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斯特恩伯格（Harry Sternberg）《家庭、工业和农业》（The Family,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1939），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藏
Economic Crises and the Shape of Modern History作者：小威廉·休厄尔（William H. Sewell Jr.，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引用（MLA）：Sewell, William H. "Economic Crises and the Shape of Modern History." Public Culture 24.2 (2012): 303-27.
乍一看，经济危机显然必须被算作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events）。然而，将经济危机作为事件来思考，会给“事件”这个概念带来很大压力。包括我在内的历史学家都把“事件”视为独特的、高度偶然的“发生”（happenings），这些事件以某种方式改变或重塑了它们所处的社会世界——我们通常称之为历史的“分水岭”或“转折点”。但是，经济危机具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特点——它们的重复性。某种程度上，它们似乎并不意味着历史上的根本中断或转折，而是一种社会层面的重复，同样的资本主义故事永远循环，贪婪和非理性的繁荣，随之而来的恐慌和价值破坏。因此，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在他的经典著作《狂热、恐慌和崩溃》（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中可以断言，自17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危机具有大致相同的特征。诚然，危机的具体细节不同，但金德尔伯格尖锐地指出：“细节不断增加，结构却一直那样。”金德尔伯格在1975年完成了这本著作的初版。这本书现在已经出到第五版了，在当下这个历史节点上，销售火爆也不足为奇。因此，如果经济危机是历史“事件”，那么它是一种特殊的事件。抽象地看，这些事件在三、四百年来不断重复。人们可以说，它们标志着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的社会制度。危机推动、见证了随时间而变的资本主义制度。然而，不把经济危机作为事件是荒谬的事，特别是在美国和世界历史的这个关头。当前的危机除了对就业、信贷和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外，显然还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在美国经济崩溃之后，政治动荡和立法僵局的程度达到“南北战争”以来的顶点。在欧洲，这场危机使欧元和欧盟的未来受到怀疑。我曾经说过，危机的政治影响似乎对美国和欧洲的右派比左派更有利。它使财政紧缩几乎成为各地政治议程的重中之重，并有可能削弱以前神圣的福利保障。但也有民众抵抗紧缩措施，比如希腊和英国的大规模示威和骚乱，法国的长期罢工和示威，西班牙的大规模青年运动，以及美国及其他地方的“占领”运动。经济危机造成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安，难以预料。目前，让我们简单记录下我们称之为经济危机的事件的矛盾性——它们同时具有重复性和释放政治波动、政治变化的能力。我将在总结经济危机的一些明显事件性或变革性的政治影响之后，再来讨论这个悖论。
当前的经济危机肯定不是第一次产生重大政治后果的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催生了美国“新政”（New Deal），但也促成了纳粹德国、西班牙内战、法国人民阵线的胜利，并导致了其他地方重要的政治后果。20世纪70年代漫长而令人困惑的经济危机（包括去工业化、滞胀和高失业率）是英国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和美国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获胜的重要条件，因此也是新自由主义最终取得全球政治胜利的重要条件。但经济和政治危机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比1933年更早的时候——至少可以追溯到1789年。早在上世纪40年代，经济史学家拉布鲁斯（Camille-Ernest Labrousse）就证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与18世纪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发生在同一时间。这场危机的主要根源是歉收，这也是前工业时代经济危机的常见原因。歉收导致的经济衰退大幅提高了面包的价格。由于面包支出在普通人预算中占很大比例，因此也削减了对制成品（manufactured goods）的需求，从而造成了大规模失业。如今，几乎所有历史学家都认为，高面包价格和高失业率使普通人的情绪比其他情况下更容易被点燃，因此有助于将1789年的政治危机转化为革命。同样，1848年欧洲范围内的“大革命”危机也离不开严重的经济危机。与1789年的危机一样，这场危机也是歉收的后果，而革命的政治后果与1789年的歉收有着同样的根本机制。