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带福利：农村老年协会福利再生产 ——基于浙江义乌H村的个案分析

【编者按】

随着农村社会的不断“空心化”，农村老人的心理慰藉和社会交往等方面需求日益受到挑战。在此背景下，发展老年协会是缓解农村养老难题，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和老有所为的有效举措。本文在文献述评的基础上，结合结构化理论建构解释框架，进而通过案例研究阐释连带福利生产的动力等。欢迎读者积极讨论！

【作者简介】

王辉，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从事公共治理与社会政策研究; 

金华宝，博士，重庆行政学院编审

【摘要】

发展农村老年协会，让其在村庄内生产老年福利，成为缓解农村养老压力的可行路径。农村老年协会除发挥既有福利功能之外，同时还与家庭、朋辈群体、社会慈善要素、村组织等主体互动并连带他们进行福利再生产，即连带福利。文章在文献述评的基础上，结合结构化理论建构解释框架，进而通过案例研究阐释：连带福利生产的动力源于老年协会对规则和资源的支配和转化，其生产过程所转化的要素是乡土社会之中的孝道观念、情感和面子等道义，其效果体现为福利网络重构、以及预期后果与意外后果的交叠。农村老年协会连带福利这一学理性解释不仅拓展了新型的福利生产框架，还深化了对老年协会性质和功能的全面认识，也有助于理解乡村社会连带性并映射出再造乡土团结的可行性。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强大吸附能力下，农村社会呈现出不断空心化，甚至衰败的态势。而农村老人作为身处其中的弱势群体，不仅面临着家庭情感支持和照料功能减弱的威胁，还面临着传统村落公共空间萎缩和熟人社会解体所带来的冲击。进而言之，农村老人的心理慰藉和社会交往等方面需求因为社会团结或连带失效而受到挑战。在此背景下，发展老年协会是缓解农村养老难题，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和老有所为的有效举措。作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社会组织，农村老年协会不仅在满足老人自身的福利需求和精神文化生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在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近年来，与此相关的政策之窗逐渐打开，从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农村老人关爱服务体系，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完善农村社会组织，再到《国家老龄事业十三五规划》提出老年协会的发展目标。这些政策无不折射出政府希望通过再造农村老年协会等村庄次级组织来生产老年福利，完善老年服务体系。故此，描述和解释老年协会的福利生产现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01文献述评与问题提出

农村老年协会的福利生产功能可以分为福利初次生产功能和福利再生产功能。前者是指老年协会在遵照既定规则，达成既定目标中发挥的预设福利生产功能，后者是指在生产预设福利之外，农村老年协会还能连带其他主体的福利生产，文章将此界定为连带福利。连带福利的主体是老年协会，连带对象是其他主体的福利再生产，从类型上看有家庭、朋辈群体、社会慈善要素和村组织的福利生产。那么，该如何概括和解释老年协会的福利再生产或连带福利现象？其连带福利生产的动力、要素和后果又是什么？为了有效回答上述问题，需要对农村老年协会、农村社会主体连带性和社会组织福利供给等领域进行文献述评，以厘清当前研究现状，并从中汲取合适的分析要素为农村老年协会连带福利生产机制奠定基础。

1.1 农村老年协会行动研究

由于老年协会是提供福利资源、链接社会网络和完善村庄治理的重要载体，故其成为一个日趋重要的研究领域。目前学界研究主要呈现为三个方面：其一，关注老年协会的福利生产和社区建设功能。如刘妮娜、贺雪峰等指出老年协会具有相应的组织能动性，既生产社区老年福利，又在邻里互助和乡土文化传承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二，剖析农村老年协会与村庄民主治理的关联。王习明、阮云星、杜鹏分析了老年协会如何衍生出公共空间和参与村庄治理功能。其三，研究老年协会怎样产生社会行动能力。陈勋建立“资源—空间—行动者”分析框架分析老年协会的行动能力。

总之，农村老年协会的研究呈现了不同的侧面，可视为在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研究其福利生产和社会自主性。然而，既有研究忽略了老年协会作为行动主体的福利再生产功能，即在提供预设福利功能之外还能连带其他主体进行福利再生产，以及对该现象的深度理论剖析。

1.2 农村社会主体连带性研究

农村社会连带性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农村宗族所具有的连带性约束责任，另一方面体现为行动主体在追求自身目标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连带效应。

在宗族或家族所产生的连带约束性方面，许烺光指出农村社会连带责任是指宗族成员的行为会在族内产生荣誉共享和责任共担的责任约束机制。传统社会的连带关系存在于保甲制度和连坐制度中，且依赖于宗族、宗法制度，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在近期关于农村社会团体所产生的连带性研究中，蔡莉莉（Tsai, Lily L）发现农村连带团体及其产生的非正式责任机制对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徐轶青和姚洋也发现来自大家族的干部比来自小家族的干部更可能对村庄投入更多公共建设资金。当干部试图发起公共投资项目时，宗族规则的影响促使其形成非正式责任机制来关注和推动村庄公共事务。

