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Myth of Disenchantment: Magic, Modernity, and the Birth of the Human Sciences作者：杰森·约瑟夫-斯托姆（Jason Ānanda Josephson-Storm，威廉姆斯学院宗教系）来源：同名著作（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8）导论第一节“世界祛魅的哲学考古学”
启蒙运动的纲领是对世界的祛魅。……在普遍概念的权威中，启蒙运动发现了人们对恶魔的恐惧，人类曾经试图通过魔法仪式影响自然中的恶魔。从现在开始，物质终于可以被控制了，不再有内在的力量或隐秘的幻觉。1907年，巴黎。居里夫人（Marie Curie）坐在圣日耳曼大道（Boulevard Saint-Germain）一间豪华公寓的房间里。灯光变暗，这位化学家与身旁的男人手拉着手，一起看着桌子对面的灵媒摇晃身体，喃喃自语，用奇怪的声音低语，他们被一个名为“约翰·金”（“John King”）的灵附身。据说，灵媒尤萨皮娅·帕拉迪诺（Eusapia Palladino，1854-1918）能够“隔空使物”，有时能产生“光斑的幻觉或肢体的幻觉。有时又是黑影或磷光。”居里夫人后来回忆，就在那次通灵法会中，光斑开始在黑暗中出现，仿佛尤萨皮娅·帕拉迪诺的头上戴了一定光环的桂冠。慢慢地，灵媒伸出她的手，穿过居里夫人的头发，传递给她一个“光晕”。似乎，看不见的力量就这样被证实存在了。按理说，居里夫人不应该出现在那里。从各种维度上讲，她都是当时科学制度的典范，是一位坚定的批判性思想家，曾有过许多惊人的发现。她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是历史上极少数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人（物理学和化学）。居里夫人出席通灵法会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因为许多理论家认为，现代世界之所以现代，正是出于对泛灵论的拒绝。基本上，我们已经从当代世界观中消除了鬼魂、恶魔和灵。因此，大多数学者在得知她在物理学研究中涉猎鬼魂或超自然研究时，都会感到惊讶。我这本书不仅讨论泛灵论的诱惑力，还将讨论为什么将现代性描述为“去泛灵论”本身就是一个迷思（myth）。人们不难想象，居里夫人愿意相信死者灵魂的存在，因为她才守寡不久。毕竟，她的丈夫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在1906年4月去世了，她在那段时间的日记中经常热切渴望着和皮埃尔交流。但是，这并不是居里夫人第一次参加通灵法会。事实上，在皮埃尔·居里猝然去世之前，居里夫妇已经一起参过类似的事。从1905年到1908年，法国最知名的科学家们聚集在巴黎的公寓和实验室里，研究尤萨皮娅·帕拉迪诺这位特别的意大利灵媒。除了居里夫妇之外，经常出席的还有著名的生理学家、物理学家达松瓦尔（Jacques-Arsène d'Arsonval），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吉尔伯特·巴莱（Gilbert Ballet）、贵族医生阿诺·德·格拉蒙（Arnaud de Gramount）伯爵，以及三位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让·佩兰（Jean Baptiste Perrin）、生理学家夏尔·里歇（Charles Robert Richet）和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
（中）尤萨皮娅·帕拉迪诺；（左）波兰心理学家、哲学家、发明家朱利安·奥乔罗维奇（Julian Ochorowicz）
法国人并不是唯一对尤萨皮娅·帕拉迪诺感兴趣的人。从1872年起，一直到1918年去世，她的能力被英格兰、意大利、波兰、德国、俄罗斯和美国的人们测试过。对尤萨皮娅·帕拉迪诺的超自然现象感兴趣的并不是社会边缘的怪人，而是当时学术界的尖端人物。然而，这些研究者探索的领域往往被他们同时代的人标记为神秘主义，甚至是彻头彻尾的魔法。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继承中世纪的“迷信”，也不是为了颠覆科学，而是为了扩大科学的边界。