1846年和1847年，小麦和马铃薯同时歉收，引发了欧洲最后一次由歉收引发的经济危机。但早在19世纪20年代，主要基于工业品投资和需求波动（与农业条件无关）的商业周期就开始取代农产品收获周期，成为欧洲经济波动的主要决定因素。商业周期与农产品收获周期一样，都会导致就业率急剧下降，因此有可能引发政治动荡。例如，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英国宪章运动（Chartist Movement）的高峰期与贸易萧条重合——也就是说，商业周期的低谷和随之而来的失业高峰并行不悖。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中确信，商业周期的这种新现象是将资本主义拖垮的致命缺陷：在商业危机中，一种荒谬的、生产过剩的流行病爆发了。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暂时的野蛮状态。它看起来就像一场饥荒，一场普遍的破坏性战争切断了每一种生活物资的供应。工业和商业似乎都被摧毁。
那么资产阶级如何克服这些危机呢？一方面，通过强制摧毁大量的生产力；另一方面，通过征服新市场和更彻底地剥削旧市场。也就是说，通过为更广泛和更具破坏性的危机铺平道路，并减少预防危机的手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某种喜悦的心情看待这些周期性的经济灾难，因为他们相信，不断恶化的危机最终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后者将最终结束资本主义及其不受控制的破坏循环。当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爆发的时候，许多人认为这是期待已久（或担心已久）的灾难，觉得资本主义的时代即将结束。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无论如何被击垮，都会存在下去，而且经济崩溃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动荡使法西斯或专制极右派比极左派更受益。欧洲和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在“二战”后重建了国家。他们非常重视“大萧条”的经验。正因认识到大规模失业带来的政治风险，战后政府才会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充分就业措施，发放慷慨的失业救济金。有意思的是，左派政府和右派政府都在做这些事。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无论谁执政，这些措施都得到了维持甚至是加强。这种反周期政策的普遍化行之有效——似乎，上一个时代的经济危机结束了。“二战”后，危机继续发生，但危机的影响被充分缓和，不再威胁政权的生存。在“经合组织”（OECD）的富裕成员国之外，情况却不一定如此，在那里，人们熟悉的经济危机（和与之伴随的政治动态）时有出现。印尼就是一个例子。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危机导致经济急剧下滑，失业率极高，这无疑是推翻苏哈托（Suharto）政权的一个关键因素。
苏哈托辞职，1998年5月21日
简而言之，反周期政策大大削弱了经济危机的政治威力。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2008年美国大选获胜之后，议程的挑战远远大于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新政”，部分原因在于，失业保险等反周期政策，以及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的紧急行动（如刺激计划、金融救助、量化宽松货币供应量和延长失业保险）都削弱了经济衰退的力量。今天的美国人为10%的失业率而苦恼。但在1933年，也就是“大萧条”发生四年后，全美失业率超过25%，而且失业者普遍没有领取失业救济金。即使在我们这个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势不可挡的时代，像2008年那样的经济急剧下滑对政治生活的动员作用也比上世纪30年代要温和得多。哪怕经济危机通过大规模贫困和失业对政治的直接和相对直接的影响已经消退，但是70年代和2008年以来的经验表明，更间接但非常重要的政治影响仍然存在。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讨论经济危机如何与政治事件结合在一起，从而扩大了可能改变政治领域的失序状态。但在这些案例中，产生变革性事件的关键突发事件都是经济危机本身的外部因素。这些突发事件包括1789年法国召开“三级会议”（États généraux）、纳粹夺取政权、罗斯福或里根的选举胜利，等等。在这里，我首先转去探讨产生经济危机的内部动力。我研究经济危机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马克思和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观点，并辅以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更晚近的研究。所有这些思想家都对经济危机感兴趣，并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经济不可避免的特征，是不可分割的成分。在我看来，马克思很好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对无尽积累的内在推动力，这导致了过度积累的危机。