在农村行动主体所呈现出的连带效应方面，“连带性吸纳”被用来阐释老年协会不但会吸引老年人参与，而且在由其主导的集体性行动中还能够吸纳其他主体的资源支持，从而提高其行动能力。也有学者关注到老年协会在承接外部资源注入之后通过合理转化，进而连带激活村庄内生活力的现象。“连带式制衡”指村干部通过利益诱导和情感机制等非正式治理手段来换取村民的工作支持，反过来村民也会对村干部施加责任要求，故此干部和群众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表现为连带性制衡。“连带性扩散”被用来阐述村庄文化治理层面上老年协会通过嵌入性吸纳村民参与来增强自身行动力，进而将契约精神与规则意识传递并渗透给村民，最终升格为村落社区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文化。

综上所述，连带性的两方面研究虽着力点不同，但也存在相通之处。首先，连带性需要嵌入到农村社会中，血缘关系和熟人社会所蕴含的孝道、礼治、情感、面子等非正式制度约束或道义资源是连带性传递和扩散的社会基础。其次，连带性机制的生发需要依赖于行动主体的能动性，连带性吸纳有赖于老年协会的福利生产能力，连带性制衡依托村干部和村民的双向情感与利益支持，连带性扩散需要老年协会自身履行契约意识。最后，连带性源于行动主体，但影响范围又超出自身界限，连带性吸纳是将老年人的亲朋好友吸纳进来，连带式制衡是将村干部和村民捆绑为一个共同体，连带性扩散是将契约意识扩散至村庄社区之中。既有研究为连带福利理论形成奠定了基础，并将在下文中做进一步的阐述。

1.3 社会组织福利生产研究

福利多元主义分析框架有三元和四元两种代表性模式，它们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应用性，虽略有差异，但其实质都体现了福利的规则、募资和提供由不同部门共同完成。然而，其皆为一种静态分析，未从动态建构的视角来分析这些要素如何运转，更未关注到社会组织作为福利生产者在供给福利过程中衍生出的福利外溢效应。虽然关注到社会组织的成本与收益，以及作为福利服务的生产转化者角色，但是并未详细分析福利生产转换的机制和效应。也有学者关注老年协会的自身特征对于社区福利资源的再造或链接，但也仅是对经验现象的简单呈现，而没有上升到学理角度进行深度分析。

此外，虽然有学者根据老年人特征与需求以及组织模式运作构建出本土化的福利多元供给分析框架，具有相应解释力，但置福利消费者于被动状态。总之，学界更多还是从静态视角视社会组织(含老年协会)为依靠政府资金来进行老年福利的生产者，却忽视了老年协会也能对既有福利资源进行运用、动员、支配和转化，即没有关注到老年协会的福利再生产。马歇尔认为福利包括：实际状况良好；个人对自己的状态有良好的判断，即主观感觉良好；形成这种良好状态与一定的客观条件有关。换言之，福利是指能够改善人们生活状态的金钱、实物和社会参与活动等，具有公益性、免费性、无偿性或低偿性等特征。

借助经济学关于生产和再生产的理解，福利再生产是在福利初次生产基础上进行不断更新和重复的生产，其涉及到多个环节和多个要素。国家、市场、社会、家庭和个人皆可以成为福利初次和再生产的主体，只是生产方式和对象不相同。老年协会的福利初次生产是其直接向老年人提供的娱乐健身福利、节日福利、生活照料福利等，而福利再生产是指老年协会在初次福利生产功能之时会连带性催化和动员其他主体等对老年人增加福利支持。在本研究中初次福利生产的主体是老年协会，而福利再生产的主体除了老年协会这一核心主体之外，还包括其他主体。换言之，农村老年协会的福利再生产亦即本研究所建构的理论——连带福利生产。由于连带福利生产具有动态性、外溢性、再生性和转换性，故能够弥补既有福利分析框架的不足。

02农村老年协会连带福利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文章拟借助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来构建农村老年协会连带福利生产的解释框架。根据福利生产系统构成，文章从连带福利生产动力—生产过程—功能后果这三个维度来描述和解释。

