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我们这些难民》（1943）

澳大利亚战争艺术家阿兰·摩尔（Alan Moore，1914-2015）1947年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的画作《贝尔森眼瞎的男人》（Blind Man in Belsen），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

我们这些难民

We Refugees

作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

译者：陈荣钢

来源：We Refugees. Menorah Journal 31, no. 1 (1943): 69-77.

首先，我们不喜欢被叫作“难民”（“refugees”）。我们彼此以”新来的人”或“移民”相称。我们阅读美国的德语报纸。而且据我所知，从来没有一家由受希特勒受害者建立的俱乐部把“难民”写在名字里。

曾经，“难民”是那些犯下某种行为、持有某种政治观点而不得不寻求庇护的人。没错！我们确实不得不寻求庇护。但我们没有犯下任何行为，我们之中的大部分人从未想过任何激进的政治观点。我们来了，“难民”一词的含义也变了。

如今，“难民”是我们之中那些不幸抵达一个新国家却没有经济来源的人。他们离不开难民委员会的援助。在这场战争爆发以前，我们对“难民”这个称谓更加敏感。我们竭力向他人证明我们只是普通移民。我们宣称，我们自愿离开故国，去向自己选择的国家。我们否认我们的处境与“所谓的犹太人问题”有丝毫瓜葛。

是啊！我们是“移民”，是“新来的人”。我们离开故国，只是因为它不再适合我们了，或者纯粹因为经济原因我们要走了。我们想重建我们的生活，仅此而已。为了重建生活，我们必须坚强，必须成为一名乐观主义者。所以我们十分乐观，乐观得连我们自己都佩服不已。

我们抗争的故事终于被人听到了。我们失去了家园，也就失去了日常生活的熟悉感。我们失去了工作，我们本可以自信地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我们失去了我们的语言，失去了自然的反应、简单的肢体动作和不受影响的情感表达。我们离开波兰犹太人聚居区（ghettos）的亲人，挚友们在集中营被杀，我们的私人生活就这样断了。

不过，我们一经得救（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不得不多次被救），就开始了我们的新生活，并尽可能遵循救助者传授给我们的一切好建议。我们被告知要忘记（forget）。我们忘记的速度比谁都快。

人们友好地提醒我们，新的国家将成为新的家园。在法国呆了四周，我们就假装是法国人；在美国呆了六周，我们就假装是美国人。我们之中比较乐观的人甚至补充道，他们以前的生活尽在一种无意识的流放中度过，如今新国家才让他们知道了家园的真正模样。诚然，当我们被告知要忘记以前的工作时，我们有时会提出反对意见。当我们的社会标准受到威胁时，我们通常很难抛弃过去的理想。可是，我们很轻松地忘记了我们的语言。一年后，乐观主义者相信他们的英语和母语一样流利；两年后，他们信誓旦旦地认为英语是他们最精通的语言，相较之下，德语已经几乎忘了。

为了更快地忘记，我们不愿提及关押我们的集中营和强制收容所，它们遍布欧洲几乎每个国家。提这些事是对新家园的悲观，是缺乏信心的表现。此外人们经常提醒我们，没有人喜欢听这些故事。地狱不再是一种宗教信仰或幻想，而是像房子、石头和树木一样真实的东西。显然，没有人想知道当代历史创造的这种新人类，这种新人类要么被敌人关进集中营，要么被朋友投到强制收容所。

就连我们彼此也不谈论过去。相反，我们找到了掌握不确定未来的方式。每个人都有计划、愿望和期盼，我们也不例外。然而，除了人类的普遍态度之外，我们还试图更科学地勾勒未来。历经劫难的我们渴望拥有子弹弹道轨迹一样明确的道路。因此，我们把世间的不确定性抛在脑后，把目光投向天空。