但我认为，熊彼特更好地剖析了资本积累的必然周期性节奏。经济危机毕竟只是商业周期的一个阶段——“危机”是经济活动的上升势头结束、衰退开始的时刻。熊彼特坚称，经济增长（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积累）是一个固有的周期性过程，他认为这个过程产生于一系列螺旋式的经济创新。他认为，经济进步是企业家创新的结果。他称之为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但是，这些“新组合”又如何引发商业周期或经济危机呢？熊彼特强调，企业家的“新组合”本质上不连续：“工业和商业的变化在时间上并非连续分布，而是以跳跃的方式进行。”一次工业或商业的飞跃或突破（比如瓦特蒸汽机的发明）都会给成功的企业家带来巨大的利润。这种创新的飞跃是经济进步的动力。每一次突破也会产生相关或互补的创新。熊彼特指出：“（这些）创新密集地聚集在一起。它们如此密集，以至于由此产生的干扰导致了一个明显的调整期，这正是商业周期的萧条阶段。”因此，由创新引起的上升阶段必然会带出下降阶段。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熊彼特明确指出，如果没有信贷创造（credit creation），这种企业创新就不可能发生。创新的企业家将现有的资源投入到“新组合”中，那么必须从其他用途中抽离，这就需要金钱来撬动它们——如果不借钱，企业家就很少有足够数量的金钱。一旦创新被证明成功了，最初的企业家和成群结队的模仿者都会通过贷款或购买股票、债券来提供信贷，渴望分享这段时间的利润。因此，成功的创新会带来大量的信贷创造，这也是整体经济上升的动力所在。但是，信贷膨胀之后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信贷紧缩。并非所有在宽松的信贷大潮中下手的企业最终都有利可图。例如，许多公司试图挤进一个创新的、最初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领域，最终却导致价格下降，除了效率最高的公司外，其他公司的利润都会消失。当损失开始出现时，贷款的要求就会出现，并出售那些看起来不稳定的企业股票和债券，减持企业资本，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冻结信贷市场。这种信贷的“下降”导致经济活动普遍下降。换句话说，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谓的“生产过剩的流行病”，创造了“暂时的野蛮状态”。按照熊彼特的说法，这种“流行病”是最初成功创新、飞跃的保证。他认为，正是企业家精神推动了资本主义：“将现有资源用于新用途是‘进步’的根本所在。”“新组合”是这里的“活性成分”。在他看来，周期性的扩张和衰退是这些创新的企业家推动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那么，商业周期只是在旧的平衡被成功的创新扰乱后，经济寻求新平衡时遵循的明确路径。在我看来，这一切都与马克思的论述并行不悖。尽管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肯定更少提及企业家的英雄主义。诚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资产阶级的成就给予了奢侈的赞美：“资产阶级在短短一百年的统治期间，创造了比以前各代人总和更大规模的生产力。……在更早的岁月里，有哪一个世纪可以预见到这种生产力沉睡在社会劳动的襁褓之中？”资产阶级的创造力本身必须被视为企业家所处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这并不是说资产阶级在本质上是英雄主义。而是，资产阶级为了在资产阶级创造的、高度竞争的经济世界中保持自身地位，必须进行创新以保持利润的流动。不创新将导致利润下降，企业失败，并从资产阶级向下滑落到小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对熊彼特商业周期的描述中，资本主义主动要求商人寻找“新组合”，其中一些组合将产生熊彼特所谓的“飞跃”。人们可以说，从这个角度看来，新商业周期的成功应该被视为统计学上的罕见成功，它随机产生于大量试验。因此，我们必须以一种重要的方式修正熊彼特的判断。正如成功的创业创新必然伴随着商业周期的上升和下降（信贷的内在动力），未来的企业家对创新的求索也必然由竞争性经济所特有的、利润持续下跌的压力产生——这种下跌压力本身就是创新的产物。创业的突破（与繁荣和萧条一样）是不可避免的事，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在熊彼特看来，正是这种以信贷为媒介的创新、繁荣和萧条的循环往复，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向前发展，使物质财富水平越来越高。熊彼特和马克思一样，都意识到这种无休止的积累是一件非常混乱的事情。在不断重复的商业周期中，生产的反复提升导致了熊彼特所谓的“创造性破坏”。他说，经济增长通过一个“工业突变的过程......不断从内部改造经济结构，不断摧毁旧有经济结构，不断创造新的经济结构。”当然，创造主要发生在蓬勃发展的上升期。当强大、高效、技术上创新、有利可图的公司将弱小、低效、技术上过时、无利可图的公司赶走时，破坏就发生在崩溃的时刻。但这种分类远非完美。一些尚未完全实现盈利、有前途的公司必然会在废墟中被扫地出门，而一些在前几轮创造性破坏中资本膨胀、却已经过时的公司将在崩溃中幸存下来。从熊彼特的观点来看，商业周期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生成过程（“创造性破坏”）得以实现的机制。