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博卡拉，2015年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and the Anthropology of Modernity作者：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人类学系）来源：Escobar, Arturo.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E-book,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第一章，有删节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发展”（development）的性质仍然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核心问题。我们看到，从上世纪50年代的经济发展理论到70年代的“人类基本需求道路”，理论家和政治家尤其关心为解决世界地区社会经济问题提供所需的发展类型。“人类基本需求道路”不仅强调前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本身，而且还强调增长利益的分配。即使是那些反对现行资本主义战略的人也不得不基于发展来进行批判，并有了“另一种发展道路”、“参与性发展”、“社会主义发展”等概念。简而言之，人们可以批评一种特定的道路，并提出相应的修改或改进意见，但发展的事实本身以及对它的需求不容置喙。在社会想象中，发展已经取得了坚实地位。事实上，除了“发展”，似乎不可能用其他术语来将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概念化。无论在哪里，人们都能发现重复的、无处不在的发展现实。政府设计、实施着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机构在城市和乡村也在实施发展计划，各种专家研究着“欠发达状况”并不断提出理论。大部份人的条件不仅没有改善，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恶化，但这一事实似乎并没有困扰大多数专家。总而言之，现实已经被“发展”的话语所殖民，而那些对这种状况不满意的人不得不在其中争取零星的自由，谋求在这个过程中构建一种不同的现实。然而，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到80年代的广泛使用，新的分析工具使得对这种“现实的殖民化”分析成为可能。福柯对话语（discourse）和权力（power）在社会现实呈现（representation）中的研究揭示了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特定的话语秩序产生了那些允许存在和思考的模式，同时取消了其他模式，甚至使其他模式变得不可能。萨义德（Edward Said）、穆丁贝（V. Y. Mudimbe）、钱德拉·莫汉蒂（Chandra Mohanty）和霍米·巴巴（Homi Bhabha）等人将福柯的见解扩展到殖民和后殖民情况，为思考“第三世界”开辟了新的道路。80年代人类学的自我批判和更新也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话语的角度来思考发展，使人们对支配（domination）的关注继续下去。要把“发展”看作是一种历史性的话语，就需要研究为什么这么多国家在“二战”后的初期开始认为自己“欠发展”。“发展”如何成为这些国家的一个基本问题，以及最后它们如何通过对其社会进行越来越系统、详细和全面的干预，开始了“解决欠发展/发达”的任务？随着西方专家和政治家开始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某些情况视为问题，一个新的思想和经验领域（即“发展”，也就是面对贫穷与落后的情况）应运而生，并形成了处理问题的新战略。这一战略由美国和西欧发起，在几年内成为支配“第三世界”的强大力量。自萨义德有关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著作自出版以来，“东方主义”这个概念引发了一些创造性研究，探讨不同背景下“第三世界”的呈现，不过很少直指“发展”的问题。非裔哲学家穆丁贝在其名著《非洲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Africa）中，这样表述他的目标：“研究关于非洲的话语基础。研究非洲世界如何在西方话语中被确立为知识的现实。”此外，他的关注超出了“非洲主义（Africanism）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发明”，特别是在人类学和哲学中。尽管穆丁贝发现，即使在最以非洲为中心的观点中，西方的认识论逻辑秩序仍然是背景和参照物。