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帕·弗里德里希（Caspar Friedrich，1774-1840）《雾海上的旅人》（Wanderer above the sea of fog，1818）德国汉堡美术馆藏
The Art-Work of the Future作者：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译按】瓦格纳在苏黎世的头几年里出版了一系列论文，其中在《未来的艺术作品》（1849）中，他描述了所谓的“整体艺术”（Gesamtkunstwerk，或译作“总体艺术”），音乐、歌曲、舞蹈、诗歌、视觉艺术和舞台艺术需要被统一起来。次年，瓦格纳还发表了《音乐中的犹太主义》（Judaism in Music，1850），被视为瓦格纳第一部反犹太人的著作。在这篇论战中，瓦格纳使用传统的反犹辞藻，认为犹太人与德国精神没有联系，因此只能创作浅薄和造作的音乐。他认为，他们创作音乐是为了获得知名度，从而获得经济上的成功，而不是创造真正的艺术作品。本文译自原文前三个章节。
人（Man）之于自然（Nature），正如艺术（Art）之于人。当自然从自身发展出人的生存条件的特性时，人就自发地进化了。同样，一旦人的生命从自身产生了艺术作品表现的条件，艺术作品就进入了生命之中。自然根据她的需求（Bedürfniss），无心（absichtlos）又无意（unwillkürlich）地创造出她的无数形式，因此具有必然性（Nothwendigkeit）。这种必然性也是产生和形成人的生命的力量。只有无心又无意的东西才能从真正的需求中产生。只有基于需求，才是生命的原则。人只有通过观察一切自然现象的和谐联系，才能认识到自然的必然性。如果人不能领会自然的必然性，他就会觉得自然是有心的。当人意识到自己与自然的差异，他就开始了自己作为人的发展，他摆脱了自然中动物生命的无意识，进入了有意识的生命。当人这样看着自然，从人对自然的依赖的第一感觉中，人唤起了思想的能力。从那一刻起，错误（Error）开始了，错误是意识的最早表达方式。但是错误是知识之母。从错误中诞生知识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从原始时代的神话一直到今天都如此。当人把自然的运行原理设定在自然自身的界限之外，当人把物理现象归结为超物理的、人格化的、任性的原理之时，人就错了。人把自然无意识的、本能的、无尽的和谐能量，变成割断的、有限力量的任性行为。“知识”意味着认识到这种错误，在于认识到本以为有心的现象的必然性。通过这种知识，自然界逐渐意识到自己，而且确实是由人自己意识到的，人只有通过区分自己和自然，才使自然变成“客体”（object），从而认识她。
卡斯帕·弗里德里希《海上月升》（Moonrise by the Sea，1822），德国旧国家美术馆藏
卡斯帕·弗里德里希《海上月升》（之二）（Moonrise by the Sea，1821），圣彼得堡埃尔米塔日博物馆藏
但是人认识到的自然本质是人自己的本质，并在周遭所有元素和生命中察觉到同样的必然性，因此在人自己的存在中也和在自然的存在中一样，那么这种人和自然的区别就再次合并了。这样，人不仅认识到一切自然现象之间的相互结合，而且也认识到他自己与自然的结合。如果自然通过与人的结合，在人身上获得了她的意识，如果人的生命正是这种意识的激活（对自然的简要描绘），那么人的生命本身也通过科学获得了认识，而科学又使人的生命成为经验的客体。但是，科学对意识的激活，对它所认知的生命的描绘，对这种生命的必然性和真理（Truth）的印象，就是艺术。人永远不会成为他能够和应该成为的人，除非他的生命是自然的一面真正镜子，是对唯一真正的必然性、内在的自然必然性的自觉追随，而不再屈从于外在的人造假象，这假象不是必然的东西，而是一种任性的权力。然后，人将首先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那之前，人还只是一种单纯的存在，受这个或那个宗教、民族或国家的准则支配。同样，在艺术成为（或能够成为）真正的、有意识的形象和真正的人的代表之前，在人获得真正的、被自然禁止的生命之前，自然不会成为她能够和应该成为的东西——直到自然不再需要从我们现代生活的错误、变态和不自然的扭曲中借用她存在的条件。因此，真正的人永远不会出现，直到真正的人性（Human Nature）而非国家的任性法规塑造和支配他的生命。因为只有当人获得与自然合一的喜悦意识时，人才会获得自由。只有当艺术不再为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而羞愧时，自然才会获得自由。但是，只有在与自然合一的喜悦意识中，人才能克服对自然的依赖。艺术只有通过与自由的、真正的人的生命合一，才能克服对生命的依赖。
