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Paul Rubens - The Death of Seneca
Oil on wood, 1612/1613, 185 x 154.7 cm, Alte Pinakothek
论愤怒
De Ira
作者：塞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1-65）
译者：陈荣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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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瓦图斯（Novatus，译注：塞内卡的哥哥），你非常想让我写一写怎样平息愤怒。你害怕这种感觉，我知道，它比其他一切激情都要可怕、狂野。其他激情都能归于安宁和平静，愤怒却只留下战斗和难忍的悲伤，裹挟着兵戎、鲜血和酷刑的非人欲望。伤害他人，不在乎自己，扑向剑尖，贪婪地复仇，哪怕这一切会把复仇者拖进毁灭的深渊。有些智者把愤怒称为短暂的疯狂，因为自我不再受控，不成体统，把亲情抛诸脑后，冥顽不化，对理智和建议充耳不闻。琐碎的事情就能激起愤怒，就能对真理和正义视而不见。愤怒，就像砸来一块石头，它和被它砸中的东西一起粉身碎骨，玉石俱焚。从外表就能找出那些被愤怒控制的人，这些人的头脑不清醒。疯子有些明显的特征，比方说，有一副冒犯的险恶神情，双眉阴沉沉的，板着脸，走起路来急急匆匆，双手多动不安，呼吸急而沉。这些特征也是愤怒者的特征。胸中的怒血把他们的整张脸都胀红了。他们颤抖着嘴唇，牙关咬紧，头发立了起来，怒目圆睁，关节拧得吱吱作响。他们经常讲着听不懂的话，双手双脚不安分地弄出声响，身体十分紧绷，玩着一些让人心神不宁的把戏。这是一副自我扭曲的亢奋画面，丑陋，令人憎恶。这恶习既令人憎恶，又令人作呕。其他恶习能被掩藏起来，成为自己的秘密；但愤怒会公开地表现出来，要溢于言表，而且越是愤怒，就越会明目张胆地爆发出来。你见过动物们想要使坏的征兆吧？它们收起了安静的外表，愤怒迸发出来。野猪口吐白沫，在树上磨牙；公牛把角昂向空中，用脚刨散沙子；狮子咆哮着；被激怒的蛇胀起了脖子；疯狗拉下脸来——被愤怒控制的动物都会格外凶猛，这是他们的本性。诚然，其他激情也难以掩饰，色欲、恐惧、胆量都容易被人察觉，也都会影响一个人的神情。这么说来，其他激情和愤怒有什么区别呢？为何愤怒比其他激情更惹人注目？去看看愤怒造成的后果和危害吧，没有任何一场瘟疫让人类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你会看到屠戮、下毒、指控和反指控、城市洗劫、民族灭绝、王室被卖为奴。火把点燃了屋顶，熊熊的烈火从城墙内烧到城墙外，更使整个国家的大片土地在敌人面前付之一炬。我们现在连那些著名城市的地基都看不到了，他们因愤怒毁于一旦。我们只看见大漠绵延数里无人居住，是愤怒让那里荒凉。传说中的首领们命运不济，愤怒者把他们刺死在床，杀倒在地，哪怕他们受到神权的保护也无济于事，照样在法律面前、在拥挤的公共集会场所将他们撕成碎片。儿子弑父，奴隶弑主，还有人被挂在十字架上示众。让我们略过这些被激怒的个体，去看看集会上被刀剑砍杀的人群、被士兵屠杀的人民，整个国家在一片共同的废墟中被判死刑。这仿佛是那些摆脱了我们的束缚或蔑视我们权威的人所为？为什么，为什么人们对角斗士如此愤怒，如此不公正，如果他们不欣然死去，就觉得自己受到了委屈？愤怒者自认为受到了蔑视，眼神、手势和兴奋的神情将自己从单纯的旁观者变成了角斗士的敌手。这一切都不是愤怒，而是愤怒的表象，就像男孩跌倒在地后捶打地面一样，往往连自己为什么愤怒都不知道，只是无缘无故地愤怒。那些蔑视他们愤怒的人用佯装的眼泪安抚他们，虚幻的悲伤就这样被虚幻的复仇治愈了。我们的辩论对手说：“我们经常愤怒，不是对伤害我们的人愤怒，而是对将要伤害我们的人愤怒。所以你应该相信，愤怒不因伤害而生。”诚然，我们对那些将要伤害我们的人愤怒，但他们确实已经故意伤害了我们。将要伤害我们的人已经伤害了我们。对手争辩道，最软弱的人经常对最有权势的人感到愤怒，所以你应该相信，愤怒不是为了惩罚敌人，因为他们明知道没有机会惩罚最有权势的人，所以不会想要惩罚敌人。