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会讲||第1期：疫情之下的学术张望
珠江会讲第1期
疫情之下的学术张望
【编者按】己亥末庚子初，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从武汉波及多地，牵动人心。“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每一个人都是这场战疫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作为嗷嗷待哺的莘莘学子，我们立足所见所闻，开展所学所思，致力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2020年2月22日下午，珠江会讲第1期，我们公共管理2019级研究生邀请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大都市治理研究中心秘书长李利文博士就“疫情防控与地方治理”展开了一次热烈的视频对话与学术讨论。更为可喜的是，早在公元1167年，李利文博士家居所在地5公里之外的岳麓书院发生了中国学术史上流传千古的思想对话——“朱张会讲”。由此，我们期待“珠江会讲”的开张能在岭南大地绵延“朱张会讲”的千年文脉，以扬广州大学创办人陈炳权先生力推“博学笃行”的广府学风。
◎刘鉴萱:您在有一次会谈中提到“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有没有改变基层政府属地责任逻辑、有没有改变基层政府官员的避责逻辑、有没有改变基层政府中多头管理等属性，这些都可以通过实际观察和典型案例来进行解剖和分析”，并且提到了基层政府的形式主义或痕迹主义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下不同地域的表现就很不一样，那您能够例举典型案例简单解剖和分析一下这一问题吗？
●李利文：属地责任逻辑、官员避责逻辑以及多头管理逻辑是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常见的属性逻辑。在谈到新冠肺炎疫情治理的过程中，这些问题都是不可回避的。通过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来看，属地责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武汉进行交通管制（封城）以后来看，大部分地方政府反应都很迅速，基本按照政府科层制的运作逻辑快速展开各种管制和宣传，这说明属地管理的逻辑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运作的强度在增大。
从避责逻辑来看则呈现出典型的两级分化现象：一方面，一些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对疫情反应迅速，冲锋在前，及时做出有力决断；另一方面一些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则表现出不积极、不作为的态度，只是按部就班简单地完成上级政府下派的各种任务。作者通过业主群观察，同在广州的两个小区，A区积极作为、工作精细、服务妥帖，而B区则散漫拖延、逃避责任、广受批评。
从多头管理逻辑来看，其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下则表现得更加明显。从这次疫情中可以观察到，多个条线部门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所产生的压力面前，不断要求基层政府填写各种材料和表格，一些基层工作人员忙到凌晨一两点才能够把各种条线部门下发的各种不同规格和标准的表格填完。其实，各个条线部门要求填报表格的内容大同小异，但因多头管理、缺乏整合，使基层政府仍然疲于应付。
形式主义或痕迹主义在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如果要说不同地方有什么不同表现的话，这需要详细地调研和分析。我们根据官员的表现至少可以将其划分为“不作为”、“慢作为”、“负作为”三种形式。“不作为”就是当疫情来临的时候，放任不管，不主动进行防控、缺乏责任和担当意识，如北流市清湾镇党委副书记、镇人大主席在疫情防控严峻形式下擅自离开带班工作岗位就是典型体现。“慢作为”就是指面对疫情不主动防控和积极应对，导致延误时机等行为，如开原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作为疫情防控组长，不主动排查、不严格落实，导致辖区发热人员数据不清，使防疫陷于被动。“负作为”就是指不但不积极作为，还顶风违规违纪的行为，如湖北红十字会违规行为。
◎刘鉴萱：作为理解问题意识的重要性，请问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除了关注基层治理中的痕迹主义形式主义外，就您看来还有哪些问题或者视角是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和挖掘的？
●李利文：新冠肺炎疫情是一起典型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是与社会常态相对立的，也就是说我们平时主要是在社会常态下来观察问题，而新冠肺炎疫情下主要是一种非常态社会观察。在平时的研究中我们不能够以“自然实验”的方式来观察和获得数据，而只能退而求其次地使用所谓“反事实”的方式来进行假定和模拟，而突发性事件则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天然的实验观察。非常态社会其实就是一种极端案例和极端情境，在极端情境下一些平时没有凸显的问题可能就会迅速凸显出来，从学术科研的视角来说，这就可以使我们观察到一些潜在的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被突发性事件放大，在平时我们是无法观察到的。比如可以测验我们的制度承载力，在突发性事件的冲击下，制度是否具有足够的弹性和韧性来承受突然爆发的各种连带性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
◎刘鉴萱:关于问题意识培养和理论提炼能力的经验，在写作能力的培养和提升上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呢？研究生阶段还有什么能力是我们应该注重和培养的呢？如何做呢？