穆丁贝解释说，这些作品的关键是对非洲历史的批判性重新阐释，因为它是从非洲的（认识论、历史和地理）外部来看的，实际上，是对非洲概念的削弱，这意味着非洲人类学、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彻底决裂。换句话说，非洲人可以对他们如何被代表，以及他们如何以不被西方认识论和西方历史为媒介的方式，来构建自己的社会和文化模式，并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这个概念可以扩展到整个“第三世界”，因为现在的问题是，在现代西方的历史中，非欧洲地区被系统地组织起来，并根据欧洲的建构进行改造。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描述为“第三世界”和“欠发达地区”，体现了西方对世界这些地区的概念的糟糕谱系。像穆丁贝一样，米切尔（Mitchell）的目标是探索“现代西方特有秩序和真理的方法”，及其对19世纪埃及的影响。米切尔认为，以19世纪的世界展览为模型，西方将世界构建为一幅图画，这是这些方法及其政治权宜之计的核心。对于现代欧洲而言，这意味着他/她去世界各地体验生活，仿佛他/她被从物质世界中分离出来，仿佛他/她是展览的参观者。观察者不可避免地“框定”外部现实，以便理解这个现实，而这个框架是按照欧洲的分类进行的。由此产生了一种客观主义（objectivism）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欧洲人面临着双重要求，既要超然和客观，又要沉浸在当地生活中。作为参与式观察者（participant observer）的这种体验需要通过小把戏才能得以实现，这个小把戏就是从画面中消除欧洲观察者的存在。在更具体的术语中，将（殖民）世界作为客体来观察，“从一个看不见和分离的位置”来观察。西方世界就这样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表象的领域、一个真实的领域。这种秩序和真理制度是现代性的一个典型方面，并因经济和发展而得到深化。这种制度反映在客观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立场上，即要求“第三世界”及其人民存在于“外面”，通过理论被了解，并受到外部的干涉。现代性的这一特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莫汉蒂在提出“谁产生了关于‘第三世界’女性的知识？是从什么空间产生的知识？”的问题时，也提到了同样的特征。她发现，在大多数关于发展的女性主义文献中，“第三世界”的女性被描述为有“有需要”、“有问题”，选择少，没有行动自由。从这种分析模式中，浮现出了一个普通的、“第三世界”妇女的形象，并通过统计数据和某些范畴来构建她们。这个普通的“第三世界”妇女基本上过着一种基于她的女性性别（即性约束）和她是“第三世界”（无知、贫穷、未受教育、受传统束缚、居家、以家庭为导向、受害者等等）女人的生活。我认为，这与西方女性（含蓄的）自我呈现形成了鲜明对比——西方女性受过教育，很现代，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和性取向，有自己做决定的自由。这种自我呈现含蓄地假定西方标准作为衡量“第三世界”女性状况之基准。莫汉蒂认为，这种做法的结果在于，西方女性对“第三世界”的女性采取了一种家长式的态度，更普遍地说，是西方优越性霸权思想的延续。弥漫在这种制度之下，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著作也因之形成了某种一致性，从而强化了这种霸权。莫汉蒂总结道：“正是在这种对‘第三世界’女性压迫的、话语同质化和系统化的过程中，近年来的西方女性主义话语才能行使权力，这种权力需要被定义和命名。”不用说，莫汉蒂的批评更适用于主流的、关于“发展”的文献，其中的女性有着一种真正不发达的主体性，具有无能为力、被动、贫穷和无知等特征，就好像等待（白人）西方的手来帮助解决饥饿、文盲、贫困和被传统压迫的人。这一形象也以一种非历史性的方式使“第三世界”文化普遍化和同质化。只有从西方的角度来看，这种描述才有意义。它的存在更像是一种支配“第三世界”的权力象征，而不是关于“第三世界”的事实。现在，我们需要强调，在西方对“第三世界”有一定支配地位的世界体系中，这种话语的部署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必须加以探索。在权力不对等的条件下，话语的产生就是莫汉蒂等人所说的“殖民主义运动”。“殖民主义运动”允许对殖民地/“第三世界”行使权力，这是基础，即通过话语来具体构建殖民地/“第三世界”主体。根据霍米·巴巴的说法，殖民话语虽然是“理论上最不发达的话语形式”，但是“能够有效地将一系列差异和分歧结合在一起，而这些差异和分歧为种族、文化等级制度的话语和政治实践提供了信息”。霍米·巴巴对殖民话语的定义虽然复杂，但很有启发性。殖民话语是一种承认和否认种族/文化/历史差异的工具。