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希·奥尔巴赫：《时间、历史与文学：作为现代人文之源的民族精神理念》（1955）

欧仁·德拉克罗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萨达那帕拉之死》（La Mort de Sardanapale，1827，1844），巴黎卢浮宫和费城艺术博物馆藏

时间、历史与文学：作为现代人文之源的民族精神理念

Tim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The Idea of the National Spirit as the Source of the Modern Humanities

作者：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1892-1957）

译者：陈荣钢

引用[MLA]：Auerbach, Erich. ‘Chapter 6: The Idea of the National Spirit as the Source of the Modern Humanities’. Tim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Selected Essays of Erich Auerbach, edited by James I. Port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56-62. 原文作于1955年。

“民族精神”（Volksgeist）的理念认为，诗歌（poetry）是第一语言，是人类的母语，它自然而然从民族精神的深处涌现出来。人们认为，这个理念既属于普遍人类，又为个别民族特有。民族精神的理念假定，当人类社会（human community）意识到自己是人类（human）时，诗歌就会出现，来表达这种精神。无论何时与何地，诗歌都会采取适合各民族特质和命运的形式。此外，这个理念不仅适用于狭义的诗歌，也适用于所有文明模式。

因为在那些史前时代，当诗歌发展成为人类的原初语言时，所有文明模式都具有诗意——宗教、法律、政治制度、艺术，当然还有语言本身，因为诗歌是人类的第一语言。最终，民族精神的概念不仅适用于最早期的文明行为。它还意味着，只要一个民族的发展一直不受干扰、不受阻碍，民族精神及其表现形式就能与该民族的特质和命运一起有机发展。

然而，根据这个理论，某种干扰或中断（至少是损害），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在文明的进步过程中，发生在每每人为制定的规则和同质化的理性主义原则试图指导或限制文明进程之时。时不时地，这些限制甚至成功地导致了文化的灭绝。当理性具有这种精于算计、强加规则的特点时，它就成了民族精神的头号敌人。

人类的创造力就是想象力最自然的绽放，它源于理性尚未完全形成的史前时代。因此，要想治愈和恢复一种被理性算计破坏的文化，就要回到它的源头，回到史前时代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的理念最早出现在18世纪的“前浪漫主义运动”中，是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规范美学的反抗，这种美学喜好和品味与法国古典主义一脉相承（译注：在本文结尾处，奥尔巴赫具体谈到了这种美学的来源）。更广泛地说，这是对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主义改革运动的一种反抗。理性主义改革运动认为，人性（human nature）要么完全“合理”，要么处在非理性权力的支配下，可以被那些制定法律的人的理性意志控制。

我们很早就发现了这种对人类和历史的新理解。早在18世纪20年代就已经有了。事实上，这种新理解出现在人们可能最不期待它出现的地方，出现在一个似乎最缺乏民族精神理念土壤的地方——巴洛克晚期的意大利南部。在那里，出现了维科（Vico，1668-1744）。

此后不久，我们在英格兰也看到了这场运动的踪迹。事实上，到了18世纪50年代，在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场运动了——紧随其后，我们在德国的尤斯图斯·默泽尔（Justus Möser，1720-1794）的作品中看到了它，在歌德（Goethe，1749-1832）所属的赫尔德（Herder，1744-1803）周围的圈子中找到了它。

“法国大革命”的反对者把这种新理念带到了英国和德国。但它只在德国得到了完善，因为正是在那里，我们现在所知的历史主义学术方法和思维方式出现了。它从默泽尔和赫尔德开始，再到浪漫主义复兴时代，诗人、批评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法学家进一步发展了它。在那里，我们遇到了施勒格尔兄弟（the Schlegels）、谢林（Schelling，1775-1854）、格林兄弟（the Grimms）、萨维尼（Savigny，1779-1861）、普赫塔（1798-1846）等等。

在这一时期，我从事的罗曼语语文学（Romance philology，或译作“文献学”）学科也开始发展起来，可以说是浪漫主义历史主义大树上的一根小树杈。这门学科由弗里德里希·迪兹（Friedrich Diez，1792-1876）创立，他受到了歌德、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1767-1845）和雅各布·格林（1785-1863）的启发。但发展并没有就此停止。一般而言，历史比较语言学、文学研究、历史学（才刚刚开始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和历史法学都是历史语文学的产物。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说它是历史语言学的产物。

最终，黑格尔（Hegel）的哲学完善了历史主义。黑格尔哲学在历史主义的原则中发现了现在和未来历史的辩证可能性。然而，正是在这种历史哲学完善历史主义的过程中，它也开始以辩证的方式削弱了历史主义，因为它试图将处于历史主义核心地位的非理性重新塑造成一个理性的体系。