星星（而不是报纸）会告诉我们希特勒什么时候会被打败，我们什么时候会成为美国公民。我们认为星星是比所有朋友都更可靠的顾问。我们向星星学习什么时候应该和救命恩人共进午餐，星星会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填写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调查问卷。我们有时甚至不依赖星星，而是依靠掌纹或笔迹。

就这样，我们对政治事件的认识减少了，但对我们自己亲爱的自我的认识却增加了——尽管不知何故精神分析已经过时。那些快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上流社会百无聊赖的先生太太们都在谈论自己幼年时期友善的不端行为。他们不再需要鬼故事，真实的经历让他们浑身颤栗。他们不再需要迷恋过去，现实已经足够令人着迷。因此，尽管我们不掩饰自己的乐观态度，但我们还是用各种神奇的技巧来唤起未来的灵魂。

我不知道哪些记忆和思想在我们每晚的梦中停留。我不敢问，因为我也宁愿做一个乐观主义者。但有时我会想象——至少每晚，我们都会想到我们的死者，想起我们曾经爱过的诗歌。我甚至可以理解，在宵禁期间，我们西海岸的朋友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想法，认为我们不仅是“未来的公民”，而且是当下的“敌国异邦人”。不过，在白天的时候，我们是“字面意义上”的敌国异邦人，所有难民都知道这一点。但是，当字面上的理由使你困在黑屋子里无法离家时，自然免不了对字面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产生一些负面猜想。

不对，我们的乐观主义大有问题。我们之中有一些奇怪的乐观主义者，他们在发表了很多乐观言论之后，回家就烧炭自杀，或者从摩天大楼上纵身跳下。他们似乎证明，我们宣称的快乐建基在对死亡的危险准备之上。我们坚信生命是最高的善，死亡是最大的不幸，但我们却成了比死亡更可怕的见证者和受害者。我们没能发现比生命更高的理想。

因此，尽管死亡对我们来说不再恐怖，但我们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为一项事业甘冒生命危险。难民们不再奋战，也不再思考如何反击，而是期待着亲朋好友的死亡。如果有人死了，我们欣然认为他豁免了种种困难。最终，我们之中有不少人也希望解脱，并采取了行动。

自1938年希特勒入侵奥地利以来，我们看到信誓旦旦的乐观主义迅速转变为无言的悲观主义。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变得更糟——更加乐观，却更有自杀倾向。库尔特·舒施尼格（Schuschnigg）领导下的奥地利犹太人是一个如此开朗的民族，公正的观察家们都心生敬佩。他们束之高阁，深信自己平安无事，这真是太棒了。但当德国军队入侵，异族邻居侵扰犹太家庭的时候，奥地利的犹太人开始自杀。

与其他自杀者不同的是，我们的朋友们没有对他们的行为留下任何解释，没有提出控告，没有对这个世界提出指控，可是这个世界却强迫着绝望的将死之人强颜欢笑，直到他生命的尽头。他们留下了寻常又毫无意义的信件。我们在他们敞开的坟墓前进行葬礼演说，说着简短、尴尬却希望满满的言辞。没有人关心他为什么死，就好像我们都知道似的。

我道出的事实不讨喜。更糟糕的是，我甚至没有使用唯一能打动现代人的论据——数据来论证我的观点。就统计数据而言，那些满腔怒火，否认犹太民族存在的犹太人也支持着我的观点，否则他们如何证明只有少数犹太人是罪犯，而大多数在战争中被杀害的犹太人是爱国者？我们知道，在文明国家中，犹太人的自杀率很低。我确信这些数据不再正确，但我只能用经验来反驳，却无法提供数据证明。

不过，这对于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就已经足够了。他们从不相信一个人头骨的大小可以准确反映这个人的脑容量，也不相信犯罪统计数据可以准确表达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准。无论如何，今天欧洲各地犹太人的所作所为都不再遵循数据。在柏林和维也纳，在布加勒斯特和巴黎，惊慌失措的犹太人自杀了，纽约和洛杉矶、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的犹太人也在自杀。