明斯基补充了“马克思—熊彼特”的论述，更明确地指出了金融在商业周期中的特殊作用。在熊彼特看来，上世纪20年代，金融的波动基本上可以自我修正。银行家在上升期为企业家提供慷慨的融资，通过创造信贷使货币供应量膨胀。但创新的公司增加了商品供应，并用利润偿还了他们的贷款，这种膨胀被抵消了。尽管这种通货紧缩在经济下滑时往往迫使“受惊的银行”强行收回贷款，并以此提高利率来加剧衰退，但熊彼特认为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大体上会相互抵消。明斯基在1986年写作时，金融技术已经变得比熊彼特时代复杂多了，他对金融的作用没有那么乐观。和熊彼特一样，明斯基认为广泛的信贷创造对资本主义的运作是绝对必要的条件，但是“银行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它倾向于诱发和扩大不稳定，即使它是为投资和经济增长提供资金的一个根本要素”。我们可以说，在明斯基眼中，现代金融既是必要的，又是不稳定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一个根本来源。明斯基的分析依赖于企业在借钱时使用的三种类型或水平的融资区别。第一种，他称之为“对冲融资”。当公司和贷款人确信借款人将能够从常规的预期现金流中偿还本金和利息时，就会使用这种融资。对冲融资主要用于资助企业相对常规的需求，如更换过时的设备，在新的地点启用新设施，或弥合购买原材料和销售成品之间的时间差距。第二类是风险更大的“投机性融资”。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在短期内的预期现金流可以偿还利息，但不能偿还贷款的本金。在投机性融资中，预计债务需要滚动，直到借款公司的投资开始产生更多回报。第三类融资风险最大，明斯基称之为“庞氏融资”（“Ponzi financing”），当公司需要进一步贷款以支付最初贷款的利息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赖以存在的投机性金融构成了不稳定和危机的内在风险。此外，这种风险随着金融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和复杂性的增加而上升。自上世纪80年以来，金融业的比重和复杂性急剧上升。银行赚钱的方式是说服人们或公司以相对较低的利率短期借给他们钱（如活期存款），以便以更高的利率向公司提供风险更大但可能非常有利可图的长期贷款。明斯基指出，金融家和其他企业的经营者一样，有持续的动力去从事企业创新（这通常意味着设计新的“金融产品”），使他们能够增加杠杆。增加“杠杆”，也就是保证现金流和投机性贷款数额之间的差距，这意味着不成比例地提高潜在的利润率。如果没有严格的法规来限制杠杆，金融企业的运作将变得越来越投机，因此越来越有可能无意中发现自己身陷“庞氏”局面。基于上述商业周期分析，让我们转向作为“事件”的经济危机问题。在我以前的研究中，我把事件定义为一连串持续改变结构的事情。因此，我应该把经济事件定义为在经济领域内发生的、能持久改变经济（结构）的一系列事件。我从经济危机的问题开始写这篇文章，主要因为这些危机（崩溃、银行挤兑、救市、泡沫和恐慌）是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明显的转型事件。此外，我上文说过，这种危机有时会产生重要的政治影响，因为经济危机可以成为政治领域变革的催化剂。不过，有人可能会说，危机只是一系列无休止商业周期中的拐点，“周期”而非“事件”才是分析的单位。然而，我们又回到了开头的悖论——我们能不能把这些重复的商业周期算作变革性事件，这些周期的细节也许总是新的，但其基本面保持不变？我认为，我们现在可以好好回答这个问题了。如果我们在一个非常抽象的层次上提出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看经济周期对资本主义最基本或最确定的结构的影响，我认为答案必须是商业周期的不断重复而不是改变这些结构。纠正了想法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再期望资本主义的“大危机”会引发普遍的无产阶级革命）大概认为，商业周期决不会挑战商品形式的首要地位，它们也不会以任何根本方式改变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可是，熊彼特主义者会说，商业周期使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永久化了，这毕竟是资本主义的决定性本质。资本主义在商业周期中幸存下来，即使是最激烈、最充满危机的商业周期，其中心结构和动力也会被更新，而不是从根本上被改变。我认为，危机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偏离其根本，不会偏离它具有强烈方向性的历史动力。这些动力包括：资本和物质财富的无休止积累；
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无情的空间扩张；
资本主义逻辑同样无情地扩展到人类社会关系的更多层面。
我们应该停下来注意一下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极端特性。我们很难想象，其他任何人类制度能将如此非凡的活力和波动性与核心机制的稳定性结合起来，也无法想象在表面的波动中具有如此持久的方向性。不管马克思犯了什么错误，他有一点说得没错——尽管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偶发事件的产物，但它仍然是一种新颖、独特、怪异却极其强大的制度复合体。资本主义的历史动力既充满了独特的希望，也充斥着特殊的威胁，它的机制和趋势不经过专门和严谨的分析就无法被理解。
