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莫尔（John Moore，1941- ）《星期四》（Thursday，1980），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Rhythmanalysis: Space, Time and Everyday Life作者：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来源：列斐伏尔同名著作（1992）第一章〈事物的批判〉（The Critique of the Thing），3-19页
节奏（rhythm[s]）的研究可以有两种方法，我们要做的是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第一种方法是研究和比较各种例子，比如身体的“节奏”，通过呼吸、脉搏、循环的持续时间和相位判断人还活着没有。这还是实践。面对结果的时候，科学和/或哲学精神应该得出普遍结论。不会没有风险，从特殊到普遍的飞跃难免错误与幻觉的危险，这危险就是意识形态的危险。第二种方法以概念（concepts）和明确的范畴（categories）为起点，与其从具体到抽象，不如先充分意识到抽象，再达到具体。第二种方法和第一种方法并不抵触，它们互为补充。专家、医生、生理学家、地质学家和精神病学家青睐第一种方法，但并不总能得出对一切节奏都有效的观点和结论。在这里，我们遵循第二种更哲学的方法，以推断（speculation）代替分析（analysis），以武断的主观性代替事实。鉴于此，我们要小心谨慎地开始。“节奏”有没有一个普遍的概念？答案是：有。每个人都有这个概念。所有使用这个词的人都自认为掌握了它的内容和意义。可是，这个词的含义很模糊。我们很容易将节奏与运动、速度、一系列的动作或物（例如机器）相混淆。音乐家直接和节奏打交道，因为他们生产节奏。他们常常把节奏简化为节拍的计数：“一/二/三//一/二/三。”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谈论节奏——时期、时代、周期的快慢，他们只看到非个人规律的影响，而没有看到行为者（actors）、观念（ideas）、现实（realities）的清晰联系。那些教体操的人在节奏中只看到连续的动作，使某些肌肉、某些生理能量运动起来。
市川昆（Kon Ichikawa）《东京奥林匹克》（Tokyo Olympiad，1965）
普遍性是在抽象中找到的吗？不是！在节奏领域，再泛泛的概念都有特殊性。比如，没有绝对相同的重复（repetition）。这就产生了重复和差异（difference）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仪式、典礼、节日、规则和法律中，总有一些新东西介入重复，那就是差异。举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统一性的重复（1+1+1……）不仅产生了无穷大的整数，而且产生了无穷大的质数（除了1和自身没有除数）。我们从希腊人那里就知道，质数具有特殊的性质。我们有必要发现重复和差异的基础，这基础多种多样。我们要认识到这些关系。这些关系包含在概念中，所以必须在真实的节奏中找到和认识。纵观现代（我们理解为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19世纪），我们可以看到经常被忽略的真相——现实（realities）。“法国大革命”之后，与革命者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尽管反叛者抗议要回到过去），一个新的社会被建立起来，那就是我们的“城市—国家—市场社会”的社会经济组织。商品压倒一切。由交换主导的（社会）空间和（社会）时间，成为市场的时间和空间。时空虽然不是事物，但时空包括节奏，时空进入了产品。