它的主要战略性功能是通过知识生产（knowledge production）为“主体民族”（subject peoples）创造一个空间，在此基础上行使监督权，并煽动一种复杂形式的快乐/不快乐。殖民话语的目的是在种族起源的基础上，将被殖民者解释为退化（degenerate）类型的人口，以证明征服是合理的，并建立管理系统和教育系统。这里我指的是一种治理（governmentality）形式，它在划分“主体国家”时，占有、指导和支配其活动的各个领域。虽然这个定义中的一些术语可能更适用于严格意义上的殖民背景，但“发展”的话语由同样的原则所支配。它为关于“第三世界”的知识生产并对其行使权力创造了一个极其有效的机器（apparatus）。这个机器大约在1945年至1955年期间出现，此后一直在生产新的知识、新的权力安排、新的实践、理论、战略等等。总而言之，关于“发展”的话语成功地在“第三世界”上部署了一种治理制度，一个“确保对‘第三世界’进行一定控制的、‘主体民族’的空间”。这个空间也是一个地缘政治空间。用萨义德的术语来说，是一系列的想象性地理空间。“发展”的话语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一种地缘政治的想象。四十多年以来，这种想象塑造了“发展”一词的意义。对某些人来说，这种对空间权力的意愿是“发展”最基本特征之一，隐含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中心”和“边缘”等表述中。这些术语中隐含着空间的社会生产，它与差异、主体性和社会秩序的生产相互关联。尽管对这种地缘政治学进行了纠正（世界的“去中心化”、“第二世界”的消亡、世界城市网络的出现、文化生产的全球化等等），但是它们仍然以强有力的方式发挥着作用。就“第三世界”而言，历史、地理和现代性之间存在着一种抵制瓦解（disintegration）的关系——尽管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产生了“后现代地理学”。最后，我将处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如何想象一种“后发展”的制度，以及如何研究当今“第三世界”社会运动背景下的替代性实践。有人可能会说，这是把唯发展主义作为一种论述领域的研究。然而，与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研究不同，我更关注的是话语在实践中的部署。我想说，这种话语导致了“第三世界”的具体思考和行动实践。我将在本书中研究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拉丁美洲农村发展、健康和营养项目的实施情况。与东方主义有关的另一个警告来自霍米·巴巴：“考虑到意图和单向性，萨义德总是在说，殖民权力完全由殖民者拥有。”我试图通过考虑“第三世界”人民抵制发展干预的各种形式，以及他们如何努力创造不同的生存和行动方式，来避免这种危险。就像穆丁贝对非洲主义的研究一样，我也想揭示知识秩序的基础以及关于“第三世界”作为欠发达国家的论述。我想描绘“发展”的发明。然而，我没有把重点放在人类学和哲学上，而是把发展的时代放在现代性的整体空间里，特别是现代经济实践中。从这个角度来看，发展可以被看作现代性人类学的一个篇章。也就是说，它是对西方现代性的一般性研究，但作为一种文化和历史上的特定现象。如果真的有一种“人类学结构”支撑着现代秩序及其人文科学，那么就必须研究这种结构在多大程度上也产生了“发展”的制度，也许是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具体变异。这种现代性人类学的基本方向已经被提出来了，即把西方的文化产品变成“异国的”（exotic），以便看到它们的本质：我们需要将西方人类学化：表明它对现实的构成是多么具有异国情调；强调那些最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普遍性的东西（这包括认识论和经济学）；使它们看起来尽可能具有历史的特殊性；表明它们对真理的主张如何与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社会世界的有效力量。现代性人类学将依靠民族志的方法，研究由知识和权力相结合的历史实践所产生的社会形式。我们看到，通过知识和权力的衔接来建构“第三世界”的发展论调，这一点至关重要。我并不否认，从许多“第三世界”的空间来看，即使是西方的社会和文化实践中最合理的东西看起来也很奇特，甚至奇怪。然而，即使在今天，西方的大多数人（以及“第三世界”的许多地方）都很难用发展话语以外的术语来思考“第三世界”的情况和人民。这些术语（如人口过剩、饥荒的永久威胁、贫困、识字率等等）成为作为最常见的符号。它们已经被定型并被赋予了发展的意义。它们似乎不会消失。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发展与认识、观察、计算、节约等现代经验联系起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