既然资本主义已经蔓延到了整个世界，并且几乎侵入一切社会关系，那么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资本主义保持历史距离，去像马克思那样认识到它本质上的怪异或不正常。一方面，资本主义不断产生大量“事件”（各种发明、股票市场崩溃、繁荣、恐慌、公开募股、破产、泡沫和货币贬值）。事实上，资本主义的时间性（temporality）似乎比其他生活方面的时间性更富有事件性。人们可以说，资本主义似乎是一台特别为不断生产事件而建造的机器。另一方面，这些事件也包含在商业周期的重复性框架中，通过无休止的创造性破坏，不断产生不停增长的资本积累和物质财富。在最抽象层面上，商业“周期”并不像“事件”那样发挥作用，因为它们似乎无法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结构。然而，如果我们在较低的抽象层面上研究商业周期，那么周期确实充满“事件”。作为创造性破坏的媒介，事件为资本主义的无尽积累、空间扩张和对日常生活的逐步渗透提供了动力。但是，这种渗透过程高度不平衡，充满了偶然性。在这里，再次回到熊彼特的创业创新问题可能会有所帮助。资本主义经济包含多种不同的经济活动——从农业到钢铁，从会计到美发——所有这些活动都通过货币兑换和信贷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些行业或部门都有细分的子行业，并且每个子行业都有跨越广泛地理的各种供应商和市场。因此，在数百万个潜在点上，企业家有强烈的动机提出“新组合”。我们事前无法预测创新将发生在哪里，采取何种形式，或者它们将在其他部门、行业或子行业中产生什么影响。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形成了一个复杂的领域，其中包含多种赚钱创新的可能性——但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只有其中的一些能够实现。因此，正如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所强调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发展。资本主义在特定行业和特定空间的突增中发展自己，也正是这些突增推动了商业周期。我坚持认为，这些突增的产业和空间位置是偶然的（而非绝对的），因为它取决于无数可能创新中的哪一个实际发生了，以及它们中的哪一个被选择和推广了。当然，这些在空间和产业上不均衡的投资和生产也并非绝对偶然。每一次成功的创新都会使某些其他创新更有可能发生。这种“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有一个很好的例子。18世纪80年代，英国的兰开夏郡（Lancashire）成功发明了棉纺机，并在接下来半个多世纪的各种经济周期中刺激了一系列创新——兰开夏郡和其他地方的机器制造；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和轧花；跨大西洋航运；机械织机的发展（编织新的、质优价廉的棉纱）；成品布的机械制造；罗斯柴尔德银行和各种模仿者的金融技术（他们通过投资棉花贸易而繁荣起来）；英国棉布在印度的销售（削弱了这个世界上以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国）；蒸汽机的制造（为棉纺厂提供动力）；全新布匹零售形式的发展（比如百货商店的出现）；亚麻、羊毛和丝绸的机械纺纱和织造的发展；在法国、瑞士、比利时、新英格兰和德国等英国境外的棉布和其他织物的机械生产；等等。这些发展都不是最初创新的本意，但确实大幅增加了之后创新的可能性。我刚才描述的投资和生产的周期性爆发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工业革命”，这肯定是一个经济事件，它最终改变了全世界的社会。这个例子表明，在巨大的偶然中，哪些新的组合实际发生了，以及哪些组合有足够的影响来推动商业周期，可以对经济制度乃至整个社会的实际演变产生巨大影响。尽管创造性破坏的周期具有某些非常特殊的特征，但它们必须被算作事件，算作改变结构的一系列事件。但这些事件的时间性与政治事件的时间性截然不同。政治事件通常是思考普遍事件的模板。政治事件往往有一个高度准时的结构，以战争、革命、叛乱、政变、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选举的逆转和部长的更换为标志。国家是专门为引导或治理社会而建立的组织，它们在形式上相对集中。这意味着，当这个政治中心被政治事件改变时，其影响将在有关国家内部和外部迅速而广泛地显现出来。这些政治事件包括柏林墙的倒塌、路易十四的死亡、奥巴马的当选，等等。国家也是公共机构，这意味着它们不仅有集中的强制力，而且也是公共话语（语言和视觉）的中心。因此，政治史上有一连串相当明确的“转折点”，其标志是众所周知、高度公开的事件，政治人物、政治制度和公共话语必须对此作出反应。但这只是经济事件的例外情况。当然，经济危机的特点是激烈的（戏剧性的）、广为人知的时刻，比如股票市场崩溃、银行倒闭或货币崩盘。但是，引发创造性破坏循环的创新或创新集群，起初却很少在受影响的特定行业和地点之外被公开（没有“出圈”）。纺纱机（或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发明或多或少是匿名事件，没有引起公众的轰动，但后续影响很大。纺纱机最初帮助当地人快速提升利润，这鼓励了信贷的扩张（首先在兰开夏郡，最终在英国的整体经济中）。鉴于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货币交换涵盖了整个欧洲并延伸到大洋彼岸，这种地方性的创新可能对整个新生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信贷方面的影响。