另一方面，我们很少听到犹太人聚居区和集中营中的自杀事件。的确，波兰的报道本来就少，相比之下我们对德国和法国的集中营了如指掌。

比如，我在法国的居尔（Gurs）集中营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期间，我只听说过一起自杀事件，据说是为了激怒法国人的集体抗议事件。有人胆敢明言，我们被运到那里是为了“被处理掉”，于是人们的普遍情绪急转直下，转化为一种强烈的求生勇气。

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一个人把整件事解释为私人和个体的厄运，并以私人和个体的方式结束生命，那么这个人一定不关心更广泛的事务，对社会也没什么兴趣。但是，同样一个人在私人生活中，面对貌似个体的问题，就会表现为疯狂的乐观主义，而这种乐观主义与绝望只有一线之隔。

我们是第一批受到迫害的无宗教信仰的犹太人，也是第一批在极端和非极端情况下都诉诸自杀的犹太人。也许哲学家们没有错，他们教导，自杀是人类自由的最后和最高保障。我们不能自由创造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生活的世界，但我们可以自由地抛弃生命，离开世界。

虔诚的犹太人必然不能实现这种消极自由。他们认为自杀是谋杀，是破坏人类永远无法创造的东西，干涉了造物者的权利。“耶和华所赐，耶和华所夺”；“愿主的名字得到祝福”。对他们来说，自杀和谋杀一样，意味着对世间造物的亵渎攻击。自杀的人断言，生命不值得活下去，世界不值得为他提供庇护。

然而，我们的自杀者并不是疯狂的反叛者，对生活和世界发出挑衅，在自己身上杀死整个宇宙。他们以一种安静而谦逊的方式消失。他们似乎为这个解决个体问题的暴力方案感到抱歉。

他们普遍认为，政治事件与他们的个人命运无关。不管时代是好是坏，他们会完全归罪于自己的个性。眼下，他们发现自己身上有一些难以名状的缺点，使他们无法继续过活。他们从小就觉得自己有权享受某种社会标准，如果这个标准不能再保持下去，他们在自己眼中就是失败者。他们的乐观主义是为了保持头脑清醒的虚妄尝试。在这种欢快的外表之下，他们不断在自我绝望中挣扎。最终，他们的死亡成了一种自私的行为。

如果我们被拯救，我们会感到羞耻，如果我们被帮助，我们会感到堕落。我们像疯子一样为具有个人命运的私人存在而奋斗，因为我们之中的许多人曾经是慈善家，他们清晰记得那些被施舍的叫花子（schnorrer）。他们害怕成为叫花子。那时的我们并不理解，原来，叫花子并非无能蠢货（schlemiel），他们才是犹太人命运的象征。

今时今日的我们也不觉得犹太人应该团结起来。我们并不明白，这并不仅仅是我们各自的事，而是整个犹太民族的事。庇护我们的人很难理解这一点。我记得巴黎一位慈善事业的负责人，每当他收到一位德国犹太知识分子的名片时，他就会高声叫喊：“博士先生，博士先生，叫花子先生，叫花子先生！”

我们从这些不愉快的经历中得出了显而易见的结论——成为一名哲学博士不再让我们满意。我们学会了，为了建设新生活，一个人必须首先改善旧生活。我们创作了一则小童话来描述自己的行为——背井离乡的腊肠犬在孤独的悲伤中开始说起自己的故事：“曾经当我还是圣伯纳犬的时候……”

我们的新朋友被这么多明星和名人淹没，他们很难理解，在我们所有对过去辉煌的描述中，有一个人类的真相——曾经我们是人们关心的人，我们被朋友所爱，房东知道我们会定期支付租金。我们曾经可以够买自己的食物、乘坐地铁，那时没有人告诉我们不受欢迎。