卡斯帕·弗里德里希《孤独的树》（The Lonely Tree，1822），德国旧国家美术馆藏
当人不由自主地根据他从对自然的任性看法中收获得的概念来塑造自己的生活，并在宗教中体现其直觉的表达时，这些概念才在科学中成为人们有意识的、有意的审查和审视主题。科学的道路在于从错误到知识，从“想象”（Vorstellung）到现实，从宗教到自然。因此，在科学的开端，人对生命的态度与他对自然的现象的态度一致，前提是人把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生命分开。科学全面接管大脑的任性概念；而在自然这边，生命全面遵循必然性的本能演变。科学因此承担了生命的罪（sins），并通过自然自己的自我放弃来赎罪。
在对自然的认识中，自然以它的直接对立面为目的，它以认识无意识的、本能的、因而也是真实的、必然的、有形的东西为目的。因此，科学有限，而生命无限；错误有时，真理却永恒。但是，只有那些有感觉能力并遵从感官性（Sinnlichkeit）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有生命力的东西。科学在放弃和蔑视感官世界时的傲慢，是科学最大的愚蠢。科学的最高成就是她对这种傲慢的自我粉碎，对感官教诲的尊承。科学的目的在于证明无意识的正当性，赋予生命自我意识，使感官恢复知觉的权利，使必然性的任性意志在世界意志中消失。因此，科学是知识的载体，她的程序是中介，她的目标是中介；但生命是伟大的终极，是自身的法则。当科学逐渐认识到那终极的、自为规定的现实（reality），认识到现实生活本身的时候，这种承认也就在艺术里，或者说在艺术作品（Work of Art）里，得到了最坦率、最直接的表现。的确，艺术家一开始并不直接进行创作。艺术家当然带着一种任性的、选择性的心情开始工作。但是，当他扮演中间人进行挑选时，他的“能量产品”还不是艺术作品。只有当艺术家做出选择，当这种选择从纯粹的必然性中产生，当艺术家因此重新发现自己位于他选择的主题中时——就像纯粹的人在自然中找到他的真实自我，艺术作品才会变得鲜活，成为一个真实的东西，一个自我制约（self-conditioned）的直接实体。因此，真正的艺术作品，即艺术作品中最生动的、直接的形象描绘，是艺术家唯一的真正的救赎。杂乱而有目的的选择的最后痕迹被连根拔起。真正的艺术作品是对想象的坚定决心。真正的艺术作品让思想在感官中得到充实，是生命本身对生命需求的缓解。因此，艺术作品被认为是一种直接的生命行为，因此是科学与生命的完美和解。被打败的人因失败而得到救赎，并怀着喜悦之情向胜利的人戴上桂冠。如果生命本身被置于科学猜想之上，那么思想和科学的救赎以及它们向艺术作品的转化将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有意识的专制思想能完全支配生命，如果它能篡夺生命的冲动并将其转移到绝对生命需求的伟大必要性之外的其他目的，那么生命本身就会被剥夺，并被科学吞噬。科学确实怀揣过度的傲慢，梦想着这样的胜利——正如我们在国家和现代艺术那里见到的那样，它们是这个科学梦想的“无性和不育的孩子”。人们最早在宗教中发现的本能错误，后来在神学和哲学中成为妄加臆测和建立体系的出发点，在科学和科学的同近义词中，比如在治国之道（Statecraft）中，它们的权力不亚于那些因为先天神圣的无懈可击而要求统治和支配世界和生命的权力。那么，错误将不可逆转地在破坏性的胜利中统治永恒——那盲目地承受着它的生命之力，是不是又由于它的内在自然必然性而有效地消灭了它呢？理智虽然傲慢地脱离了生命，但它最终认为，除了无条件承认这种唯一明确可见的生命之力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逃避真正的精神错乱。这支重要的力量就是“人民”（das Volk）。那么谁是“人民”？在进一步开展讨论之前，我们绝对有必要就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达成一致。自古以来，“人民”就是一个包容性的术语，指的是构成一种共同性（commonality）的一切单位。起初，人民是家庭和部落；后来，各部落通过类似的术语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国家。实际上，由于罗马帝国吞没了各个民族，而在理论上，由于基督教只承认人（基督徒），而不承认种族，因此“人民”的概念已经扩大了，甚至蒸发掉了。我们要么将整个人类包括在其中，要么根据任性的政治假设，将国家（the Commonwealth）的某个特定且通常是无财产的那部分人纳入其中。
