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方尖碑四面刻有象形文字，具有宗教性（常用以奉献太阳神阿蒙）、纪念性（常用以纪念法老在位若干年）和装饰性。方尖碑在许多古代文明中都是常见的建筑结构，也常作为计时工具（日晷）。上图为休伯特·罗伯特（Hubert Robert）《围绕方尖碑跳舞的年轻女孩》（Young Girls Dancing Around an Obelisk，1798），蒙特利尔美术馆藏
Media Infrastructures and the Politics of Digital Time: Hardwired Temporalities作者：凯尔·斯坦（Kyle Stine，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文理学院），阿克塞尔·福尔马（Axel Volmar，麦吉尔大学艺术史与传播学系）来源：Media Infrastructures and the Politics of Digital Time: Essays on Hardwired Temporalities（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2021）导论
一切机器——无论是机械的、电子的还是符号的，都是时间的机器。它们将机械的运动、电子的流动或符号的运作模式化，以满足时间的需求，比如同步、连续、重复和节奏。因此，媒介技术不仅构成了物质基础设施，而且构成了时间基础设施、架构和系统。媒介在时间（time）中设计物质（materialities），把时间视为物质。时间的模式化备受关注，即无处不在的技术加速和文化加速的体验。事实上，时间的加速已经成为现代性论述中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正如彼得·康拉德（Peter Conrad）所言：“现代性是时间的加速。”从批判理论到时间社会学，人们都在关心文化的加速主义，而媒介文化的时间维度不仅揭示了生活和通信系统的加速，也揭示了技术内部、技术之间，以及人类时间和技术时间之间的复杂时间关系。以智能手机为例，各种服务唾手可得，这种访问的便利性给人以即时性和直接性的印象，将时间压缩到“零度”。然而，根据经验，这些便利也会受到服务中断、定期维护、系统滞后和停机的影响，更不用说高峰时段和价格。在我们与媒介和服务实时互动背后，是一个与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地理一样不平衡的时间地理。纵观历史，尤其是在全球数字网络的时代，时间性（temporality）是多层次的。多种历史制度在时间的基础设施中得到具体化，并嵌入到我们对时间的体验中。例如，现代智能手机受制于处理器时钟和各种网络同步协议的时间，低于人类意识的阈值水平，也通过历法、时钟和秒表等应用程序补充着早期的时间接口。农历、希伯来和伊斯兰历法也是智能手机上的标准选项，与西方公历并列。在不否定众多应用及其复杂相互作用的同时，我们可以勾勒出四种总体性的时间制度（或历史性的霸权时间逻辑），它们存在于现代技术中，并继续构建着时间技术和经验。这四种总体性的时间分别是历法时间、时钟时间、资本主义时间和技术微观时间。我们知道，这些时间逻辑来自多个本地和跨本地网络的时间秩序，而不来自任何单一的权威中心。毕竟，即使是像中世纪基督教时间这样的中央管理制度，也不是由单一的计时来源来指挥的，而是由每个基督教定居点的单独时钟、钟楼来实现的，涉及表达时间的程序（例如通过钟声）以及负责照顾钟和定期调时间的人。同样，资本主义时间的概念引入了“优化的美德”，从城镇钟声和工厂时钟的扩散中产生，而不是从单一的计时员手中中产生，并以这种方式导致了生产、组织和合作程序的不断“重写”。要理解这四种在历史上相互继承的时间秩序，就要理解它们对时间计算的逐步完善过程。每一种测量时间的方法也是一个历史时代的特征，都使测量单位更加精确，而时代本身则会缩短。历法时间随文字的发明而初现端倪，它以较长的间隔为模式（如“天”和“年”）。基督教的时钟时间始于12世纪，通过对“小时”的划分，使人类的实践在一天的范围内得到标准化。从现代性（modernity）开始，资本主义时间——特别是在19世纪以来，以其稳固的效率和加速的逻辑，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对“分”和“秒”的短时关注上。在此基础上，技术微观时间更精细地划分时间，这种划分低于人类的感觉阈值。时间单位和创新的跨度以这种方式历史性地收紧。然而，对时间的控制总是指向未来。当代的大型项目就是证明——包括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长达十年的建设和中国三峡大坝近二十年的建设，它们除了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建设，还消耗了数十亿美元的劳动时间，依靠各种专业的劳动力。类似地，每种时间制度的历史记录也在扩张，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18世纪深层地质时间的引入，明显体现在历史数据的高度分辨率上。在这个意义上，只考虑时间控制的单位和未来时间的长度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承认在更短时间间隔内的时间复杂性，因此需要新的尺度。