民族精神的理念主导了整个19世纪。至少对语文学家来说，民族精神最明显的影响是在前现代，特别是关于西方中世纪诗歌起源的各种理论。19世纪所有关于这个主题的理论都是民族精神理念的变体。中世纪诗歌产生于民族传统的最深处，产生于民歌和传说，产生于文学之前的时期，亦即口头传统。

根据上述理论，留传后世的书写版本往往是相对较晚近的、经过编辑的版本，它们将各个分散的片段组合成一个合集，同时让作品满足编辑者们自己相对独特的时代和风俗需要。大量原始内容因此丢失。维科自己也曾对荷马（Homer）的作品提出过同样的论点。

由于没有人能够真正观察到中世纪民族精神的样子（活动证据很少，年代不可靠，阐释也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所以留下足够多的空间进行各种猜测。在欧洲，自从20世纪伊始，“史诗”民族精神似乎等同于德国民族精神，这一定程度上源于自然科学对精确性的野心，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法国民族主义的启发。

在反对民族精神理论的运动中，早期形式的实证主义把法国歌颂英雄事迹的“武功歌”（chanson de geste）作为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攻击目标。这场运动中最有名的“战士”是约瑟夫·贝迪耶（Joseph Bédier，1864-1938），他的作品很重要，在智识上很有启发（他也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他创立了一个在法国持续至今的完整学派，这个学派声称，“武功歌”是12世纪的产物，因此可以用该世纪特有的期望和个别诗人的作品来进行最充分的阐释。

这个学派认为，罗曼语语文学家们假想的先驱是一种投机的、不讲学理的方法的产物。很快也有其他人开始对早期抒情诗（lyric）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尽管与贝迪耶有关的思想在日耳曼语文学家中从未真正流行过（在西班牙人中更少），但它确实成功地使“民族精神”这一说法失去了信誉。当然，纳粹党的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也是使民族精神声名狼藉的主要原因。很快，不再有自诩语文学家的人敢再用“民族精神”，即使那些反对贝迪耶的人也不敢。

我不想在这里纠缠这个话题。不言而喻，贝迪耶和他的追随者（但最重要的还是贝迪耶本人）为我们理解12世纪的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并没有否定民族精神的理论。如果觉得一个伟大的民族连一首用自己母语写就的诗歌都找不出来，如果认为这样的民族还能绵延几个世纪，那么这就太荒谬了。如果一件事没有证据，那么它就不存在，这是公理。所以，一个不存在自己母语诗歌的悠久民族是不存在的。

第二个谬误也是贝迪耶推论的核心——如果一件艺术作品反映了它被写下来时的时代精神，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它的主题以前从未出现过。显然，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中世纪诗歌，尤其是法国普罗旺斯语诗歌（French Provençal poetry，译注：也就是奥克语诗歌）的起源及其相关的民族精神理论。早期的理论实在是太感性、太田园、太纯了。

然而，贝迪耶和他的追随者都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我之所以提到他们，只是想强调很多语文学家对“民族精神”持怀疑态度。近些年来，也因为恩斯特·罗伯特·柯蒂斯（Ernst Robert Curtis）的研究，就连贝迪耶和柯蒂斯的反对者都不敢使用“民族精神”这个词了。

我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世界的历史已经看到，前浪漫主义和浪漫主义所发展的民族精神理念唤醒了人们对民族及其文化个性的理解。也就是说，作为一切历史人文学科基础的阐释学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就是这一思想脉络的产物。

【译注】20世纪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韦勒克在他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深入批判了西方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批评观念，就传统、惯例和创新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并提出“透视主义”的文学批评方法。透视主义是指把诗和其他类型的文学，看做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在不同时代都在发展和变化着，可以互相比较，并且充满着各种比较的可能性。

这一事实解释了我们现在对自己和学术同行们自然而然的期待。我们期待根据孕育这些现象的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具体假设来理解我们研究的现象。它还解释了如下事实——我们不再把外国文化的艺术品视为珍奇，而是视作一种共同人性的变体，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美、优点、生命力和有机发展的能力，如果我们要理解它们，我们就必须在它们面前谦恭一点。

无论我们关心何种历史对象，这种期望都植根于浪漫主义者的民族精神理念，都是我们所有阐释的基本假设。我们不能只说这种阐释学透视主义对人文学科的研究具有决定性作用。它对所有当代西方文明都很重要，因为当代西方社会的成员认为，自己是“受过教育的公众”的一部分。如今，谁不希望以某种方式属于这个群体呢？