日常生活确立起它自身，创造了每小时的需求和交通系统，也就是建立了日常生活的重复性组织。事物并不重要。事物只是一个被话语揭示的隐喻，它的表象掩盖了重复的时间和空间生产。事物不比纯粹的身份（事物的物质象征）实在。只有事物和人。随着商品的统治，哲学发生了变化。为了揭露社会进程，我们呼唤活动和产品的总和——“自然—劳动”。由此产生了一种双重哲学，一种是反动的哲学，另一种是革命的哲学。两种哲学或多或少同时出现，比如叔本华（Schopenhauer）和马克思（Marx）。前者迷信自然和生命，看到了一个涌出短暂生命的深渊。音乐打开了深渊的裂口。然而，这种哲学几乎没有节奏可言。至于马克思，他坚持通过人类的劳动、技术和发明、劳动和意识来改造野蛮的自然。但是，马克思没有探究过节奏。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就存在着来自右翼的批判和来自左翼的对人类（社会）现实的批判。现在的写作特别借鉴了左翼的批判。从一开始，这个主题就强调——什么是重复？它是什么意思？在作品和时间上，微观和宏观如何、何时以及为什么会回到过去？（1）绝对重复只是逻辑和数学思维的虚构，在同一性的象征中，也就是“A=A”（“=”的意思是两者完全相同，却又不是同一个）。它是逻辑思维的出发点。第二个A和第一个A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是第二个。重复数字1，就有了自然数序列。（2）差异立刻出现在这个序列中。有奇数序列，有偶数序列；有能被X整除的数；有质数；等等。重复不仅没有排除差异，而且还产生了差异。它迟早会遇到与重复产生的序列或系列相关的事件，这就是差异。（3）鉴于此，这种由相同的重复产生的不同会不会引发理论缺陷？“由重复引起或产生的差异构成了时间的线索”，我们可以得出这一重要表述吗？周期性重复和线性重复在分析中被分离出来，但在现实中却不断地相互影响。周期性起源于宇宙，起源于自然——白天黑夜、季节更迭、潮起潮落、月相周期，等等。线性来自社会实践，因此来自人类活动，意味着行动和运动的单调，也意味着一种强加的结构。宏大的周期性节奏在持续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开始。每一个黎明都是新的黎明，一日之计在于晨，黎明开启了每一天的回归。周期性和线性之间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有时会产生妥协，有时会产生干扰。传统的钟面和表盘上的指针有线性的滴答声。周期性和线性之间的关系使时间（也就是节奏）的度量成为可能，或者说，这种关系构成了时间的度量。时间和空间，周期性和线性，它们相互作用，彼此度量。它们彼此成为度量的尺度。一切都通过线性重复进行着周期性重复。辩证关系（对立统一）因此获得了意义和重要性，也就是普遍性。据此，人们抵达了辩证法的深处。这些都是定义节奏时不可或缺的概念。但是，定义中仍然缺少一个基本概念——尺度。悖论在于，节奏似乎是自然的、自发的东西，除了它的展开之外没有其他规律。然而，节奏总是很特别，音乐、诗歌、舞蹈、体操、工作等等，总是意味着一种尺度。凡是有节奏的地方，就有尺度，也就是法律，是计算和预期的责任，是一种计划。时间（持续时间）非但不抵抗测量，反而被尺度量化，被音乐中的旋律量化，也被行为和语言量化。从合奏或艺术作品中产生的和谐，既有数量（量化），又有性质（质化），在音乐和其他方面（语言、运动、建筑、艺术作品和各种艺术等等）都是如此。节奏将量化的面貌和元素重新结合起来，标志着被划分刻度的时间；节奏将质化的面貌和元素重新结合起来，发现统一性并由此产生结果。节奏似乎是有规律的时间，受理性法则的支配，但与人类最不理性的东西相联系——活着、肉体、身体。理性的、数字的、量化的和质化的节奏叠加在身体的多重自然节奏之上（呼吸、心脏、饥渴等），也改变着它们。
法比奥·乌尔塔多（Fabio Hurtado，1960- ）《等火车》（Waiting for the Train）
自然节奏的束缚将自身包裹在社会或精神功能的节奏中。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紊乱和疾病带来死亡。然而，自然和理性在节奏分析中只发挥着有限的作用。节奏既是自然的，又是理性的，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肖邦圆舞曲的节奏是自然的还是人工的？尼采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的箴言所蕴含的节奏是自然的还是人工的？