●李利文：就我个人经验而言，写作能力的培养和提升主要围绕两个词来展开，分别是“内容”和“方法”，内容是根本，方法是助力。具体而言，“内容”就是要多读、多问、多思、多看。“多读”主要是要是多读经典文献、权威文献、最新文献，“多问”主要是多问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多思”主要是多思考表象背后的本质、形式背后的逻辑、事实背后的意蕴，“多看”主要是看现场、看证据和看事实。“方法”主要是指工具方法和思维方法。工具方法是我们课上经常学到的，比如定性分析方法、量化分析方法、可视化分析方法、逻辑分析方法等等，这些方法大部分都有一系列软件工具进行支撑。思维方法主要是从个体经验感知的角度探寻问题的方法，思维方法是因人而异的，需要自身的悟性和灵感。论文的写作和培养关键在于“内容”而不是“方法”，一个好的问题的提出、一个微妙的研究设计或者一个耐人寻味的研究结果主要反映的是“内容”层面的东西。研究生阶段的培养同样如此，应该兼顾“内容”和“方法”，但应看到“内容”才是提升能力的根本，不能盲目地仅仅专注于学习“方法”。
◎丁雨瑄：在本次防疫工作中，地方政府的信息披露和防控工作不到位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结合德罗尔的逆境思想和政策制定无能的理论探究，他强调“目前已知的政策制定的核心机构，其最大工作能力有限，具有犯错误的倾向，必然导致无能”，这一思想理论是否在今天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而言，我们又应该怎样消除政策制定无能呢？
●李利文：新冠肺炎疫情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给社会造成了失序、恐慌和冲突的社会紧张状态。德罗尔认为，政府中枢决策系统的政策制定对消除逆境状态具有重要作用。同时，政策制定本身固有的无能和逆境状态下要求的高质量政策之间形成巨大的政策质量鸿沟，这些对政府部门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从疫情防控的风险阶段、灾害阶段和危机阶段来看，其在政策和行为上还有诸多需要改善的地方。在前期的风险治理阶段，从“吹哨”到“爆发”，相关部门没有对疫情信息进行及时公开，没有为各部门和民众的疫情准备和控制赢得时间。在灾害阶段或突发阶段，从“爆发”到“封城”，简单封城、不当回应等赢得民众认可，也没有实现高效地救援和处置。在危机阶段，出现红十字会事件、黄冈卫健委事件等一系列问题，危机治理中也是各种漏洞。从这些阶段来看，逆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系列复杂性因素综合产生的结果。因此，消解逆境也是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的系统工程。正如德罗尔所说，改变应付逆境的基础条件、优化政策制定过程以及变革决策观念和方式等都可以作为探索性的消解政策制定无能的对策选择。
◎李珊：您对于民众恐慌有何看法？您认为此次武汉疫情是否造成了民众恐慌？如果有，您觉得造成恐慌的原因主要有哪些？接下来各界应该如何作为去消除民众恐慌呢？
●李利文：在此次肺炎疫情中，不同地方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恐慌，抢口罩、囤食品和堵道路等行为就很好地体现了群众的恐慌心理。造成公众恐慌的原因主要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溯源，一是事件本身的性质，二是人们对事件的认知。从事件性质上而言，突发性新冠肺炎疫情在所有灾害类型中属于易引发焦虑和担忧的灾害类型，其不像矿难灾害、地震灾害和社会风险等类型。尤其是新冠病毒从“没有人传人”到“人传人”和从“接触传播”到“气溶胶传播”的发展，说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本身是具有一定严重性的。从事件认知上而言，则主要涉及到信息传播问题和人群性质问题，信息传播主要是与谣言有关，谣言是加剧甚至造成恐慌的罪魁祸首，至于谣言的形成和机制等在此不多说了。人群性质主要是指不同人具有不同的敏感特质，一些人属于典型的恐惧易感人群，因而这部分人也是防控的重点。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实际上很多恐慌并非产生于事件本身，而更多地来源于人们对事件的认知，而在这一过程中谣言和个体特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置于怎样消除民众恐慌，也应该从这些方面入手。一是要正确认识突发事件的性质，做好及时明确的定位；二是加强权威信息公开，消除谣言，以正视听；三是关注易感群体，防止“乌合之众”事件的发生。
◎范飞：疫情中，出现捐赠医疗物资滞后发放、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不知情以及民众信息知情权不足等情况，请问一下李老师，是否可以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进行权力痕迹的疫情监管以及如何实施呢？
●李利文：实际上，在此次疫情中已经出现了诸多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用，比如智能机器人为新冠肺炎病人提供的送餐服务、个体足迹管理、大数据出行以及智能物资匹配等。也有相关研究从理论上探讨了区块链技术对解决突发性灾害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作用，但这还停留在理论层面，真正实施起来可能还要突破利益、体制、技术等一系列障碍。非常自信地看到，我们学院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在公共管理应用这一块走在了领跑前列，大家可以关注以陈潭教授为核心的南方治理研究院和智慧治理学术团队的相关成果和报道。
记录|刘鉴萱（江西赣州）、李珊（山西运城）协理|丁雨瑄（江西抚州）、范飞（贵州安顺）
审读|李利文（湖南长沙）
编审|林曼曼（广东揭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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