首先，我在说施加惩罚的愿望，我没说能不能惩罚的力量。人们会想要他们无法获得的东西。其次，没有人卑微到不希望对最有权势的人施加惩罚，我们都有伤害的力量。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定义与我的定义相差无几。他宣称，愤怒是一种报复痛苦的愿望。要研究他的定义和我的定义之间的差异将是一项漫长的工作。我们可以反对这两种定义，进而认为，野兽不因受伤而愤怒，不因希望惩罚他人而愤怒，也不因报复痛苦的愿望而愤怒。即便野兽这么做了，这也不是它们的目的。但我们必须承认，人类以外的其他生物都不会愤怒，包括野兽。愤怒虽然是理性的敌人，但它离不开理性的土壤。野兽会冲动、狂暴、残忍、好斗，但它们不会愤怒；这就好比野兽不会享乐，即便它们比人类更沉溺于某些快感，比人类更缺乏自制力。请不要相信诗人的话：野猪忘记了愤怒，雄鹿忘记了猎狗。
所谓野兽愤怒，只是说它们很兴奋，因为它们确实不知道如何愤怒，就像它们不知道如何原谅。愚蠢的生物没有人类的感情，但有某些与人类相似的冲动。不然它们也能感受到爱和恨，获得友谊和敌人，产生分歧和合意。它们身上残存着这些品质的痕迹，但这些善恶品质终属人类。除了人类，没有任何生物拥有智慧和远见，没有任何生物懂得勤奋和反思。在动物身上，人类的美德和恶习无从谈起。它们的整个体质，它们的精神和身体都与人类不同。它们会发出声音，但模糊不清，无法形成词语。它们的舌头受到了束缚，无法灵活而复杂地运动。所以，虽然动物也拥有智力这一万物之中最伟大的属性，却粗糙且敷衍。因此，动物只能以一种模糊的方式抓住那些唤起它、令它行动的幻象和表象。由此可见，它们的冲动和爆发固然猛烈，但感受不到恐惧、焦虑、悲伤和愤怒，只能抓住这些感觉的某些表象。因此，动物迅速放弃这些感觉，转向相反的方向，在疯狂的吼叫和猛扑过后，要么静静吃草，要么立即昏睡过去。我已经充分解释了愤怒是什么。愤怒与脾气暴躁的区别显而易见。前者像醉汉，后者像酒鬼；前者像受惊的人，后者像胆小鬼。一个愤怒的人可能不是脾气暴躁的人；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也有不愤怒的时候。我不再赘述其他形式的愤怒。希腊人用不同的名字来区别不同的愤怒，但我们的语言中没有准确形容它们的词语。相较之下，怨恨、苛刻、易怒、疯狂、吵闹、乖戾、凶猛，这些都是脾气暴躁的不同形式。你还可以把生闷气加进去，生闷气是一种有礼貌的暴躁。有些脾气暴躁的人只是吵吵嚷嚷，有些却严重得多，久得多。有些人，人狠话少；有些人，却在牙尖的言语和诅咒中消磨自己；有些人顶多抱怨两句，便转身离开；有些人，怨恨由来已久，他们处心积虑。如今，我们已经尽可能地探讨了愤怒之谜，论及它是否存在于人类以外的生物中，它与易怒的异同，以及它的多样化形态。现在让我们转向另一些问题——愤怒是否符合自然法则？是否有用？是否有必要以某种程度上容忍它？说到愤怒是否符合自然法则，只需考察人的本性便可知晓答案。正常状况下，有什么比人类更温和？却又有什么比愤怒更残忍？有什么比人更富有爱心？却又有什么比愤怒更野蛮？人类诞生于互助，愤怒却导致相互毁灭。前者热爱社群，后者却在疏离；前者愿为他人做善事，后者却伤害甚至是最亲密的朋友；前者甚至愿意为他人的利益献身，后者却愿意拖其他人一起陷入危险。再问，有何人能比把这种残酷且伤害性的恶习看作大自然中最优美、最高雅作品的人更不懂大自然的本质呢？我们曾说过，愤怒渴望惩罚。然而，这样的渴望存在于人类平和的内心，这最不符合人的本性。因为人类的生活建立在互惠互利、和谐共处的基础上，是出于对彼此的爱，而不是恐惧，才将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共同为大家提供帮助。试问，难道有时候不需要矫正错误吗？当然需要，但这应当出于理智的判断，而非愤怒的冲动。因为这样的矫正不是为了伤害，而是在似伤非伤之下，实现治愈。我们将弯曲的矛杆烧烤、通过嵌楔来直正它们，并非为了折断，而是为了解决它们的弯曲。同样，通过施加身心之痛，我们纠正由于恶习引发的扭曲性情。因此，医生在处理轻微疾病时，首先不太改变患者的日常习惯，不调整饮食和运动调整，而仅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来改善健康。其次，才看是否可以通过调整摄入量来有所助益。如果改变顺序或数量都无效，他就会减少一些食物，并通过禁食来减轻身体的负担。