2.1 结构化理论的分析视角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要想运用相关理论视角来解释社会现象，不仅需要对理论本身的内涵、构成要素、适用条件和解释边界等有深刻而精当的认识，还要对社会实践/案例故事有全面和清晰的了解，进而在理论和现象之间反复穿梭的基础上来建构分析框架。吉登斯⁷⁴的结构化理论旨在弥合和重塑结构与行动者的二元对立。结构与行动者之间具有二重性：制约性和建构性。结构不仅制约行动者，还为行动者行为创造条件，二者在互动中塑造新的结构。结构化是指行动者在反思性监控下，运用规则和资源来维系既有结构和再造新结构的过程。其中，规则分为规范性规则和表意性规则，前者是约束性的，一旦违反即要受到惩罚；后者则是行动者意识到为什么和怎样行动的理念或价值观。资源可分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两类，前者源于对物质实践和自然世界的支配；后者源于对他人的支配，即有权力去影响他人的能力。由于结构化理论具有较强的学术整合性和思想穿透力，故其理论解释力较强。

运用结构化理论来建构农村老年协会的连带福利具有契合性和创新性。就契合性而言，两者关注的核心都是再生产，结构化的过程是行动者将社会要素卷入其中进行社会系统再生产，而连带福利的直接表现也是家庭、朋辈群体、社会慈善要素等在老年协会的连带影响之下生产或增加了老年福利。此外，结构化的后果是预期后果和未预期后果的复合，而连带福利也呈现为此种特征。农村老年协会的规范性规则是相关政策法规、老年协会章程等，其制约着老年协会的行为发展；表意性规则是老年协会的集体共识和价值信仰，它会深层次支撑和引导着老年协会的运行。老年协会的配置性资源是老年协会所拥有的资金、活动场地和娱乐设施等，其权威性资源是老年协会所能支配或动员老人和其他主体的能力。概念的可操作性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就创新性而言，传统的福利供给较多呈现多个要素之间的静态分析模式，而结构化的过程是动态的社会再生产，用其来分析老年协会的福利生产过程会拓展传统的福利供给模式，创新福利分析框架。

2.2 老年协会连带福利生产的解释框架

结合上文所述，运用结构化理论来解释老年协会福利再生产，可以从生产动力，生产过程和生产结果来展开分析。故此，本文的研究问题可以转化为：老年协会怎样在其规则与资源的制约和使动下生产连带福利？有哪些新的结构要素被卷入到连带福利生产过程中？连带福利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结合前文的现象呈现和文献述评，农村老年协会连带福利的理论建构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连带福利的理论建构框架

其一，结构化的动力来源于行动者对结构的转化与支配能力。结构化中的行动者具有能动性、反思性监控意识和改变事件进程的能动性与行为能力。通过反思性监控，行动者方可较为准确合理地对规则和资源进行运用和转化。而资源运用构成了行动者转化能力的基础，进而推动社会系统再生产。“行为者为了达成某种目标，必然会与其他行为者发生互动关系，在此互动关系中行使权力，其目的为了让其他行为者符合自己要求的结果。因此，行动过程中转换能力的应用相对于自然和其他行动者而言就变成支配能力。”文章将重点分析老年协会如何转化运用规范性规则和表意性规则，以及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从而形成潜在支配力。

其二，结构化过程是行动者将新的社会系统整合进来的过程。结构化的核心是社会再生产，而再生产是超越行动者界限并不断拓展既有结构和再造新型结构的过程。由于规则和资源在使用中能够不断转化和传递，故此会引致社会系统再生产和创新，而非原有社会系统的简单复制和传递。农村老年协会是政府赋权建制的老年人福利支持系统，不仅能够生产预设的正式福利支持，还能连带式动员家庭、朋辈群体和社会慈善要素等非正式福利支持生产，也即老年福利系统的再生产。故此，需要剖析新的系统即连带福利由哪些要素转化而来，此为判断连带福利是否可持续的重要依据。

其三，结构化会产生新的结构，并呈现为预期后果与意外后果的复合。行动者能够对行动后果经常进行反思性监控，进而调整自身行为以符合预设后果。而意外后果则包括“行动的接续效应、行为复合的不合人意效应、意外后果的转化效应。”老年协会连带福利的生产中，既有意料之中的部分，又有意料之外的部分。连带福利作为老年协会福利再生产的正功能体现，是意外后果中行动的持续效应——老年协会预设福利功能的累积导致了福利再生产的接续。

2.3 研究方法

文章遵循质性研究范式。在资料收集方法上通过访谈、田野调查来获取案例数据材料。资料分析方法采取遵循归纳的做法，一方面着力归纳案例所呈现的信息，另一方面站在局内人和局外人不断穿梭的视角去理解复杂的经验事实，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章分析框架，来提炼农村老年协会连带福利生产机制。在理论抽样（为建构理论选取具有启发性的极端案例）原则指引下，文章选取浙江省义乌市H村老年协会为典型个案，而浙江省则是我国农村老年协会发展最早、普及率最高的省份之一，这说明老年协会在浙江省的普遍性。基于当地政策和文化的同质性，文章将H村老年协会作为典型案例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该地老年协会的整体特征，实现典型性和代表性兼具。

