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ro Botticelli
Drawings for Dante's Divine Comedy (1481-1488)
语文学与“世界文学”
Philology and Weltliteratur
作者：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1892-1957）
译者：陈荣钢
来源：The Centennial Review, Vol. 13, No. 1 (Winter 1969), pp. 1-17. 译自英译本（Maire Said和Edward Said翻译），首次发表于《世界文学：弗里茨·斯特里奇 70 岁生日庆典》（Weltliteratur: Festgabe für Fritz Strich zum 70. Geburtag，1952年）
现在，我们可以试着将歌德的“世界文学”（Welliteratur）概念与过去和未来进行连接，去探索它可能的新含义。我们的地球，也即是“世界文学”的范畴，正变得日益狭小，丧失多样性。然而，“世界文学”并不只是指普遍存在且人类共享的东西。反之，它由人类在彼此间富有成果的交流中产生。要形成“世界文学”，首要条件就是一个“快乐的罪过”（felix culpa）——人类分裂为多种文化。然而，现如今，人类的生活正日趋一致化。源于欧洲的强制一致性仍在发挥影响，从而破坏所有个人和传统。尽管民族主义的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响亮，但无论何种情况，都在推动现代生活朝着相同的标准和形式前进。对于那些公正的观察者来说，民族存在的内在基础显然正在衰落。长期享有互动丰富关系并由价值观支撑的欧洲文化，仍保留着他们的个性。但即使在这些文化中，同质化的过程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简单来说，无论何处，标准化都在占据主导地位。所有的人类活动都被纳入欧美模式或俄国—布尔什维克模式中。无论这两种模式在我们看来有多大差异，相比于伊斯兰、印度或中国传统的基本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区别微乎其微。如果人类成功地承受了这种强大而迅速的同质化冲击，那么，人类将必须习惯于在一个标准化的世界中生活，适应单一的文学文化，只使用几种甚至单一的文学语言。这样一来，“世界文学”的概念将在立即实现之后随即毁灭。我认为，这种强制性和对群众运动（mass movements）的依赖，并非歌德所设想。他乐于回避对后来的历史必然性进行思考。他偶尔会承认我们这个世界的趋势令人沮丧，然而当时没有人能想象到，那种令人不快的潜力能以多么彻底、多么意外的方式得以实现。他的时代确实短暂，但我们这一代人亲历了它的消逝。自从欧洲民族文学从拉丁文明中获取自我意识和优势以来，已经有大约五百年的时间；自从我们的历史主义意识觉醒，才不过短短两百年，这种意识让“世界文学”的概念得以形成。在一百二十年前去世的歌德，通过他的作品的示范和激励，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歌德的人文主义时期虽然短暂，但不仅产生了深远的当代影响，也开启了一项影响持续至今并不断扩大的工作。在歌德生命的晚期，他接触到的世界文学作品比他年少时多了许多，但与我们今天接触的作品相比，那仍然是杯水车薪。我们对世界文学的理解，要归功于历史主义人文主义（historicist humanism）对那个时代的推动。这种人文主义关注的不仅是公开发现和研究方法的发展，也关注对它们的理解和评价，从而为描绘人类内在历史创造条件——塑造出在多元性中仍保持统一的人类概念。自维科（Vico）和赫尔德（Herder）以来，这种人文主义一直是哲学的真正目标。正因为如此，语文学成为了人文科学的主要分支。它吸引了其他艺术的历史、宗教历史、法律和政治历史，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它们编织成了某些固定的目标和共享的秩序概念。在学术和整体方面，从这个过程中获得的东西，对于现在的读者来说，已经不再需要回忆。在如此改变的环境和前景中，这样的活动是否还能有意义地继续下去？我们不应过于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它依然存在，且广泛存在。