如果这些温和的疗法都无效，他就会放血治疗。如果身体的某个部位正在损害整个身体并引发疾病，他就会动手术。然而，只要是出于恢复健康的目的，他的所有治疗都不会被视为过分严厉。正如法律的守护者或国家的领袖有责任指导那些品格偏差的人。只要他有能力，他就会用语言，哪怕是温和的语言，去引导他们做他们应做的事，去激发他们热爱荣誉和公正，使他们厌恶邪恶而珍视美德。进一步，他可能会转向更严厉的言辞，但仍将自己限制在提建议和警告的范围内。他最终可能必须采取惩罚措施，但仍然只是轻微和暂时的措施。他只应对极端的罪行施以极端的惩罚，以致于没有人会因轻罪而失去生命——除非对罪犯自己来说，死亡是他应得的。法律的守护者或国家的领袖与医生的不同之处在于，医生会让那些他无法挽救生命的人安然离世，前者则会让那些被定罪的人带着羞辱从生活中放逐。这并非因为他乐见别人受罚，因为真正的智者远离那种对残酷的狂热，而是因为他希望他们能成为人类的警示。如果他们在生的时候不能对国家有所贡献，那么他们至少在死后能为国家所用。因此，人的本性并非期望施加惩罚。因此，愤怒也不符合人的本性，因为愤怒带来的就是惩罚。我还想引用柏拉图的一个论点——只要有利于我们的观点，引用别人的观点有何不妥呢？他说：“善良的人并不会伤害他人，只有惩罚才会带来伤害。因此，惩罚并不符合善良的人的本质。因此，愤怒也不符合善良的人的本质，因为惩罚与愤怒一致。如果一个善良的人不会从惩罚中得到快乐，他也不会喜欢那种从惩罚中得到快乐的心态。因此，愤怒并不符合人的本性。”愤怒并非人之本性，却因其时而有用，我们或许该接纳它吗？它唤醒并激励我们的精神，在战争中，如果没有愤怒的燃烧，勇气将无法完成任何伟大的事业。这就像马刺，刺激勇敢的人，使他们敢于面对风险。因此，有人主张应控制愤怒，而不是彻底驱逐它，削去它的过分之处，强制它保持在有用的边界内，因为没有愤怒，行动可能会变得迟钝，所有的精神力量和活力都可能消逝。首先，消除危险的情绪要比控制它们更容易。不让它们进入心灵，要比让它们进入后再尝试控制更为容易。因为一旦它们占据了思维，它们会比合法的统治者更强大，并且它们绝不会允许自己被削弱或裁减。其次，身为驾驭心灵的人，只有避开情感时候理性才有力量。如果她混入并被情绪污染，她将无法制止那些她本可以轻易排除的情绪，因为一旦心灵被激起和搅动，它将随着情绪的驱使而去。某些事情的起源在于我们自身的力量，但是，一旦它们发展起来，它们就会将我们拖着走，让我们无处可退。那些已经跳下悬崖的人不能控制他们的运动，也不能在开始后停下或放慢他们的步伐，因为他们自己的鲁莽和无法挽回的冲动已经没有留给他们任何反思和懊悔的余地，他们必然走上他们本来可以避免的道路。同样，当心灵陷入愤怒、爱情或任何其他强烈情感时，也无法自我控制，犹如重物向下坠，犯罪的趋势必然会把人带走，将他投入无底的深渊。最好的策略是立即抵制对愤怒的初次冲动，抵抗它的初期迹象，并小心不要陷入其中，因为一旦它开始卷我们入其中，就很难再回到健康的状态，也因一旦激情被纳入思维，并被我们自己的自由意愿赋予一定的权威，它未来将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超出你允许的程度。我再说一遍，我们必须在最外围的边界上遇见并驱赶敌人，因为一旦他进入了城市并穿过了城门，他就会无边界地开疆拓土。思维并不从外部观察自己的激情，以免让它们超出应有的范围，但它自身变成了一种激情，因此无法审视那些曾经有用且健康的力量，如今已经堕落并被误用。如我之前所说，激情和理性没有明确和独立的领域，但由于心灵本身的变化而得以存在，无论是好还是坏。当理性被恶习击败并压制，当它屈服于愤怒，它应如何恢复自我？或者，它如何能从混杂着众多下等品质的混乱状态中解脱出来？然而，我们的对手可能会反驳说：“有些人在愤怒时仍能控制自我。”那他们能在何种程度上控制自我，什么都不做，还是做些什么呢？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这就证明在处理事务上，愤怒并不是必需品，尽管你们的派别宣称愤怒比理性更有力量。最后我想问，愤怒是比理性更强还是更弱？如果更强，理性如何能对其施加限制，毕竟只有较弱者才会顺从；如果更弱，那么理性完全有能力达成其目标而无需愤怒，并且并不需要下等品质的帮助。“但有些愤怒的人能保持一致并控制自己。”他们何时这样做？