并非所有见过尤萨皮娅·帕拉迪诺的人都相信超自然的力量。有些人相信她是个骗子，但确实不少人认为在那些黑暗的房间里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在巴黎，人们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人——从怀疑论者到灵媒信仰者，再到那些喜欢用以前未被认识的能量形式来做解释的人。例如，柏格森一开始就非常怀疑，但最后产生了一种超自然的哲学，甚至在1913年成为“英国灵魂研究协会”（British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的主席。这对于一个以提出“生命冲动”（élan vital）而闻名的哲学家来说也许不那么令人惊讶，而且他的妹妹莫伊娜·马瑟斯（Mina Mathers，即米娜·柏格森）是当时著名魔法组织“黄金黎明协会”（Hermetic Order of the Golden Dawn）的共同创始人。一些更传统的科学人物也受到了尤萨皮娅·帕拉迪诺的影响。1906年4月14日，皮埃尔·居里给路易·乔治·古伊（Louis Georges Gouy）写了一封信，这是他去世前写的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们又与灵媒尤萨皮娅·帕拉迪诺进行了几场通灵法会（去年夏天我们已经与她进行了会谈）。这些现象真的存在，我绝不再怀疑它们。这很不可思议，但事实如此。而且我们的法会是在完全控制条件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在我看来，这里意味着所有领域的全新事实和空间的物理状态，而我们对这些事实和状态还没有任何概念。
虽然居里夫人缺乏她丈夫的那种热情，但她在1906年4月16日给一位朋友的信中用法语写道：“我们最近参加了尤萨皮娅·帕拉迪诺的几场通灵法会，其中一些似乎非常令人信服。这是一个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在一封用波兰语写给朋友的信中，她没有那么多顾虑，她宣称：“就我个人而言，我很愿意接受像尤萨皮娅·帕拉迪诺或斯坦尼斯拉瓦·汤姆奇克（Stanisława Tomczyk，1885-1975）这样的灵媒，相信她们拥有不寻常的力量。”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没有亲眼见过尤萨皮娅·帕拉迪诺，但他也断言：“在我看来，她的现象很可能是真的。”
灵媒斯坦尼斯拉瓦·汤姆奇克
这里的重点不是嘲笑威廉·詹姆斯和居里夫妇，更不是借他们的权威来主张灵媒果真能狗控制死灵。事实上，我们的主要工作不是讨论物理学或灵本身，而是探讨社会科学家、哲学家的文化史与思想史。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对现代性的一个传统概念提出了挑战。我认为，当我们发现不同类型的科学家都与“魔法师”为伍时，我们不应感到惊讶。理性并没有消除“迷信”，而是“驮着”迷信前行。科学史上最耳熟能详的故事，就是魔法祛魅的故事。魔法从这个由法则规定的世界中退出了。我在这里要告诉你，这种普遍的文化史叙事并不正确。历史上，成功压抑魔法的次数比压抑失败的次数少得多。我不清楚科学是否一定会使自然界失去活力。事实上，我将按照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说法，认为我们从来没有被祛魅过。对于那些已经怀疑魔法在现代性中持续存在的读者，我将追溯祛魅这一迷思的谱系，以及探讨它如何作为一种规律性的理想持续发挥作用。