后来，新闻记者找上我们，让我们不要在买牛奶和面包的时候造成不愉快。之后，我们就变得有点歇斯底里了。我们想知道如何才能如他们所愿。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刻都已经非常小心，避免任何人猜疑我们的身份，猜疑我们持有哪国护照、出生证明上写的地点是哪里。我们要避免让别人知道希特勒不喜欢我们。我们尽力去适应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当你购买食物的时候，你必须要有某种政治头脑。

在这种情形之下，圣伯纳犬越长越大。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期待接受某项工作的年轻人，他叹息道：“你不知道你在和谁说话。我曾在柏林的一家大百货公司担任部门经理。”另一个中年男人也深感绝望。他从一个委员会到另一个委员会。在经历了无数轮救助申请之后，他最终大喊：“这儿没有人知道我到底是个什么人物！”由于没有人愿意把他当作一个有尊严的人，他开始给大人物们发电报。他很快明白，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上，接受一个“大人物”要比接受一个普通人容易得多。

我们越是不能自由决定自己是谁或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我们就越是试图装出一副样子，隐藏事实，扮演角色。我们被驱逐出德国，因为我们是犹太人。但我们刚刚越过法国边境，就变成了“德国佬”（“boches”）。我们甚至被告知，如果我们真的反对希特勒的种族理论，我们就必须接受这一称号。

七年来，我们扮演着一个可笑的角色——试图成为法国人（成为未来的法国公民）。战争伊始，我们还被当作“德国佬”来关押。但在此期间，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确实已经成为十分忠诚的法国人，以至于我们甚至不能批评法国政府的命令，因此觉得被关押这件事没有错。我们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自愿囚犯”。德国人入侵法国之后，法国政府只需给我们换个称呼。我们因为是“德国人”而被监禁，却没有因为是犹太人而被释放。

同样的故事在世界各地反复上演。在欧洲，纳粹没收了我们的财产；在巴西，我们必须向政府交出我们财富的30%，仿佛我们是“德国海外联合会”的忠实成员；在巴黎，我们不能在八点之后踏出家门，因为我们是犹太人；在洛杉矶，我们之所以受到限制，是因为我们是“敌国人”。我们的身份被频繁更改，以至于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我们到底是谁。

不幸的是，就算我们和犹太人打交道，事情也并没有好转。法国犹太人深信，所有来自莱茵河地区以外的犹太人都是他们口中的“波兰人”（“Polaks”）——德国犹太人把这些人称作“东方犹太人”（“Ostjuden”）。但那些真正来自东欧的犹太人却不能同意他们的法国兄弟，他们称我们为“德国犹太佬”（“Jaeckes”）。出生在法国的第二代东欧犹太人移民后裔痛恨这些“德国犹太人”，前者不但同化进了法国社会，还融入了法国犹太上流社会的观点。因此，在同一个家庭中，你可以被父亲称为“德国犹太佬”，被儿子称为“波兰人”。

自从战争爆发和欧洲犹太人受难以来，仅仅是“难民”这个身份就阻止了我们进入当地犹太社会。少数特例不过是这一结论的旁证。这些不成文的社会铁律从未被人公开承认，却拥有如此巨大的舆论力量。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这样一种无声的舆论和做法比所有官方宣布的好客和善意更加重要。

人是一种社会动物，当社会关系被切断时，生活的难处就找上门来。只有在某种社会结构中，道德标准才能维持。如果他们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地位彻底混乱，就很少有人有力量保全自己。我们缺乏勇气，无力为了改变我们的社会和法律地位而斗争。虽然无法改变社会和法律地位，但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却设法改变自己的身份。这种奇怪的行为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是我们自己一手铸成了身边的混乱局面。