然而，当费城的建筑投机者充分利用低利率贷款时，他们可能不知道这种好处来自遥远的兰开夏郡的一项机械发明。人们意识到的不是由英国棉花工业的技术革新引起的经济繁荣，而是信贷的普遍松动，商业信心的激增，以及对其产品（住房、马车、造船或柴米油盐）的需求上升。因此，经济事件并没有被塑造成一个要求城市和政治制度作出明确反应的尖锐的公共事件。相反，它的形状更像一个波浪，当它经过时，所有的船都会上升，然后又会下降，有时会以如此暴力的方式使许多船只倾覆。我认为，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内部经济事件的关键形式，因此有一个滚动或波浪式的结构，而不是一些“准时的时刻”（不像政治事件那样）。事实上，它的结构似乎是波浪中的波浪。既有长波浪潮，因为依赖路径的创新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以新的方式塑造着经济活动；也有较短的商业周期，个别创新集群创造了繁荣，最终导致信贷回缩（有时是全面危机），淘汰“不适应”和“不幸运”的人，从而为下一轮扩张扫清道路。因此，现代的时间性与资本主义的时间性一致，包括政治事件的准时和高度偶然的时间性，以及资本主义事件的波浪式、无情的扩张性时间性。由于这两种时间性在同一社会中发挥作用，以一种重叠的方式影响着历史行动者的认知、资源和判断，因此资本主义时间性和政治时间性显然可以产生复合影响。我们已经看到，政治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叠加可以产生革命。同样，严重的经济危机，如“大萧条”、70年代的经济危机、目前的经济衰退，都可能在试图管理这些危机的国家内部产生破坏性的政治问题。但复合效应也可能更加有机，因此深刻地改变了英国政治游戏的性质。比如，构成工业革命的长波浪潮使得高涨的英国经济极大地增加了英国中产阶级的资源，并集中、刺激和加强了新的城市工人阶级。这些长波浪潮也与国际政治的时间性交织在一起。经济的起起落落对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实力的兴衰极为重要。英国“工业革命”的长波浪潮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和技术优势是英国长期和平的可能条件（1914年“一战”爆发之前有一个世纪的相对和平）。同样，英国的经济和技术优势在19世纪末逐渐消失，而德国的经济崛起则为“一战”爆发后的军事竞争提供了保障。这些案例表明，资本主义时间性具有两个关键特征——资本主义发展的地理不平衡性及其机制的无情传播。德国并不是唯一通过借鉴英国技术并（在化学和电气行业方面）超越英国技术而迅速发展的国家。美国是一个比这两个欧洲大国都要大得多的国家，在19世纪末就已经超越了后者，这要归功于“新组合”的循环（部分原因是英国投资资本的大量注入和德国劳动力的大量迁移）。时间来到20世纪，当德国和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相互消耗对方的财富并摧毁对方的财政实力和工业能力时，美国经济不仅借鉴了英国和德国的工业技术，而且还增强了自己的创新（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营销），使其在“二战”结束时成为迄今为止地球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技术和商业使美国的政治和军事霸权继续赖以生存的巨大财富成为可能，也被战后复苏的欧洲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亚洲地区复制，首先是日本，然后是韩国和台湾，最近是中国大陆和印度。这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兴衰是否应该被认为是周期性的现象？这是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乔瓦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在他精彩的著作《漫长的二十世纪》（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1994）中声称发现了一系列资本主义驱动的“政治—军事—经济周期”，这个周期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北部。这个假设的周期从霸权时期起（经济增长的大潮推动国家在经济和军事上占据主导地位），到经济和军事竞争时期（其他大国通过成功者的技术而崛起），再随后是激烈的、相互破坏的战争时期（新霸主出现，比如1815年之后的英国和1945年之后的美国）。就这样，这个周期循环往复。根据这一设想，我们正在进入竞争时期，因为美国的霸权在动摇，竞争中心在崛起。如果这些周期注定要重复，而且螺旋式上升为公开的战争，那么地球的命运看起来很严峻。一场以大国现有武器进行的世界大战可能会通过完全摧毁人类文明来结束这些循环。我不相信美国的相对衰落会导致一场极具破坏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乔瓦尼·阿瑞吉也不相信。但我发现很难抵抗这种资本主义漫长历史的总体图景（它的兴起、增长和最终衰落的周期）。根据熊彼特的推断，新霸权的崛起基于创新，通过相互利用经济和政治力量，使生产要素形成“新组合”，结果是建立长期的政治经济增长模式，而只要霸权持续，就会为创新国家带来巨大的利润，但从长远来看，会刺激与敌对国家的竞争不断加剧（其中一个国家最终会取代旧霸主，成为新霸主）。