那是在他们的愤怒开始消退，自然离他们远去的时候，而不是在愤怒的高峰，因为那时愤怒比他们更强大。“那么，即使在愤怒的高峰，人们不是有时候让他们的敌人完整无损，克制不去伤害他们吗？”他们确实如此，但他们何时这样做呢？那是在一种激情压过另一种激情，如恐惧或贪婪暂时占据上风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愤怒的平息并非得益于理性，而是由于激情之间不稳定和短暂的休战。接下来，愤怒本身并无任何用处，也不能激发心灵进行战斗行为。因为美德是自给自足的存在，从不需要借助任何恶习。每当心灵需要激发干劲时，心灵从不变得愤怒，而是随机应变，按照认为必要的程度来激发或平息自我，就像可以按照管理者的意愿调整张力或大或小的飞镖投掷机器。亚里士多德说：“愤怒是必需的，没有它，任何战斗都无法赢得，它充满心灵，点燃精神。然而，它不能被当作一个将军，而是一个士兵。”现在看来，这不正确。因为如果它听从理性，跟随理性的引导，那么它就不再是愤怒了。愤怒的特征是固执。再者，如果它不服从，该平息却不平息，却被任性和倔强的精神驱使，那么它对心灵来说就像是一个不顾撤退信号的士兵，对将军来说一样无用。因此，如果愤怒允许人们对它施加限制，那么它应被叫其他名字，而不再是愤怒。我理解的愤怒，是无法被控制和管理的。如果它不允许施加限制，那么它就有害，不应被列入有用之列。因此，愤怒要么不是愤怒，要么无用。因为如果有人要求惩罚，不是因为他渴望惩罚本身，而是因为应该施加惩罚，那么他不应被认为是愤怒的人。那将会是有用的士兵，他知道如何服从命令。激情无法服从命令，就像它们无法发号施令一样。理性决不会向无法掌控的盲目和激烈的冲动寻求援助。唯一能抑制这些冲动的方法，就是利用同样强烈且相等的情感进行对抗，比如用恐惧对抗愤怒，用愤怒对抗懒散，用贪婪对抗胆小。但愿美德永远不会落到如此地步，以致于，理性需要向恶习求援。在此，心灵无法找到安全的安息之所，如果它只因自身的缺陷而安息，如果它无法在不愤怒的情况下展现勇气，无法在不贪婪的情况下保持勤奋，不在没有恐惧的情况下保持平静，那么它必定会在风暴中颠簸不定。如果一个人变成了情绪的奴隶，他就必须在这种极权的统治下生活。你不感到羞耻吗，将美德置于恶习的庇护之下？
再者，如果理性无法不带情绪做任何事情，那么它就失去了一切力量，开始变得与情绪同等，就像情绪本身一样。因为，如果没有理性的情绪与没有情绪的理性都无法生存，那他们之间还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一方不能没有另一方，那么他们就在同一水平上。然而，谁能容忍把情绪和理性视为平等呢？
我们的反对者说：“情绪是有用的，只要它是适度的。”不，只有当情绪本质上有益时，它才是有益的。但如果它不服从权威和理性，那么我们因为它的适度而得到的好处只是——它越少，它造成的伤害也就越少。因此，适度的情绪只是适度的邪恶罢了。
有人争辩道：“面对我们的敌人时，愤怒是必要的。”但其实，愤怒在任何时候都不必要，因为我们的进攻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受到约束和控制。除了自毁的愤怒，有什么能够击败那些体力超过我们，更能承受疲劳的野蛮人呢？角斗士们也一样，他们依靠技巧来保护自己，但愤怒让他们置身伤害之中。再者，当可以通过理性达到同样的目标时，愤怒又有何用呢？你是否认为，猎人会对他猎杀的猎物感到愤怒？然而，无论是面对攻击，还是追赶逃跑的猎物，他的行为都由理性而非愤怒驱使。当无数的辛布里人（Cimbri）和条顿人（Teutones）涌过阿尔卑斯山时，是什么让他们彻底覆灭，乃至没有使者将那次大败的消息带回他们的家乡，只剩下飘散的流言，究其原因，只不过是他们以愤怒代替了勇气。虽然愤怒有时可以打败并摧毁碰到的任何事物，但更常成为导致自身毁灭的因素。有谁能比日耳曼人更有勇气？有谁能比他们更无畏地发起攻击？他们对武器有深厚的热爱，他们在这些武器中长大，对此以外的一切几乎毫不关心。有谁能比日耳曼人更能忍受种种磨难，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连基本的衣物都没有，也没有防御严酷气候的避风港——然而，西班牙人、高卢人，甚至亚洲和叙利亚的那些不好战民族都能在军队大部队尚未就位的时候击溃日耳曼人，唯一将他们置于死亡的，就是他们自己易怒的性格。他们现在对奢侈和财富完全无知，更别说其他事了。