笔者于2015年10月底至11月进入H村对相关政府工作人员、村干部、老年协会理事会成员、老人、村民等进行了半结构访谈或参与式观察。调研的主要问题涵盖了老年协会的产生与发展、组织结构、功能发挥、老人参与以及当地村庄的社会结构和相关政策等方面。在此过程中，也收集了与义乌农村老年协会相关的政府公文、新闻报道、BBS论坛内容等公开文本，以及被当地政府掌握但尚未公开的内部数据。此外，为更深入探究H村的历史演变和社会结构，笔者还查阅了《义乌县志》。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在近几年又多次通过电话和微信访谈相关人员，以及浏览网络新闻以追踪挖掘有效信息，其目的是深入经验事实内部进而打通理论与经验相互建构的通路。在调研过程中，笔者遵循质性研究范式，尝试扮演局内人的角色在较为自然的场景中与被访者进行密集接触，与他们深度访谈和共情，进而获得对研究主题脉络（逻辑、安排、明显或隐藏的规则）的整体了解。

03农村老年协会连带福利的生产过程

根据结构功能主义观点，组织结构或形式是因应特定环境需求而产生，为实现特定目标而存在。同理，农村老年协会也是因应特定的社会环境产生，为满足老人的生活照料、文化娱乐和社会参与等目标而存在，并在政府和社会支持中不断发展。浙江省农村老年协会产生较早，究其原因是与当时人口、经济、社会环境相关。首先，浙江省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浙江省乡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10.59%，高于全国7.5%的平均水平；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浙江省乡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18.89%，高于全国14.98%的平均水平。其次，浙江省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村庄空心化现象普遍。受制于农村严峻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大潮，浙江农村中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和生活方式，留下大量老人于农村之中，其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和社会交往需要通过家庭以外的组织形式来满足。再次，浙江农村属于宗族关联程度较高的地区，老人作为传统治理资源的象征，其社会地位较高。基于以上因素，成立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老年协会能够实现老人互帮互助、群体交往和社会参与功能。

H村是浙江省义乌市的一个山区行政村。截至2018年底，该村共有1166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295人，老龄化程度25.3%，大约高出全国水平8个百分点。H村在2008年初便根据村庄实际情况推进土地流转以成立农业合作社来种植薰衣草、酿造黄酒、建设古村落以开发乡村旅游资源，建设新农村，故在义乌市农村中属于中等发展程度。此外，H村是一个主姓村庄，宗族关联性非常强,属于典型的自然村和团结型村庄。改革开放以来宗族力量得到重建和复兴，这在H村中表现为祠堂、族谱、族长和宗族仪式活动等宗族要素齐全。宗族的福利功能主要包括宗族救助、宗族养老、宗族教育、宗族医疗等方面。H村个案主要描述了农村老年协会如何连带动员乡村其他主体参与老年福利生产的故事。

在政府支持下的老年协会于1998年正式成立，年满60岁的老人自动成为老年协会会员。根据老年协会章程，“老年协会为老人提供娱乐健身福利、节日福利、生活照料福利、抚恤性福利以及学习型福利等。这些预设型福利是老年协会初次福利生产，也是其成立的初衷和功能有效发挥的体现，当然也是政府、村委会和社会多方支持和相互作用的结果。然而，老年协会却在规则与资源的驱动下能够产生溢出老年协会边界的福利再生产，体现为连带家庭、朋辈群体、社会慈善要素和村组织福利支持的增加”。运用结构化理论来看，老年协会在自身结构的约束和使动下，通过行动再造新型的结构和关系，这种新的结构便是连带福利生产的直观呈现，如图2所示。

图2 H村老年协会连带福利的生产过程

3.1 家庭福利增加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也是人类社会开展抚育、关爱和赡养等非正式支持的基本单位。然而在现代化、城市化和个体化社会，家庭的养老服务功能正在减弱。在老年协会的预设福利生产过程中，家庭对老年人的福利支持也开始增加。

一方面，子女经济支持增加。H村近年来开展的外出旅游活动颇受老年人欢迎。旅游费用支出一部分来源于村组织和村书记支持，一部分来源于老年人自身负担。然而，鉴于老年人缺乏充足经济来源，旅游费用便转嫁于子女身上。虽然有部分子女虽不太愿意支持老年人旅游，但基于农村熟人社会的横向比较压力迫使其最终同意出资支持。

另一方面，家庭不孝行为减少。即使是在宗族型村庄，宗族伦理和公共舆论能够发挥非正式约束作用，但是不赡养和虐待老人的情况也偶有发生。针对此种情况，老年协会通过做子女工作，和解家庭矛盾来转变相互观念，并通过评选好儿媳活动来奖励尊老孝亲典范，进而强化整个村庄的孝道意识。

