因为我们在提供社会问题解决方案上面临挑战。今天的沙龙，就是请大家一起来讨论应对之道。
【 嘉宾及与会者发言 】
李昌平 [中国乡建院 院长]
贫困是个权利问题
我在2004年在农业大学有一篇演讲《贫困源于不合理的制度设计》，里面探讨了十几种限制穷人权利、导致贫困的不合理制度。（文章可见：http://www.aisixiang.com/data/3714.html）
今天的生产高度发达了，一个厂子可以把全世界的东西生产完，比如说华北制药厂生产的维生素都可以供应全世界，怎么会有贫困呢？肯定是一个分配的问题，分配的问题也是权利的问题，所以我把贫困的问题都归结为权利的问题。
土地是财富之母，谁拥有土地谁就能发财。在80年代的时候，大山里面的农民有两个5%：5%的生活用地配套，5%生产建设用地配套。如果你的两个5%已经用完了，但是我有，那我们可以换个地，我把5%漂移到你这个地方来，我也可以发展。所以边缘的地方也可以在中心的地方发展，这就是发展权。现在有的地方的土地全部搞工业了，不给其他人种粮食的发展权，这里就有一个城市本位的问题。
社会要从经济理性转向价值理性
老虎吃饱了以后，你再跟它玩的时候，它也跟你玩。它不吃你，那是因为它已经吃饱了，但是人类不是这样的。人是我多，我还要更多，这就是在物质、经济理性方面人和动物的区别。我觉得很多的贫困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社会要向价值理性生活，要向追求生态价值的方面转向。
石峰 [北京培田社工服务中心/北京农民之子文化发展中心 总干事]
贫困是因为知识没有开放共享
农村贫困的问题首先是一个农村现代化的认知和反思的问题。过去我们说农村的贫困是权利的问题、是资本的问题，但如果我们仍希望寻求和权力、和资本的对话，那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大家能否就农村的现代化形成新的认知，并达成新的共识。
比如说到食品安全，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是，原来我们的农村都有试验田，新的作物要推广到各地，要经过试种并掌握了基本的种植技术以后才能推广，在这个过程中，相关的农业知识是开放的，而且知识和实践、研发和推广形成了是一个反馈的闭环。
分田到户以后，农村的试验田都分下去了，新作物的推广失去了试验田体系的支撑，各种作物的知识和经验现在都是私有的，村落和农户学习和掌握新作物种植技术的门槛变得越来越高，村落和农户经济上的成本和风险也越来越大，新作物研发和推广之间的链条也发生了严重的断裂和无序，整个社会的风险也迅速被推高。
涉农领域的知识与实践关系不仅亟待重构，涉农领域的知识能否开放共享，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王德志 [同心互惠公益商店 负责人]
知识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可以转化为权利问题
权力是可以转换知识的，知识的不开放还是和跟权力和资本的相对集中有关，涉及到制度和权力分配的问题。比如现在农村老人面临的一些困境，就是因为子女在城市打工过得不好，如果城市能更好地接纳新工人群体，农村的一部分老人就可以来到城市；就算老人不进城，子女在城市里挣得多一些，也会有更多钱寄回去，让老人过得相对有尊严。
李北伟 [億方公益基金会 秘书长]
农村的贫困与全球化、城镇化的大趋势密切相关
贫和穷是不一样的，贫是温饱问题，贫是可以消灭掉的，穷是发展前途的问题。金融市场有一个说法，叫“政策不抵趋势”，国家的政策都是跟着趋势在调整的。那么问题是：农村贫的背后，大的趋势是什么？二战之后有两个趋势——全球化和城市化——全球化背后是资本主义，城市化背后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我觉得农村贫困的基本原因是资本推动了全球化在各地的应用，以及城镇化的自然倾向形成。全球化让所有的交易都变得非常复杂，城镇化也非常复杂，在很长的时间内，制度与权利的设计都是为资本服务的。
现代国家制度背后有两个思潮：一个是资本为中心，一个是以人为中心。社会主义的思潮是倾向于分配和再分配，基本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回报为中心。信息和知识也有作用，因为当全球化和城市化发生之后，整个人的生活水平，人和人之间交流变得高度复杂的时候，如果信息和教育不够，就没办法参与其中。对农村贫困人口来说，对于世界上两大趋势的参与度是很浅的。通常物流就是农民工来城市的第一份工作，因为它包吃包住，然后一点点外延到别的地方。
所以我认为农村贫困是和这个大趋势有关系的。如何扭转趋势，我想到的机会就是反全球化和反城镇化，比如现在已经出现的本土化的民族和社区化潮流，以美丽乡村为代表的城镇化以及在产权上有一定创新的乡建院的内置金融。需要将资本与反贫困相结合，资本流到哪里，哪里就富裕，离开哪里，哪里就贫穷。
张卫杰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 卫生科目主任]
贫困的根本原因是机会分配不公平
我们基金会创立时，首先对贫困做了一个定义，包括贫困是什么，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贫困的根本原因不是钱的问题，是机会分配不公平。由于机会分配的不公平造成贫富差距，不只是物质上，就连教育和未来发展的机会都非常的不公平。贫困最可怕的是跨代贫穷，一代一代没有太多的机会突破。那么我们考虑的就是怎么去解决机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部解决，因为不公平状况的形成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等多方面的因素，比如南北方在土地等资源上的差异等，需要逐渐地往平等的方向去推动，现在国家的一些移民搬迁政策就是很好地在解决这个问题。