一旦成为习惯或制度，一件事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尤其那些察觉到生活环境发生根本性改变的人既未做好准备，也没有能力将他们的觉察转化为实际行动。然而，我们仍可以从那些因才华和创新思维而脱颖而出的年轻人对语文学和历史主义活动的热忱中看到希望。令人鼓舞的是，他们对自己工作的直觉不会背叛他们，这项活动对于现在和未来仍然具有意义。科学对现实的有序研究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如果要给它一个名字，那就是我们的神话（Myth）——我们没有第二个神话具有如此广泛的效力。历史是现实的科学，它最直接地影响我们，最深入地触动我们，最有力地迫使我们自省。它是唯一一门使人类以其完整形态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科学。过去一千年的内在历史可以被理解为人类自我表达的历史。这正是作为历史主义学科的语文学所研究的内容。这段历史记录了人类在认识到自身人性并实现其潜能方面的强大、冒险的进展。而这一进展，尽管过程中充满曲折，目标（尽管现在看来还十分零散）却似乎在长时间内难以想象，却又似乎是有计划地进行着。我们存在的所有丰富多样性都包含在这个过程中。一场内在的梦徐徐展开，范围和深度使观看者感到兴奋，同时使他能够从中找到平静——从他的潜能中找到平静。失去这样一种完全依赖于展示和解释的奇观，将是无法补偿的贫瘠。可以确定，只有那些还未完全遭受此种损失的人才能意识到这种贫瘠。即便如此，我们仍然需要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尽一切可能防止这样严重的损失。如果我在本文一开始关于未来的思考有任何影响力，那么收集材料并将其形成一个持续有效的整体就是迫在眉睫的任务。我们基本上还有能力去完成这个任务，这不仅因为我们有大量的材料可以使用，更重要的是我们还继承了历史观的意识，这对于这项工作至关重要。我们之所以还保有这种意识，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历史多元性的经验中——如果没有这种经验，恐怕这种意识会很快失去生动性。我认为，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反思性历史学的最大潜力可以实现的时代，而未来是否还有许多人能够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是值得质疑的。我们已经受到了由非历史性的教育体系导致的贫瘠化的威胁。这种威胁不仅存在，而且还声称要统治我们。无论我们是谁，我们都是在历史中成为的，只有在历史中，我们才能维持我们的生活方式，并由此发展——语文学家的任务就是证明这一点，因为他们的领域就是人类历史的世界，从而使其深刻地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在阿达尔贝特·施蒂弗特（Adalbert Stifter）的作品《夏夜》（Der Nachsommer）中的“道路”（Approach）一章末尾，有一句话说：“最高的愿望是想象在人类生活结束后，一个精神可以审视和总结所有的人类艺术，从它们的开始到消失。”斯蒂弗特只提到了美术。而且，我认为现在谈论人类生活的结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的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决定性的变化时期，在这个时期，一种迄今独一无二的审视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当前的世界文学和其语文学理念似乎没有它的前辈那样积极、务实甚至政治化。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讨论不同民族间的精神交流、习俗的完善以及种族间的和解。这些目标，有的未能实现，有的已被历史的进程取代。在这些目标的推动下，一些杰出的个体和小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总能享受有组织的文化交流——他们会继续这样做。然而，这种活动对文化和人民间的和解影响有限，它难以抵御既得利益者的反对，易受到强烈宣传的冲击，因此成果很快就会烟消云散。