3.2 朋辈群体支持增加

朋辈群体是老人重要的社会交往对象，也是影响老人生活质量的纽带之一。一般而言，朋辈网络越密集，人们的归属感、幸福感越高，反之亦然。朋辈群体支持增加包含两个部分。

老人们趣缘纽带增加。H村老人们彼此熟悉，日常交往也多，然其不一定存在共同兴趣爱好，而各种老年娱乐活动增加了老人们找到相似兴趣爱好的机会。在老年活动中心中，老人们无论是打牌，还是闲聊都容易找到合得来的朋友。另外，H村老年大学组织的太极操、柔力球、晨读等也吸引老人们参与并交流经验心得，从而在他们之间构建起较为紧密和牢固的互助支持网络。

老人们的互助行为增加。老年协会提倡年轻老人服务年老的老人，且通过功德银行的方式将服务者的服务时间记录下来，以便其需要服务者服务时能够利用，这构成农村社区互助养老的重要内容。在此影响下，老人们互帮互助行为增多，如为生病的老人端茶送饭、替他请医生、代购生活用品，或者陪同年龄大的老人到东阳家具市场采购家具等。

3.3 社会慈善支持增加

社会慈善作为一种自愿性、公益性、互助性、无偿性或低偿性的非正式支持，是改善和提高老年人福利水平的重要补充。H村老年协会和老年人所接受的社会慈善支持可以分为物质捐赠和公益慈善活动项目两个部分。

其一，物质捐赠。从捐赠者动机来看，物质捐赠又可以分为公益型捐赠和功利型捐赠。公益型捐赠彰显了捐献者的爱心，它不带明显的功利色彩导向。H村公益型物资捐赠包括现金、空调、毛毯、水壶、香皂等生活用品。然而，无论是村庄之外的爱心人士或机构，还是村民，他们是源于情面原则或慈善爱心驱动而对老年协会或老人进行捐赠。正如一位在2015年重阳节时给老年人捐赠过6000元的宁波商人所言，“我之所以关心老人，是因为我父母去世的早，他们没有享受到什么福气；现在我们兄弟都有钱了，就想献点爱心。再说我哥哥在义乌多年，在经营一个书院，既有文化，对这里又很有感情，就捐赠一点啊。”（ZJH20151104）此外，随着近年来乡村移风易俗，老年人过60/70/80岁生日时的宴请标准极大简化，子女们没再大操大办，而是将钱捐赠给老年协会或买些礼品送给老年人，如此也提高了老年人福利水平。

就功利型捐赠而言，其中典型便是每当村委会委员换届选举之前，便会有候选人给老年协会捐赠资金以换取村民选举中的支持。这虽然裹挟着投机的成分，但毕竟是村里人，且没有直接分发到老人手中，因此老年协会还是接受这笔资金。此外，也有村民在打算承包土地或租用库房等集体财产之时向老年协会进行捐赠，以寻求老年协会的支持。在此情形下，老年协会会慎重考虑该捐赠者的诉求是否合理和可行，进而决定是否接受捐赠。

其二，慈善公益活动捐赠。在H村最典型的公益慈善活动是街道卫生院组织的老年人免费体检活动，即由老年协会理事通过个人关系申请医生到村内定期免费体检。另外，老年协会还邀请市民大学的厨师到村上指导老年人烹饪和提高厨艺，邀请美容美发师传授简单的美容美发知识，动员义乌市农商银行在端午节时出资赞助裹粽比赛，联系戏曲班与村老年人开展联欢活动。这些社会慈善公益活动之所以能够开展并延伸至村中，主要是因为老年协会的能动性，尤其是与老年精英的个人关系网络有关。

3.4 村组织的支持增加

村组织是村庄社会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是国家政权代理人和村庄利益当家人的复合载体。基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约束，以及资源依赖伙伴关系，村组织也加大了对老年协会的支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转移村集体收入。村集体转移收入表现为：村组织对老年协会转移本应属于村集体的收入，如2000元/户的建房电损费；支持老年协会售卖村内废弃办公桌椅，出租村庄水田、果园、仓库和文化活动广场。H村老年协会的收入除了收取老人打麻将的工具费外，最主要来源是建房电损费、各种租金以及出售废旧物品的费用，而这都有赖于村组织的转移和支持。

支持老人外出旅游。自2008年以来，村组织每年都组织老人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旅游，2015年夏天还组织部分老年人到我国台湾地区旅游。旅游支出费用来自于村组织、村书记HYH和老人自身三方共担。然而，村组织和村书记的经费支出占到60%。这表明村组织的资金支持和组织协调至关重要，起到了奠基性作用。老年协会在其中开展组织动员、协调保险合同签订等工作。外出旅游开拓了老人的视野，丰富了他们的晚年生活。