哲学家们（包括像尼采这样的哲学家兼诗人）只是预感到节奏的重要性。加斯东·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在《火的精神分析》（The Psychoanalysis of Fire，1938）中借用了葡萄牙人多斯桑托斯（dos Santos）的“节奏分析”（rhythmanalysis）一词，但是他没有比多斯桑托斯发展出更丰富的含义。诸多方法论上的范畴（概念）及其对立面不可或缺：是什么让可度量的东西和不可度量的东西成为一体？时间的流动性似乎让它逃脱了度量，但难道时间不正是对它自身的度量吗——星系周期中的百万分之一秒，季节和月份中的小时？为什么？时间的空间化（spatialisation of time）是不是度量的先决条件？如果是的话，这种操作是否会产生错误，或者它是否会在实践的同时激发知识？
大多数的“时间分析家”（或者谈“XXX时间性”的人——物理时间性、社会时间性、历史时间性等等）都只利用了上述范畴中的一点儿。我们更喜欢实质性的东西（而且我们经常把时间作为一种物质，其结构来自于神圣的超越）。
分析和知识的前提是概念（范畴），也是一个出发点（使我们能够组合和枚举）。我们知道，一种节奏只有在与其他节奏（通常是我们自己的节奏——我们的行走、呼吸、心跳的节奏）相关时才能说它或快或慢，即使每个节奏都有它自己的、具体的衡量标准——速率、频率、一致性。我们每个人难免都有自己的偏好、参照物、频率；每个人都必须通过参照自己、自己的心跳或呼吸，以及自己的工作时间、休息时间、清醒时间和睡眠时间来理解节奏。精确的技术使我们能够度量频率。
我们掩盖我们节奏的多样性来控制自己，这是对我们自己、我们身体、我们肉体凡胎的控制。我们是物。情况也并非完全如此。我们能从蚊子身上感知到什么呢？蚊子的身体与我们的身体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它的其翅膀却能以每秒一千次的节奏振动。这只昆虫让我们听到了尖锐的声音，我们感知到了一个有威胁的、想吸我们血的存在。简而言之，节奏逃脱了逻辑（logic），然而却包含了另一种逻辑，一种可能的数字和数字关系的计算。
我们在这里找到了研究的意义和哲学的目的，也就是逻辑和辩证法（dialectic）的关系，也就是说，一致性和矛盾的关系。
这是以二元性（duality）为特征的知识过程，在关系中把握对立面和自身。有必要首先摒弃对话（dialogue，两种声音）和辩证法（dialectic，三个方面）的旧有比较，列出分析中的对立和二元性清单。即使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也存在困惑，太多赌注押在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之上，却牺牲了第三个方面（土地、农业产权和生产、农民、或以农业为主的殖民地）。作为一种方法，二元论将自己从意识形态、形而上学和宗教的对立中慢慢释放出来，从魔鬼与上帝、善与恶、光与影、内在与超验的对立中释放出来。长久以来的分析一直停留在低级阶段，单线条，将无限的（哲学的）价值归于一个对立面（主-客体/subject-object），上升和下降，生命和死亡，知识和游戏，之前和之后，等等。直到最近，随着黑格尔（Hegel）和马克思（Marx）的出现，“论题—反题—综合”（“thesis–antithesis–synthesis”）的三段论辩证法才被理解。