但倘若我们能给这些人的头脑带去智慧，给他们的身体带去纪律，我们肯定会被打回古罗马的生活方式。法比乌斯（Fabius）如何恢复国家破碎的力量？不就是知道如何耽搁和拖延时间，而愤怒的人不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那时的帝国处于垂死之刻，如果愤怒驱使他冒进，那么帝国就会灭亡。但他三思事态，算计自己的力量，其中任何一部分损失都会导致丧失一切。他抛开了悲伤和复仇的想法，只关注有利可图的事物和充分利用机会，并在打败汉尼拔（Hannibal）之前先打败了自己的愤怒。大西庇阿（Scipio）又是怎么做的？他没有留下汉尼拔和迦太基军队，以及所有他有权对他们愤怒的人，而是把战争带到了非洲，他如此慎重，以至于他的敌人认为他奢侈和懒散。他在努曼西亚（Numantia）门口等待了很长很长时间，平静地承受着对自己和他国家的指责。努曼西亚比迦太基更难征服。他封锁和围攻他的敌人，使他们陷入了如此困境，让他们死在自己手里。因此，即使在战争或战斗中，愤怒也没有用，因为它容易鲁莽，而在试图将他人置于危险之中时，不会保护自己免于危险。最值得信赖的美德是那种长时间三思自己，控制自己，缓慢而果断地将自己推向前台的美德。我们的对手问道：“那么，如果君子看到他的父亲被杀，见到他的母亲被侮辱，他就不会愤怒吗？”不，他不会愤怒，但他会去复仇，去保护他们。你为什么担心，没了愤怒，孝道就不会对他产生足够的激励？你可能会说：“那么我猜测，君子看到父亲或儿子被害，他不会哭泣或晕倒。”不至于像那些女人，听见微不足道的危险消息就痛哭晕厥。一个真正的君子在免受困扰和恐惧的情况下坚守职责，他行使良人之道，不为任何不值得的事情所动。若父亲遭受威胁，他将保护他；若父亲被害，他将为他复仇。这并非出于悲痛，而是应尽的责任。泰奧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当你说“对朋友的伤害使君子愤怒”时，你试图撼动男子汉的格言。你忽视了法律的公正，直接转向了暴民。你认为每个人在朋友遭受伤害时都会愤怒，人们在这般情形下决定采取的行动，往往是被个人的情绪驱动。这样的人，在水温不适、杯子破碎或鞋被泥水弄脏时，也会感到同样的愤怒。这种反应并非出于孝顺，而是心灵的脆弱，就像孩子们在弄丢玩具时的哭泣，这种愤怒的产生与之无异。为朋友感到愤怒并非表现出爱心，反而是心灵的软弱。真正值得称赞和有价值的行为，是在责任的召唤下，用理智而不是冲动、疯狂的方式，自愿地、深思熟虑地成为父母、子女、朋友和同胞的捍卫者，望向未来。没有哪一种情绪比愤怒更渴望复仇，因此，就复仇而言，愤怒不合适，它过于冲动，像几乎所有的欲望一样，它阻碍了实现目标。无论是在和平还是战争中，它都没有带来任何好处。因为它让和平时期也像战争，而在战争时，却忘记了战神并不偏袒任何一方，于是常常落入敌人的手中，因为它无法自我控制。再者，只因某些情况下，愤怒恰好带来了某些效果，就将其作为常态接受，这不应该。就像有时候，发烧可能对某种疾病有益，但无论如何，避免发烧总是更好的选择，因为我们不能依赖疾病来维持健康。同样，虽然愤怒可能像毒药、摔跤或船难一样，偶尔带来意外的好处，但它不能因此被视为有益的东西，因为毒药通常对健康有害。我们应该拥有的美德，广泛性越强，就越善，也越值得追求。若正义是美德，便无人会想要削减它的任何部分；若勇气是美德，也无人希望它受到任何程度的削减。因此，按此推论，愤怒越大，便越好，因为谁会反对增加美德呢？然而，扩大愤怒并不明智。因此愤怒的存在本身也不明智，那些随着增长而变得糟糕的事物，本不能算是美德。有人反驳道：“愤怒是有用的，因为它使人更愿意战斗。”按照这个逻辑，酒醉也是善事，因为它使人更加放肆和大胆，许多人在醉酒后使用武器更加娴熟。那么，同样的逻辑，你甚至可以说疯癫和狂怒是力量的源泉，因为疯癫经常使人更强大。反观，恐惧不也经常逼人变得更勇敢吗？死亡的恐惧不也时常激励那些彻彻底底的懦夫勇敢参战吗？然而，愤怒、醉酒、恐惧等都是低级且短暂的行动激励，它们并不能成为美德的武器。尽管有时它们能稍微帮助那些懦弱和犹豫不决的人，但美德无需依赖这些恶行。没有人因为愤怒而变得更勇敢，除非那人在没有愤怒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勇敢。因此，愤怒不能帮助勇气，而是来取代它的位置。