综上所述，家庭支持、朋辈群体支持、社会慈善要素支持、以及村组织转移的福利支持共同构成了老年协会意料之外的连带福利，编织了较为密集的福利支持网络。老年协会身处其中的规则和资源是不断得以转化的媒介，而转化的结果——福利支出网络也不断嵌入到地方宗族文化和乡土社会之中。

04农村老年协会连带福利的生产机制

结合前文的解释框架和H村老年协会连带福利生产个案，可以从连带动力、连带过程和连带结果三个方面来阐释连带福利生产机制。它们分别指向了不同的福利生产维度，且从时间序列和空间结构上组成了福利再生产系统。

4.1 连带动力：农村老年协会对规则和资源的支配和转化

结构化是行动者在跨越时间和空间背景下运用资源和规则来维持原有结构和再造新结构的过程。连带福利作为结构化再生产的产物，其连带动力来源于老年协会对规则和资源的不断支配和转化能力。其连带的策略表现为两方面：

一方面，在规范性规则约束下利用配置性资源来提供预设老年福利。规范性规则通过清晰的原则和严格的制度约束行动者的行为。H村老年协会的运行实践主要受到全国老龄委下发的《村（居）老年协会章程》和浙江省老龄委下发的《加强基层老年协会规范化建设意见》形塑。《老年协会章程》明确了代表老年人的利益、反映老年人的需求、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组织老年人开展各种文体娱乐活动和互助活动的基本服务宗旨。《加强基层老年协会规范化建设意见》规定了老年协会的各种制度，如开展老年活动制度——开展适宜老年人的文体活动和比赛，以及每年“老人节”期间应组织一次大型文娱活动。工作制度——协助村“两委”做好农村各项政策的宣传和贯彻落实工作，积极开展社会公益活动；说服教育和调解不孝敬老年人、不赡养老年人，甚至打骂、虐待、遗弃老年人的行为。考评制度——老龄委根据老年协会的工作和活动开展情况进行等级考评，并给予相应的运营补贴。

在规范性规则的约束和理性计算下，H村老年协会充分利用政策赋权和财政支持产生的资金、场地、设施等配置性资源来生产娱乐健身福利、节日福利、生活照料福利、抚恤型福利和学习型福利。老人通过享用这些福利来休闲娱乐、排解寂寞并获得情感慰藉。如此，老年协会逐渐成为村庄中一个人数众多、颇受欢迎、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次级组织，这为连带其他主体参与福利生产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在表意性规则驱使下动员权威性资源来连带其他主体福利生产。表意性规则是行动主体的价值观和思想共识，它作为一种软性规则驱动着行为方向。与老年协会密切相关的表意性规则是其弥散在H村中的宗族观念。H村是一个主姓村庄，其中90%的成年男性都属于同一个姓氏。血缘与地缘的结合让村落家族观念在现代化的洗礼之下经过变异和重组之后进入了革故鼎新的阶段，仍然发挥着作用，家族内部的认同感、向心力和集体团结行动意识都较强。在此表意性规则的驱使下，其必然产生强烈的动机和理念来生产更多的老年福利。而为了达成此目标，就需要动员权威性资源。然而，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日渐退场的老年人并不直接掌握行政权力和经济资源，但是他们却能凭借自身的行动能力和理事会成员的网络关系来实现资源链接。

老年协会的活动能力与理事会成员的关系网络体现了老年协会能动性和资源转化能力。H村老年协会通过实际行动参与村庄道路建设监督、调解村庄纠纷、打扫清洁卫生、传承优良传统等，与村组织形成资源依赖关系。正是老年协会通过各种方式参与村庄治理并激发了村庄共同体意识，彰显了村庄互助精神，赢得了村庄社会认同，方可对家庭、朋辈群体、慈善要素和村组织发挥间接支配作用，连带动员它们的福利生产。就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而言，老年协会通过前期的配置性福利资源生产，积累了更多的权威性资源，进而连带式催化其他主体的福利生产。老年协会理事会成员不仅数量多，而且关系网络广泛，相对于普通老人而言他们属于老年精英，故此充当了资源转化和连带福利生产的中介。他们在连带福利生产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开展老年人趣味运动会时，具有特定才华的老年人的才艺表演能给运动会助兴。二是部分老年精英的代际传递作用明显，其子女也相对优秀，有些事业有成的晚辈对老年人的慈善捐赠支持较多。三是在争取政府买单的活动项目如烹饪技术培训和美容美发技术培训上，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的老年人能够动用个人关系网络争取该类活动在村内开展，以满足老年人的文娱生活需求。

综上所述，老年协会及其所容纳的老年人作为理性行动者，具有相应的反思性监控能力和能动性。在乡村场域中，他们对既定规则和资源的转化和运用来生产老年福利，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对其他主体的吸引力和支配力是连带福利生产的动力来源。