经典分析（classical analysis）将客体的一个元素或一个方面孤立出来，以简释繁（reductive）。所谓的结构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是把对立的方面两两放在一起，以研究它们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时间和空间，能指和所指，等等）。至于辩证分析（dialectical analysis），它在互动中分离出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要么冲突，要么结盟。因此，辨证分析是黑格尔的“论题—反题—综合”，或马克思的“经济—社会—政治”，或当代的“时间—空间—能量”，甚至“旋律—和声—节奏”。（1）快乐和喜悦需要回到开端。他们等待，然而逃脱。痛苦是回报。它会重复自身，因为快乐的重复会引起痛苦。然而，喜悦和快乐存在，而痛苦不存在（官能、器官、人、物、存在）。快乐和喜悦存在，没有痛苦。悲观主义者通常认同相反的观点，所以前面的命题是乐观主义者的命题。（2）逻辑和辩证（辩证法）的关系是什么？逻辑法则宣称：“没有连贯性，就没有思想或现实。”辩证法宣称：“没有矛盾就没有思想和现实。”似乎第二句话肯定会抵消第一句话，寻求真实的话语宣称自己是连贯的，他们永远合逻辑。矛盾是否可以用命题或公式表达而没有矛盾？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3）要证明什么？什么是思考（思想）？同时证明和发现的数学难道不包含对所提出问题的答案吗？抑或必须以另一种方式提出问题，让数学（它已经发展了二十五个世纪，却没有自诩以哲学家的方式“说出真相”）来回应这些问题？提取、阐释、构想这样的表述（用我们熟悉的术语来说，就是一场争论）是哲学和哲学家的任务。他们偶尔承认，辩证法不会破坏逻辑，而逻辑渗透到辩证法中，尽管他们没有阐明这一点。今天，人类——人类物种正经历着一个考验，一切都被抛到了一边，比如空间的存在，知识的基础，以及实践和社会的基础。在自己的创造物、技术、武器的掌控下，这个物种将自己置于考验之中。他们可以通过核能毁灭自己，把蓝天抹黑，耗尽土壤。简而言之，危险正在累积。如果人类幸存下来，这个物种将向魔鬼、神灵和法则呼喊。人类将向自己证明生存能力，把自己组织起来。但在这个时期，有一些完全无法避免的风险。这里有命运和命运的终结，那是最高的考验。人们曾经以为，有科学和技术就足够了。无疑，人们会问：哲学能做什么？我们进一步假设，节奏一方面与逻辑范畴和数学计算有关，另一方面与内脏和生命体有关。节奏拥有秘密，拥有奇怪问题的答案。节奏本身不等于一般意义上的音乐。侯世达（Douglas Hofstadter）在《哥德尔、埃舍尔、巴赫》（Gödel, Escher, Bach，1979）一书中谈论了很多旋律和和声，但几乎没有谈论节奏。从巴赫到数学逻辑，这本名著的作者吸收并改造了部分欧洲文化。但他忽视了其他部分。在舒曼（Schumann）的《大卫同盟舞曲》（Davidsbündlertänze）中，节奏比旋律和和声更重要。舒曼比巴赫更能启发节奏研究者。这并不能解释数学思想和音乐创作之间的张力和亲缘关系，但它确实转移了问题。
音乐和音乐节奏不会因此而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社会时间揭示了不同的、相反的可能性——延迟和提前，重新出现（重复）一个表面上丰富的过去，粗暴地引入一场新革命，改变社会的形式。历史时间放慢或加快，前进或倒退，向前看或向后看。但根据什么标准呢？根据声明和政治决定，也根据把它们纳入视野的历史学家。实际上，要想发生变化，一个社会团体、一个阶级或一个社会等级必须通过在某一时代留下节奏的印记来进行干预，无论是诉诸武力还是通过谄媚。在危机过程中，在情急之下，一个群体必须将自己定义为意义的创新者或生产者。行动必须符合现实。这种干预既不强加于军事之上，也不强加于政治之上，甚至不强加于意识形态之上。在行动之后很久，你偶尔会看到新事物的出现。在实践和文化中，枯竭比增长和创新更引人注目，比现实和理想更难以理解。这本书并不打算揭开所有秘密，也不打算说明现代社会如何运作，尽管它肯定比马克思和列宁（以批判的方式）所描述的社会更加复杂，也与之不同从象征意义上讲，（所谓的现代）社会经历了通信领域的巨大变化。蒸汽机上的汽缸、活塞和蒸汽喷射器；机器的启动、牵引、运转和移动。电力机车在人们眼中只是一个包含和隐藏机器结构的大盒子。人们看到它们启动、拉动并向前移动，但如何做到的呢？为了理解，人们必须成为工程师和专家专家，通晓词汇、概念、计算，等等。我们的经济—政治社会也是如此。看得见的活动部件掩盖了机器的存在。