就“二战”后的美国而言，霸权主义的增长模式创造性地结合了国际范围内生产和销售的庞大私营企业、全球华尔街金融体、取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的美元、以好莱坞为基地的全球主导文化产业，等等。霸权的科学和高等教育结构，以及巨大的军事工业综合体，不仅包括横跨世界的陆军、海军和空军，能够在全球任何地方提供可怕的军事力量，还包括一个名副其实的军事资助的高科技创新机器，确保美国在航空、电子和信息技术方面的经济领导地位。这种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政治经济霸权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被上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的漫长经济危机分割。这两个阶段都有上述的政治、经济“组合”元素，但国内社会和经济政策不同，国际格局也不同。战后的霸权主义制度建立在美国在“冷战”中对“自由世界”的政治和军事领导权不容置疑的基础之上，也建立在以强势美元为支撑的新的国际货币制度之上，这种货币制度的特点是固定汇率和对资本流动的严格控制，有效地使各国能够管理自己的货币政策。在美国和其他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妥协了，承认工会是资本主义的“小伙伴”，并通过凯恩斯主义的充分就业政策和广泛的福利计划来保证劳动大众的繁荣。美国霸权的第一阶段（1945年到1973年）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段时间的世界经济增长比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时期都要快。但是，这个美国霸权的“黄金时代”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解体。美国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削弱了美元，导致美国在1971年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代之以“浮动”汇率。随后，1973年至1974年的“石油危机”把通货膨胀率推到了惊人的水平，并触发了深度衰退。事实证明，这并不是像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那样“熊彼特”式的衰退，也就是说，这不是暂时的下降。即使在1975年经济衰退正式结束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仍然受到滞胀的困扰，这种高通胀和高失业率的组合被证明不适合现有的凯恩斯主义补救措施，从而破坏了在“黄金时代”如此有效的政策制度。美国的霸权仍然建立在上述要素的组合上，但随着新兴“新自由主义”的崛起而发生了变化。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始于1979年，美国联邦储备局大幅提高利率，最终使美国经济在80年代初陷入深度衰。1979年，英国撒切尔夫人的当选和1980年美国里根的当选，使致力于对本国经济和世界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造的政治领导人上任。他们都宣扬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攻击工会和福利国家，并推行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的“市场友好”政策。20世纪80年代，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追随美国霸主的步伐——尽管政策组合有些不同，意识形态的狂热程度也较低。在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东西成为整个世界经济的政策范式。这个以美国为中心的新霸权体制与战后的“黄金时代”体制截然不同。金融的作用在主要经济体中成倍增长，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但不限于此。同时，金融业被一波创业创新浪潮彻底改变，创造了新的金融“产品”和业务范围——证券化、垃圾债券交易、对冲基金、私募股权、衍生品交易等等，所有这些都在一个日益放松管制的环境中运作着。国际贸易变得更加自由，对资本流动的控制也被取消了。世界贸易的扩大，加上新的瞬息万变的全球信息技术，使新的国际分工成为可能，许多常规生产被外包给低工资国家，从而给先进国家的工资带来压力。这些变化的一个后果（有些人会说这是一个有意识的动机）是资本主义企业的所有者和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急剧上升，特别是在金融服务领域，而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则相应下降或停滞了。毫无疑问，这种新自由主义的转型成功地延续了美国的政治经济霸权。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华盛顿共识”是这一切的顶点，当时，全面的高科技繁荣创造了自60年代以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美国式经济增长。但正如明斯基所预测的那样，这个新秩序有一个基本的弱点——它非常容易出现波动和危机。与战后的“黄金时代”不同（当时金融受到高度监管，泡沫、恐慌和崩溃很少发生）而在新的秩序中，这样的危机经常发生。这些危机包括1987年美国股市的崩溃和随后的储蓄和贷款危机；1990年瑞典和1991年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裂；1994年墨西哥、1997年亚洲、1998年俄罗斯和2001年阿根廷的金融和货币危机；1998年美国对冲基金领域“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崩溃；20世纪90年代末高速膨胀并在2001年破裂的美国高科技股票泡沫。