4.2 连带要素：孝道、情感和面子等道义要素得以激发利用

行动者的结构化生产是在一个时间和空间的二维框架下进行。在时间维度上，连带福利的生产和运转存在于一个长期的时间段中。一旦老年协会预设的福利能够稳定生产，其连带福利也就能够例行化地生产和持续，这构成了老年福利的再生产。在空间维度上，老年协会的连带福利产生于老年协会的关系范围内，且一般发生于村庄社区之中。家庭和社区是老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和依托所在，具有较强的文化适应性和服务便利性，故在老年福利的生产和递送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追根溯源，我国乡土社会和儒家文化所宣扬的孝道观念、情感、面子等道义要素构成了老年协会连带福利生产的潜在基础。

子女孝道观念得到有效激发。孝道观念是维系社会运行的基本伦理道德，也是中国家庭养老模式的内生动力来源。费孝通将中国养老模式概括为反哺模式，以区别于西方的接力模式。然而，现实中人们孝道观念有可能被忽略和抛弃，这与中国个体化社会到来的宏观背景有关，也与个人的道德水准下降和认识能力不足有关。在此情形下，对于不孝家庭，老年协会理事会成员上门劝诫、疏导、和解以强化其孝道观念。“农村孝道观念的落实依赖于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外部国家意识形态强制和社区舆论压力。”老年协会作为村内的次级组织，具有较强的福利资源支配转化能力，这为强化人们的孝道观念奠定了基础，也为家庭的老年福利再生产提供了动力。

社会情感和面子等道义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情感和面子是在熟人社会中所产生出来的行为准则，表现为交人情，给面子，相互行方便。在熟人社会中，人情通常以礼物来表达，通过礼物来传递行动者的关爱、眷恋、友谊、贺喜、哀悼等情感。H村老年协会所接受现金、水壶、毛毯等物质性捐赠是礼物的体现，也是社会慈善表达关爱老年人的形式和人情的载体。另外，老年协会成立之初盛行手搓麻将，后来村里一位成功人士为方便老年人娱乐而捐赠两台麻将机也是人情的表征。人情交往具有长期性特征，人们通过多次交往达到长期的情感投入和收益平衡。在H村的人际关系网络中，有村民通过捐赠毛毯来让接受捐赠的老年人产生亏欠和感激之情，进而在长远上奠定好名声，并利于生意拓展。虽然接受捐赠的老年协会不是捐赠者的家人，但是H氏族人，也是位于交往圈子之中。而超出这个圈子，捐赠的可能性减少。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交叠强化了捐赠者对“生于斯、长于斯”家乡的回报，此种情义也是乡土社会所滋养出来的绅士精神和乡土情怀的表现形式。就此而言，老年协会扮演了激活和增强乡村熟人社会关系的助推器角色。在接受捐赠后，老人们能够重拾熟人社会中的情面原则，并在交往中增强彼此的支持。

综上所述，孝道观念、情感和面子是老年协会所汲取和动员的主要道义要素。老年协会和老人通过家庭纠纷调解以及孝道劝诫强化了人们孝道观念。老年协会的影响力、老年精英的社会网络，以及宗族社会和半熟人社会的场域形态，共同重新组装了情面原则，致使村内爱心人士、成功人士和村组织都增加了对老年福利的支持。

4.3 连带后果：福利网络重构与意外后果

从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的关系来看，老年协会所生产的预设福利相当于政府投入资金和组织建设的正式支持，而再生产的连带福利与非正式支持相同。本研究捕捉到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的连带关系，即正式支持的出现能够连带非正常支持的增加，这也契合了“国家权力介入能够促进村庄内在公共性的生长”观点。政府的福利保障和资金支持类似于制度保障性的外生性发展资源，孝道观念和情面原则等道义资源植根于内生性的乡土社会之中，而外生性的正式支持能够连带内生性的非正式支持生产和增长。

其一，老年人福利网络重构。行动者在对规则与资源进行转化和利用中也能够与其他主体建立社会网络。“社会网络作为人与人交往合作互动的产物，不仅能提供物质的帮助，更能带来情感支持。”然而，在家庭养老日渐式微，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又未有效建立的当前农村，老年人可资利用的养老资源和福利支持较少。在此背景下，老年协会借助其配置型资源和权威型资源优势，撬动村庄社会网络中的多个节点，连带其他主体进行老年福利再生产。在老年协会的连带影响下，家庭开始重新审视代际关系，老年朋辈群体之间交往更加密切，社会慈善要素和村组织也滋生出关心老人的普遍心理。概而言之，连带福利的结果是重构了更加密集和富有活力的亲属、朋友、邻里和公益慈善支持网络。

