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工业化与服务规模化：理论与经验 刘守英 王瑞民来自世界多个国家的经验研究证实了农场规模与土地生产率之间的反向关系。中国大规模农户的土地生产率远低于小规模农户，单纯扩大土地规模无法实现农业规模报酬，以农业部门要素组合重构与连续性变化为特征的农业工业化，更主要依赖农业各环节服务规模的扩大和分工水平提高，这是实现农业规模报酬的可能途径。山东以供销社为主体进行农业生产要素重构，通过土地托管而非土地流转推动服务规模化，在标准化、易监督的环节提供专业化服务，搭建为农服务中心集约化供给不可分割的大型农业投入，发挥村级组织作用降低服务规模化组织成本，既通过分工效率提升实现了服务环节的规模报酬，又避免了单纯农场规模扩大引致的监督成本上升。本文认为，在农户家庭经营制度下，以服务规模化推进农业工业化与现代化，是中国农业发展的现实选择。
中国的数字金融革命：发展、影响与监管启示 黄益平 陶坤玉近年来，数字金融（或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格局。通过对中国数字金融产业的发展、影响和风险进行全面的梳理与分析，本文发现，首先数字金融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传统金融服务的供给短缺、金融监管的相对包容以及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其次，中国的数字金融在提高金融效率、支持创新以及促进普惠金融，改善社会平等，消除贫困和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后，我们建议通过建立数字金融行业的统一的监管规则、统合监管体系、增强监管科技以及引入监管沙箱四方面的改革实现鼓励金融创新、有效防控风险和保护消费者权益三者之间的均衡。
中国对外资产价值变化的轨迹与原因 —— 基于国际投资头寸表的视角
随着中国对外资产规模不断增加，资产存量价值变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通过金融账户而非经常账户出发来对中国对外资产价值变动情况进行考察，不仅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误差，也可以在各子项下开展细化分析。总体而言，在2009-2017年期间，中国对外资产获得了轻微的估值收益。其中对离岸金融中心“直接投资”的估值收益较高。但我们判断这并非由汇率因素和价格因素所致。将中国大陆对离岸金融中心的直接投资数据剔除后，中国对外资产的估值收益为负。具体来看，中国的外汇储备虽未获得良好的估值收益，但也并未遭受损失；证券投资中的股权投资获得较好的估值收益，但由于占比过低，因而影响有限；中国对外债权投资和“其他投资”估值损失较高，通过与其他国家进行横向对比，“数量的其他变化”应是致其流失的重要原因。
中美经贸实力对比及关联分析：量化视角下的综合考量
本研究基于贸易、生产、消费、投资等多方面数据，从量化角度客观给出了中美两国在经贸实力对比及关联方面的全景分析。研究首先考察了中美在全球经济以及各自所处区域内的角色，其后讨论了两国之间的经贸关联情况，最后选取多类代表性指标，对两国的基础实力及发展潜力进行了更为细分的比较。分析显示：当前中美经贸实力虽各有长短，但整体水平趋近；同时，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关联亦在快速加深，在全球经贸治理体系的未来走向中，中美双边关系的作用关键。
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和展望 宋 泓
在中美经贸关系陷入困难之际，本文回顾了历史，分析了影响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众多因素：中美关系甚至国际格局；从双边到多边、再到全球的规则和制度基础；战后的国际经济环境，尤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大潮。文章也分析了相对实力变化、中国积极开拓对外交往的姿态以及美国固守成规的做法所引发的中美经贸摩擦和挑战。本文的研究发现：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是中美经贸合作的基础；多边、甚至全球化的平台是中美两国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制度保障。作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中美经贸合作的潜力巨大。摈弃狭隘的单边思维，通过平等协商方式才能开创双边经贸合作、甚至全球经济的未来。联盟既是美国遏制竞争对手的主要依托，也是其维持自身在联盟内部主导权的重要工具。在“美国优先”理念的指引下，特朗普执政后美国的对外战略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联盟在美国外交事务中的重要性下降。但美国仍然尝试通过转嫁成本的方式来维护其在联盟体系中的优势地位。联盟成本分担问题成为特朗普向其盟友“开火”的抓手。在特朗普的高压态度下，部分盟友已增加了军费支出。同时，特朗普执政后美国的联盟政策更为务实，不再刻意追求美国与盟友之间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契合。然而，由于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缺乏连贯性和一致性，美国传统盟友开始质疑其治下美国的战略信誉。其盟友或被迫选择“自力更生”的内向型策略，亦或选择“对冲风险”的外向型策略来应对特朗普政策所造成的不确定性。
美欧防务责任分担矛盾的缘起、发展及影响 赵怀普 韩宝禄日
在美国主导的以北约为支柱的大西洋联盟内部，欧洲盟国的“搭便车”行为是美欧防务责任分担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这一矛盾对大西洋联盟及美欧关系具有消极影响，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矛盾表现各有特点，内容和重点也各有不同，但贯穿始终的是美欧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和争夺欧洲安全事务主导权的斗争。冷战后，美国将其对欧洲的军事承诺及北约义务作为与欧洲盟国进行谈判和施压的砝码，迫使后者承担更多防务责任或者对美国的其他经济、政治利益目标提供支持，由此导致美欧防务责任分担矛盾趋于尖锐化与复杂化。特朗普政府在对欧施压方面变本加厉，尤其在北约军费问题上持异常强硬态度，导致大西洋联盟的交易性成分明显增多。此外，特朗普政府对欧盟征收钢铝关税、退出气候变化协议和伊朗核协议等一系列做法也破坏了美欧关系的互信与合作的基础。但总体来看，大西洋联盟的共同利益仍远大于分歧，美欧不仅在反恐和对抗俄罗斯等方面有共同利益，还对彼此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美欧防务责任分担矛盾虽然难以根本消除，但双方均在采取实际行动，特别是欧洲方面做出了更多的实际努力，以减少北约军费争议对大西洋联盟的冲击。大西洋联盟将在分歧和矛盾中延续。
国际货币市场基准利率改革及对中国的启示 李宏瑾 任羽菲
Libor操纵案后，在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牵头指导下，各国对货币市场基准利率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改革。目前，美、英、欧等主要经济体均已确定新的近似无风险利率（RFRs）的替代方案，以Libor为代表的基于报价的货币市场基准利率（IBORs）预计将于2021年底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本文对各国货币市场基准利率改革的最新进展进行了全面梳理，并从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功能和性质的讨论出发，指出了各国无风险基准利率替代方案的共同特征、未来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发展方向，这对完善中国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顺利实现利率“两轨并一轨”和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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