真正有效的交流发生在那些已经在政治进程中建立了共识的伙伴间，这样的文化对话有内在的凝聚力，加速了相互理解并为共同的目标服务。然而，对于那些并未因此联合在一起的文化来说，一直存在一种让人不安的（对于抱有歌德式理想的人文主义者来说是不安的）的默契，在这种默契中，对立仍旧存在（例如，不同的民族身份之间的对立），除了通过纯粹的力量的挣扎，这些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本文提出的世界文学理念，即不同背景下共同命运的概念，并不试图影响或改变已经开始发生的事情，尽管这与预期相反。现在的理念接受了世界文化正朝着标准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事实。然而，这个理念希望准确地描绘，并有意识地阐明那些处在多元性即将消失阶段的文化的宿命。因此，这种描绘和阐明将形成他们的神话。这样，过去一千年的精神运动的全部内容就不会在他们之间消失。对于这种努力的未来效果，我们无法预测太多。我们的任务是为这种影响创造可能性。只能说，对于像我们这样处于过渡时期的人，这种影响可能至关重要。这种效果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平和地接受我们的命运，使我们不会憎恨任何与我们对立的人，即使我们被迫保持对立的姿态。因此，我们的世界文学理念并不逊于它的前身，也不逊于它的人文主义。对历史的理解尽管与前者不同，但它有它的发展，没有它的存在，世界文学的概念就无法想象。本文指出，我们从理论上有能力完成世界文学的语文学任务，因为我们拥有无限且稳步增长的素材，以及从歌德时代历史主义传承下来的历史观。然而，不论这样的任务看起来多么充满希望，实际困难是巨大的。为了深入理解并充分展示世界文学的素材，一个人必须精通这些素材，或至少要精通其中的一个主要部分——那就是他自己。但是，由于素材、方法和观点的过度丰富，实现这样的精通已经变得几乎不可能。我们有超过六千年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来自世界各地，可能涉及五十种文学语言。今天我们所了解的许多文化在一百年前还是未知的。我们已知的许多文化在过去只是被部分地了解。关于那些几百年来学者们熟悉的文化时期已经有了许多新的发现，以至于我们对这些时代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出现了全新的问题。除了所有这些困难，我们还必须考虑的一点是，人们不能只关注某个特定时期的文学，而必须研究这些文学发展的环境，要考虑到宗教、哲学、政治、经济、美术和音乐等方面的影响，这些领域每个都需要持续、积极并独立的研究。因此，这导致了日益精细的专业化，特殊的研究方法不断涌现，因此在每个单独的领域，甚至在一个特定领域的每个特殊视角中，都形成了一种类似神秘的专业语言。这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问题。来自外国的，或者不属于哲学和科学的方法和概念开始在语文学中出现。社会学、心理学、某些类型的哲学以及现代文学批评在这些外来影响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因此，所有这些因素都必须被吸纳和整理，哪怕只是为了能证明其中一个因素对语文学并无帮助。如果学者不把自己局限在狭窄的专业领域，或者和一小部分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沉浸在他们共有的理论观念中，他就会处在对他的期望和要求的繁杂声音中，而对这些事物保持公正对待对学者来说几乎不可能。然而，将自己局限在特定专业领域的做法也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比如，在我们这个时代，仅仅成为普罗旺斯语（Provençal）专家，并且只掌握直接相关的语文学、古生物学和历史事实，就不能够称得上是优秀的专家。另一方面，有些专业领域已经变得如此庞大，以至于全面掌握已经成为了一生的任务。比如，对但丁的研究（它几乎不能被称为一个“专业领域”，因为维护他的公义几乎需要走遍各个领域），或者宫廷浪漫主义及其三个相关的副主题——宫廷爱情、凯尔特文化和圣杯文学，有多少学者能真正全面深入地研究这些领域中的某一个？又有谁还能继续谈论全球文学的学术性和语文学的综合性呢？如今，确实有一些人对欧洲的材料有深入的理解。但据我了解，他们大多是两次世界大战前成长起来的那一代。