【译按】比如，上图是詹姆斯·哈顿（James Hutton，1726-1797）地质学著作《地球理论》（Theory of the Earth，1778）中的插图。哈顿认为，花岗岩不是最古老的岩石，花岗岩之下是深层垂直的板岩地层，它们要古老得多。
换言之，计算机在一秒钟内完成的行动比使用有意识的计算所能完成的更多，一个巨型项目在一周或一年的时间内促进和协调的行动比以前时代的项目所能完成的更多。简单说，今天的技术时间比过去的时间更密集、更活跃，它包含更多的行动时刻，具有更高的分辨率。在这些更密集的计划和行动框架内，必须协调所涉及的行为者，而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他们都在这四种时间制度下运作。在下文中，我们试图对这些不同层次的时间治理模式进行拆分，以更好地理解它们的历史来源，并分析它们在持久的基础设施中如何互动、综合、过度模式化和巩固自身。自从所谓的“文明”早期开始，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不仅受到季节和昼夜更替的自然时间节奏支配，还受到时间制度的支配——它是一套由计时和时间构成的技术和实践，是一种时间秩序。例如，约翰·达勒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认为，历法代表着一种社会秩序、社会治理的文化技术的基本意义，通过天文学和历法的政治，提供了一种预测和确定重复发生事件的手段，涵盖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埃及的洪水周期和宗教节日。从那时到今天，历法通过将一年分为“月”和“周”的间隔来见证日子的连续性。这种时间划分需要重复和仪式，从而将社会、经济和宗教生活协调到过去和未来的结构化时间计划中。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在《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中谈到，除了对空间或领土的政治控制和军事控制，时间基于共同的宇宙学、宗教或哲学叙事，并体现了不同时间媒介的文化控制，确保了文化政治实体的持久性，这一点非常重要。
【译按】在欧洲，开普勒首次使用“俗世时代”（“Vulgar Era”）来区分基督教历法中的日期和国家法律中通常使用的政权纪念。
在一篇关于时间与人类语言的文章中，埃米尔·本维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解释道，历法的存在归功于基线计算。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解释了这种观点，他说：“每一种历法都基于一个共同的零点，这是所有历法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历法可以被视为一种早期的计算形式，其逻辑功能来自三个基本条件：建立一个轴心时刻，例如以基督诞生为标志的西方文明时代；确定一个事件发生在轴心之前还是之后；测量间隔，如日、周、月、年等。正如利科所言，历法是“宇宙化的生活时间和人为化的宇宙时间”。历法是第一种组织这些不同领域的时间技术，并成为它们之间的桥梁。历法是社会时间组织的工具，是第一种符合本维尼斯特所谓“反复时间”（“chronic time”）的技术。他用这个词来概括历法和时钟时间，因为它们能够将内部的主观时间和外部的物理时间结合在一个协调的网格中，并将个人经验置于宇宙的节奏之中。从这个逻辑结构中产生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本维尼斯特认为，“反复时间”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通常遇到的唯一时间，但它并不移动——相反，它被停止了，与我们对时间的内在体验“脱节”，后者却在不断滑落。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反复时间”的组织原则恰恰来自非时间层面（imtemporal）。这不是悖论。“反复时间”表现出一种刚性的非时间性，只有这样，它才能把过往的事件放在彼此的关系中。“反复时间”是我们对不可逆时间的、更灵活的日常经验和互动的刚性规定。我们可以从本维尼斯特那里得到一个启示。就像历法为计算事件提供了一个时间参考的网格，今天的计算机系统和基础设施将这个时间内的网格扩展到更复杂、更快速的水平，从而不仅使计算性治理的新模式成为可能，也使生活中的时间性发生了新的变化。