尖锐经济危机的反复出现是金融市场放松管制的结果，这导致了杠杆使用的急剧增加，反过来又大大增加了投机性金融的数量。用明斯基的话说，只要市场条件发生变化，就容易变成“庞氏”局面。同时，取消对资本流动的限制使得对货币的挤兑几乎无法遏制。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经常出现严重程度不同的局部恐慌和崩溃。但是，直到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才终于发生。新千年初，本已动荡的新自由主义金融制度变得更加过度杠杆化。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推动高科技繁荣的“新组合”由信息技术创新构成，那么，本世纪初使经济重新膨胀并最终爆炸的“新组合”则由一系列新的金融产品和技术构成，这些产品和技术使负债率上升得令人眩晕。现在，每个人都知道次级抵押贷款如何被切割，并与风险较小的抵押贷款结合起来作为 “抵押债务”，被信用评级机构评为AAA级，并出售给世界各地贪婪的投资者，推动了美国房价不可持续的上涨。当泡沫破裂时，整个世界的经济都会受到影响。虽然这就是最终在2008年引爆整个金融制度的真正定时炸弹，但如果该制度没有在多个方面过度杠杆化，其影响会小得多。美国消费者的杠杆率过高，以至于他们的净储蓄率在经济崩溃前几年是负数。银行利用美国和欧洲的宽松监管，建立了资产负债表外项目来掩盖他们所承担的风险程度。从1998年到2008年，衍生项目的总价值增加了近10倍。此外，美国政府给富人提供了巨大的税收减免，给普通公民提供的税收减免很少。所有这些都由另一种形式的债务资助——美国与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空前的贸易赤字和最终不可持续的平衡。最后一种赤字形式指向美国霸权新自由主义阶段发生的另一个关键变化。霸权的本质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霸权的优势往往会被削弱，因为保证霸权财富和权力的技术和组织创新被霸权化者复制，有时甚至被霸权化者改进。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直受到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创造性破坏”的推动。鉴于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增长迅速，中国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投资和财富的流动，很大程度上撬动了巴西、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更不用说亚洲国家了。与美国和欧洲相比，中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受到当前危机的影响也要小得多。再加上美国和欧洲经济低迷的深度和持续性，以及过度金融化和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明显不可持续性，当前的低迷再一次是一场真正的制度性危机，这可能标志着不受挑战的美国霸权的终结，以及向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过渡的开始。美国将如何处理这种最终的转变，这一问题对世界的未来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问题。美国仍然拥有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拥有军事力量的优势，并至少得到其他国家勉为其难的尊重。原则上，美国应该有能力通过谈判，向未来的世界秩序进行合理、和平的过渡，无论这样的世界秩序是以亚洲为中心还是以多中心为中心，是基于受监管的还是不受监管的资本主义，是相对和平还是充满冲突，或有能力或没有能力应对地球巨大的生态挑战——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如何优雅地接受其从无可置疑的卓越地位的衰落，并利用其仍然强大的资源来塑造一个可行的未来。但是，美国对这场持续的危机所带来的压力所做出的政治反应，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优雅的迹象。我们的民主党胆小怕事，缺乏激情。与此同时，共和党人已经被一个茶党派系所控制，该派系的目标是瓦解联邦政府，摧毁团结的社会残余，并加强业已失控的收入不平等、放松管制、过度金融化、企业精英们的财富和不加限制的权力（正是这些财富和权力使得当前的危机不可避免，也使得解决危机变得如此困难）。我们已经知道，在国家亟需协调行动的时候，茶党共和党人有能力阻碍政府采取行动。我们目前的政治僵局看起来令人沮丧地像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几年，主要的政治力量否认现存国家的合法性，并尽最大努力阻止其有效运作。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很难对美国霸权向世界政治经济体制的良好过渡持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