有一天，有人会写出犹太人从德国移民的真实故事。这个故事要从柏林的“科恩先生”（Mr. Cohn）开始讲起。他一直是一个150%的德国人，一个德国超级爱国者。1933年，这位科恩先生在布拉格找到了避难所，并很快成为一名坚定的捷克爱国者。就像他在德国一样，他现在是一名真正的、忠诚的捷克爱国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约在1937年，已经受到纳粹压力的捷克政府开始驱逐犹太难民，无视他们作为未来捷克公民的强烈感受。我们的科恩先生随后去了维也纳。他要在那里适应自己，他要有明确的奥地利爱国主义。德国的入侵又迫使科恩先生离开了那个国家。他又在一个糟糕的时刻来到了巴黎，但他从未获得过正规的居住许可。由于已经掌握了技巧，他拒绝把那些行政手段当回事，并坚信他将在法国度过他的未来生活。因此，他准备认同“我们的”先祖韦辛格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高卢起义领袖），以此来适应法国这个国家。我不要再详述科恩先生接下来的故事了。只要科恩先生不能下定决心做他真正的身份——犹太人，就没有人能够预言他将不得不经历的所有疯狂变化。

一个想失去自我的人确实发现了人类存在的无限可能性——这无限的创造力。但是，恢复一个新的人格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一样困难，也一样希望渺茫。无论我们做什么，无论我们装成什么样子，只不过暴露出我们对改变的疯狂渴求。我们不想当犹太人。

我们的一切活动都以此为目的——我们不想成为难民，因为我们不想成为犹太人。我们假装是讲英语的人，因为近年来讲德语的移民被标记为犹太人；我们不称自己为无国籍者，因为世界上大多数无国籍者是犹太人；我们愿意成为忠诚的霍屯督人（Hottentots，荷兰殖民者口中的非洲原住民），只是为了掩盖我们是犹太人的事实。我们没有成功，也不可能成功。在我们的“乐观主义”掩盖下，你很容易发现同化主义者无望的悲伤。

对我们这些来自德国的人来说，同化（assimilation）一词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你很难意识到我们多么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同化的意思不是“不得不适应我们碰巧出生的国度”，也不是去迎合那些说着和我们同样语言的民族。我们原则上要适应一切，适应所有人。

有一次，我的一个同胞说的话让我明白了这种态度，他显然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感受。他刚到法国，就成立了一个这样的适应协会。在这个协会里，德国犹太人互相宣称他们已经是法国人了。在他的第一次演讲中，他说：“我们在德国是好德国人，因此我们在法国也将是好法国人。”公众热烈地鼓掌，但没有人笑。我们欣然学会了证明自己忠诚的办法。

如果爱国主义是一种惯例或一套习惯性动作，那么我们应该是世界上最爱国的人。让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科恩先生。他打破了所有记录。他是那种理想的移民，在每一个被可怕命运驱使进入的国家，他总能迅速看到并爱上当地的风土人情。但爱国主义还是一种惯例，所以人们很难相信我们反复转变的诚意。这种斗争使我们自己的社会如此不宽容。我们在没有自己群体的情况下要求得到充分的肯定，因为我们没有资格从当地人那里获得这种肯定。当地人多疑地面对着我们这些陌生人，在他们眼中，只有对自己的故国保持忠诚，才能被他们理解。这使我们的生活非常痛苦。我们是犹太人，在我们原本的国家，爱国主义有它特殊的意义。如果我们这样稍加解释，就可以消除这种疑虑。我们确实对故国怀有真诚而深切的情愫。

我们写了大部头的书来证明这一点，整个官僚机构都在探索它的古老性，并从统计学上解释它。我们让学者们写哲学论文，论述犹太人和法国人、犹太人和德国人、犹太人和匈牙利人、犹太人和……等等。我们的忠诚度被如此频繁地怀疑，这种怀疑有很长的历史。这是一百五十年来被同化的犹太人的历史，他们完成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壮举，虽然他们一直在证明他们的非犹太人身份，但他们成功地保持了犹太人的身份。