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技术史奠基之作《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1934）论述了中世纪修道院生活的统一时间如何催生机械钟的发展，并影响了随后人们与技术在时间层面上的协调，使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得以发生。芒福德认为：“时钟是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而不是蒸汽机。” 历法在全年共同的节日和其他社会事件的基础上形成了文化的统一，与此同时，时钟时间在历法时间的初步计算中实现了对人类活动和“天”、“周”的更精细协调，尤其实现了对人类劳动的组织和控制。从历史上看，时间的参考系不是计算出来的抽象概念，而是物理的、通常是周期性的、基于工作的特殊性。太阳的升起和落下标志着日子的流逝，花朵的凋谢和食物的变质影响着工作和采集的周期，冬天的流逝衡量着年龄，而同一个样子的月亮重复出现十次则预示着待产母亲将很快分娩。芒福德注意到，人类生活的其他规律性，如“脉搏的跳动”和“肺部的呼吸”也受限于此。
【译按】也可以参阅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著作《节奏分析：空间、时间与日常生活》（Rhythmanalysis: Space, Time and Everyday Life）以及阿尔夫·吕德克（Alf Lüdtke）的著作《日常生活的历史：重建历史经验和生活方式》（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Ways of Life，1995）。
1935年，詹姆斯·亨利·博利斯坦德（James Henry Breasted）指出，和他同时代的人通过参考季节性的波动而获得时间的意义：“哪怕今时今日，某些瑞典农民还会用‘黑麦收割’或‘土豆收获’来标记生日。”然而，如果认为有规律的时钟时间的出现消除了这些更生动、更可感的计时方式，那将是一个错误。埃维塔·泽鲁巴维尔（Eviatar Zerubavel）在他关于计时历史的重要著作中，引用了一个不依赖历法或时钟而计算时间的惊人例子，那就是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的《翻花绳》（Cat’s Cradle）开篇：我年轻的时候，那时我还没和两个女人结婚，我还没抽下25万支香烟，我还没喝下3000夸脱的酒。
泽鲁巴维尔引用了更多功能性的例子来提醒我们，即使在今天：
用里程数来表示轮胎和跑鞋的寿命，或者用孩子的体重来表示儿童床的寿命，仍然比用使用年限来表示它们更为恰当。 但是，一个变化的在于，这些时间参照如今具有了新的意义。正如芒福德所言：“没有时钟，现代工业制度不可能实现，它的重要性高过煤炭、钢铁和蒸汽。”毕竟，所有这些时间衡量标准都陷入了现代时钟时间之网。将时间从个人化的参考点中抽离出来，对于建立主体间的社会现实至关重要。从水动力钟到后来的机械钟，这些计时装置将个人行为置于一个共同的社会框架内，使工作得以组织，使文化身份得以建立，并将这些身份和过程纳入更大的文化配置中——如公司和国家。芒福德认为，修道院是计算这种社会时间形式的第一个工具。修道院的高墙内是圣地，在秩序的统治之下，惊讶、怀疑、任性和不规则都被抑制住了。与世俗生活的无常波动相对立的是规则的铁律。7世纪，根据教皇沙彬（Pope Sabinianus）的谕令，修道院的钟声在二十四小时内要敲响七次。一天中的这些标记被称为祷告时刻（canonical hours），因此有必要采取一些方法来计算这些时间并确保它们定期重复。
【译按】图为天主教日课（Divine Office）模式，不同时期、地方有不同的模式。
同样，现代技术系统和基础设施是计算和管理时间的工具。时钟对社会组织的影响很深，它对机械过程的影响也很深。对芒福德来说，时钟通过将这些有规律的机械动作与人们的同步运动结合起来，为技术系统设定了“有规律的集体节拍和节奏”。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计数装置，也是“一种新的动力机器，在这种机器中，动力的来源和传输具有这样的性质，以确保能量在整个工程中的均匀流动，并使定期生产和标准化的产品成为可能。”因此，从一开始，计时不仅是协调人类行动的一种手段，也是调节和操作机械的手段。钟表的标准化、自动操作、精确的齿轮、准确性和可逆性等特点使它能够划分时间并征服时间。更重要的是，据此，时间可以被计算、储存和控制，为资本主义时间奠定了条件。一直以来，历法时间和时钟时间的秩序一直受制于时间的政治。历法和时钟的时间秩序一直受制于时间的政治，社会内部的斗争基于国家、经济和宗教行为者以及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例如对宗教节日的认定和工作时间的安排。在北半球的文化中，5月1日的含义大致相同。最初，庆祝5月1日这一天的目的是回应发生在春季的天文事件，标志着暖季的回归。