我们同时代的许多人可以被算作“受过教育的人”，他们丝毫不觉得欣赏额我略圣歌（Cantus Gregorianus）、巴赫（Bach）、莫扎特（Mozart）和拉威尔（Ravel）有什么困难。他们阅读埃斯库罗斯（Αισχύλος）、但丁（Dante）、中国诗歌、莎士比亚（Shakespeare）、拉辛（Racine）和福克纳（Faulkner），并同样热衷于去理解它们。人们凝视着米诺斯文明（Minoan civilization）的壁画、拜占庭文明的马赛克、哥特式的雕塑、丢勒（Dürer）、伦勃朗（Rembrandt）和马蒂斯（Matisse）的展览，而且展品往往出现在同一时空的博物馆里。他们绝不会想到，土耳其的清真寺、波塞冬（Ποσειδών）的海神庙和兰斯（Reims）的大教堂在美学上可能相互排斥。

米诺斯文明壁画

当然，各种交通工具的发展和大规模生产复制品的方法大大促进了这种不安的文化混乱。然而，早在16、17和18世纪，由于战争、传教士的工作和旅行，陌生的文化就已经触及到彼此，其中一些交流持续了许多年。但是，没有人会想到像我们今天这样思考和评价它们。此外，今天有更多的人对外国政治、经济和一般社会关系有了更敏锐的认识。当然，一旦政治仇恨和相应的宣传形式抬头，历史理解就会停滞不前。

我认为，基于民族精神理念的历史观，是人文科学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让我们扩大了对如何在历史世界中定位自己的理解，其方式与哥白尼的发现让我们在天体物理学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无二致。

人们很久之前就有这种观点，恩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克罗齐（Croce）、梅尼克（Meinecke）都写过相关著作。但让我惊讶的是，这种观点很少真正引起重视。

所有前浪漫主义的人文研究都没有成为真正的学术研究，因为它依赖于规范性思维，而且范围很窄。当然，文艺复兴时期的语文学家和圣莫洛斯（Saint Maurus）的本笃会僧侣们已经学会从事批判性语文学和考古学研究的技术细节。但是，如果没有浪漫主义者对民族精神理念的转向，所有这一切都只会导致17世纪和18世纪盛行的那种“翻故纸堆”，仅此而已，而不会导向人类历史的有机整合。

人们很容易提出以下问题——为什么西方（乃至整个人类）这么晚才开始认识到原初的透视主义？尽管古代的历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都很出色，但在他们的工作中很难发现这种方法的影子。他们最崇高的成就也只是停留在道德和普遍的层面上。他们从未关注过任何“原初—发展”意义上的个体。

在整个中世纪，欧洲的历史和地理视野十分有限，无法从事基于经验的历史透视主义。然而，在我看来，一种原初的透视主义可以在基督教想象历史时间的组织方式中找到——从原罪到基督降临，再到复活和最后的审判的时间序列（“原初—发展”）。这种历史序列分成不同的阶段，远没有古典古代相应的时间划分那么神秘，也更有历史的依据。

在13世纪的“千禧年运动”（the Joachimite movements）中，历史多样性和透视主义的冲动体现得淋漓尽致。但丁的《神曲》更是如此。由于聚焦于永恒的救赎（这也是人类的历史目标），整部诗歌当然受到末世论规范的制约。尽管如此，令人震惊的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原初的透视主义并未出现。人们本以为，从“十字军东征”开始并一直持续到“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历史和地理视野会让人们看到这颗星球的历史多样性，并鼓励大家对世界进行透视性的、个性化的探究。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画的《神曲·地狱篇》中的半人牛的弥诺陶洛斯（Μῑνώταυρος）

此外，人文主义第一次创造了理解时代的实践和经验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分层于希腊罗马式的黄金时代的理念中，但现在早已消失），随之而来的是一种黑暗的文化空白，将人文主义时代与古典时代过去分离开来。

文化之间的时间和空间差异事实上给16世纪的作家们带来了巨大难题，我们经常在他们的作品中发现一些评论，这些评论也许不完全是历史观，但肯定带有历史相对主义的感觉。此外，他们的历史感和地理感已经带有现代意图和目的。我们只需将莎士比亚笔下的历史、地理广度与14世纪前中世纪对外国文化的描述进行比较，就能得出这一结论。很明显，莎士比亚的视角比中世纪的作家要高得多（尽管他在细节上犯了一些错误）。

然而，尽管有着这种有利的背景，尽管这些尝试已经徐徐展开，但是这种历史观在当时并没能发展成熟。两股力量阻碍了它的发展。

其中一股力量是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时代的赞美，并且排除了一切其他东西。这就导致了一种“崇古”的观念，觉得只有古代的文化才能被当作典范。结果就是，人们一边模仿这些典范，一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美学。没有什么比模仿美学更与历史透视主义对立了，因为它提出了美与正义的绝对标准，并且拒绝与之不对应的一切。这就是法国古典主义规范美学的起源，它公然反对透视主义。另一场阻挡历史透视主义的运动几乎比人文主义更强大，因为它广泛得多，那就是对绝对人性（an absolute human nature）的古老幻想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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