这些学者的取代将会异常困难，因为自他们那个时代起，希腊语、拉丁语和《圣经》的学术研究——这些都是资产阶级人文文化晚期的支柱，在各地都已经开始衰败。如果我可以从我在土耳其的经历中得出结论。非欧洲的、但同样历史悠久的文化的变迁也很明显。那些过去在大学（在英语国家，主要是在研究生阶段）可以视作理所当然的知识，现在必须在那里努力获得。而在多数情况下，这种获得不是来得太晚，就是不够深入。另外，大学或研究生院的知识重心已经转移到最新的文学和批评上。并且，当早期时代受到关注时（它们通常是像巴洛克这样的时期，这个时期最近才被重新发现），可能是因为它们符合现代文学的偏好和模式。显然，如果要使历史对我们有意义，就必须从我们自己时代的情境和心态来理解它。然而，一个有才华的学生拥有并被他所处时代的精神所占据。在我看来，他不应该需要学术指导来理解里尔克、纪德或叶芝的作品。然而，他确实需要指导，以了解古代世界、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语言习惯和生活方式，并学习如何探索早期的方法和手段。当代文学批评的问题学和分类体系总是具有意义，不仅因为它们本身往往富有创意、启发性，而且因为它们表达了时代的内在动机。然而，其中只有少数在历史语文学中有直接的用途，或成为真正可传播的概念。它们大多过于抽象和模糊，而且常常过于个别化。它们证明了新手（和信徒）常常易于陷入的误区，希望通过引入装饰性的、抽象的秩序概念来掌握海量的材料，这种做法导致了对所研究事物的曲解，引发了对虚构问题的讨论，最终却一事无成。尽管这种学术趋势看似令人不安，我认为它并不真正危险，至少对真诚的、有天赋的文学学生来说不是危险。此外，还有一些才华横溢的人，他们成功地为自己获取了在历史和哲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知识，同时也以开放的和独立的态度面对那些未成熟的知识流派。在很多方面，这些年轻人比他们的前辈有着明显的优势。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各种事件扩大了我们的知识视野，新的历史和现实观点被揭示，人类进程的结构理解也变得更加丰富和更新。我们曾经参与，实际上我们还在参与一场关于世界历史的“实践研讨会”。因此，我们对历史问题的洞察力和概念理解都有了重大的提升。因此，许多曾被我们视为资产阶级晚期人文主义语文学杰出成就的作品，现在看起来不再那么现实。受限于他们为自己设定的问题。我们今天比四十年前更容易理解这些问题。但是，如何解决综合性的问题呢？人生似乎太短，以至于无法产生任何初步的成果。组织化的团队工作并没有答案，即使在其他方面这样的团队有着重要的价值。我所谈到的历史综合基于对材料的学术研究，但其本质上是个人直觉的产物，因此，只能寄希望于个体。如果成功，我们将得到一项学术成就和一件艺术作品。甚至找到一个“出发点”也是一个需要直觉的问题（我稍后会谈到）。这种作品真正引人注目的成就源于一种共享的直觉。为了发挥效果，历史的综合体必须同时是一种艺术作品。传统的观点认为，文学艺术必须有自我表达的自由，这意味着它必须不受科学真理的约束。而在选择问题、提出问题、联系问题和阐述问题等方面，现今的历史主题为想象力提供了足够的自由。事实上，我们可以说，科学真理对于哲学大师来说是一种良好的限制。它在“现实”中保留并确保了可能性，使那些倾向于离开现实的巨大诱惑（无论是通过琐碎的装饰还是通过朦胧的扭曲）被挫败，因为现实才是可能的标准。此外，我们关注的是，需要一种从内部合成的历史，把历史作为欧洲文学艺术传统的基因。例如，古典古代的历史学是一种文学基因，同样，德国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创造的哲学和历史主义批评也在努力争取自己的文学艺术和表达形式。所以，我们的视线又回到了个人。一个人该如何实现综合呢？在我看来，他肯定不能通过像百科全书式的资料收集来实现。对事实的全面理解和视角，无疑比单纯的事实收集更为重要。而这种理解和视角应该在很早的阶段就自然而然地形成，应由个人的本能兴趣指引。然而，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试图像编写一部全面的手册一样，在一个领域中积累大量的材料，例如处理一个民族的文学、一个伟大的时代或一个文学流派，往往很难实现综合和概括。困难不仅来自于个人几乎无法掌握的大量材料（以至于似乎需要一个团队来完成），也来自于材料本身的结构。传统的分类方式，如年代学、地理学或类型学，已经无法满足需求，也无法保证有活力和统一的进展。