在被国际工人运动采用以纪念1886年发生在芝加哥的“干草市场暴乱”（Haymarket Affair）之后，这一天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含义；而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第一次“红色恐慌”（First Red Scare）期间，这一天成为一个被称为“美国化日”（Americanization Day）的、反动的非官方节日。美国国会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的第二次“红色恐慌”期间将其定为“忠诚日”（Loyalty Day）。今时今日，有偿劳动的时间政治有增无减，谈判内容包括雇员每天和每周应该工作多少小时，应该允许多少假期，雇主和医疗保险公司应该支付多少病假，应该如何补偿加班，以及应该如何管理退休后的工作生活，等等。这些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协议、合同、法律和其他形式中，多多少少为人类日常生活模式设定了具体约定。在这方面，汤普森（E. P. Thompson）认为，为现代资本主义铺平道路的决定性变化是从以任务为导向的劳动转向以时间为导向的劳动。以捕鱼和农作物收割等任务为重点的劳动被嵌入到自然界的节奏中，如潮汐的涨落和季节的更替，因此与世界时间有一种仪式性的联系。这种劳动的特点是“紧张的劳动与闲暇交替进行”，而不是按照雇主的时间去执行。这种劳动模式在今天的创意经济中的延续，让人不禁怀疑（正如汤普森本人在上世纪60年代的怀疑一样）：“这不是人类‘自然的’工作节奏。”但是，自然时间在很大程度上与资本主义经济学相悖。通过将时间从一个人的个人经验中剥离出来，它变得抽象和可控，以这种方式，时间变成了金钱：雇员需要区别他们雇主的时间和“自己的”时间。雇主必须使用雇员的劳动时间，并确保它不被浪费，不是按任务，而是依照时间的价值。如今，时间是货币，它不是流逝掉的，而是花掉的。
当以时间为导向的劳动成为被计算的时间时，工作时间变得可问责和可评估，其历史性的副作用是，它使那些没有货币补偿的劳动形式，如传统上（甚至是今天）主要由妇女从事的家务和护理工作，变得不可见。在建立一个能够容纳与协调各种时间实践的时间结构网格时, 历法与时钟的作用是将时间从特定的参照物中解脱出来。参照物不再必要了。这产生了法国历史学家保罗·利科所称的“匿名时间”（“anonymous time”）。利科解读了舒茲（Alfred Schütz）对主体间性的现象学阐释，认为社会分成“同时代人、前人、后人”三个匿名类别。这是一种连通“生活时间与普遍时间”的逻辑桥梁。代代相传的社会体验是“活人取代死人”，它构成了内在的主观现实和世界物理时间之间的第三种时间，在这种时间之外，时间成为一个功能问题。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称现象学时间为一个人“最本己的可能性”（ownmost possibility）首先在“同时代人、前人和后人”的心理关系中建立起来，在工业劳动的时间协调中，通过时钟将工作过程划分为可替换的任务而得到加速。今天的网络时间性极大地扩展了这些功能和它们的匿名性，比如Uber这样的乘车服务既可以追踪个体乘客和司机，也能把他们当作匿名的数据点来进行算法配对。这样的匿名性以一种非常激进的方式管理时间。它接受多种多样的现象学行动者，但基础是建立在一个严格的、计算时间性的系统。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时间媒介已经越来越在微观时间层面上运作。在这个过程中，时间基础设施已开始更精细地划分历法和时钟时间，使其可操作化，并为全新的行动时刻密度建立必要的结构网格。虽然历法时间（如年、月、日）能有效衡量帝国的兴衰、战争的始终或人的生死，但它们不足以计算小时、分钟和秒的时钟时间。更加细微和精细的时间性需要更加精细的时间测量技术，如19世纪发明的“十分之一秒”这个单位。诸如计时仪、肌电图仪和摄影机等仪器，在人类感知和反应的时间阈值之下运行，具有显著的认识论意义。在试图研究感官知觉的过程中，19世纪的实验生理学家将电报机等设备变成了测量肌肉活动的微观时间动态和生物体内神经冲动传输的仪器。例如，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对神经冲动速度的测量和马特乌斯·希普（Matthäus Hipp）的反应时间实验，使人们对“现实”有了新的理解，并认为现实从根本上由时间感知的条件构成。这些生理学家意识到，生物的时间经验由它们各自感知和反应的时间阈值决定，因此时间感知被理解为一个函数。基于这种理论，“当下”（“present”）的时间范畴由适当的行动范围决定，即在反应时间、传输时间和处理时间之间的相互作用中计算决定。因此，微观时间的行动和技术的加速将产生数量而非质量，进而产生审美效果。1860年，波罗的海德国昆虫学家卡尔·恩斯特·冯·贝尔（Karl Ernst von Baer）在一系列思想实验中抓住了这种关系，证明了时间感知的相对性，它取决于感知主体在特定时间间隔内能够分辨的“时刻”数量。例如，冯·贝尔认为，一旦一个人在一秒钟内能够摄入1000个而不是正常的10个瞬间，那么人类就会把瀑布看作是一个准稳定的物体，就像我们眼中的植物一样，枪声也可以变得（像电影慢动作一样）被我们追踪。在另一个极端，如果一个人每天甚至每个月只能感知到一个“时刻”，那么太阳之于这个人就不再是一个缓慢移动的物体，而是一个变化的发光的环。值得注意的是，冯·贝尔在埃德沃德·迈布里奇（Eadweard Muybridge）和艾蒂安-朱尔·马雷（Étienne-Jules Marey）著名的时间摄影实验之前十多年就提出了此番想法，这些实验也催生了动态影像，并证明了微观时间技术的综合效应。
