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会讲||第4期：疫情之下的围城记忆
珠江会讲第4期
疫情之下的围城记忆
【编者按】己亥末，庚子初，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从武汉波及多地，牵动人心。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场战疫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或许，很多事情，很多场景，很多记忆，都会成为我们生活中难以抹去的岁月片断。2020年2月28日上午，珠江会讲第4期，广州市智慧治理研究中心疫情治理观察小组特邀“武汉伢”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康佳立博士围绕“武汉围城宅居生活”进行了线上交流与公开对话。
◎李义科：当前你身处武汉，是这次疫情最核心的地区，本身你又是武汉人，这一个多月以来发生的事情与自己息息相关。对于这次疫情，你自己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康佳立：我是武汉土著，现在就住在离那个“声名鹊起”的华南海鲜市场三公里多一点的地方，是这次疫情爆发的最核心区域。这个市场就在人流量极大的汉口火车站傍边，实际上我路过的次数不少，但一次都没有进去过，对里面的情况不太了解。只知道这个市场周边的商品房众多，疫情之前新房的价格接近三万一平，离它不远的大中型商圈就有好几个。
由于我以前从事的职业关系，对于这次疫情的讯息知道的早。特别是自己往年就有冬季公共场所戴口罩的习惯，所以囤积了留有一定余量的口罩和一些药品。再加上今年过年较早，连同家人在元旦和春节一起准备的年货，主粮支撑到三月中下旬是完全足够的。
就这次疫情本身而言，我还是做了最坏的打算。一月初甚至还计划在疫情发展得太恶劣的情况下，把家人全部转移到省外，连租的房子都看好了。不过问了一大圈海内外的专家，结论就是让我反应不要太过度，于是这个准备也就作罢。
◎梁世杰：疫情期间你和家人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在传统的运动式治理下，武汉的社区如何开展疫情宣传、组织动员和居民学习？
◎康佳立：我自己是政治学专业出生，有公共管理的学科背景，我的博士导师对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研究很深，我受其影响很大。总的说来，这次疫情就是“自我管理”。即管理好自己，也管理好家人。
就我自己而言，还是以一个平常的心态来过最普通人的生活。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出门，出门做好必要的防护。不添乱，少添麻烦，为自己负责，也为家里人，更是为其他人负责。
不过我上有二老，全是活宝。除了老头尚有可以沟通的余地外，我家老娘是个典型的武汉大妈。本来“大妈”已经成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词汇，国外甚至有专有名词来形容它。现在再成为“武汉大妈”，可以想象成浑身长着刺，摸一下，一手血的样子。她和池莉与方方的区别就在于，两位武汉女作家只动手不动口，我老娘什么都动，还喜欢不听指挥的乱动。
在一月中旬没有封小区的时候，我就开始号召家里人戴口罩了。最极端的方式是，我老娘出门我就会跟着。不为别的，就是监督她是否戴口罩，戴口罩的方式是否正确，因为她是有“前科”的。以前叫她戴口罩的时候会把鼻子露出来，用她的话说是“透气”——“口罩口罩，遮住口就可以了，要不然为莫斯（为什么）叫‘口’罩”，气得我当时整个人都“方”了。说服并培养一个形成长久生活习惯的人去接受和改变，确实需要花很大的精力。
等到一月下旬官方披露的疫情急转直下之时，武汉开始封城的前两三天，外出的人逐渐少了起来。但是大型的百货商场还是有零星不多的人，全都戴着口罩，营业员也是，都非常的警觉。只是由于临近过年，大型商超人潮汹涌，毫无疫情的影响。等到正式封城，人们挤爆了武汉的各大医院，瘫痪了武汉的医疗系统，造成我国相当罕见的“挤兑”情况后，官方开始号召留守武汉的市民不要外出，马路上就开始很难见到人影了。此时政府还是没有采取措施强制人们不允许上街，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老头老娘仍然想出门溜达，毕竟憋在家里实在太慌。我没有办法，只好直接堵住家里的大门不让他们出去。想出门只有一种办法，从我的身体上（不是尸体上）跨过去。为此也没少吵架。
真正让他们俩认识到疫情的严重，还是拜铺天盖地的新冠疫情新闻的狂轰滥炸所赐，有时候自己最亲的人说的话一点都不管用，一定要不认识的但是看起来头衔高大上人说的，看似很有道理的话才管用。这已经是到一月底正过年期间了。结果是新闻看多了，微信里不知道是哪些七大姑八大姨们发的乱七八糟的文章看多了，让老头老娘俩人慢慢有点吓不过，开始有点神神叨叨。为此，我直接把他们的手机断了互联网，只能打电话和发短信。想了解疫情可以来问我，反正我一天24小时都跟着你们，看电视也不错，实在无聊还可以看看书……
从以上的描述可以大致整理出一个脉络，即从不知——知晓，但无所谓——警觉——重视且恐慌的过程。在这期间，如果每个人积极地把自己和家人都管理好，社会压力会小很多，也不需要社区组织什么动员、学习和宣传这类事实上效果有待商榷的行动。当前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就是最好的行动和支持，在我小的时候父母管我，等他们老了，我来管他们。毕竟成功的自我管理相对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措施要有效得多。
◎陈银成：封城对居民出行有很大影响，居家抗疫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情绪，它们都攸关生命，能否谈谈面临的具体问题？