其二，福利生产的意外后果。从后果与功能角度而言，连带福利还体现了预期后果与意外后果，显功能与潜功能的交叠。在H村老年协会连带福利生产中，子女的经济支持和孝顺一方面是由于老年协会所发挥的家庭矛盾纠纷调解功能所致，可以归为预期后果；另一方面则是老年人在参与村庄治理中产生的无形影响所致，具有意外后果的意味。朋辈群体福利支持的增加与老年协会“倡导老年互助”的目标定位设定相一致，可以归类为显功能。社会慈善要素的福利支持（物质性福利支持和到村内开展公益活动项目）是政府和老年协会都始料未及的，属于意外后果，可以归类为潜功能。村组织的福利支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老年协会的各种规章制度的职责要求所在，二是由于村组织和老年协会之间在血缘、地缘和利益上高度交叉重合。因此，H村老年协会所产生的连带性老年福利体现了预期后果和意外后果的交叠。

综上所述，老年协会的连带福利生产表现为——正式支持增加引致了非正式支持增加，结果是促进了老年人福利支持网络的重新建构。此外，老年协会连带福利生产也体现了显功能和潜功能，预期后果和意外后果的交叠。

05结语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农村老年协会福利再生产这一现象驱动的理论建构——连带福利生产机制，具有两层意涵：（1）老年协会在直接进行预设福利生产之时，也会对规则和资源进行运用和转化并展现出福利吸引能力，进而会对家庭、朋辈群体、社会慈善要素、村组织等形成间接支配权力，并连带性动员他们来参与老年福利生产的过程。（2）家庭、朋辈群体、社会慈善要素和村组织等与老年人之间原本便存在一定关联或团结性。在老年协会的连带性动员下，原本的关联或团结性会变得更为紧密和稳固。故此，连带福利的第一层意涵是老年协会福利再生产过程，其运转机制是包含了连带动力、连带要素和连带后果的结构化过程。连带福利的第二层意涵，主要是指粘合老年人与其他主体的连带或团结关系，其产生的潜在资源是孝道和情面等道义资源，如图3所示。

图3 农村老年协会连带福利机制

文章虽然是基于一个村庄的个案调查而来，但是仍然具有中观层面的类型特征，呈现了农村老年协会福利再生产机制。其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深化了福利生产的研究。文章揭示的连带福利生产呈现出动态的福利生产过程，可以从“动力—过程—结果”三个维度来建构阐释，这更新了既往研究“福利参与者—福利内容—如何供给福利—怎样筹资”这一静态福利供给模式。此外，农村老年协会可被视为福利生产的驱动器和转换枢纽，它能连带性动员其他主体进行老年福利的再生产。与西方的福利多元主义强调福利生产和供给的社会化相似，家庭、社区和社会慈善要素构成了中国本土福利生产的重要支柱，而孝道观念和情面原则是老年福利生产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深化了对农村社会连带性的认识。文章既继承又超越了既往关于连带性研究的三方面认识，指出连带性机制是从行动主体传递出来，但是其影响范围又超出自身界限的正外部性体现。从后果功能上来看，连带效应体现为老年协会在发挥预设功能的同时所产生的一种附带后果，是预期后果和意外后果叠加的一种社会支持网络。

相应的政策启示是：其一，政府需要注重对老年协会的赋权支持和政策引导。老年人并不必然是消极老龄化的代名词或毫无作为的边缘群体，在政府赋权之下他们也能够生产老年福利，甚至是构建社会力，实现老有所乐和老有所养。为此，政府需要通过宣传动员、财政投入、机构建设、关系嵌入等赋权方式来完善老年协会建设。与此同时，政府也需要注重对老年协会的政策引导，凸显其参与生产老年福利和乡村建设功能，弱化和消弭其社会抗争或扰乱社会秩序功能。其二，在老年协会运行中，应注重吸纳和培养老年精英，调动他们运用个人社会资本吸纳社会慈善捐赠和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进而催化连带福利生产，织密老年人福利支持网络。其三，促进农村老年协会和社区互助养老的互动与融合。乡镇和村组织可以依托村老年协会的人员、场所和组织架构来开展农村互助养老体系建设，实现双方协同互动和资源合理配置，以促进老年协会的组织活动更加紧密地围绕养老、助老和为老服务而展开。其四，乡村社会网络和社会团结能够被重新建构与整合。虽然由城乡发展不平衡带来的人口外流致使农村不断凋敝，但是随着新世纪以来的一系列乡村建设政策的深入推行，部分村庄也呈现出日渐复苏和振兴的状态。农村老年协会连带福利生产能够折射出乡村社会网络或社会团结被重新激活、建构和整合的可行性，而这也给我国当前的乡村振兴提供相应的理论启发和实践参考。

文章来源/《探索》2020年第6期

本期编辑/胡耀文

校审/蔡龚涛、赵迪、任倩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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