人们一直普遍认为，现代性的超自然特征远离了我们。现代化常常被等同于工具理性的兴起，人类与自然的逐渐疏离，以及一个被剥夺了神秘感和奇迹的官僚世界和技术世界的诞生。学者们经常把这种叙事归结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短语“祛魅”/“世界不再令人着迷”（die Entzauberung der Welt）。事实上，当代西欧、北美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失去了它们的魔力，正是这种缺失使它们变得“现代”——这是我们被一直教导的事。正如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2011年总结的那样：“我们每个人都同意，我们与五百年前的祖先之间存在一个巨大区别，他们生活在一个‘被施了魔法’的世界中，而我们没有。”祛魅也是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一种标准说法。泰勒等思想家认为，宗教失去了对现代主体的控制，部分原因在于科学消除了超自然的现象。近年来，面对宗教复兴，经典世俗化的论题已经萎缩，但即使是对“上帝之死”最激烈的批评者，通常也会认可魔法的衰落——至少在西欧是这样。事实上，相对主义的世俗主义往往将世俗主义等同于新教，而新教又被等同于“反魔法”。如果说宗教的“后世俗化”复苏与理性的局限性联系在一起，那么魔法和技术仍然被广泛视为对立的两者。只有少数人会声称，魔法正在卷土重来。首先，我想挑战这一模式，重新书写有关现代性的叙事，重新书写现代性与“前现代”的断裂。我将在下文指出，我不是唯一一个正在研究现代性的返魅的人。这项任务具有特殊的紧迫性，因为各种版本的“祛魅论”最近都找到了新的立足点，成为哲学和政治理论新运动的支柱。许多思想家——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简·班纳特（Jane Bennett）、威廉·康诺利（William Connolly）、爱德华多·科恩（Eduardo Kohn）、曼努埃尔·巴斯克斯（Manuel Vásquez）等人都指责现代哲学使自然“去泛灵论”，使物质死亡，变成无生命。作为回应，他们旨在恢复替代性的、生命的本体论，有时被称为“行动的现实主义”或“返魅的唯物主义”。简单说，这些新哲学家和他们试图取代的后结构主义者一样，正在反抗一个从未实现完全控制的霸权。返魅的本体论和重获灵性的自然一直都在那里。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将探讨迷思的建构和所谓霸权本体论的矛盾。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一种老式的、但是根深蒂固的叙事构成。这种叙事离不开数学和物理学的兴起，从构建一个“机械式宇宙”（“clockwork universe”，或译作“发条宇宙”）模型的角度来描述现代科学范式的历史。这个模型不再需要精神或神灵来驱动宇宙的马达。撇开历史上很少有物理学家真正赞同这种苛刻的模型不谈，对我来说，令人着迷的是，“机械式宇宙”的形象如何拥有自己的生命——特别是在社会理论家中，它如何拥有生命。从而，这种形象摆脱了自然科学的范围，在当代世界图景的文化构成中获得了一种矛盾的地位。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个特定的世界图景本身就是一个迷思，因为它具有自己的叙事力量，并且无论如何与物理学的关系都不大。然而，这种世界图景的某些变体往往不被视为“迷思”，却被作为一种非历史的、普遍的“真实”来呈现。同时，其他迷思却被打碎了。坦白说，我不是在攻击当代物理学的本体论，而是对物理学的特定历史形象如何在人类科学中打下烙印感兴趣。这种形象溢出了自己的范围，成为一种对现代性的总体描述——即使物理学家们自己也经常从内部反对这种模型。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发问：面对居里夫妇参加的科学通灵法会、面对泛灵论的复兴以及“黄金黎明协会”等魔法组织的现代复苏，我们如何知道“现代性”就意味着“祛魅”？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指出，魔法在理论化的过程中一直没有缺席。虽然我们知道反主流文化中仍然存在着“奇迹”，而且科学家经常在他们各自的专业领域之外坚持一些奇怪的想法，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我想研究那群最不可能的人，研究那些将现代性等同于“祛魅”的理论家，看看他们如何做到在一个遍布迷思的背景之下，在一个充斥着“灵”与“魔法”的社会世界中实现各种见解和规范。这将使我们能够将祛魅分解为不一致的、彼此重叠的主张，这些主张涉及“奇迹的丧失”、“世界活力的丧失”、“迷信的逐步理性化”，当然还涉及我关注的“魔法的终结”——它们都有着共同的根源。事实上，追踪神秘学在各学科中的持续存在是很重要的事，不仅仅在自然科学中，在拉图尔等人的社会学领域也很重要。