那在这个过程中，减少贫困/经济发展的主体是谁？就是我们住在贫困地区的农村人口。在同一个地方，也仍然会存在着相对富裕和相对贫困的情况，背后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人的能力和素质方面的差异。我们基金会所做的事情就是要通过改变人的能力和素质，来减少社会分配不公平的问题。通过我们的参与、基金会的项目平台及我们成功的项目模式的复制推广来帮助那些没有机会的人，让他们自己能有机会发展，同时也能给别人创造机会。
精准扶贫背景下，公益组织是如何抓住机遇和应对挑战的？
李昌平 [中国乡建院 院长]
帮助农民实现金融有效和组织有效
政府现在好多钱花不出去，希望公益组织来帮它花钱，如果公益组织提供的服务有效，它就会花钱采购你的服务。公益组织需要找到一个办法来解决问题，办法就是农民的事农民管，最关键是要做到组织有效。我们的办法就是通过内置金融把农民组织起来，提供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以前我们总讲“助人自助”，我觉得后面还要加上半句“互助助人”。
中国乡建院不是公益组织、不是企业也不是政府，但是公益组织和政府做的事情我们也都做，做老人服务、环境建设，还有一个社工团队。我现在的理念就是不找基金会申请一分钱，为什么呢？因为我要为农民，为乡村振兴，为精准扶贫提供服务，要靠服务挣钱，如果挣不到钱，就证明你的服务是没有价值的。要把服务做到最好，必须用四两拨千斤。
乡建院做了张远村的建设，政府投入100万种子资金建立内置金融合作社，乡贤投入50万，老人每人投入3000元，“资金互助促发展，利息收入敬老人”。所有的资金都匹配起来，老人出3000元，年底可能可以分红1000-2000元，老人很高兴。年轻人要贷款先存款，存1万可以贷3万。我把老人编成小组，把贷款的指标放到小组里面，年轻人贷款要经过老人小组，要用土地抵押。我们是集体所有制，用承包地抵押，不还钱，承包地归集体所有，维护了集体所有制。
我今年的贷款是1100万，一个村子1600人，200位老人，每个老人可以分2000元，分完还可以积累50万。垃圾分类、老人照料、儿童照料根本不用操心。这种情况下，不仅精准扶贫可以扶本村的贫，连旁边两个村子的贫困户都可以交给他们村子里面做。我们要优先解决农村组织有效、金融有效的问题，这都是权利的问题，做好这两点，建立起金融体系，才考虑发展的问题。
几年下来，虽然没有像郝堂村那样砸几千万，我们也把张远村变成了美丽乡村。现在做旅游，我们现在又把农村闲置的房子收储起来，把它营销给城里人。城里人交10%的首付，我们可以提供90%的按揭贷款。我就是从全民为本的角度，来思考农村的综合发展与治理的问题。
郄艺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项目副主任]
公益组织的专业性干预也可附带社会性功能
有些村子可能不具备实现“组织有效、金融有效”的条件，那我们是否能在某个关键节点上提供服务，并赋予这种服务一定的“社会性功能”？也就是说，即使在不推行系统性解决方案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轻巧的手法，用相对较低的成本投入，促进社群融合、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我们现在做的一个早期养育项目，通过招募村级家访员入户，手把手教家长怎么用科学的方法带孩子。虽然项目直接受益人群仅仅是儿童，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可以综合缓解“三留守”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的处境。
我们的一些项目点是留守村，很多家访员都是当地的留守妇女，她决定留在村里可能本来就是为了带孩子和照顾老人，但是生计上还是会觉得有困难，需要做些事情来补贴家用。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提供一个外出务工之外的替代性选择，给一点数额不多的补贴，聘请她们来做家访员。另外，有些地方建有妇幼保健院，里面的很多村医都是女性，收入也比较低，我们就通过地方部门沟通，鼓励她们应聘。除了使用我们标准化的家访教材外，她们还具备专业的妇幼保健知识，可以更全面地指导村子里留守家庭对0-3岁孩子的养育。这样，她们既能发挥专业所长，也可以有一定的收入增长。
在留守儿童方面，以前很多家长和老人都不知道早期养育这种事。在孩子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去跟老人家说这些，他们很难理解。但是如果早期不干预，孩子可能从小学开始，认知曲线就会比城里的孩子要低，因为已经错过了智力发展的黄金期。这会对孩子的认知能力、社会情感发育造成不可逆的影响，限制他们未来的人生机遇，使得贫困在家庭代际间传递下去。
在留守老人方面，有时家访员会自愿帮忙承担一些生活事务，比如帮腿脚不利落的老人从县城里捎点东西回来。我们的家访员每周或每两周去老人家一次，老人和孩子就在家里等着，等着她过来，可以说说话，会感觉有人关心他们。其实只需要用塑料瓶子什么的做一些简单的玩具，家访员就可以教会老人怎么去和孩子互动，这样也就促进了老人和孩子间的亲密关系，老人们也会觉得生活没有那么压抑和贫乏。