卡尔·古斯塔夫·卡鲁斯（Carl Gustav Carus，1789-1869）《港口的意大利渔夫》（Italian Fishermen in Port，1828-29）
不过除了这种琐碎感，这个词还获得了一种不可磨灭的道德意义。正因如此，在动荡不安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渴望加入人民的队伍。每个人都说他为人民的福祉着想，没有人允许自己被排除在外。因此，在最近的日子里，人们也经常以多样化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所以人民是谁？在整个政体中，一个单独的政党、或这个政体的特定部分能不能单独声称自己是人民？从乞丐到王子，我们不都是一样的“人民”吗？因此，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结论性的和世界历史的意义出发，其根源如下：“人民”是所有那些感受到共同和集体需求的人的缩影。因此，人民，是那些认识到他们的个人需求是一种集体需求的人，或者发现个人需求基于集体需求的人。因此，凡是希望通过满足共同匮乏（want）来满足自己匮乏的人，就应该把毕生的精力花在满足他们认可的共同匮乏上。因为只有那种迫切到极点的匮乏才是真正的匮乏。但“匮乏”本身就是真正“需求”的驱力，但共同和集体的需求才是唯一真正的需求。只有感到内心真正需求的人，才有权得到慰藉。但只有满足真正的需求才具有必然性。只有人民按照必然性的命令行事，因此他们不可抗拒，是正确的胜利者。
人民的死敌是所有感觉不到匮乏的人。因此，他们的生命源泉在于一种需求，这种需求没能力上升为匮乏，因此只是人为的、不真实的和自私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仅没有包含在一个共同需求中，而且位于共同需求的对立面。没有匮乏，就没有真正的需求；没有真正的需求，没有必要的行动（action）。在没有必要行动的地方，任性就在掌权；在任性为王的地方，各种恶习和对自然的犯罪攻击遍地开花。因为只有通过强迫、阻止和拒绝真正需求的慰藉，虚假和人为的需求才能努力慰藉自己。但人为需求的满足是奢侈品，它只能在与他人的需求相对立和以他人的需求为代价的情况下得到滋生和支持。这种奢侈品无情、不人道、贪得无厌、利己主义，就像召唤它的“需求”一样，但这种需求无限堆积、过度扩张，永远也无法阻止它。因为这种需求本身不是自然的需求，因此也不是可以满足的需求。它是虚假的需求，没有真正的、基本的对立面，它可以在它自身之中花费、消耗和满足。
实际的肉体饥渴有其天然的对立面，即饱腹感，通过喂食来满足它：但不想要的需求、渴望奢侈的需求，其本身就已经够奢侈、够多余的了。因此，它的错误永远不会变成真理。它扭曲、吞噬、折磨和燃烧，没有片刻静止；它让大脑、心灵、感官永远徒劳地去渴望，去吞噬生活中所有的愉悦、快乐和欢欣。为了一个唯一的、但却无法企及的“清凉”时刻，它挥霍了无数匮乏之人的辛劳和生命的汗水；它以无数穷人未满足的饥渴为生，尽管它无力在转眼间满足自己的饥渴；它把整个世界锁在专制主义的铁链里，却没有力量暂时打破它自己的那条大金锁。而这个魔鬼——这个神经错乱的需求，这个“需求”的需求，这个奢侈的需求是世界的主权。工业的灵魂使人麻木，把他们变成机器；我们国家的灵魂发誓放弃人类的荣誉，最好将他们作为国家恩典的忠诚收回去；我们的自然神论科学的灵魂把人推倒在一个非物质的上帝面前，他是智力的奢侈品的产物，供他消费。唉！我们艺术的灵魂，我们艺术的约定！
菲利普·奥托·龙格（Philipp Otto Runge，1777-1810）《于尔森贝克家的孩子们》（The Hülsenbeck Children，1805-06），德国汉堡美术馆藏
是匮乏！它将教会世界认识到它自己的真正需求，这种需要就其本质而言，是可以满足的东西。
匮乏将缩短奢侈的地狱，它将传授那些被地狱包围的、缺乏需求的精神——简单的、寻常的需求，即纯粹的人类的、身体的饥渴。在共同关系中，它指引我们找到那果腹的面包，那大自然清冽的泉水；我们要品尝真正的喜乐，并在与名副其实的人的交流中成长。在共同生活中，我们是否应该封上神圣必然性纽带的最后一环？封住这一纽带的“兄弟之吻”，将是未来的共同艺术作品。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伟大的救赎者和善行者，我们肉身必然性的代理人——人民，将不再是一个孤立、特殊的阶层。因为在这种未来的艺术作品中，我们大家将合而一之，成为必然性的传达者和支持者，是不自觉者的认识者，是不自愿者的意愿者，是自然的象征者，是幸福的人。【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