如果愤怒是一件善事，那么它会附着在所有最优秀的人身上。然而，最易怒的生物是婴儿、老人和病人。每个弱者天生就有抱怨的倾向。泰奧弗拉斯托斯曾说，君子不可能不对恶人愤怒。照这种说法，君子越善，越容易愤怒。然而他是否会更加宁静，更无所悲喜，并且不憎恨任何人呢？他为何要憎恨罪人，憎恨因迷途而走上犯罪之路的人？理智的人并不应该憎恨迷途之人，否则他将开始憎恨自己。让他想想，他做了多少违背道德的事，他所做的多少事情需要宽恕，那他很快就会对自己愤怒。没有一个公正的法官会对自己和他人的案子做出不同的判决。我坚信，没有人能够找到能够宣判自己无罪的人。每个人在自称无辜时，往往更多地看重外部的证人而非自己的良知。与迷途之人相比，用温和而慈父般的态度对待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正确的道路，这不是更有人道精神吗？当一个人因迷途而在我们的田野间徘徊时，比起赶走他，不如帮他找到正确的道路。因此，罪人应通过警告与强制，温和与严厉的方式来矫正，他们需要受罚，不仅对自己，也对他人更好，但这并非出自愤怒——毕竟，谁会对正在护理伤口的病人愤怒呢？“他们无法矫正，他们内心无温和之处，无希望之处。”那么，如果他们会腐化与他们接触的每个人，就让他们从人世间隐退，让他们以他们唯一可能的方式不再做恶人。但不要仇恨，我为何要憎恨那个让我正做着最大善事的人？我正在从他自身中拯救他。一个人在截肢时，会憎恨自己的四肢吗？那并非愤怒的行为，而是一种痛心的治疗方式。我们会击杀疯狗，屠宰凶猛狂野的公牛，我们会杀掉患有疥疮的羊，以防他们感染我们的羊群。我们会消灭畸形的生物。如果我们的孩子生下来弱小或形态畸形，我们也会遗弃他们。将不健全与健全分离，这是理智的行为，而非愤怒。惩罚者最不应有的情绪就是愤怒。如果判决经过深思熟虑，惩罚就更有可能带来改变。所以苏格拉底对奴隶说：“我不愤怒，我会打你。”他把对奴隶的矫正推迟到更冷静的时候，在那一刻，他矫正了自己。即使苏格拉底都不敢将自己置于愤怒之下，那么，谁能夸口说他已经完全控制住了自己的激情呢？因此，我们不需要一个满怀愤怒的人来惩罚做错事或行恶的人。因为愤怒是心灵的罪孽，以罪孽来惩罚罪孽是不合适的。你可能会问：“我不能对强盗或毒贩愤怒吗？”答案是不，因为当我对自己进行放血治疗时，我并不会对自己愤怒。我会以不同的惩罚手段作为治疗方法。你现在只是犯错误的初级阶段，虽然你常常犯错，但并不严重，那么我会试着先私下再公开的警告来纠正你。你已经深陷无法通过言语恢复美德的境地，你必须通过承受耻辱来维持秩序。更进一步的人需要更严厉的手段，需要烙印在他身上的痕迹，他将被放逐到荒凉之地。再进一步的恶行需要更严厉的治疗，他需要被锁链和公开的监禁束缚。最终无可救药的恶行让人不断犯罪，他已经到了某种地步，罪恶本身就是犯罪的理由。他已经把整个心灵深深地浸泡在邪恶之中。那么，如若邪恶不能从他身上被剥去，就要连同他的身心一起带走。可怜的人，你渴望死亡已经很久了，我们将为你做一件善事，我们将把你正在受到的那种疯狂从你身上去掉。对于你这个已经对自己和他人生活成为一种痛苦的人来说，我们将给你留下的唯一善事，那就是死亡。当我正在对一个人做善事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对他愤怒呢？有时候，最真诚的同情就是让一个人死去。如果我是一位有技巧和有学识的医生，我会根据每个病人的具体疾病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我看到无数不同的心中有不同种类的罪恶，我被召来治疗整个公民社会——让我们寻找每种疾病的适当疗法。有人因自己的荣誉而得到治愈，有人通过旅行得到治愈，有人因为痛苦而得到治愈，有人因贫困而得到治愈，有人因战斗而得到治愈。因此，如果我身为一名法官，有责任穿上黑袍，吹响号角召集一场会议，我将以法官的态度走向审判席，我将以庄重而温和的声音宣布正式判决。即使我命令处以死刑，将一个弑父者装进裹尸袋，把一个人送上军事法庭，将一个叛徒或公敌推下塔尔皮亚岩（Tarpeian Rock，译注：卡比托利欧山[Capitoline Hill]南侧的陡峭悬崖，在古罗马曾用作行刑地点），我都将保持冷静，看起来就感觉像是在消灭蛇和其他有毒生物一样。“愤怒是使我们能够惩罚的必要条件。”什么？你认为法律会对它不认识、从未见过，并且希望他们永远不会存在的人愤怒吗？