【译按】迈布里奇《运动中的马》。1872年，迈布里奇受雇于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后者想知道在马的在奔跑时蹄子离地时的样子。最终，迈布里奇使用十几台相机拍摄到了一匹马奔跑时的图像。
自19世纪的这些实验以来，天文学、心理学和微观物理学等科学，以及电影、广播和电视等各种媒介行业，都构建了自己的微观时间基础设施，以实现和管理这些领域内超越人类感官的行动。相应地，微观时间技术的出现产生了另一种形式的时间政治，即我们所说的微观时间政治。为了使能够记录、传输和复制声音与图像的技术成为“媒介”，它们需要相互衔接并被组织到更大的社会和经济系统中。因此，微观时间的政治争论围绕着时间机器标准和媒介格式展开，比如电影帧率、音频播放速率、电视传输信号、屏幕刷新率以及音视频压缩标准，所有这些时间模式都低于人类感知和认知的分辨率尺度，却完成了使人类与非人类行为兼容的必要工作。另一个例子是北美电网的60赫兹标准，它允许不同的技术和设备利用同一资源并参与同一行业。这样一来，时间标准就成了苏珊·斯塔尔（Susan Leigh Star）和詹姆斯·格里斯莫（James Griesemer）所说的“边界对象”（boundary objects），或者说是使异质技术和社会世界之间的合作模式得以实现和管理的人工制品（artifacts）。协调人类时间与非人类时间的必要性可以从传统时钟时间与微观时间的不同计算方式中得到最根本的体现。有“直接人类接口”的时间系统（如历法和时钟）会使用与人类经验、计时必要性相一致的参考点，而那些低于人类感知阈值的时间系统则以公制为基础运作。俄国和法国革命曾试图建立非宗教的历法系统，但由于它们与人们生活的天体节奏缺乏直观的联系而宣告失败。失败的原因很简单。虽然公制在数学计算方面非常出色，但对于没有配备纸和笔的人类大脑来说，它不太适合进行轻松的计算和细分。另一方面，六十进制（以60为基础）和十二进制（以12为基础）的系统使用高合成数（highly composite number，指一类整数，任何比它小的自然数的因子数目均比这个数的因子数目少），因此一天中的小时被分成两个可被2、3、4和6整除的十二进制半数，而六进制的分和秒则增加了5和10的除数，使它们容易被轻易计算。在此基础上，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得益于当代技术，数字转换的工业化加速不仅将计算机从计算和数据处理的机器转变为传统意义上的视听技术的媒介，而且使它们越来越成为决策者，从而成为现实世界时间流中自主的非人类行为者。在操作层面上，大多数通用的数字计算机都基于短期记忆的技术，而不是长期存储，这种时间逻辑被全喜卿（Wendy Chun）称为“持久的短暂”（“enduring ephemeral”），这个概念指那些必须以相当快的速度进行随机存取信息的操作。刷新的过程性需要构成了从计算机内存和硬盘到位图和数据库的计算时间基础，使得无尽的阅读和重写过程成为可能。计算机的时间性以外部时间窗口和内部处理时间之间的技术调和为前提。“及时性”（timeliness）的原则和技术依赖于摩尔定律（Moore’s Law）所体现的处理能力的指数级增长，对于理解计算机硬件和网络交互的数字时间性都至关重要。事实上，技术逻辑上的加速构成了“智能机器”和其他形式人工智能应用的根本基础。
【译按】图中电脑处理器中晶体管数目的指数增长曲线符合摩尔定律（图片来源：Wikipedia）
一个算法可以执行的任务和行动范围——如听、说、下棋、检测人脸或驾驶汽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一个特定的关键时间窗口内可以进行的计算数量。时间仍然是金钱，但当今以大数据分析、算法交易和开采加密货币为特征的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尤其是对微观时间的投资和对数据处理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利用，促进了当代价值攫取的想象。鉴于数字设备越来越多地作为非人类行为者和决策者参与到现实世界中，我们需要考虑其“智能”所依赖的时间性。【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