这些分类所覆盖的领域与综合研究需要面对的问题领域并不吻合。我甚至怀疑，单个重要作家的专著（虽然有很多优秀的专著）是否适合作为我所说的综合的出发点。当然，单个作者体现的生命的完整性和具体性，总是优于人为的统一。但同时，这种完整性最终是无法把握的，因为它已经深入到个性的非历史性的神圣不可侵犯之中。最近完成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综合历史观的书，是恩斯特·罗伯特·库尔蒂斯（Ernst Robert Curtius）写的关于欧洲文学和拉丁中世纪的书。在我看来，这本书之所以成功，归功于如下事实。虽然它的标题具有全面性和普遍性，但它实际上起源于一个明确的，几乎可以说是狭窄的，单一的现象——学术修辞的传统。尽管它所调动的材料十分庞杂，但在它最好的部分，这本书并不是简单地聚合了许多不同的项目，而是从某个项目向外辐射。它的总体主题是古代世界在拉丁中世纪的存续，以及古典文化在中世纪形式中的呈现对新欧洲文学的影响。当有如此广泛和全面的目标时，一开始实际上可以什么都不做。在项目的最初阶段，作者只计划介绍广泛的主题，他面对大量无法调查的各种材料，不知道应该如何排序。如果他只是机械地收集这些材料，比如根据一组单个作者的生存情况，或者根据古代世界在每个中世纪的延续中的存续情况，那么仅仅是大量的概述就会使他无法对这些材料形成清晰的认识。只有通过发现一个既严格定义又易理解，足以作为出发点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把修辞学传统当作主题），他才有可能执行库尔蒂斯这样的研究计划。库尔蒂斯对出发点的选择是否让人满意，或者这是否是他所有可能选择中最好的那个？正是因为人们可能会争论他的出发点不足，我们才应该更加赞赏他的成就。因为库尔蒂斯的成就遵循了一个方法论原则——为了完成一项重要的综合工作，必须找到一个出发点，一个可以握住主题的抓手。这个出发点必须选择一个严格定义的、易于理解的现象集合，其解释应从这些现象向外辐射，并将它们所占据的更大区域进行排序和解释。这种方法已经为学者们所熟知，历史悠久。例如，文体学一直在使用这种方法，以便用一些固定的特征来描述一种风格的个性。然而，在我看来，有必要强调这种方法的一般性，即它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够在更广泛的背景下，从内部描述历史的方法，以综合和启示的方式写作。这种方法也让年轻的学者，甚至新手，有可能实现这样的目标，能够直观地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出发点。在阐述这个出发点的过程中，知识视野以充实且自然的方式扩大了，因为选择提取的材料由出发点决定。这种解释如此具体，它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因此获取的知识不容易丢失。结果，在有序的阐述中，便获得了统一性和普遍性。当然，在实践中，一般性的意图并不总是先于具体的出发点。有时人们会发现一个独特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引发了对一般问题的理解和表述。当然，只有当问题的趋势已经存在时，这才可能发生。必须要强调的是，仅仅一个一般性的、综合性的意图或问题本身并不足以解决问题。相反，需要找到的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现象，它应该尽可能具体和有限，这样就可以用技术性的和学术性的语言来描述它。因此，问题将由此而产生，使人们的意图表述变得可行。有时候，一个出发点是不够的，可能需要有几个。但是，如果已经有了第一个出发点，那么找到其他的出发点就会更容易，特别是那些不仅与其他出发点相关联，而且也汇聚在一个中心意图的出发点。因此，这是一个专业化的问题，不是专门对传统的材料分类方式进行专业化，而是专门对手头的主题进行专业化，这需要不断地进行重新发现。出发点可以有无数种可能性，试图依次列举它们是不现实的。一个好的出发点一方面要具体和精确，另一方面还要有向外扩散的潜力。一种语义解释、一种修辞手法、一种句法序列、对某个句子的解读，或者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一系列论述，这些都可能成为出发点。但一旦确定，这个出发点就需要有向外辐射的能力，这样，我们才能通过它来阐述世界历史的问题。比如，如果有人想研究19世纪的作家在一个国家或者整个欧洲的地位，这样的研究会产生一本有用的参考书（如果它包含了这项研究所需的所有必要材料），这会受到我们的欢迎。