因此，我们应该采取法律的心态，它并不愤怒，只是界定罪行。如果一个善良的人对邪恶罪行感到愤怒是正确的，那么他也应该对邪恶之人的得意之时感到艳羡。然而，他不会艳羡恶人的得意，就像他不会愤怒地看待恶人的罪行。一个好的法官谴责不正当行为，但不憎恨它们。“那么，当智者处理这类情况时，他的心灵会不会受到影响，变得比平常更激动？”我承认会有一些。他将会感受到一些轻微而琐碎的情绪。正如芝诺（Zeno）所言：“即使在智者的心灵中，伤口完全愈合后也会留下疤痕。”因此，他将会体验到某些情感的暗示和表现，但他将不会受情感本身的影响，他将超脱于这些情感之上。亚里士多德说过：“某些情感，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利用，就像武器一样有用。”这是对的，前提是，这些情感像战争中的武器一样能够随意使用或放下。亚里士多德将这些武器归属于美德，它们能够自主地战斗，不需要等待人的掌握，而是主宰着一个人。我们并不需要外部的武器，自然已经赋予了我们足够的装备，那就是理性。理性是我们的武器，强大、永恒且顺从我们的意志，不会摇摆不定，也不会反噬主人。理性本身就足够了，不仅能为未来思考，还能管理我们的事务。所以，何等愚蠢，让理性去乞求愤怒的保护，也就是让确定的东西去乞求不确定的东西，让可靠的东西去乞求不可靠的东西，让健康的东西去乞求不健康的东西？理性本身更为强大，甚至在那些似乎需要愤怒帮助的行动中也是如此。当理性决定要做某件事情时，它会坚定地执行，因为它找不到比自己更好的选择。因此，一旦目标确定，理性会坚守自己的决心，而愤怒经常会被怜悯战胜。愤怒没有坚定的力量，只是像充气的气球一样膨胀，像由河流和沼泽产生的小旋风一样，它猛烈地吹起，却没有持续的能力。愤怒开始时冲势汹汹，然后很快消退，很快就会感到疲惫。那些刚刚还在思考残忍和新奇的折磨方式的人，在实施惩罚时变得温和和善。激情很快冷却，而理性始终如一。然而，即使在愤怒持续燃烧的情况下，往往会发生如下状况——虽然有许多人应该受到死刑，但在执行死刑两、三个人之后，愤怒就停止了。愤怒的初始冲击是凶猛的，就像刚从巢穴中被惊扰的毒蛇吐着信子，但随着重复咬伤，毒液耗尽，毒牙就变得无害了。因此，同样有罪的人并不会受到同样的惩罚，而且经常是那些罪行较轻的人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因为他们恰好在愤怒尚未消退时遭到了惩罚。愤怒是不规则的，有时过度，有时很少。它追随自己的感觉，任意做出判决，不听取证据，不给辩护的机会，坚持错误的假设，哪怕是错误的意见也不愿意改变。理性给予双方辩护的时间，理性本身还要求休庭，以便有足够的空间来发现真相；而愤怒则急于行动。理性希望做出公正的决定；愤怒希望别人认为它的决定是公正的。理性只关注手头的事情；愤怒则被案件边缘徘徊的空洞事物激怒。愤怒经常因为不喜欢某人的赞助人而判定他有罪，即使真相明摆着，它也喜欢坚持错误。它厌恶被证明错误，并认为坚持错误的行为比收回它更有尊严。我记得皮索（Gnaeus Piso），一个不仅有很多恶习，而且性情倔强，把严厉当作一贯态度的人。在愤怒之下，他命令将一名士兵带去行刑，理由是他从休假中回来没有带回他的战友，仿佛如果他无法出示战友的尸体，就一定是被他谋害了。当那个人请求时间进行搜寻时，他不肯给予。已经被判死刑的人被带到壕沟外，准备伸颈受刑，这时，那个以为被他害死的战友突然现身。于是，负责执行刑罚的百夫长命令士兵收起剑，将被判死刑的人带回皮索那里，恢复了士兵的清白。他们在战友的陪同下，被其他战士带到皮索面前，整个营地欢欣鼓舞，彼此拥抱，大批人群陪伴着。愤怒的皮索怒气冲冲地登上审判台，下令同时处决那个没有谋杀的人和那个没有被行刑的人。有什么比这更不值得的呢？一个人被证明无辜，却让两个人丧命。皮索甚至又加了一个死者——他竟然下令处死那个带回被判死刑的人的百夫长。因为一个人是无辜的，就有三个人被安排在同一个地方被处决。哦，愤怒多么善于为自己的狂怒找借口啊！它说：“你，我下令处决，因为你被判死刑；你，因为你导致了你战友被定罪；而你，因为当命令你杀死他时，你不服从你的将军。”他找到了三项罪行的指控，只因在他们身上找不到其他罪行。我说，易怒的人有一个缺点，他不愿被控制。即使真相不情愿地显露出来，他也对真相本身感到愤怒。他用喊叫、喧闹的声音、全身的姿态、指责和诅咒来攻击他以为的受害者。