所以，哪怕是看似很简单的一个教家长带孩子的服务，事实上都是有综合的“社会性功能”的，可以从不同角度促进社群融合。
张卫杰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 卫生科目主任]
为政府提供适应在地情况的可借鉴的模式
我们国家的精准扶贫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事情，从过往的20年来看，对全球贫困人口的削减做出最大贡献的也是我们中国的政府。现阶段的精准脱贫的脱贫攻坚战在 很多政策在执行的时候资金、硬件投入大、难免一刀切、对人的素质的提升跟不上等情况，而中国的地域又太广，各地的贫困情况又各不相同。我们机构在全国有12个农村基地，除了四川之外都是在国家级的贫困县，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希望能做出适应不同地区情况的模式，未来能够给政府或其他机构提供一些可借鉴的经验。
从2007年开始到今年的11年间，我们前10年都是在基地埋头做项目，在卫生、教育、产业和环境四个方面去推动改善。精准扶贫的大环境下，解决贫困问题有政府的参与，也有社会组织的参与，但更重要的是贫困人口自身怎么去做，仅靠政府是不可持续的、要走向小康必须有自助精神、不能“等”“靠”“要”；要提升自身的能力和素质， 首先要有健康的身体，所以我们从卫生角度介入去做扶贫；之后需要有知识和技能，所以我们也有教育类的项目，包括儿童教育、成人的职业教育等；教育之外要生产，整个社会的财富一定是从生产里来的，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所以我们也有产业类项目；最后因为资源是有限的，在帮助这一代人摆脱贫困的同时，也要考虑下一代人的发展，我们也从环境角度切入去做一些工作。
在具体的扶贫工作中我们有两个方向：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部分，在不同的项目上我们都和对口的政府部门合作，卫生项目和卫生健康部门，教育项目和教育部门，产业和农业部门，环境和当地的环保部门等。自下而上的部分，我们是从最基层的乡村教师、乡村医生里选择带头人，让他们成为爱心老师和爱心医生，这些人都是生活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力，让他们去做项目的组织工作。我们的项目有三要素：金钱、爱心和时间。至少要15年才可以改变一代人，所以我们在一个地方，至少要15年，现在看来甚至还要更多。
现在开始基金会的第二个10年，我们叫2.0版本，希望能够走出去，把这些年积累的经验跟政府的精准扶贫项目，跟公益组织的一些项目去结合。比如在辽宁、山东、重庆我们有一些复制点，这些点已经不是基金会再去投钱了，而是帮助政府把钱用好。政府有项目经费，具体要求和检查验收都有标准，很多地方为了完成工作往往开展集中整治，花钱雇人开展大扫除等，突击效果很好，但是人的认识、行为习惯、规范公德没有建立，环境慢慢又恢复原样了，最后这个垃圾又没人管了。我们就以软件切入进去，开展村民素质教育 、建立制度、培养良好卫生习惯公德意识，同时动员村民参与、让村民监督管理，建立垃圾车“以车养车”的机制，形成一套完善的清洁制度长效机制。还可以结合当地的集体经济，把垃圾桶、垃圾车的维护费用，保洁员的收入都解决，这样就能实现在地的可持续发展。
包括农村的饮水安全的问题，怎么能够以水养水，将这些东西能够分享给政府。现在精准扶贫，政府官员每天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还要接受检查、验收、暗访，真的很忙。但是如果我们花时间去跟他们聊，干部的内心对2020年以后怎么办都有很多担忧，比如乡村良好环境的可持续，生态产业怎么发展等等。我们就会在不断的沟通过程中找到可以切入做事情的地方。希望通过2020年以前这三年的时间，能够和政府一起开拓思路，建立一些典型的示范村、示范县，做出一些复制型的版本，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给到政府和整个社会的有价值的东西。
后扶贫时代，农村公益往何处去？
石峰 [北京培田社工服务中心/北京农民之子文化发展中心 总干事]
农村公益也可以在城市里做
青年是农村公益重要的主体，但我理解不是要青年简单地回去。比如，村里人生病了，不去村里的医生那看，为什么？不信任。我有个高中同学在北京某医院，他给村民说什么的时候，村民知道他不谋村民的利，也更信任他。他再跟村民说村里的诊所其实就能看他的病时，村民就会听。在外的青年做爱故乡工作站的时候，下面设立一个医疗卫生小组，医疗卫生小组再跟家乡的老百姓提供这类信息的时候，这就可以实现一种信任的重构，也是在农村外做农村公益的一种方式。
岳晋飞 [社会资源研究所 研究经理]
由点及面的农村公益，需打破界限携手共进
谁赋予公益机构一定的权力到村里去做事情，是政府，基金会，还是村民或其他主体？这决定了你在村庄做事情的空间与策略。现在很多村庄受条件所限，集体经济发展起来就是比较难，也极少看到公益机构在这个层面做文章，最多是通过发起合作组织来惠及社区。一个事实是，没有村庄内在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其它工作即便打开局面也很难持续。
很多公益组织进入村庄，会从一个点切入，针对具体对象提供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到了一个节点受限于其它方面，又不得不铺开去做自己并不擅长的工作，机构及为其服务的个人都走得非常艰难。
因此，未来进入农村的公益机构之间亟需合作，比如有人在一个点做服务，有人在另一个点做经济，还有的可以通过文化的推动，对其它工作产生一些辐射作用。最后，就可以达到一个整体的、由点及面的村庄发展效果。