除了看得见的、可感知的东西，其他都不存在了吗？难道我们只有通过耐心分析才能进入时间，而这些分析将复杂的事物打碎，却又努力将这些碎片重新粘在一起？我们没有必要走得太远，超越极限的真理会变成一个谬误。我们可以通过眼和脑来把握日常生活和节奏的丰富含义。但凡在地点、时间和能量的消耗之间发生相互作用，就有节奏产生，因此：在音乐、历史、个体或团体的生活中，都存在真实而具体的例子。节奏的概念需要多重节奏（polyrhythmia）、韵律（eurhythmia）和不规则节奏（arrhythmia）的概念来补充。它将它们从生活中提升到理论层面。多重节奏？只要看看自己的身体就够了。日常生活从一开始就有多重节奏。韵律？不同节奏之间在健康状态下、在正常的（也就是规范的！）日常中相互结合，就有韵律。当它们结合不和谐时，就会出现痛苦，出现病理状态（比如心率不齐），也就是不规则节奏。节奏的不协调使以前正常节奏组织走向致命的混乱。多重节奏对自身进行分析。我们大概预测，这分析迟早会成功地从有组织的整体中分离出一个特定的运动和属于它的节奏。经验性的分析往往与猜测相结合（例如使用听诊法的医生等），分析操作同时发现了节奏的多重性和特定节奏的独特性（心脏、肾脏等等）。这里定义为方法和理论的节奏分析，以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方式追求这种历史悠久的劳动，把非常不同的实践和非常不同的知识类型结合起来——医学、历史、气候学、宇宙学、诗歌（诗学）等等。当然，不要忘了社会学和心理学，它们占据了前线，提供了基本要素。我们一直徘徊在一个根本的、因此是永久的问题上。节奏将躲避我们吗？不会。但要找到答案，光是明确地提出问题尚且不够。在思考什么？更准确地说，当你谈到节奏时，你在想什么？反思、论述与思考有关，还是仅仅与某种节奏的口头评论有关？笛卡尔的传统长期以来一直统治着哲学。它已经被耗尽了，但仍然存在。“我思故我在”强调（把重点放在）思考行为所固有的意识上，以此来反思自己。然而，我们在前文中思考的内容意味着另一种思考的概念。这就是思考那些非思想的东西——游戏和风险、爱情、艺术、暴力，总之，思考这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思考人类和宇宙之间的各种关系。思考只是一部分，但并不像许多哲学家认为的那样是全部。思想带来探索和表达。这种探索可能蕴藏着惊喜。同样，节奏和节奏分析也可能蕴藏着惊喜。对我而言，我眼前的这个花园和刚才不太一样了。我已经理解了这些节奏，树、花、鸟、虫。它们与周围的环境形成了一种多重节奏。现在的同时性（存在的同时性）——表面的不动之下隐藏着数不清的动作。会不会有隐藏的、秘密的节奏，因此有不可触及的运动和时间性？不，不存在秘密。不要把沉默和秘密混为一谈！被禁止言说的东西会产生一个难以理解的区域，但这个区域不等于秘密的区域。恰恰相反，一切都知道自身，全世界也都知道它，知道人们可以说的东西，以及可以或应该保持沉默的东西。为了证明这一点，证明秘密是不存在的，只需想想性，想想性行为。那些从不谈及此事的人（谦虚、禁止、道德等）可能确实没什么好谈，但那些较少谈论它的人可能比其他人知道得更多。人们可以根据这些观点对节奏进行分类，把节奏的概念与那些秘密的和公开的、外部的和内部的节奏相互交叉：（1）秘密节奏。首先是生理节奏，但也包括心理节奏（回忆和记忆，说与不说，等等）；（2）公共（即社会）节奏。日历、节日、庆典和庆祝活动；或者那些作为实质表达出来的东西（吸收，疲倦，等等）；（3）虚构节奏。口才和语言的节奏，但也包括仪态、姿势和学习过程。（4）主导—被主导节奏。在日常或持久中，在音乐或演讲中，旨在产生超越自身效果的、完全人工的节奏。
对节奏的研究涵盖了一个巨大的领域，从最自然的（生理的、生物的）层面到最人为的层面。这是一种不同类型的分析，一种伦理的、也就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分析。换句话说，活人的知识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改变、蜕变活人的知识；同理，蜕变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