然而，理性的行为与此不同——即使必须这样做，她也默默地、安静地消灭整个家庭，摧毁整个与国家为敌的家族，连同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推倒他们的住所，将其夷为平地，并根除那些自由的敌人。她这样做时不咬牙切齿，不摇头，也不做任何对于一个法官来说不合适的事情，因为在宣布重要的判决时，法官的表情应该特别冷静和沉着。“为什么在你打人时要咬自己的嘴唇？”他看到一个执政官从台上跳下来，夺过执法官的权杖，撕破自己的衣服，因为别人的衣服没有按照他的意愿撕得更快。他会说：“为什么你要推翻桌子，打翻酒杯，撞到柱子上，扯自己的头发，击打自己的大腿和胸膛？你认为愤怒有多么激烈，以至于它因为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快速找到宣泄对象而反过来攻击自己？”旁观者会阻止这些人，并要求他们与自己和解。然而，当他不以愤怒的状态给每个人应得的惩罚时，他不会做这些事情。他经常在发现某人的罪行后放过他——如果他对自己所做之事表示悔过，并给人们未来的希望，如果他意识到那个人的邪恶并没有深深根植于他的思想中，而只是像俗语所说的那样，流于表面罢了。在不伤害受害者和施罚者的情况下，他会施行宽大的惩罚。在某些情况下，如果重大罪行是瞬间冲动而非残忍恶果，他会对重大罪行采取更宽容的处罚。在处理所有犯罪事务时，他会牢记，有一种惩罚是为了使罪人改过自新，而另一种是为了将他们排除在外。无论是哪种情况，他都会关注未来而非过去。正如柏拉图所说：“智者不惩罚罪人是因为他们犯罪，而是为了让他们不再犯罪。过去的事情无法改变，但未来的事情可以被控制。”他还会公开处决那些他希望以此警示恶行的人，这不仅仅是为了让他们自己死去，更是通过他们的死来阻止其他人犯下同样的错误。你看到了在处理生死权力的问题时，一个人应该毫不受到心理干扰。我认为，愤怒的人手持正义之剑并不合适。我们不应该相信愤怒对崇高品质有什么贡献，它带来的并非崇高，而是虚荣。疾病使得充满病态体液的身体膨胀，但这并非健康的生长，而是肥胖的膨胀。所有那些因疯狂而超越人类思虑的人，都相信自己灵感高尚而崇高。但是他们没有坚实的基础，没有根基的建筑注定会坍塌成废墟。愤怒没有坚实的立足之地，它不来自坚定而持久的基础，而是风一样的空洞品质，与真正的崇高相去甚远——就像鲁莽远离勇敢，自吹自擂远离自信，忧郁远离严肃，残忍远离克己。我说，高尚的心灵与傲慢的心灵有很大的区别。愤怒不会带来任何伟大或美的事物。另一方面，对我来说，经常被激怒似乎是一种疲惫而不幸的心灵表现，意识到自己的无力，就像病体上布满疮疡的人，轻微触碰一下便大声哭喊。因此，愤怒是影响大多数女人和儿童的恶习。“然而它也影响男性。”因为许多男性也有女性化和幼稚的智识。“但我们该怎么说呢？愤怒的人不会说出一些伟大心灵的话吗？”是的，对于那些不了解真正伟大是什么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会认为某些话显示了伟大的精神，比如凯撒，他对天雷的声音感到恐惧，并与之对抗，甚至挑战宙斯与其决斗，直至死亡，然后高呼着荷马诗句：要么带走我，要么我带走你！
他的疯狂有多大啊！他一定相信自己能够被宙斯本人伤害，甚至能够伤害宙斯本人。我认为这句话在激励密谋者的心灵时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因为对他们来说，能忍受无法忍受宙斯的人被视为最高的忍耐。因此，愤怒中没有任何伟大或高尚之处，即使它似乎强大到可以轻视神和人。任何认为愤怒能够培养崇高心灵的人，也会认为奢侈能够培养崇高心灵，这样的人希望享受象牙床的休憩，身披紫袍，住在金屋之中；将土地移山填海，加快河道流速，让树木悬于空中。他们会认为贪婪表现了崇高心灵，因为贪婪之人迷恋堆积如山的金银，将整个国家当作他们庄园的一部分，让庄园管理员处理比执政官手下更广阔的领土。他们会认为欲望表现了崇高心灵，因为欲望之人会穿越海峡，阉割一群男孩，毫不畏惧地使自己置于受伤丈夫的剑下。他们还会认为野心表现了崇高心灵，因为野心家不满足于每年的职位，让自己的名字填满尊贵的日历，在全世界张扬自己的称号。无论这些激情达到何种高度或程度，它们都是狭隘、可怜和卑贱的。唯有美德才是真正崇高而高尚的，没有什么能够在崇高中缺乏平静。【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