当然，为此，公益领域未来可能需要打破一些禁区和界限，包括前端的资助策略、运营方式的变化等等，才能为不同的组织之间建立合作关系提供可能。
耿和荪 [北京耿耿丹心教育公益基金会 理事长]
公益界需要资源、解决方案的整合
现在精准扶贫扶的是贫，但是它不一定解决困。还有很多的困境群体，有很多的点要去做。咱们好多的公益机构可能针对的是某一个人群或者是某一个问题，比如做儿童、老人、妇女工作，但是很多做得都很艰难，因为没有资金苦苦挣扎，甚至停掉项目。但对于乡建院来说，对这种具体的解决方案是有需求的。现在公益界就特别缺少资源互补和整合，大部分人都在单打独斗，各做各的，大的可能最后越做越大，小的可能就死掉了。所以要讨论的就是怎么把这些资源、解决方案和有需求的群体链接起来。
张卫杰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 卫生科目主任]
公益组织需要超出对自身的关注
公益组织不可能成为主流的引导者，但是我们可以起到一些助推作用，可以根据现在整个主流的变化来去调整我们自己的定位和所做的事情。我们基金会现在就是在巩固深化十年项目成果的同时，将扶贫的理念、成功的项目模式分享给更多的人、更多的组织和政府，一起去推动解决机会分配不均的社会问题。
比如说像今天这样的平台，通过分享经验、可以开拓我们的眼界，让我们不局限在对项目的思考上面。 每个机构能影响到的范围是有限的，没有一个组织可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受益人大家结合起来做这样伟大的事情。
李昌平 [中国乡建院 院长]
公益组织要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后扶贫时代，对农村公益来讲是春天来了，不是结束。在工作方向上有以下几个要点：第一，未来我们要去做什么事情，心中一定要有社会主义方向。第二，我们必须要把重点放在建立村社共同体上，把农民、农村组织起来，解决方案和资源配置都要放在这个上面。第三，我们所有的组织都应该合作起来，提供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包括规划金融、组织垃圾分类，调整农业业态等等。我们的公益组织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得很专，是对的，但要走成合力，去给人家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你才能解决问题。
----- 本期沙龙内容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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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方公益沙龙往期回顾：
总第一期 [201702] | 公益咨询“从0到1” 点击查看【上】、【下】
总第二期 [201703] | 公益市场的“两个顾客”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总第三期 [201704] | 规模化解决社会问题的意义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总第四期 [201705] | 公益项目评估的两个视角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总第五期 [201706] | 投资思维下的资助之道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总第六期 [201708] | 商业向善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总第七期 [201709] | 基金会与非营利组织项目合作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总第八期 [201711] | 实践者能生产知识吗？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总第九期 [201803] | 短平快的互联网筹款时代，公益组织如何计长远？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总第十期 [201804] | 好评估，大家“烩”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总第十一期 [201805] | 公益项目中的行动研究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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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莪计划目前共有18位伙伴，来自不同的地域和专业，大家共同致力于研究推动社会美好改变，共同打造多元化的菁莪伙伴价值共同体。通过国内外交流学习，不断开拓视野，积累经验，实现自我提升与突破，成为有积极影响的公益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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