◎康佳立：其实封城对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影响不是特别大，本地人生活在自己的城市是很有安全感和归属感的。没有很大的通勤压力，没有租房的压力，更没有人生地不熟的压力。相对于那些滞留在武汉的外地人而言，我还是很幸运的。这就是无论怎么样都要回武汉的原因，我不愿看到有人滞留，更不愿成为其中的一员，毕竟我是有家可回的人。有时候自己也会感慨那些为追求大城市生活而背井离乡的人，毕竟这些人走到哪里都是过客都是外来人。
对于封城我确实是感受不深。因为一直生活在市区，对离开武汉市既无愿望也无交集。但是对新上任的省市两级书记采取的封小区措施，感受就非常强烈。在此之前，虽然在最后阶段政府发布过封小区封户等等的措施，但是由于人手不够等等原因始终都无法贯彻下来。我住的小区只留有一个行车出入口，供居民自由出入。提供必要物质的商超也对外营业，只是加强了限流这类的人员管理。所以我们的最基本生活还是没有太大影响，最多就是无法出远门。
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两位新书记上任，是伴随着疫情逐渐好转大趋势的，是已经渡过了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但是其采取的防疫措施却比前任加码许多。一是是严格限制住户随意进出小区，甚至还把楼栋的电梯停掉。很多老旧小区和城中村没有围墙，就临时搭建工地常用的隔板来限制人员进出。二是要求大型商超不得零售，只能通过团购的形式开展销售。三是密集电话询问个人的健康状况。
其实许多武汉人对这些措施的意见不小。首先集中在为何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不严格封小区封户，而是在局面向好的情况下开展这些措施。其次是这次疫情期间很多政令的发布突然又不合时宜。很多都是凌晨发布消息，没有给市民准备的时间而措手不及，犹如“躲猫猫”一般。第三，严格封闭小区导致不能外出采购生活必备物资十分不便。即便是团购，也只能是定时定点到规定地点去取，完全不能做到入户，社区服务的“最后一程”根本不能实现，这在另外一个层面又加剧了传染的风险。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商超不零售这方面，严重影响了市民的最基本生活质量，怨声载道。其一，商超的团购要抢。手速慢点时间晚点抢不到就麻烦，况且对于那些中老年人不会使用手机APP的来说，更是巨大的挑战。其二，众口难调，现阶段商超几乎不可能实现个性化服务。这就导致了网传70岁的爹爹买到了卫生巾，网上爆红的“汉骂”姐一连串的质疑社区和商超工作人员等等一系列奇葩事情的产生。第三，直接大幅度推高物价。商超自身在多轮整改后不敢对商品涨价，但是各种名目繁多的隐性收费又凸现出来，比如说物资分拣费、运送费等等。而且这些收费项目又不能保证质量。对于那些出厂就已经包装好的硬产品相对好点，包括时令蔬菜在内的软产品而言，团购是又贵又差。据说有些实在受不了团购的小区居民，会想办法到一些仍旧营业但是会与当局玩捉迷藏的私人店铺去购买生活必需品，结果缺乏竞争老板坐地起价价格翻番，市民着实无法忍受却又无法投诉，只能认命。
总结当前的现状就是，物资很丰富，也有钱，就是不让人买，市民望着超市兴叹。于是有人开始怀念之前的严格管理人员但不封闭小区，商超严格限制人流量但开展零售这类十分“懂武汉人”的措施。毕竟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都没有像现在这般严重影响生活质量。这之前，留在武汉的大多数人除了与疫情有关联的外，并非像外地网友想象的那样生活不堪和水深火热，造成一种墙内墙外不一样的现象。只是现在武汉人的生活是越来越不方便，这甚至是建立在大多数人对疫情的严重有了基本认识，绝大多数人能够做好自身防护的前提下。对疫情的防控，到底是疏还是堵，如果“江湖”这一层能够做到有效的自我管理，“庙堂”是不是也应该作出相应的改变？是否需要对民众有最基本的信任？这个决策真的需要商榷。
◎李义科：疫情之后你对武汉有什么期望？
◎康佳立：我是武汉土著，生于斯长于此，对其有极强的认同感。
疫情中的武汉，其实是一个非常撕裂的城市。有时候外出走在空空荡荡的没有人和车的马路上，静止得给人就像一幅画的感觉。这幅画虽然美丽，却又是心生恐惧的。因为这种静止让人无法分辨世界是三维的，一种被降维的感觉犹然而生。而与其相对的是马路另一头的极端躁动不安。医护人员的匆匆忙忙，政府官员的焦头烂额，就医病人的急促呼吸，失去亲人痛苦的撕心裂肺，无法就医的哀叹，无助绝望而跳桥的那声闷响，上吊自杀时喉咙发出的低咳，都在不停揭示这场人道灾难的深重。
通过这次疫情，确实暴露了官方的很多问题。不过与此相对应，民间也有不少问题显露出来。当前国内网友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对事物的认知很多人还停留在“你长得像坏人，那么你一定就是坏人”的阶段。二是像金鱼一样，只有三分钟记忆。
前者反映在疫情期间，对湖北省和武汉市主政官员——被冠以“F4”的猛烈批评，直接拓展到对武汉这个城市的质疑。鲜有搜集资料去思考F4行为的原因，不去提出“为什么”就开“地图炮”，集中对武汉这个单一的现象元展开攻击，却有且仅对此作出评价，看不到其它的联系和深入。这实际上也体现了武汉作为一个城市实体在话语权上的严重缺失，也体现在城市的包装和营销不足。诸如在此间的自媒体用“抄作业”来标榜一些省份来带节奏，让人十分怀疑其动机的单纯与否。特别是爆发过非典和口碑在全国本来就不佳的个别省份身上。
至于后者，我只希望人们在过了很长时间后，类似“李文亮”这类在本次疫情期间具有相当符号化的标签被提起时，不会有太多的忘却。因为这次新冠病毒终究会被战胜，人们也最终会获得疫情的胜利。只是这种胜利，是最普通的人用最沉重的代价换来的胜利，也只可能是人民的胜利，任何其他势力都不应该剥夺。
审读|康佳立（湖北武汉）
编辑|陈银成（湖南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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