社会学领域存在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些研究陌生文化的人本身就没有那么多宗教信仰，很少有人会想象人类学家会轻易相信魔法的东西。正如当代人类学家谭亚·卢尔曼（Tanya Luhrmann）所言，在大部分历史中：“社会学的核心任务是解释魔法的祛魅如何成为可能，并解释西方社会如何进入了理性模式。”但我将指出，作为一门学术学科，人类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在19世纪与蓬勃发展的神学和灵学运动一起出现，并与后者一样对魔法知识和死灵感到着迷。有很多证据表明，泛灵论者热爱阅读社会理论；反之，社会理论家也经常涉猎泛灵论。此外，往往是那些自称“魔法师”的人（而不是社会学家）率先站出来谴责“去泛灵论”，谴责魔法的普遍丧失。其他学者认为，宗教研究起源于欧洲帝国。这是一个尖锐的观点，可能需要完善，因为该学科的早期典范人物——麦克斯·缪勒（Max Müller）、马克斯·韦伯、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从未去过印度，也没有亲眼见过澳大利亚原住民。然而，他们却深深地卷进了神秘主义的环境中。他们认为自己对非西方的了解大多融合了欧洲的神秘主义。事实上，他们关注的对象、他们的方法、甚至他们的自我定义都带有这种早期与神秘主义接触的痕迹。我还要研究人类科学的神秘面孔，那些没有进入正典的文本和思想家以及他们的神秘主义观点被制度性地忽略或压抑了。许多“祛魅理论家”的私人生活似乎与他们主张的模式背道而驰。通过揭露这一点，我旨在打乱旧有的主观叙事，为全新的叙事让路。此外，虽然社会科学常常被认为是世俗化和魔法被取代的载体，但我认为，社会学和它的近亲学科更有可能成为新兴异教、萨满甚至复兴魔法的土壤。人类科学本身和人类科学对现代性的描述都持祛魅和世俗化的观点。我认为，正是在这种蓬勃发展的“灵与魔法”的文化加持下，欧洲知识分子孕育了一个“没有迷思的社会”，但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迷思。为了澄清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我需要解释一下我所说的“迷思”是什么意思。“迷思”这个词经常被用来表示一种错误的信仰，或者浪漫地表示一种古老的、甚至神圣的叙事话语模式。我对“迷思”的兴趣在于“现代性迷思”本身。我指的不是某个特定时代的故事，而是关于“现代性”这样一个时代以及它所具有的某些特征性寓言。我们现在知道，现代性既是一个空间范畴，也是一个时间范畴。说一种文化为现代性是将其与新事物联系在一起，并将其反面置于殖民化或历史的废料堆中。它既是一项事业，也是一种时代化。但是，现代化的事业和现代性的历史通常纠缠在一起，因为现代化通过投射一个它所向往的、乌托邦式的现代性迷思而发挥作用。在这方面，乌托邦式的现代性总是位于其他地方——例如，通常情况下，殖民主体认为大都市体现了现代性；德国哲学家将法国视为现代的缩影，而法国思想家则将英国视为现代的缩影。似乎只有乌托邦式的现代性才被认为是“此时此地”。我们还应该记住，把一个时代称为“现代”，即使是从后现代的角度进行批评，也是在用它与过去的不连续性来描述这个时代。我们有不同的方式来展示这种“新性”（newness）。“现代性”经常被等同于一切，从特定的艺术和哲学运动到特定的历史断裂，再到独特的社会学进程——如城市化、工业化、全球化或各种形式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我无法揭示和这个词相关的一切及其细微差别。我的目的是破坏这样一种迷思，我不认为现代世界与其他世界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经历了祛魅以及迷思的结束。我并不是说工业化从未发生过，也不否认在任何文化领域都发生过理性化。相反，我感兴趣的是，基督教世界曾经将自身作为神圣启示的独特承载者，现如今却越来越试图理解一种无中介的宇宙，用普世理性的光耀照亮这一切。可是与此同时，基督教世界又在哀叹奇迹和魔法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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