这样的书确实有其价值，但如果我们从作家对公众的某些评论出发，我们讨论的综合可能会更容易实现。同样，像各种诗人的持久声誉这样的主题，只有当我们找到一个具体的出发点来驱动一般的主题时，才能进行研究。但丁在各国声誉的研究自然是无比宝贵的，但如果能追溯到16世纪最早的评论家，再到浪漫主义时期对《神曲》各部分的解读，那么将会出现更有趣的研究成果（在此感谢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的看法）。这将是一部精确的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一个好的出发点必须准确且具有客观性。像“巴洛克”、“浪漫主义”、“戏剧性”、“命运观念”、“强度”、“神话”、“时间概念”和“透视主义”这样的抽象概念并不适合作为出发点，因为它们太过模糊和不准确。当这些概念在特定的语境中获得明确的含义时，可以使用它们，但它们不能作为出发点，因为出发点不应该是从外部强加给主题的某种一般性，而应该是主题本身的一个有机部分。被研究的对象应该自己发声，但如果出发点既不具体也不明确，那么这种发声就永远不可能实现。在任何情况下，为了保持对研究对象的关注，大量的技巧都是必要的——即使有可能找到最佳的出发点。现有的概念，虽然很少能恰当地应用，却因为它们吸引人的表面和虚假的谦逊，常常会对我们产生欺骗性的诱惑。它们就像埋伏在那里的猎人，等待着在学者的研究中突然出现，当学者已经与研究对象的真实本质失去了联系。因此，学术著作的作者常常会被这些概念所迷惑，接受用陈腔滥调来代替真正的研究对象。当然，许多读者也会被这样的做法所迷惑。由于读者往往容易接受这种取巧的替代，学者的任务就变成了如何避免这种替代。那些以综合为目标的语文学家处理的现象本身就含有自身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不应在综合过程中消失，但要实现这一目标确实困难。当然，我们的目标不应是满足于对特殊性的研究，而应是被整体的运动感动和驱动。然而，只有当我们把握住构成整体的所有特殊性作为本质的一部分时，我们才能发现这种运动的纯净性。据我所知，我们还未曾尝试从语文学的角度对世界文学进行综合研究。在西方文化中，这方面的工作也只是刚刚起步。然而，随着我们的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历史主义的综合就需要通过扩大活动来平衡这种紧密关系。让人在自己的历史中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是一项伟大的任务，然而相比于考虑到人类不仅生活在地球上，而且他也存在于整个世界和宇宙中，这个任务显得微不足道，甚至有些消极。试图确定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这样的目标，在早期的时代或许被人们大胆地追求，但在今天看来，却显得遥不可及。无论如何，我们的研究领域终究是地球，它不可能再仅仅是国家。一个语文学家最珍贵且不可或缺的遗产仍然是他自己国家的文化和语言。然而，只有当他能够首先把自己从这种遗产中抽离出来，然后超越它，这份遗产才能真正发挥其价值。我们必须回到那个被公认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时期，那时的中世纪文化已经拥有了某种知识，认为精神并非只属于一个国家。这一点，或者类似的观念，可以在伯纳德（Bernard of Chartres，死于1130年）、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1110-1180）、让·德·米恩（Jean de Meun，1240-1305）以及许多其他人的著作中看到。圣维克托的休格（Hugh of Saint Victor，1096-1141）在《知识论》（Didascalion，或译作《论教学》）中写道：“饱受磨砺的心灵一点一滴钻研着既熟悉又无常的事物，以便有朝一日彻底抛下它们。这是一种伟大的美德。那些留恋甜美故乡的人只是稚嫩的新人；等到把每一处他乡都比作故乡的时候，人就成熟了；在真正完善的人心里，全世界都是异乡。”休格想要把这些诗句送给那些旨在把自己从对世界的爱中解放出来的人。但对于那些希望正确地热爱世界的人来说，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