这些尤利西斯式的游荡者感到绝望般困惑。与他们伟大的原型不同，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们狂热地放弃自己的身份。这种狂热由来已久，但过去十年终于揭示了我们存在的深刻荒谬性。我们就像有固定观念的人，忍不住不断地试图掩饰一个想象中的耻辱。因此，我们热情地喜欢每一种新的可能性，因为它是新的，似乎能够创造奇迹。我们对每一个新的民族都很着迷，就像一个身材匀称的女人对每一件承诺能给她带来理想腰身的新衣服感到高兴一样。但是，只要她相信新衣服的神奇特性，她就会喜欢它，尽管她最终会发现衣服并没有改变她的身材——或者说，没有改变她的地位。

人们可能会惊讶，我们所有这些奇怪的伪装如此无用，却还不能使我们气馁。人们很少从历史中学到东西，却从个人经验中学习，如我们所见，这些经验会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但是，在你向我们发难之前，请记住，作为一名犹太人，并不能在这个世界上获得任何法律地位。

假如我们从一开始就坦白我们的犹太人身份，那么我们将把自己暴露在人类的残酷命运之中，而不会得到任何具体法律和政治公约的保护。我们除了人类这个身份之外别无他物。我很难想象一种更危险的态度，因为我们实际上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人类本身已经不复存在了，社会已经发现，歧视是一种伟大的社会武器，人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杀人。护照或出生证明，有时甚至是所得税收据都不再是正式文件，而是社会歧视的工具。

诚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完全依赖社会标准，如果社会不认可我们，我们就会对自己失去信心。为了被社会接受，我们准备付出任何代价，一直如此。但同样真实的是，我们之中的极少数人试图在没有所有这些适应和同化的情形下过活，付出了他们无法承受的高昂代价。在这个颠三倒四的世界中，他们的努力甚至破坏了法律给予的少数机会。

这是少数犹太人的传统，他们不想成为新贵，他们更喜欢“自觉的平庸”地位。所有犹太民族吹嘘的品质——“犹太心肠”、人性、幽默、无私的智慧都是贱民的品质。犹太人的所有缺点——冷漠、政治上的愚蠢、自卑感和贪财都成了新贵的特征。一直有犹太人认为，哪怕他们的城堡精神狭隘浅薄，哪怕金融交易在本质上具有不真实性，这些人也不愿做出改变，不愿拿出更人性的态度，不愿洞察现实，因为他们觉得不值得这样做。

伯纳德·拉扎尔（Bernard Lazare） 认为，这些少数人的态度可以被称为“有意识的贱民”。这和我们的科恩先生的态度一样，都不能仅仅用最近的事件来解释（他千方百计地想成为一个新贵）。两人都是19世纪的子民，对社会贱民（pariahs）和他们的对立面社会新贵（parvenus）了如指掌。现代犹太历史从所谓宫廷犹太人（court Jews）开始，一直到犹太百万富翁和慈善家，但很容易忘记犹太人的另一支传统——海涅（Heine）、拉埃尔·瓦尔哈根（Rahel Varnhagen）、沙勒姆·亚拉克姆（Sholom Aleichemn）、伯纳德·拉扎尔、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甚至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

历史迫使这两种人都处于亡命之徒的境地，对贱民和新贵都是如此。新贵还没有接受巴尔扎克的伟大智慧“人不能失败两次”。因此他们不理解前者的狂野梦想，并为分享他们的命运感到羞耻。那些坚持说真话的少数难民，甚至到了“下流”的地步，以他们不受欢迎的身份换取到一个无价的好处——历史对他们来说不再是一本封闭的书，政治不再是异邦人的特权。

他们知道，欧洲剥夺了犹太人的身份之后，犹太人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将立于法外之地。他们被从一个国家赶到另一个国家，这些难民是他们民族的未来，只要他们还保留自己的民族身份。犹太人的历史第一次与所有其他民族的历史联系在一起。欧洲各民族眼睁睁看着他们之中最脆弱的成员被排除和迫害，他们的和睦社会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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